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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170657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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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第二章 根治手术：青年土耳其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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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记忆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今天想起还无不动容。我以为它是土耳其各民族间纯朴的爱的拥抱，可他们竟然为了列强或他们自己领袖的政治利益而自相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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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莉黛·埃迪布（Halidé Edib），《回忆录》（Memoir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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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穆斯林认识到（刚继位的）哈里发的软弱无能，以及他只是那些迟早会疏离伊斯兰教的人的傀儡之后，一个重大的危机将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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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龙·马沙尔（Baron Marschall），德国驻奥斯曼大使，1909年10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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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世纪的历史长卷截取一帧画面，我们将看到在1908年7月的君士坦丁堡，欣喜的帝都民众一度欢欣鼓舞，一度却又极度压抑。在这个国家的民族—宗教大熔炉里，各个正升温沸腾的种族——穆斯林和基督徒、巴尔干半岛的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土耳其人和希腊人、切尔克斯人、鞑靼人、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会真的相信几个法语单词（自由、博爱、平等）就能湮灭他们的差异，并将奥斯曼帝国从持续数百年的停滞和衰退中扭转过来，把这个国家带往现代民主宪政的日耀高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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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所有革命者一样，1908年的男男女女仅仅为他们所反对的事务而联合在了一起：“耶尔德兹的恶魔”的专制统治。亚美尼亚活动家指责阿卜杜勒·哈米德创建了哈米迪耶军团，制造了1894—1896年的大屠杀以及其他许多别的罪状。保加利亚人同样憎恶苏丹固执地宣称对其宗主国的地位，即使阿卜杜勒·哈米德在1885年就已默许将土耳其的“西鲁米利亚”合并至保加利亚。很多奥斯曼的希腊人仍然为希腊在1897年战争中的耻辱战败而痛苦不堪。记者们在苏丹强制推行的严格审查制度之下感到很恼火，甚至异见人士和被驱逐者也鄙视监视他们的秘密警察（在德国情报机构的指导下）。受过教育的女士，比如很多基督徒和犹太人，对阿卜杜勒·哈米德复兴伊斯兰教感到厌恶，因为这种复兴思潮会扑灭人们在坦齐马特时期（苏丹曾经在多个场合下令规定女性在家以外的地点不能揭开面纱，或者要由男性陪伴在旁——尽管这些规定被普遍忽视）取得的关于公民平等的任何进步。3最重要的是，野心勃勃的土耳其军官和政治家们责备苏丹停止实行1876年宪法，解散议会，实行高门官僚主义，以及靠耶尔德兹的专制裁决来推行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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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阿卜杜勒·哈米德自己的教友和血亲似乎才是最鄙视他的。没有基督徒能超过艾哈迈德·里扎（Ahmed Rıza）的夸张修辞，后者曾是布尔萨（Bursa）的教育局局长，也是统一与进步委员会（Ittihad ve Terakki Cemiyeti或CUP）的创立者，以及法土双语杂志《咨询》（Meşveret）的编辑。在里扎的杂志里面，苏丹被从各个角度描绘（如阿卜杜勒·哈米德之后通过律师提起的法律诉讼中所称）成“骗子、刽子手、上帝之鞭、嗜血的君主、血腥的暴君、堕落的专制者、穆斯林的耻辱、看守羊圈的狼”，当然，还有“沾满鲜血的苏丹”。一个名叫穆拉德·贝（Murad Bey）的切尔克斯穆斯林发行了一份反对派刊物——《地位》（Mizan），措辞强烈，与前者不相上下，他控诉苏丹“后宫的声色犬马败坏了……统治家族”。4苏丹的皇弟，“达马德”·马哈茂德帕夏（“Damad” Mahmud Pasha）不甘示弱，于1899年“潜逃”至巴黎，向一位具有同情心的《晨报》记者讲述道：“整个奥斯曼帝国如同一座监狱。从苏丹穆拉德五世到伊斯坦布尔的乌理玛（ulema）中最卑贱的成员，阿卜杜勒·哈米德无一不把他们关进监狱。”在对一位伦敦报业的雇用文人进行描述时，马哈茂德的措辞更加色彩分明，他告诉伦敦《标准报》的读者，这个“耶尔德兹的恶魔”曾“消灭了几千名人类——穆斯林和基督徒”。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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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应该对马哈茂德之类的王位觊觎者提供的证词保持怀疑。德国一份支持哈米迪耶的报纸《联邦报》（Der Bund）就不无辛辣地评述道，如果这位刚愎自用的帝王真的憎恶他皇弟的话，他可能不会每年还给他皇弟支付300万瑞士法郎的聘金。6和里扎、穆拉德·贝及其他“土耳其党人”被驱逐者一样，马哈茂德相信，如果自己有机会上台执政，一定能比现在的帝王做得更好。然而当我们考虑到所有的反对派领袖在国外过得相当惬意时，这些在压迫面前的痛苦咆哮声听起来多少有些空洞。如果苏丹的独裁统治真的状况良好的话，《咨询》和《地位》也就不会有数量如此众多的读者了，要知道这并非是因为其编辑有名或是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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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来看，哈米迪耶被驱逐者们积极的政治活动反而说明了苏丹的“专制暴虐”比他们宣称的要温和得多。阿卜杜勒·哈米德的确杀死过至少一位危险的异见人士——米德哈特帕夏，正是他帮助阿卜杜勒·哈米德掌握了政权。1881年，米德哈特接受审判并被宣判有罪，理由是在1876年谋杀了阿卜杜勒—阿齐兹（由苏丹的母亲佩尔泰尼亚提供证词）。最终这位前大维齐尔被流放到麦加西部的塔伊夫（Taif），据说在1883年5月被扼死。但是，在1896年9月亚美尼亚危机到达高峰时，尽管一场意图废黜阿卜杜勒·哈米德的阴谋事件被他揭穿——这是一次真正的CUP阴谋，大约牵扯350名奥斯曼军队和公务员中的密谋者——阿卜杜勒·哈米德也并没有将这些反对派人士处以叛国罪，而是仅仅把他们流放至偏远的省份（将最危险分子流放到利比亚，其余的流放到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1]如果不是苏丹在1896年实行不可思议的宽大政策——一支卓越的国际反对派中坚力量也由此形成，奥斯曼整个驱逐政治运动则相当让人难以置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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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同一时期革命流亡者的经历与此相似且饶有趣味。尽管布尔什维克党的宣传使我们相信“血腥尼古拉斯”的杀伐，然而对比后来的苏联标准，沙皇治下实在是某种温和得多的警察国度。在1905年的俄国革命中，社会主义者被宣判有罪，比如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在他们登上流放去西伯利亚的火车时，人群欢呼拥簇，还投掷鲜花，火车同样装备精良——托洛茨基还随身携带他的私人藏书（列宁作为1905年革命的后来者，尽管在1907年才再次离开俄国，却并没有被给予内部放逐的“荣誉”）。托洛茨基发觉西伯利亚不太适合徒步逃难，所以他之后在欧洲首都露面，在一个舒适的环境中继续其反抗“血腥尼古拉斯”的战斗。同样，大多数“1896年”土耳其党人遭到土耳其内部放逐，也决心逃往巴黎或日内瓦的沙龙，而非土耳其亚洲部分的沙漠地区。不是第一次，也非最后一次，这些专制统治自身的温和之处却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死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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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卜杜勒·哈米德和他的反对者之间总是存在着一个灵活的动态变化。他意识到，他们中的一些不想被流放的且有野心的人可以加以利用。比如切尔克斯人穆拉德·贝（Murad Bey），从开罗到日内瓦，在历经多年反抗苏丹的阴谋组织运动之后，于1897年被引诱投身君士坦丁堡，并列席政务院。他的杂志《地位》也摇身一变，告别以往。还有CUP的两名创始人——阿卜杜拉·杰夫代特（Abdullah Cevdet）和伊沙克·苏古蒂（İshak Sükûti），曾亲自参加1896年秘密计划，在穆拉德叛变之后，试图在日内瓦出版一个新的杂志《土耳其人》以弥补出现的空缺——却也在1899年接受了政府闲职。艾哈迈德·里扎比谁都高兴。在奥斯曼的被驱逐者群体中，他的反对派杂志《咨询》从现在起将没有任何真正的对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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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具备真实性的话，那么艾哈迈德·里扎在土耳其党人运动中的地位的持久性则相当有趣。这个狂热的法国崇拜者的母亲是巴伐利亚人，父亲使用英语交谈，自从他在1895年永久性移居到日内瓦后，便几乎不怎么回家了。《咨询》的早期刊号通过欧洲驻土耳其大使的邮局被偷渡进国内，并将实证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信条印在刊头，使用西历（即阳历）标注日期。作为一个世俗主义者、男女平等主义者和可能的无神论者，里扎似乎不太愿意隐瞒对自己出身宗教的根本敌意。（里扎年轻的时候在访问巴黎时曾写信给他的妹妹：“如果我是一个女人，我会支持无神论并且永远不会成为穆斯林。难以想象一个宗教总是将好处带给男性，却将危险的事情强加在女性身上……让这种宗教离我远点儿。”）里扎对待实证主义是如此纯粹，以至于他坚持CUP的口号应该是“秩序和进步”，而非“统一和进步”。正如与里扎一同被驱逐的一位同伴阿里夫·贝·奥格雷（Arif Bey Oǧlu）在一封私信中抱怨的：“如果伊斯坦布尔在先前没受过教育的公众之中发表这种言论，那么人们仅存的那点儿对我们有利的同情也会被毁灭。”然而更糟糕的是里扎固执的个性和刚愎自用的态度。正如奥格雷在他的抱怨中总结的：“既然我们拒绝接受（奥斯曼王朝的）统治，为什么又要遵从艾哈迈德·里扎的意志行事呢？”或许是觉察到里扎浑身带刺的性格将有助于苏丹分化和征服其反对者，所以苏丹并没有想要诱使里扎回国，他甚至还不动声色地收买里扎的竞争者。阿卜杜勒·哈米德通常比他的反对者先行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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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里扎难以团结CUP各派系的情况下，“达马德”·马哈茂德帕夏自己似乎一度接管着运动。但是马哈茂德的健康状况在缓慢恶化，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疲惫不堪的旅行安排。作为一个逃难中的王室成员，且一心想要废黜在任君主，他很难找到一个国家愿意允许他永久性居住（结果证明，即使以瑞士的耐心，也是有限制的）。马哈茂德在自己还有能力的时候试图推动事情发展，他在开罗发表了一份呼吁，邀请奥斯曼所有被驱逐者——也包括亚美尼亚群体，比如达什纳克党人和罕查克党人，连同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犹太人、阿拉伯人，甚至还有苏丹的阿尔巴尼亚反对者——参加1902年2月在巴黎召开的奥斯曼自由主义者大会。然而马哈茂德的身体太虚弱，无法亲自主持会议（在会议召开后不到一年的1903年1月，他就去世了），因此会议的主导权由他儿子萨巴赫丁（Sabahaddin）亲王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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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巴赫丁抓住机遇，声明掌握了领导权。若按传统来讲，他是一个真正的能言善辩的人。萨巴赫丁充分吸收了欧洲关于社会平等和宗教宽容的思想，同时对奥斯曼的过去秉持积极的观点，他相信这些价值观过去都被践行过——直到耶尔德兹宫的暴君上台后将其残忍地抛掉。“从它的首次露面到它的宪法，”萨巴赫丁对齐聚巴黎的47个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代表说，“奥斯曼帝国从未不尊重它治下所有不同种族的语言、习俗和宗教。”“从未”，这是说直到阿卜杜勒·哈米德继位，才给他的人民带来了“压迫统治和罪恶的唯一来源，并激起了所有人的暴戾和愤慨”。为了将“帝国的哈特法令和国际条约认可尊崇的人民的权利”归还给奥斯曼的属民以便其“充分享用”，萨巴赫丁提议代表们联合起来推翻苏丹（想来尽管他并没有明确说明，但是他的父亲或者他自己便能够继承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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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观点，奥斯曼的被驱逐者们几乎没有反对的。而且亲王萨巴赫丁提出的希望大家推翻耶尔德兹暴君的方式也无可非议。同时，萨巴赫丁似乎要下决心放弃自己在运动中的主导权，他在多数决议上补充了一条重要的附加条款，要求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委员会”以游说《巴黎条约》（1856年）和《柏林条约》（1878年）的相关欧洲签约方，“获得他们道义上的支持和立场上的友善举措”，并最终“将国际协议要求的内部制度付诸实施”，所涉《柏林条约》明确指代第61条，欧洲已经建立起监管“（高门政府须同意执行）亚美尼亚人提出的关于其居住地的改良和改革要求，且不能有任何耽搁。此外，还要保证他们对切尔克斯人和库尔德人的安全”。为迎合在巴黎的民众——在这些民众中，亚美尼亚人居于主要地位——似乎是希望重演克里米亚战争，萨巴赫丁公开表示支持欧洲代表基督徒少数派干预奥斯曼帝国事务。在土耳其人和其他穆斯林之中，没有什么能比他的立场更关系重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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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预见到，艾哈迈德·里扎是第一个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人。虽然里扎因西式世俗主义而享有名声，但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十分敏锐，所以并没有支持欧洲人干预奥斯曼内部事务。少数人对于萨巴赫丁的决议提出了异议，里扎指出，“列强受利己主义驱动，而这种利己主义并不总与我们国家的利益一致”。在表达希望一个革新过的奥斯曼政府能够依照“自由和公正”的原则，满足“亚美尼亚人的合法诉求”的同时，还能同样对待“帝国的所有种族”，里扎与其支持者“完全反对侵害奥斯曼帝国独立性的任何举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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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当奥斯曼的被驱逐者们似乎正要开始合并成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时，其运动出现了巨大的裂痕并显露出来。随着“达马德”·马哈茂德帕夏在1903年逝世，萨巴赫丁便成了奥斯曼“自由主义者”无可争议的代言人，并受到大多数基督徒少数派群体的支持，而此时艾哈迈德·里扎则为由土耳其人和穆斯林支配的“联合主义者”派系代言。萨巴赫丁并没有忘记自己在巴黎会议上的承诺，请求列强帮助推翻哈米迪耶政权。通过普世教会主义的方式，他甚至在1906年3月寻求梵蒂冈教皇接见，和教皇庇护十世（Pius X）讨论奥斯曼帝国天主教徒的困境。尽管萨巴赫丁把注意力集中在欧洲，但他主要还是希望能召唤回在坦齐马特时期亲近土耳其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随着自由主义思潮在土耳其的胜利，”他在1906年8月给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的一封信中写道，“这种伟大的精神层面的影响长期以来由君士坦丁堡充分主宰，现在注定要呈现出理智的特点了。这样的影响随后将成为调和东西方的重要媒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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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是自由主义者的对手乞求英国干预并和教皇一起策划阴谋时，对艾哈迈德·里扎而言发出真正的奥斯曼反对者的声音绝非难事。里扎或许是个实证主义者，但他同样也是个爱国者——这种爱国情愫足以使他同那些故态复萌提倡分割帝国的放逐者对立。尽管接受了来自达什纳克党人的邀请函，函中提议在1907年12月召开一场新的巴黎会议，以让里扎和萨巴赫丁亲王达成和解，但前者仍然重申所有代表要肯定帝国的不可侵犯性，这包括苏丹职位，以及哈里发职位的权利，这意味着穆斯林将依然享有象征性的优越地位（哪怕在法律地位上难以成行）。当达什纳克党人制定了多数决议，同时自由主义者强调通过“消极抵抗”（比如拒绝纳税）、“非武力抵抗”（比如公开的雇员罢工），以及“武力抵抗压迫法令”（语义含糊但显然暗示了少数煽动暴乱）来对抗苏丹时，里扎再一次表示了异议，他坚持“我们不要做出罪恶的举动甚至犯罪，或者制造出让列强进行干涉的口实，我们要意识到目标的崇高性……我们要找到适宜我们同胞脾性的革命手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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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卜杜勒·哈米德此时会很高兴。甚至在他的反对派宣称使用武力推翻其统治并已经开始分解战略要点时，他也并无任何担忧。现在是他在位的第三十年，他超过马哈茂德二世（1808—1839年），成为17世纪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而穆拉德—苏丹半疯的兄长，已经于1904年去世；在前一年，苏丹的皇弟马哈茂德也因过度劳累死去：因此再没有够得上资格的王位觊觎者来打扰他的清静了。诚然，还是会有一些暗杀事件时常发生并给他带来惊吓：1904年夏天，有一次未遂的行刺；1905年阿卜杜勒·哈米德在哈米迪耶清真寺祷告的时候，马车被炸毁。还有一次发生了地震，多尔玛巴赫切宫里巨大的4吨重枝形吊灯掉到了地上，而当时苏丹正坐在王座上接待一个外国代表团。当时，阿卜杜勒·哈米德已经习惯了惊吓，因此泰然自若，甚至连屁股都没抬一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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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苏丹并非万无一失。如果说使用计谋使被驱逐的政客和王位觊觎者造成内部争吵和分化不是一件难事的话，他的军队内部分歧的蔓延形势则更为严峻。在很大程度上，由于预算的削减，阿卜杜勒·哈米德与其武装部队的关系一向很紧张。为了拖延欧洲债主们，从19世纪80年代起，苏丹就开始削减军队预算。拿1897年和希腊的战争来说，受到德国影响的奥斯曼军队的合理化改良被证实相当成功，但是一个庞大且在增长的心怀不满的阶层也从中产生——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他们在毕业后未能得到他们认为本应享受的优厚闲职。奥斯曼的海军如同被排在支出预算的末端一样，状况甚至更加恶化。阿卜杜勒·哈米德对暗杀的忧虑也为其带来了负面评价——正如新兵被禁止在训练时荷枪实弹，土耳其海军的舰船同样被禁止持械停泊在港口（苏丹还不允许他们闯进博斯普鲁斯海峡，生怕他们将枪口对准耶尔德兹宫）。在20世纪之交后，军人工资几乎被习惯性拖欠，这对军官团的士气产生了灾难性影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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酝酿中的最大麻烦来自马其顿的第三集团军，马其顿东西向地域从色雷斯延伸至阿尔巴尼亚，南部濒临爱琴海，北靠歇亚山脉，东部的奥赫里德湖（Lake Ohrid）将马其顿与阿尔巴尼亚隔开。在回归奥斯曼之前，俄国人曾设法在短命的1878年《圣斯特凡诺条约》中将这片地区的大部分划归至“大保加利亚”，通过之后《柏林条约》中第23条款项规定，马其顿重归帝国，并处于某种程度的特殊自治状态。在某种程度上，为了抵挡马其顿联合独立运动，阿卜杜勒·哈米德在进入20世纪后将马其顿地区分成了三个省份——萨洛尼卡（Salonica）、莫纳斯提尔（Monastir）和科索沃（Kosovo）。马其顿地区是巴尔干半岛种族大熔炉的一个缩影，希腊人（其中保加利亚人是最大的少数民族群体）、塞尔维亚人、马其顿人或马其顿—斯拉夫人（瓦拉几人），土耳其和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阿尔巴尼亚的基督徒，以及大量的犹太人口集中在萨洛尼卡［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在欧洲列强寻找恐惧与受贪婪驱动的混合体的情况下，希腊、塞尔维亚以及半独立的保加利亚都声称要对马其顿进行历史—民族主义统一，其中保加利亚实力最为强大。1893年，戈采·代尔切夫（Gotse Delchev）在萨洛尼卡成立了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或称IMRO（原先为BMARC），这经常被看作现代恐怖主义组织的原型。令人困惑的是，尽管它主要是保加利亚人的事务，却提倡“马其顿人的马其顿”。20世纪早期以前，马其顿曾是阴谋和政治恐怖的代名词，深受各种恐怖活动侵扰：对清真寺和教堂的经常性袭击，由政治私利驱动的火车和邮政运输持械抢劫，以及随机的绑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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