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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春天，随着法德两国因摩洛哥问题摊牌，欧洲短促的小阳春到此结束。1905年3月，德皇威廉二世在丹吉尔（Tangier）访问摩洛哥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德国意图挑衅性地迫使巴黎修订摩洛哥的独立状态（德国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中的恐吓没有起作用），来破坏1904年签订且处在发展中的英法殖民协定。6年之后，摩洛哥新苏丹阿卜杜勒·哈菲兹在遭到一场种族叛乱的威胁下，请求巴黎派兵捍卫其王座。这一次，德国皇帝并没有出马，而是调遣了一艘强大的战舰——“黑豹号”，在1911年7月1日抵达大西洋的阿加迪尔（Agadir）港。一种严峻的战争恐慌在巴黎和柏林间形成，而英国海军部也开始第一次郑重地研究作战计划，并和法国站在同一阵线。幸运的是，为了欧洲的和平，冷静的头脑战胜了战争的狂热，一次顾全情面的妥协得以达成：法国将两条位于刚果的几乎没什么价值的江河流域割让给德国。作为交换，德国正式承认法国对摩洛哥的保护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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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就没这么幸运了。当欧洲的新闻媒体都聚焦在德国和阿加迪尔港时，意大利的新任外交大臣安东尼诺·圣朱利亚诺（Antonino San Giuliano）利用法国这一步棋推动意大利索求北非地区的“补偿”。随着法德两国在摩洛哥上的冲突，英国对柏林的战争警戒，俄国全神贯注于海峡问题，以及盟友德奥两国在波斯尼亚被吞并之后再无立场拒绝，圣朱利亚诺精确地安排好了他的每一步。唯一严正反对意大利占领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的是奥斯曼帝国自身，但是这种反对正是它所指望的。当CUP政府在1909年4月后坚决主张穆斯林民族主义的时候，拒绝了意大利想要攫取新的特许权以整修的黎波里海港的要求，罗马正好找到了它需要的口实。1911年9月23日，圣朱利亚诺正式向高门政府提出抗议，声称意大利国民正在的黎波里遭受虐待。不久，他又发出最后通牒：奥斯曼政府必须在24小时以内同意意大利占领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1911年9月29日下午两点半，通牒期满。意大利和奥斯曼帝国正式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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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场单独的冲突能充分证明欧洲帝国主义的归谬性的话，这场战争无疑能排得上号。这两个北非省区稀稀落落地坐落在地中海的少数港口城镇之外［昔兰尼加的托布鲁克（Tobruk）、德尔纳（Derna），以及在地理上毗邻埃及的昔兰尼加地区的班加西（Benghazi）；的黎波里塔尼亚的的黎波里，在西边和突尼斯相邻］。这个地区只是奥斯曼帝国事后的想法，它是欧洲最薄弱的区域。当时那里还没有发现石油，该区域90%都是沙漠，其原始的经济由萨努西的狂热的贝都因部落主导，他们的生活方式基本上未受现代世界影响。奥斯曼坚守这两个省份主要出于感情原因：只要这个位于非洲的最后前哨站还没丢，它依然能够象征性地声称自己是一个“横跨三大陆的帝国”。正如英法在划分北非的剩余地盘之时，却撇下了利比亚，并认为它毫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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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奥斯曼的守备部队还是进行了出人意料的抵抗。保卫这两个省份的总共有大约1.5万名正规军，并被分成四个步兵团和一个主要由阿拉伯人组成的骑兵团，此外在沿岸还有一个野战炮兵营和一些固定炮台。为抵抗防御，意大利投放了数量更多的海军部队，并在一开始就输送了一支3.4万人的两栖部队。10月3日，意大利开始炮击的黎波里。第二天，意大利1 7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登陆的黎波里，在没有遭到激烈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这座城市。更多的军队登陆托布鲁克，又一次基本上如入无人之境。到10月中旬，大约已经有两万名意大利士兵在的黎波里和托布鲁克登陆。从后者——昔兰尼加的港口城市，意大利士兵开始在沿岸呈扇形分散开。德尔纳也被占领，土耳其和阿拉伯部队仅仅扎营在城镇外。当10月23日意大利人终于在班加西遭遇奥斯曼主力军队时，他们才经历了第一次重大挫折。双方在城镇郊区激烈交火。意大利人此时遇上了真正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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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心壮志的奥斯曼军官抓住了这次让自己青史留名的机会，并要求拨付佣金以在利比亚进行抵抗。晋升为中校的恩维尔·贝首先到达战场，并很快被授予在昔兰尼加的总指挥权。晋升为少校的穆斯塔法·凯末尔经由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抵达战场，并同样被授予了在的黎波里的名义指挥权，同行的还有他的CUP老朋友厄梅尔·纳吉。然而凯末尔从未赶赴的黎波里，相反，他相继投身于托布鲁克和德尔纳的战斗。在意大利凭借舰炮控制港口的情况下，凯末尔和恩维尔、萨努西酋长、阿拉伯非正规军通力协作，阻止其向昔兰尼加中心地带挺进。意大利不得不投放更多的士兵到战区——仅仅为控制沿岸就有总共14万名左右兵力。在这种程度下，这些游击队员可以说成功达到了目的。但是，要想将意大利人逐出北非则困难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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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当时没人知道（后来被称为的）意土战争或的黎波里战争，但这场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军事史上的分水岭。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欧洲19世纪殖民扩张的最后一次战争；从其他方面来说，它也是第一场以驱逐殖民国家为目的的现代化游击战争。这种游击战仅仅通过坚持迅速发动攻击以达到耗尽占领方精力的目的（意大利在这场战争中花费了超过10亿里拉，超出最初预算5倍之多）。在班加西的郊区，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通过挖掘壕沟来抑制敌方的火力攻势，这在后来成为一种经典的防御手段。随着意大利使用飞机轰炸奥斯曼阵地，这场战争同样也第一次见证了空中威力的使用，尽管这在当时效果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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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这场短促的战争使得奥斯曼统帅部痛苦且深刻地认识到制海权的战略意义。意大利凭借其极具优势的军舰——7倍于奥斯曼军舰的吨位——切断了地中海的交通联系（穆斯塔法·凯末尔被迫假扮成一名记者，并乘坐一艘俄国军舰前往亚历山大港）。这场战争对奥斯曼来说，根本就不可能赢。尽管妄图争取征服昔兰尼加，但是意大利海军在驶向下游的奥斯曼时，与其分别在红海的昆富达（Kunfuda）海湾（1912年1月）和地中海东部的贝鲁特港（1912年2月）发生了遭遇战。在北非接连受挫后，意大利移入爱琴海，占领了12个连接土耳其西南海岸线的多德卡尼斯岛屿（Dodecanese islands，包括罗得岛）。1912年4月18日，意大利开始炮轰达达尼尔海峡的外部要塞，意图突破马尔马拉海并对君士坦丁堡形成威慑。而奥斯曼由于在爱琴海或地中海缺乏多余的海军兵力，仅仅做了它唯一能做的事：封锁达达尼尔海峡，禁止所有船只通行，并布下冗长的雷线，以及在水中铺设钢链进行阻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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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土两国的海峡决战带来的战略后果非常严重。俄国由于其唯一位于暖水区的经济补给线被切断，陷入了恐慌。大体上，俄国的出口贸易有一半都是从其黑海港口出发，经由奥斯曼海峡，到达地中海，其中包括石油、锰以及国内90%的谷物，这些贸易产品收益占其本来就很困难的货币收入的主要部分。而从达达尼尔海峡的相反方向运输进来的，则是俄国的工业十分需要的元器件。在1912年夏天的黎波里战争期间，由于受到奥斯曼封锁海峡的影响，俄国当年的黑海出口量下降到之前的1/3，而收益也是如此。乌克兰的重工业几乎陷入停滞状态。俄国在1911—1913年的国际收支顺差几乎骤然跌落至零，威胁着它快速工业化的经济结构。自然而然，俄国在1912—1913年冬天召开了一系列商讨危机处理的会议，制订意外计划以应对海峡重新封锁——包括在黑海建造无畏舰的应急计划，以及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两栖登陆计划。对奥斯曼来说，它从英国的造船厂订购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无畏舰，并希望以此帮助它赶走来自海峡的更多威胁——不论意大利、俄国，还是任何其他强国。希腊不甘心被奥斯曼甩在身后，也订购了无畏舰。就这样，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危险，意大利向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挺进的举动，引发了地中海东部建造无畏舰的军备竞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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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黎波里战争将奥斯曼的弱点暴露无遗，并诱发帝国的其他敌人开始行动。哈米迪耶的外交官们用尽千谋百计避免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剩余领土被巴尔干同盟划分。马其顿的长久麻烦，在消极意义上无疑有助于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为接管奥斯曼的莫纳斯提尔省和萨洛尼卡省而发生争执，即使是在塞尔维亚的民族统一主义者贪婪地窥视着科索沃，特别是斯屈普（斯科普里）的时候。尽管这三个正在上升的巴尔干强国关于马其顿，以及塞尔维亚和黑山关于新帕扎尔区存在利益冲突，但是，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国家在摧毁奥斯曼的欧洲势力上的共同利益却更为一致。只需要两件事就能把它们团结在一起：一个有意愿和能力在它们之间斡旋协议的外部力量，以及一个开战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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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黎波里战争满足了所有条件。对于俄国政治家而言，尽管在奥斯曼海峡拥有自己的利益，但他们对于打破巴尔干半岛间的脆弱平衡总是心存疑虑。由于俄国对半岛国家独立运动的支持和宗教（东正教）的纽带联系，以及或许同为斯拉夫的种族渊源，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和黑山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了俄国的附庸国。可是众所周知，这些附庸国将陷入麻烦的旋涡。俄国政治家们最想看到的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新兴强国，诸如保加利亚或塞尔维亚，能够突然出现在色雷斯平原上，独力将君士坦丁堡征服而无须俄国帮助。[2]然而从战略的角度，对俄国而言，更好的选择是有一个软弱而又温驯的奥斯曼政府——横跨海峡并能确保俄国的进口和出口不受限制（否则，俄国同样可以通过使用武力达到其目的，但这样一来，它就需要其他欧洲列强支持对《柏林条约》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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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弱，但也不能过于无能。在1912年春夏之际奥斯曼被迫封锁海峡时，这个问题暴露出来了：奥斯曼面临外部侵略时的无助，可能会同其他强国接管海峡一样，给俄国利益带来极大损害。俄国人意图夺取君士坦丁堡，却缺乏两栖作战能力，这也致使它的军事行动计划（尽管计划制订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但是现在被放置于最高优先级）过于早产，由此，在解决海峡问题上，俄国仍然缺少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而的黎波里战争正好将这个问题摆上了台面。在奥斯曼帝国面临被强制分裂威胁的情况下，维持海峡现状对俄国而言也似乎不再合理——或者至少对俄国的费力支撑不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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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保加利亚、黑山、塞尔维亚和希腊结成联盟，这使很多欧洲外交官大跌眼镜。在他们看来，这几个实行民族统一主义政策的巴尔干竞争者，对土地贪婪，掳取无度并长期存在纷争。俄国的外交官们，尤其是激情洋溢的驻贝尔格莱德大臣——尼古拉·哈特维希（Nikolai Hartwig，他同时也是一位泛斯拉夫主义者），在迫使他们和解（尤其使顽固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双方和解）上发挥了明显的作用。这个联盟间的第一份协议由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于1912年3月签署。回归实质，这份分割奥斯曼马其顿地区的协议其实是一份流氓协议，它将沙尔山脉以北的所有土地割分给塞尔维亚，将斯特鲁马河（Struma River）和罗多彼山脉（Rhodope Mountains）以东的所有地区割分给保加利亚（尽管还剩下莫纳斯提尔和萨洛尼卡没被划分）。随后，一个军事会议迅速召开，每个与会列强承诺投放至少10万兵力到战场以对抗奥斯曼。5月，希腊和保加利亚达成协议，尽管目标并非为争夺领土，但也承诺，如果与土耳其作战，将会“派出所有军队互相援助，除非签署共同协议，否则绝不媾和”。最终，对新帕扎尔和斯库台湖（Scutari，阿尔巴尼亚的沿岸中心）长期垂涎的黑山，也和塞尔维亚在这些领土问题上达成了一系列口头协议。1912年10月6日，塞尔维亚和黑山同意最迟于10月14日前向奥斯曼帝国宣战。两天以后，黑山可能抢先其同伴塞尔维亚，向奥斯曼宣战。9天以后，在一份敷衍性质的最后通牒到期后，保加利亚、希腊和塞尔维亚也随之宣战。这场为争夺奥斯曼欧洲部分的战争至此正式开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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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巴尔干半岛的豺狼选对了时机。虽然没有任何一个外部大国公开支持这个联盟——即使俄国也对此表示质疑，萨宗诺夫甚至在紧急关头丧失了勇气[3]——然而同样也没有人出来表示反对。奥匈帝国并不希望看到塞尔维亚继续扩张，但是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Alfred von Kiderlen-Wächter）并不愿同俄国为其盟友在巴尔干半岛采取“冒险”行为而发生冲突，所以只好暗中通知维也纳，表明德国将不会阻止贝尔格莱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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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7月，一个名为“军官救星”（Halaskâr Zabitan Grubu）的社团发动政变，致使奥斯曼政府同样处于混乱之中，但矛盾的是，这个社团的目标是为了将军队（或者至少是傲慢的CUP青年军官）从政治中剥离出来。内阁被迫辞职，在8月5日，苏丹穆罕默德五世在秋天重新进行选举——在此期间，CUP的主要刊物《共鸣》被禁止出版。1912年9月4日，大维齐尔同阿尔巴尼亚反叛者达成协议，之后又同意大利在10月中旬签订协议［奥斯曼同意撤出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而意大利归还多德卡尼斯群岛（Dodecanese islands）——然而这个协议的后半部分并没有被执行］。在黑山10月8日宣战，以及其他三国发出最后通牒之后，艾哈迈德·穆赫塔尔帕夏（Ahmed Muhtar Pasha）同样试图与巴尔干同盟达成协议。一些负责色雷斯的第一集团军小分队甚至遭到抚慰性遣散，尽管这对于其对手（尤其是保加利亚）而言就像是在公牛面前挥舞红布，引诱他们进攻。这个和平的姿态对于被罢免的CUP政客和军官来说如同最后一根稻草，他们重新召集公众反对大维齐尔的和解政策。随着激昂的主战派示威者将高门包围，艾哈迈德·穆赫塔尔帕夏在10月17日做出妥协，向巴尔干同盟宣战（尽管很明显受到胁迫——这位大维齐尔在12天后才递交辞呈）。巴尔干战争因此得以在奥斯曼帝都内战的背景之下同步开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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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奥斯曼帝国的战略前景悲惨，仍然有很多欧洲军事专家和外交官期望它能击败这支杂牌联盟军。土耳其人曾在1897年狠狠地击败过希腊，毕竟，在1876年，他们还拥有塞尔维亚和黑山——在俄国增援他们之前。保加利亚则无法预料，它的军队在此之前从未接受过检验。与之相反，土耳其人刚刚结束重要的意土战争，并且在不久前的1903年，同马其顿地区的反叛者进行了严酷的战斗。从人口统计上而言，与奥斯曼帝国的2 400万总人口数相比，巴尔干同盟相形见绌。保加利亚（430万）、塞尔维亚（300万）、希腊（267万）和黑山（25万）加起来只有1 000多万。正如法国军事专员向巴黎汇报的那样，在君士坦丁堡的欧洲人同样也“深信奥斯曼占据优势……两个阵营，不论是在人口、军队的有生力量还是任何一种资源上，都相差悬殊”。只有充分意识到对土方获胜的期望普遍存在于诸国，我们才能搞清楚1912年10月10日上述交战诸国发布的不寻常的交战宣言。在宣言中，列强称“他们禁止任何国家改变领土现状”。9如果出乎所有人意料，巴尔干同盟最终获胜的话，那么自然，一切关于领土的协议将会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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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很快就变得臭名昭著的要求维持欧洲现状的宣言，如同传统认知一样，是基于错误的情报信息。事实上，武力的天平坚定地站在巴尔干同盟这边。虽然奥斯曼军队在总规模上更巨大，并且“有能力”在色雷斯和马其顿战场投入将近60万兵力，然而的黎波里塔尼亚战场在相当程度上削减了土耳其的有生力量。在和平时期，保加利亚的现役军人大约只有6.2万名，但是超过30万名预备役士兵对此予以有效的补充和加固。在进行充分动员后，保加利亚将拥有一支超过35万人的军队，就足以超过奥斯曼分散在欧洲的兵力数（更不用说仅仅在色雷斯，保加利亚将投入主力发动攻势）。塞尔维亚和平时期的现役军人号称有16.8万人，而预备役也几乎相差无几。在进行充分动员后，塞军能向战场投放23万人。希腊能够向这个军事联盟贡献另外20万人的军队。更重要的是，奥斯曼海军装备半现代化，十分落后，且处于动荡不定中（1908—1911年，海事大臣就换了9位），而希腊却拥有大量舰队，它夸口称有16艘驱逐舰、19艘鱼雷艇、1艘潜水艇和1艘快速装甲巡洋舰——“乔治·埃夫洛夫号”（Georgios Averov），这一切保证了巴尔干同盟能够阻止奥斯曼军队从安纳托利亚穿过爱琴海进行增援。即使是小国黑山，也能投放4.45万人到战场。这样，巴尔干同盟就拥有了一支大约80万人的战斗队伍，而奥斯曼却只能召集约31.5万名有生力量（20万名在马其顿地区，11.5万名在色雷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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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这支联盟军队在时机上占据优势。此时奥斯曼政府彻底垮台，军队混乱。在意大利和希腊舰队封锁了海峡通道的情况下，很多出色的奥斯曼军官发现自己身处错误的大陆。直到生命的尽头，穆斯塔法·凯末尔还在为这一段命运的关键时刻而感到痛惜——此时他被围困在非洲，而他在萨洛尼卡的老家（他的母亲仍旧活着）却遭受着希腊和保加利亚联合军的袭击。他在利比亚沙漠进行志愿军游击战的决定，在他事后看来，是“轻率而毫无意义的”。凯末尔由100名左右军官同伴陪伴，取道马赛（从亚历山大港）、布加勒斯特（乘坐火车），乘坐汽船到达康斯坦察（Constanţa），之后穿过黑海到达博斯普鲁斯海峡。这次绕道旅程历经一个多月，凯末尔最后到达土耳其已是11月下旬，他之后在12月1日赶到了前线。而恩维尔由于担心将奥斯曼军队从昔兰尼加撤离会使帝国的阿拉伯省份发生政治余波，所以他反而在这片沙漠地带待了更久的时间，直到1912年12月20日才返回君士坦丁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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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觉察到了对手的虚弱和混乱，侵略国迅速发动攻击。保加利亚试图效仿俄国人在1877—1878年的战争突围，对色雷斯展开突袭，以期开辟进入君士坦丁堡的通道。可是与俄国人相比，保加利亚人还有一个更大的优势：奥斯曼在色雷斯的要塞——阿德里安堡（埃迪尔内）和克尔克拉雷利（Kırk Kilise，罗森格勒），与保加利亚的要塞仅有约50英里（约80千米）之距，而且两者之间并没有任何天然屏障。而奥斯曼犯的两个错误同样为保加利亚指挥者助了一臂之力。首先，出于对保加利亚领土收复主义的政治逻辑想当然，奥斯曼统帅部认为保加利亚的目标是马其顿地区（而非色雷斯），其主力会进攻南部和西部，而非东南——所以土耳其将超过2/3的有生力量分配至位于马其顿地区的第二集团军，然而保加利亚却选择将多数部队投放到色雷斯战场。其次，奥斯曼的第一集团军司令阿卜杜拉帕夏（Abdullah Pasha）在战争大臣尼扎姆帕夏（Nizam Pasha）的指令下，忽略敌军数量远超己方的事实（阿卜杜拉原来还希望能围歼3个师，结果却遇到了8个师），在10月21日命令他的军队向前挺进。第二天，两军在阿德里安堡和克尔克拉雷利之间拉开长达36英里（约58千米）的战线上交火。到10月24日，土军受挫，全军撤退，丢弃了很多大炮，士兵也丢下武器仓皇而逃。阿卜杜拉帕夏之后对军队重新整编，并于10月29日在吕莱布尔加兹（Lüleburgaz）和珀纳尔希萨尔（Pinarhisar）之间组成防御线进行抵抗。这场拉锯战持续了4天，双方伤亡人数达2万。到11月2日，土耳其终被打败，还丢失了45门野战炮，再一次撤退。这一次，土军退据查塔加战线，离帝都只有40千米。当土耳其人还在这座伟大的阿德里安堡要塞进行坚守的时候，暴动发生，此时离开战只过去了两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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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其顿地区，形势也未得到好转。10月24日，在保加利亚军占领克尔克拉雷利的这一天，塞尔维亚第一集团军率10万之众，打败了在库马诺沃（Kumanovo）由泽基帕夏指挥的5.8万瓦尔达尔（Vardar）军，由此打开了通往比托拉（Bitola）和莫纳斯提尔的道路。在更西部，塞尔维亚第三集团军到达科索沃并占领了斯屈普（斯科普里），此地作为奥斯曼的基地，曾由德国予以整修（奥斯曼随后在法庭上发表声明，称由于此基地现已被塞尔维亚占领，它将不会为此建造工程支付额款）。13到1912年11月上旬，塞尔维亚人越过边界进入穆斯林占多数的阿尔巴尼亚，并对阻碍力量予以毁灭。同时，希腊的色萨利（Thessaly）方面军在皇储康斯坦丁（现在是国王）的指挥下对土耳其发动了突袭战：10月22日，他们穿过重兵把守的萨兰塔波罗斯（Sarantaporos，又名伊庇鲁斯，Epirus）关口向萨洛尼卡长驱直入；11月2日，他们又攻克了雅尼察—瓦尔达尔（Yenije Vardar）。11月7日，希腊军队兵临萨洛尼卡，而此时一支保加利亚步枪师同样从北部靠近（大约24小时之后，保军与之会合）。当1912年11月8日谈判开始时，被废黜的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为了逃脱图谋复仇的希腊人或保加利亚人之手，登上了一艘开往君士坦丁堡的军舰。当天晚上8点，奥斯曼指挥官哈桑·塔赫辛帕夏同意放弃萨洛尼卡，向希腊投降，而后者提出的条款也比保加利亚更为宽厚（其中包括在移交武器的前提下，允许奥斯曼军官、士兵行动自由，并且承诺不会逮捕市内的官员和工作人员）。战争开始还不到三周，除了叫声，巴尔干战争似乎要全部结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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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剩下的却是大声的呼叫声。伴随着巴尔干同盟军的挺进，无处不在的是盟军对穆斯林市民的暴行。正如一位在色雷斯的英国外交官评述道：“沿着巴尔干同盟军的侵略轨迹，绵延80英里（约129千米）的村庄群落被毁灭殆尽。”15君士坦丁堡目睹了一场“牛车引起的交通堵塞”——从马其顿和色雷斯涌出的穆斯林家庭“疲惫而憔悴地坐在牛车的麦秆上”挤满一路。旧斯坦布尔区成为逃难者大本营，而圣索菲亚大教堂也变成诊治霍乱的医疗点。在佩拉区，德国大使馆变成了医院。负伤的奥斯曼士兵“蹒跚越过佩拉宫酒店，爬上山坡，与此同时，一旁的华尔兹舞曲传入耳际，两者交相辉映”。另一方面，有关巴尔干半岛穆斯林被大规模屠杀的消息传遍了大街小巷，消息内容却仅仅稍有夸张。16类似的故事充分激发了土耳其的穆斯林军队继续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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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的第一、第二集团军尽管遭到失败，依旧坚守在战场。很多要塞仍然控制在他们手中［包括色雷斯的阿德里安堡、伊庇鲁斯的约阿尼纳以及君士坦丁堡的防御要塞查塔加］。希腊军队对萨洛尼卡的猛攻使得奥斯曼有机会对比托拉地区进行加固，并减缓了塞尔比亚军队的进一步推进（在他们从比托拉撤退之后，可以前进至亚得里亚沿岸以抵抗塞尔维亚人）。阿尔巴尼亚成为西边瓦尔达尔军队撤退的后方基地，而帝国也可能会用它换取马其顿更东部的地带。黑山方面对斯库台湖的长久围攻陷入了泥淖。与此对应，塞尔维亚却在新帕扎尔和科索沃采摘了大部分领土果实，其中包括普里兹伦（Prizren）镇。正如普里兹伦争端所显现的，即使仍处于胜利中，巴尔干同盟诸国也注定会为奥斯曼的欧洲残骸发生争执。希腊和保加利亚都以武力为后盾要求索取萨洛尼卡。保加利亚凭借其强大的攻势，在色雷斯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破坏力，这次辉煌的战略性胜利也为它公平地划得了马其顿地区，而塞尔维亚得到了科索沃和莫纳斯提尔的多数部分，希腊则分得了萨洛尼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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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一开始遭受挫败，但是如果高门政府能施展其外交上的魔法分化敌人的话，奥斯曼帝国或许还能够泰然自若地扳回一局。然而，奥斯曼的传统盟国没有一个在战争中给予增援。英国从未对巴尔干半岛表示出半点儿兴趣。法国，在好战的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同时又是一位民族主义者的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在1913年1月当选为总统后，他的主导权得到了巩固）的任期下，坚决走亲俄路线，以至于它几乎比圣彼得堡政府还要亲塞（在奥匈帝国可能对塞尔维亚进行干预的时候，1912年11月17日，普恩加莱告诉大使伊兹沃尔斯基，“如果俄国开战，法国也会加入”）。17作为奥斯曼的新近伙伴，德国却降低了自己在外交上的支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德皇仍为青年土耳其党人废黜他的朋友阿卜杜勒·哈米德而感到愤恨不已（由于德皇的妹妹索菲是希腊王后，他对当前这场战争的心情更为复杂）。虽然奥斯曼军队由德国军官训练，并且使用德国武器，但是德皇威廉二世宣布其政策，“这是一场混战，不支持任何一方”。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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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有哪个大国出于战略利益考量，想要挫挫巴尔干同盟的锐气的话，那么应该是奥匈帝国。此时它正受到国内斯拉夫少数派（尤其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塞尔维亚人）民族统一主义问题的困扰。但是随着波斯尼亚被吞并，维也纳和高门间的猜忌仍旧在滋长蔓延。尽管对塞尔维亚的扩张存在共同的担心，但是如同早先奥地利从新帕扎尔撤离诱使塞尔维亚和黑山进行侵略显示的，奥地利和奥斯曼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并不真正一致。土耳其正在遭受失败的事实很快变得清晰起来以后，新任哈布斯堡外交大臣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Leopold von Berchtold）在1912年10月10日宣布放弃“现状”，支持新的阵线，并在10月30日发表主张，在塞尔维亚不向阿尔巴尼亚——尤其是亚得里亚海的港口城市都拉斯（Dürres）发展势力的前提下，接受塞尔维亚的扩张。他同样建议塞尔维亚在战后同奥匈帝国进入一种“紧密的经济联盟”关系。19贝希托尔德在塞尔维亚侵略问题上的无力态度，使得奥斯曼对于争取维也纳援助不抱一丝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