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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1912年11—12月，欧洲仍然蔓延着一种严重的战争恐慌情绪，这倒不是害怕奥斯曼垮台，而是为塞尔维亚吞并阿尔巴尼亚感到担心。11月17日，塞尔维亚的第三集团军抵达亚得里亚海沿岸的阿莱西奥（Alessio），距南边的都拉斯大约只有50英里（约80千米）。虽然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非正规军在北部继续进行抵抗，奥斯曼军队同时在南部作战，但是似乎塞尔维亚只要穿过这条贝希托尔德在维也纳制定的“红线”（尽管模糊不清），就能赢取它觊觎已久的亚得里亚海港口城市。作为回应，奥匈帝国在11月21日采取重大措施，组织第四、第七和第八集团军团对付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达尔马提亚的塞军。同时，为了防备俄国的潜在干涉，奥匈帝国还向加利西亚调派了第一、第十和第十一集团军团。俄国的战争大臣V. A.苏霍姆利诺夫（V. A. Sukhomlinov）在次日做出回应，发文下令对俄国的华沙（大致上属于俄国波兰）和基辅（乌克兰）军区进行“部分”动员——这两个城市正对着奥匈帝国和敖德萨（Odessa，从这里可以对君士坦丁堡展开两栖作战）。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在11月23日召开内阁会议。保守派主席V. N.科科夫佐夫（V. N. Kokovtsov）在会上劝告说，动员华沙军区会迫使德国采取相同行动（可能确实会如此——在此之前，德皇曾亲自向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承诺，如果俄国进行军队动员，德国将不会坐视不管），并会使欧洲陷入战争。与科科夫佐夫一致，萨宗诺夫同样认为，为塞尔维亚而纵容大国在亚得里亚海扩张势力并非俄国的利益所在。俄国由此勉强地避免了可能会在1912年发生的世界大战。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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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躲过了一枚子弹，但是战争的恐慌并未结束。随着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在12月3日达成停战，列强促使在伦敦召开调解会议之际，德皇威廉二世在1912年12月8日召开国王会议。这次会议与之前俄国内阁会议相似，令人恐惧。尽管不清楚俄国进行战争动员的可能性，德国人还是对巴尔干战争能否令整个欧洲卷入战火存在担心。从军队这方面来说，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小毛奇”）辩驳说，因为据信俄国的实力每年都在增强，所以德国和奥匈帝国在时间上并不占有优势。在他看来，欧洲战争“迟早难以避免”。21但是小毛奇遭到了首相贝特曼、海军大臣铁毕子（他知道英国舰队完全领先于德国舰队）和德皇威廉二世的否决，后者认为加入战争，将塞尔维亚通往亚得里亚海的通道封锁起来的想法是“毫无意义的”（恼火于奥地利在巴尔干地区的冒险行为，德皇将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证明自己比俄国外交大臣还要亲塞）。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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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两个联盟集团因塞尔维亚未来边界问题而可能引发的尖锐冲突被平息的话，那么这无疑帮助避免了欧洲大战。与此对应，它并没有给奥斯曼带来好处。奥斯曼在1912年12月16—17日两个“伦敦”会议同时召开之际，实际上遭到了孤立（一个涉及各交战方，另外一个涉及1878年《柏林条约》的6个签署国家，它们希望通过裁决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问题，阻止奥匈帝国和俄国卷入冲突）。奥斯曼方代表雷希德帕夏（Reshid Pasha）感觉到战争形势无望，声明他愿意接受其他国家对马其顿的占领，但是坚持保留阿德里安堡和色雷斯［他还反对希腊宣称占有看护达达尼尔海峡出入口的4个爱琴海岛屿——萨莫色雷斯岛（Samothrace）、布罗斯岛（Imbros）、利姆诺斯岛（Lemnos）和特内多斯岛（Tenedos）］。而且，奥斯曼还主张阿尔巴尼亚应被赋予自治权，由众国监管（换言之，即不由塞尔维亚管辖）。这是一个明智的姿态，它同希腊相互妥协（它承认让与萨洛尼卡，但要求保留爱琴海岛屿），让塞尔维亚得到些好处，但赢得外部大国支持它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同塞方相持，最后只剩下保加利亚代表斯托扬·达内夫（Stoyan Danev）博士在一边气急败坏。尽管保加利亚在消耗奥斯曼军力方面做了最大贡献，并且对君士坦丁堡形成有效威慑，但现在却在一天之中失去了同希腊争夺萨洛尼卡的机会，还有可能会丢掉土耳其的色雷斯，虽然后者的多数区域曾被他们在战时攻占。但是奥斯曼坚决要求保留阿德里安堡，此城先于君士坦丁堡，作为帝国征服的第一座欧洲首都，拥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价值。正如一位奥斯曼外交官对达内夫博士所言，“阿德里安堡是我们圣殿的窗户”。23现在，在奥斯曼守备军的坚守下，这扇窗户还处于关闭状态。但是，受挫的保加利亚人设法撬开它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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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虚假的“维持现状”声明显露出的伪善让一群CUP军官感到目瞪口呆。此外，由于担心雷希德帕夏会在伦敦签字割让其他领土，这群军官开始阴谋策划重新发动战争。CUP仇恨的主要目标是穆罕默德·卡米勒帕夏的自由主义者联盟政府，卡米勒帕夏在向艾哈迈德·穆赫塔尔帕夏递交辞呈后成为大维齐尔（与之前忠心任职于阿卜杜勒·哈米德治下的那位卡米勒为同一人，最近时间为1908—1909年）。据信同英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卡米勒曾经管辖塞浦路斯，然而在当前形势下，英国方面却声明反对他。不难看到阴谋者的动机来自何处。恩维尔·贝和许多他的共谋者仅仅在12月20日从昔兰尼加沙漠抵达君士坦丁堡。在错过了整个战争后，他们并没有心情安静地接受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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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1月17日，奥斯曼同巴尔干同盟在伦敦仍僵持不下的时候，列强向高门发出集体警告——在俄国进行干预的含蓄威胁的支持下——奥斯曼将会同时失去阿德里安堡（让与保加利亚）和爱琴海岛屿（让与希腊），且结束敌对状态。面对这样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决定，卡米勒内阁召开大会议，重要的宗教、行政、司法以及军队官员参加以减轻政治余波。1月22日，裁决结果产生：69 : 1。奥斯曼权贵投票赞成和平方案，甚至不惜以牺牲阿德里安堡为代价。次日，恩维尔率领塔拉特和杰马尔以及约50名军官向高门发动了袭击。他们采用萨洛尼卡的旧式阴谋技能，切断电话线，派CUP拥护者值勤守备。他们在奔上楼梯的同时大喊着“卡米勒帕夏受死”，一路无任何抵抗。这位大维齐尔最终同意辞职，并逃过了厄运，而另一位战争大臣纳齐姆帕夏和卡米勒的副官基布里斯利（Kibrisli）上尉则没这么幸运了。恩维尔任命曾在1909年4月推翻阿卜杜勒·哈米德的行动军指挥官马哈茂德·谢夫凯特帕夏（Mahmud Shevket Pasha）为大维齐尔兼战争大臣。1913年1月30日，拥有3名CUP大臣的新内阁提出放弃色雷斯的西半部分（而非阿德里安堡或爱琴海岛屿）。2月3日，巴尔干同盟拒绝了奥斯曼的提议，并且继续对阿德里安堡和查塔加防线进行炮轰。曾自夸自己能“一天工作36个小时”的恩维尔保证一定会胜利。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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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短期来看，恩维尔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适得其反。1913年2月7—8日，奥斯曼向加里波利半岛北部末端的布莱（Bulair）发动了一次勇猛的水陆攻击（尽管半岛的南部在保加利亚正对查塔加防线的后方位置），刚开始时似乎充满了希望，但是固守的保加利亚人使用机关枪向土耳其人凶残扫射。在凌厉的攻势下，土耳其人很快将行动搁浅，并丧失了约6 000名士兵，最后不得不取消行动。25土耳其另一只两栖部队在马尔马拉海欧洲一侧更南部的沙尔柯伊（Sharkoi）登陆，但在2月10日被保加利亚人挫败。3天之后，塞尔维亚的重型攻城加农炮抵达阿德里安堡城外。3月20日，保加利亚人发动最后进攻，并得到塞尔维亚分队的援助。1913年3月26日，随着城内食物消耗殆尽，再加上保加利亚骑兵部队攻进城门，奥斯曼守备军指挥官穆罕默德·许克吕（Mehmet Sükrü）帕夏不得不献出了阿德里安堡。4月15日，保加利亚人同意在查塔加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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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阿尔巴尼亚，由奥斯曼贾维德帕夏指挥的第六兵团在塞尔维亚人（从北）和希腊人（从南）的“钳形攻势”下溃败。3月6日，希腊军队攻占了奥斯曼在伊庇鲁斯的最后一个重镇约阿尼纳。7天之后，斯库台湖陷入黑山之手（尽管奥斯曼指挥官埃萨德帕夏最终投降，但是他拒绝由塞尔维亚或奥匈帝国占领，这迫使俄国之外的列强向黑山沿岸调度军舰；而胜利的黑山允许土耳其人携带武器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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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重启的战争给奥斯曼带来了6 000名死者和1.8万名负伤者（布莱），包括战俘在内的3.3万伤亡人数（约阿尼纳），以及1.5万名死者和6万名战俘（阿德里安堡），此外，一无所获。1913年5月30日，所有交战国签署了《伦敦条约》，见证了奥斯曼的欧洲部分——以挪士—米迪亚界线和加里波利半岛背后的狭长地带——从此进入了历史书。26经过垂死挣扎，恩维尔的政变明显使巴尔干诸国（以及其他仍在伦敦开会的列强）间的分歧进一步恶化，并为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埋下了伏笔。3月，保加利亚和希腊军队早已在位于萨洛尼卡东北方向的尼格尼塔交过火。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也在马其顿东部地区发生小规模冲突。这其中的共因在于，塞尔维亚和希腊早已开始密谋对抗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支持希腊占有萨洛尼卡；作为交换，希腊支持塞尔维亚在马其顿西部地区和阿尔巴尼亚驻兵。1913年6月1日，雅典和贝尔格莱德正式结盟，承诺将保加利亚赶出马其顿地区。在巴尔干战争中保持中立状态的罗马尼亚觉察到风头，要求保加利亚将其多瑙河流域的西里斯提亚（Silistria）要塞割让给它（1913年5月8日，保加利亚在俄国施加的压力之下被迫同意）。感觉到自己被同盟国侮辱，保加利亚首相伊万·格什霍夫（Ivan Geshov）在5月递交了辞呈，达内夫博士接任。达内夫作为伦敦与会代表，对其同盟国的阴谋有最直接的了解，并对报复行动有强烈的动力。达内夫作为亲俄派，试图博取俄国人的支持，但是保加利亚军队之前向马尔马拉海推进的举动暗示了保国沙皇斐迪南妄图征服君士坦丁堡和海峡的计划是空穴来风，这对俄国来说无疑是个威胁。正如萨宗诺夫在1913年6月24日向达内夫坦陈：“不要对我们抱有任何指望。” 27保加利亚人只能靠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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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6月29—30日晚上，保加利亚第四集团军向沿着马其顿东部和萨洛尼卡北部的布雷加尔尼察河（Bregalnitsa river）和泽洛托维卡河（Zletovska river）驻扎的塞军发动袭击。由米哈伊尔·萨沃夫指挥，保加利亚军队能够穿过泽洛托维卡河，其左翼同时到达瓦尔达尔河。从索非亚赶到的首相达内夫否认了这一进攻，并要求米哈伊尔·萨沃夫辞职——只不过斐迪南最后驳回了此请求。由此带来的混乱给了塞尔维亚人几天时间来准备回击，在此期间，甚至连希腊的色雷斯军团也发动了一场进攻（同一小撮保加利亚士兵在萨洛尼卡发生了冲突，并成功歼灭之）。黑山也进行了宣战，尽管它的干预很快变得毫无意义——罗马尼亚在7月10日向保加利亚宣战，并命令一支将近25万人的军队穿过多瑙河，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多布罗加（Dobruja）。罗马尼亚的骑兵部队自由无阻地进入了保加利亚北部，占领了黑海沿岸的瓦尔纳，之后调头深入内陆，在1913年7月23日又占领了距索非亚仅7英里（约11千米）的维扎德贝纳（Vrzhdebna）小镇。失败已成定局，达内夫引咎辞职，而斐迪南则呼吁意大利和俄国进行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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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除当前困境，奥斯曼抓住保加利亚的这次混乱，发动了一场进攻。6月11日，大维齐尔兼战争大臣马哈茂德·谢夫凯特帕夏在君士坦丁堡的巴济耶德广场被枪杀于自己的车中，据称是自由主义者联盟的反CUP特工所为。另一场勉强算得上CUP的阴谋随后而至，帝都军指挥官杰马尔帕夏在宣布戒严令以后，16名自由主义者联盟成员遭到逮捕并被宣判有罪（包括不在场的萨巴赫丁亲王）。一位委员会成员赛义德·哈利姆帕夏（Said Halim Pasha，埃及总督和改革者穆罕默德·阿里的孙子）被任命为大维齐尔，还有4位CUP大臣被任命为内阁成员，其中包括塔拉特，他任职内务大臣。而风云人物却是恩维尔·贝，他说服内阁重启对保加利亚的战争，并且亲赴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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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7月12日，查塔加军队穿过以挪士—米迪亚界线向阿德里安堡进发。侦察显示，这里只有一些保加利亚占领过的痕迹留存着。7月22日早上，天资卓越的恩维尔加入骑兵主力队伍，进入城内。上午10点30分,他给帝都发去电报：“我现在已进入埃迪尔内［阿德里安堡］。保加利亚人在撤退……我们已经取得大炮和装备。”在没遭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土耳其人继续向西部进军，直到8月2日才停止前进。保加利亚最终被迫和土耳其在1913年9月30日签订《君士坦丁堡和约》，将界线往回撤退整整200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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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巴尔干战争造成奥斯曼帝国34万人伤亡（5万人丧生，10万人负伤，7.5万人染病，还有11.5万人被俘），并失去了马其顿地区、4个爱琴海岛屿以及对阿尔巴尼亚的控制（尽管谈判还在继续）。28随着另外40万名巴尔干的穆斯林被驱逐或自己往东逃至土耳其，这些痛苦的逃难者的涌入加重了帝国种族间的紧张态势：大约20万名东正教徒——主要是来自色雷斯、士麦那［Smyrna，伊兹密尔（Izmir）］以及爱琴海地带的希腊人被反之向西驱逐。29然而，在最终的判定中，奥斯曼重获一定程度的帝国骄傲——而令人尊敬的穆斯林英雄恩维尔，则成为埃迪尔内的征服者（光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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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维尔的胜利同样帮助CUP牢固地确立了权力。1月和6月，当敌人在进行挑衅的时候，委员会的领导者选择继续战斗。不管公平与否，自由主义者联盟现在由于6月大维齐尔刺杀事件而染有污点，他们似乎特别希望帝国置身于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之外——土耳其以获取巨大成就结束了这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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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秘而不宣，随后几乎公开化——一个躲身于赛义德·哈利姆帕夏政府之后的三巨头政治逐渐在君士坦丁堡显现：杰马尔·贝担任帝都军队指挥官，塔拉特·贝担任内务大臣，而恩维尔（现在）帕夏则在1914年1月4日担任战争大臣，此时他还处于年轻的32岁。CUP党人在1908年后的所有骚乱中认识到政治连续性的重要性，遂不再采用过去的手段：推翻政府的各个部门、海军和军队——甚至是苏丹自己——这样只会促使土耳其的敌人发动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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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政府，而且它似乎将会继续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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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尽管俄国和德国双方外交官在1910年11月就相关条款达成一致，但直到1911年9月，这场交易才正式在波茨坦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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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据说保加利亚的“沙皇”斐迪南在他的衣橱里挂着一套完整的拜占庭时期皇帝的冠服，并准备有朝一日在这样的场合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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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哈特维希在贝尔格莱德时并无此疑虑。在10月初，他支持塞尔维亚袭击土耳其，并且让塞尔维亚无须担心“愚蠢的萨宗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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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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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第四章 寻找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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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要想强大，必须与德国结盟，并对俄国和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采取守势。这是做出所有明智决策的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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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4月，阿卜杜勒—拉赫曼·卡米·巴伊库特（Abdurrahman Cami Baykut），土耳其国家宪法党创始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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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评价，意大利和巴尔干战争对奥斯曼帝国及其国民而言是一场灾难。领土的丧失除了给其带去了战略上的损害，更是一种羞辱；但与此同时，土耳其的对手们几乎在数着战利品咯咯发笑，列强还在密谋着分赃。但是人类遭受到的磨难却难以评估，战场与平民的伤亡人数相对整个种族和种群经历的蹂躏而言只是短短的一瞬。怀着复仇情绪，巴尔干半岛施行种族清洗政策，成百上千名穆斯林由此被赶出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而安纳托利亚和色雷斯的土耳其人此时也以迫害当地基督徒的方式进行报复。帝国正在经历厄运，然而雪上加霜的是，由阿杜卜勒·哈米德小心呵护的土耳其亚洲领土穆斯林种族间的团结，也遭到了分化瓦解。一些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重要库尔德部落首领抓住帝国在欧洲溃败的时机，宣布向俄罗斯帝国效忠。阿拉伯的民族主义者秘密社团开始在大马士革进行密谋，与此同时，英国人与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的密谋策划甚至将运动推向了小高潮。祸不单行，在阿拉伯半岛，一个强大的处于穆斯林沙特（al-Saud）和瓦哈卜（al-Wahhab）家族之间的新“兄弟会”，或称伊赫万（Ikhwan），早已盘踞利雅得（Riyadh，开始于1902年），并在1913年征服了哈萨的绿洲地带（即今天沙特阿拉伯的东部省份）——在沙特—瓦哈比（Saudi-Wahhabi）的强大优势前，奥斯曼在伊斯兰中心地带的势力和威望遭到沉重打击。到1913年秋天，当代的所有灾祸似乎都降临在了蹒跚而行的奥斯曼帝国身上——它在5年内失去了40%的领土。这位病夫被列强遗弃，行将就木，无疑不久于人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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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位病夫自己却不愿意坐以待毙。尽管可能是出于对自己命运的不确定，但是恩维尔在埃迪尔内的“胜利”只够给土耳其党人带来一丝希望。受到临终奇迹的鼓舞，CUP的思想家和批评家们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后一致采用一种惊人的乐观主义撰文，并冠以诸如“土耳其，觉醒了！”之类的标题，而主旨也如同它的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敌人，大多为土耳其民族现在“经过数世纪的沉睡已经醒过来了”。3基于很多土耳其党人知识分子花费时间在法国或学习法语的事实，不足为奇的是，一种在君士坦丁堡的新的恢复失地爱国运动思潮同样也反映了同一时间在法国出现的民族主义觉醒运动（法国自身的“觉醒”源于1911年摩洛哥危机中对德国采取的强硬立场，并且在1913年民族主义者雷蒙·普恩加莱竞选总统，以及同年《三年义务兵役法》的通过中得以体现，其中兵役法更是极大扩充了和平时期的军队规模）。虽然土耳其党人知识分子主张（并且施行）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对这个国家多数目不识丁的穆斯林平民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难以评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思潮紧紧抓住了奥斯曼的政治家和决策者们。正如1914年5月19日众议院议长哈利勒·贝（Halil Bey）在一场激情澎湃的演讲中如是劝告议员同伴们，土耳其人绝不能“忘记我们自由和宪法的摇篮：我们挚爱的萨洛尼卡、青翠的莫纳斯提尔、科索沃……整个美丽的如梅利（Rumeli）”，也不能忘记“我们的兄弟姐妹被滞留在边界彼端的历史，我们必须设法拯救他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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