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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到政策上来，这便意味着土耳其需要武装自己，并且时不我待。帝国迫切需要新的军舰来使自己的舰队有能力参与竞争，甚至控制通往达达尼尔海峡的爱琴海，以和希腊和/或意大利抗衡，以及守护通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黑海，以和俄国对抗。因此，大量的无畏舰订单被发往英国造船厂，其中有两艘在巴尔干战争后期得以确认：1913年1月22日下水的“苏丹奥斯曼一世号”，能够架置比其他船舰更多的机枪（12英寸口径，约30毫米）——14挺机枪，以及更先进一代的“雷沙迪耶号”（Reshadieh），它于1913年9月3日下水，能架置13.5英寸（约34.3毫米）口径的机枪。一个英国海军代表团在令人敬畏的海军司令亚瑟·林普斯（Arthur Limpus）率领下来到土耳其，帮其训练“骨干船员”，以保证无畏舰到达之时能尽快配齐人员。在1914年春夏的某一天，无畏舰在马尔马拉海完全装备好——而土耳其军官现在则被要求学习英语并且在英国待两年以完成培训。除此之外，奥斯曼海军司令部还订购了三艘意大利巡洋舰、两艘德国潜水艇和六艘法国扫雷舰——以及供沿岸炮台使用的新一代克虏伯枪，以守卫达达尼尔海峡。虽然所有这些舰炮到达还要花数月时间，但是奥斯曼海军在1913年秋冬的大规模订单已经足够给圣彼得堡和雅典敲响警钟；而在雅典，与君士坦丁堡的一场关于爱琴海岛屿未来处置途径的外交争论正在艰难进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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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实力通过1911—1913年的战争显示出了自己的重要性，但在某些方面，外交手腕却暗含着更大的作用。抛开一切事后分析奥斯曼半改革化军队表现不佳的结论，一个基本事实在于，其仅仅比欧洲战场拥有更多的人和武器。如果说奥斯曼的无畏舰能在1912年提早到达，而非计划的1914年，海军在拥有了对爱琴海的掌控权后——来自北非或安纳托利亚的军事巩固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不足。然而，即使假设海军有优势，对于巴尔干而言，调遣成千上万人马的军队将花费远超奥斯曼的时间。毕竟，向保加利亚打开了色雷斯平原门户的克尔克拉雷利防御战在开战后不到一周时间就发生了。外交策略的重要性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就得到了无可争辩的证实，奥斯曼之所以能够撤销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的色雷斯决定，并不是因为战术上的创新或者军队的改良，而仅仅是因为敌国同盟遭到了分化瓦解。保加利亚对其贪婪的对手的憎恨实际上抵消了它向奥斯曼施加的威胁。如果这种憎恨进一步激化，那么索非亚很可能会同土耳其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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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从意大利及巴尔干战争中学到的苦涩的外交课在于，将民族主义的豪言壮语扔向一边，因为奥斯曼帝国还远远没有强大到在缺少至少一位强国保护人有能力阻止针对它的集体侵略行动的情况下，完好无损地生存下来。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理解这一点，所以他狡猾地培养同德皇的友谊。德国的保护，或者至少暗中的支持，使得他能够在1896年的亚美尼亚危机、1897年的希腊战争以及1903年的马其顿危机中生存下来而不失一寸土地。相比之下，当1913年1月17日列强发出最后通牒后集体行动时，帝国除了沮丧地或是在没有任何胜算的情况下做无望抗争之外无以应对（土耳其人同时做了这两件事）。不管德国会否回归哈米迪耶时期更加坚定的伙伴关系，或者英国能够再次拾起旧有的坦齐马特热忱，奥斯曼亟须得到“某者”的支持。到1914年春天，奥斯曼外交官们依次拜访欧洲列强，恳求结成双边同盟，尽管还没有一位同意签订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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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帝国遭到孤立，输掉两场战争（以及在没有实质性战斗的情况下“赢了”第三场），却还是有迹象表明更好的外交形势将会到来。不可否认，英国（争取与之结盟）是在做无用功，这不仅因为奥斯曼对其占领埃及和波斯湾国家感到憎恨，还因为英国外交官的傲慢态度［在反犹使馆译员杰拉尔德·菲茨莫里斯（Gerald Fitzmaurice）的影响下，外交部认为土耳其党人是“秘密犹太人”国际主义者，不值得信任］。[1]6至于德国方面，形势则在好转。尽管柏林勉强签署了一份正式结盟协定，但是德国和奥斯曼的利益在巴尔干战争的爆发中再次趋同——尽管很奇怪的是这种共同利益并不在于巴尔干国家本身，比如德皇仍继续支持希腊和塞尔维亚对阿尔巴尼亚的领土索求（威廉同愤怒的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关系并不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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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德国和土耳其联系一起的不如说是对俄国实力增长的共同恐惧。俄国的人口在激增，自从1900年以来已经到4 000万。它的经济也在快速发展，每年几乎有10%的增速。此外，与1913年法国通过的《三年义务兵役法》相比，俄国颁布了《最高纲领》，它拟议将其和平时期的军队人数扩充至220万，大致3倍于德军，并且加快动员速度，以争取到1917年能在3天之内赶上德军的军事准备，这样就能够使德国同法俄两面作战的战术失效。1914年2月，俄国召开了一场海军规划会议，与军队的《最高纲领》并行，拟议大规模扩张黑海舰队（包括建造4艘新的无畏舰），使其足以强大到至1917年能通过武力轻松夺取君士坦丁堡和奥斯曼海峡。这个计划由沙皇尼古拉斯二世1914年4月5日批准。7尽管并非所有细节为外界所知，但是不仅限于柏林，这条趋势线已足够清晰。正如一位重要的CUP军事家阿卜杜勒—拉赫曼·卡米（巴伊库特）1914年4月30日在《共鸣》中主张：“斯拉夫世界正在超过它的邻国快速发展……奥斯曼要想强大，必须与德国结盟，并对俄巴（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采取守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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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1914年冬天的两场外交危机帮助德土进一步巩固其仍然是非正式的伙伴关系。第一场外交危机涉及亚美尼亚改革计划的重新启动，这个计划由俄国的代理外交大臣A. A.涅拉托夫（A. A. Neratov）在1913年6月2日两次巴尔干战争的短暂间隙中提出。整个秋冬季，俄国驻土大使M. N.吉尔斯（M. N. Girs）借助奥斯曼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暴露出的劣势，设法联合在君士坦丁堡的欧洲外交界，使其支持由俄国策动的亚美尼亚改革计划：任命一位欧洲管理者以及一支国际宪兵队以监管土耳其东部的6个“亚美尼亚人”省份的改革进展（这些省份将会被合并为一个行政区）。此计划内容和1897年对克里特岛、1903年对马其顿地区的做法如出一辙。只有一位大使表示反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新巨人——德国的汉斯·冯·旺根海姆（Hans von Wangenheim），他还向土耳其人告知了俄国人准备做的一切事情。考虑到整个活动本质上其实是一场俄国人的阴谋，旺根海姆便要求吉尔斯当面坚持土耳其人同意争议点，诸如欧洲检察官的任命，这样一来德国人就能逃脱土耳其人的责难了。正如吉尔斯在1913年10月17日向旺根海姆抱怨道，“我们独自做出这个要求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到那时土耳其会将所有愤怒发泄到我们［俄国］身上”。改革协议的最终条款敲定于1914年2月8日。正如俄国人同亚美尼亚活动家抱怨的那样，其中甚至没有（应归于德国的坚持）提及“亚美尼亚人”或是“亚美尼亚人省份”。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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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场外交危机很快同第一场缠结在了一起。1913年12月14日，德国的一个由42名军官组成的军事代表团在奥托·利曼·冯·桑德斯将军的带领下到达土耳其。在早先的春季，土耳其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受挫的时候，奥斯曼驻柏林大使、将军马哈茂德·穆赫塔尔帕夏（Mahmud Muhtar Pasha）就已经向德国代表团发出邀请。尽管恩维尔支持与德国建立一个更加亲密的军事合作关系的主张早已尽人皆知，但是这个倡议在他掌控政权之前就已存在（阿德里安堡在7月下旬才被重新夺回）。早在1913年4月，奥斯曼大维齐尔兼战争大臣马哈茂德·谢夫凯特（直到6月遭到刺杀）告诉旺根海姆大使，他“指望德国”能在巴尔干战争结束后重组奥斯曼军队。塔拉特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正如内务大臣向美国大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所说，他早已判断出土耳其必须“决定与德国站在一起，要么与德国人一起游泳，要么一起沉下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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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利曼·冯·桑德斯将军自己后来如何反对，这个由他带领的德国改革代表团（Heyet-i Islahiye Reisi）因此就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支持团队，更带有政治色彩。当苏丹穆罕默德五世在1913年12月4日任命利曼为奥斯曼第一集团军司令官后，博斯普鲁斯海峡防御线的实际指挥权便被赋予了一位德国国民。1912年夏天过后，由于保加利亚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这甚至促使萨宗诺夫在1912年10月26日请求沙皇将黑海舰队指挥权移交给驻君士坦丁堡的吉尔斯大使）对君士坦丁堡造成了威胁，俄国为占领海峡而制订了日益详尽的应急计划。俄国人已经对海峡状况高度警惕，但是利曼任职的消息仍如晴天霹雳，给俄国人以沉重一击。之后的两个月，柏林和圣彼得堡之间弥漫着一种严峻的战争恐慌，而亚美尼亚改革谈判更是为“利曼事件”增添了恐惧气息。俄国军队向高加索边境聚集，萨宗诺夫认为占领东巴济耶德（East Bayazit）或埃尔祖鲁姆能成为讨价还价的筹码。1914年1月6日，在一封送往沙皇尼古拉斯二世的照会中，俄国的外交大臣提出主张要求对奥斯曼帝国进行大致的势力划分，其中英国登陆部队占领士麦那（伊兹密尔），法国占领贝鲁特，俄国占领黑海的特拉布宗港。11在一周之后的一场紧急内阁会议中，萨宗诺夫和俄国的军队首脑开诚布公地讨论是否有必要就“利曼事件”铤而走险，挑起欧洲大战，只有主席科科夫佐夫（重演他在1912年11月担当的保守派角色）表示反对。在大战来临之前，一次外交妥协事件在1914年1月15日上演，见证着利曼从被提升为整个奥斯曼军队的元帅和检查长，到“大材小用”转任海峡防御线指挥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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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同几周之后亚美尼亚改革运动的决议，德俄关于利曼任职问题上的妥协得以将欧洲的战争恐慌驱散。但是，这却令奥斯曼政府感到不快。正如俄国在1912—1913年通过它支持的巴尔干同盟国展示的那样，改革运动和利曼事件赤裸裸地暴露了俄国妄图分裂奥斯曼帝国且不再掩饰的野心。以防土耳其人并未领会亚美尼亚改革运动传递的信息，萨宗诺夫在1914年1月召唤来奥斯曼驻圣彼得堡大使图尔汗帕夏（Turhan Pasha），“不止一次”地警告他，如果再有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在土耳其东部发生，俄国将会进行干预。13似乎德国仅仅通过旺根海姆的坚定不移所施予的抵抗，就阻止了萨宗诺夫和吉尔斯实际上将土耳其东部六省纳为俄罗斯保护国，并联合欧洲列强支持的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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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曼代表团对于帝国的生存希望同样重要。诚然，德国人并没意识到这一点。但事实上，至少奥斯曼军队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的一些惨重损失，可以追溯到德国军官在1912年之前教授给土耳其人的“包围和歼灭”战术（尽管在日俄战争、的黎波里塔尼亚战争和巴尔干战争中出现的以固守为主的防御作战方式显示了其威力，但是这种流行于欧洲的凭借进攻时的锐气包抄敌方侧翼的战术打法仍然为总参谋部需要）。由于缺乏大炮的有效配合，先头步兵部队在进攻色雷斯和马其顿地区时损失极其惨重。然而，同许多战场上的失利一样，这些教训十分有益，奥斯曼通过这些失利加快了经验的积累。土耳其人希望利曼代表团能使他们学得更快。操着一口流利德语的恩维尔帕夏在1909年被任命为驻柏林军事专员后，全身心贯注于“德国化”军官群体。从德国副参谋长到奥斯曼总参谋部，上校弗里茨·布龙萨特·冯·舍伦多夫（Fritz Bronsart von Schellendorf，恩维尔与他的关系比与利曼更紧密）又被升任为战争大臣。受此激励，恩维尔将1 000名兵团军官“解职”，其中包括2名陆军元帅、3名中将、30名少将、95名准将和184名上校，为在巴尔干战争中证明了自己价值的青年军官的快速提拔铺平了道路。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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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4月7日，在俄国沙皇批准了一项旨在征服君士坦丁堡和海峡的海军建设计划两天后，土耳其总参谋部也通过了一项新的以增进奥斯曼针对俄国的防御力为目的的“基本作战计划”。这项新计划摈弃以往难以达到成效的进攻策略，强调在色雷斯（第一集团军在第一、二、三兵团部署九个师的兵力）采用灵活的防守战略，同时也允许在有利条件下对俄军实施“有限攻击”（总部设在埃尔祖鲁姆的第三集团军，包括在第九、十、十一兵团的九个师，再增加两个骑兵旅，以监管边界）。15尽管各方面的短板使奥斯曼在与意大利、巴尔干同盟的作战过程中吃尽苦头，但是军队的士气仍然出人意料的旺盛——至少对于改进过的军官兵团而言是这样。在利曼和布龙萨特的帮助下，恩维尔实施了新型军团级别操作训练。这使人充分相信，只要给予时间恢复，奥斯曼将在下一场战斗中有引人注目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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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4年6月，战争的乌云又一次笼罩在君士坦丁堡上空。激愤于爱琴海地区希腊人遭受虐待的谣言，以及担忧“苏丹奥斯曼一世号”和“雷沙迪耶号”[2]战列舰将在几周之内下水——这将会使土耳其撤销巴尔干战争中有关爱琴海的相关决定，希腊的民族主义者在雅典擂响了战争之鼓。6月12日，希腊向高门提出正式抗议照会，要求立即结束对小亚细亚希腊东正教属民的迫害，此外还需归还没收的财产。奥斯曼政府回复道，虽然会处理希腊的相关控诉，但是真正应该为此动乱负责的乃是巴尔干同盟——是他们将穆斯林难民赶往了土耳其。与此同时，俄国外交官正极力设法阻止第三次巴尔干战争爆发，以免海峡被再次封锁。16对于大多数驻雅典及君士坦丁堡的欧洲外交家来说，随着“苏丹奥斯曼一世号”无畏舰将在7月进入马尔马拉海，希腊（在奥斯曼的无畏舰到达之前先发制人）或者土耳其（在第一艘无畏舰到达之后）似乎将马上发动第三次巴尔干战争。然而，与逐渐上演的土希剧本一样引人注目的，是一伙在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阴谋者，他们决心伺机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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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种伤害相当彻底，英国大使密谋造谣财政大臣贾维德·贝是犹太人（事实并非如此），从而使他被解除职务。实际上，贾维德是奥斯曼政府中最为热忱的亲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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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雷沙迪耶号”后被英国政府扣押，编入英国皇家海军，更名为“爱尔兰号”（HMS Erin）。——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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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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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第二部分 1914年“一战”：土耳其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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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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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神兵天降：“戈本号”战列巡洋舰抵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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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推动土耳其人，甚至在违背其意志的情况下，将战争蔓延到黑海，以对付它的老对手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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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海军“戈本号”战列巡洋舰（无畏舰）指挥官，海军总司令威廉·苏雄（Wilhelm Soucho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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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位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及其妻子霍恩贝格（Hohenberg）公爵夫人，在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Sarajevo）视察之时，被一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刺杀身亡。事实上，还有另外一起同样由塞尔维亚籍青年实施的刺杀行动——这位塞族青年在致命袭击的一个小时之前向皇室车队投掷了一枚炸弹——据证实也卷入了阴谋之中（实际上，最后总共发现了7名密谋策划者）。在得到来自柏林的一张外交上的“空头支票”后，7月23日，一直踌躇不决的哈布斯堡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向塞尔维亚递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最后通牒，称“线索显示阴谋来自贝尔格莱德”，并要求在48小时内得到答复。塞尔维亚也同样收到来自俄国的“空头支票”，它确信法国会支持其对抗奥匈帝国，因而在两天之后，塞方拒绝完全遵从贝希托尔德提出的条款。由此，欧洲的军事末日机器引擎开始有条不紊地运转起来。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开始了动员，甚至俄国也在此之前进行了秘密动员以支持塞尔维亚，同时防备奥匈帝国和德国。当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在1914年7月30日颁布总动员令时——用沙皇自己的话来说，当他做出这个令他痛苦不堪的预示着“可怕的杀戮”的决定时，似乎只有奇迹才能阻止欧洲战争的发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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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奇怪的是，从1908—1909年第一次波斯尼亚危机，1911—1912年的黎波里塔尼亚战争到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奥斯曼一直处于所有事务的旋涡中心，但是在1914年七月危机发生时，它却在一开始置身事外。要知道，在6月份的第三周，欧洲的外交话题仍然聚焦在希土两国爆发第三次巴尔干战争的威胁上。但是，萨拉热窝事件以及随后列强间的摊牌似乎淹没了在巴尔干半岛最近上演的戏剧。随着战事临近，列强更是将希土两国抛诸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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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我们观察得更细致的话，会发现，当七月危机到达可怕的顶点时——尤其在圣彼得堡和柏林之间，奥斯曼问题其实仍处于列强战略的核心位置。早在6月30日，萨拉热窝事件前两天的时候，俄国外交大臣就要求海军部汇报俄军黑海舰队最新的战争准备情况。萨宗诺夫主持了二月计划会议。在会上，俄国现役长官宣誓他们会加快向君士坦丁堡派赴第一批两栖梯队的速度（由3万人，或者说大致一个兵团的兵力组成，其中还包括一个炮兵师），并将动员时间由10天缩至5天。正如外交大臣在其自传中回忆，如此紧迫的原因在于在场的每个人都认为，“如果欧战爆发，那么对君士坦丁堡发动进攻将不可避免”。1914年6月15日，随着希土两国的紧张态势一触即发，吉尔斯大使对萨宗诺夫发出警告，称如果第三次巴尔干战争爆发，俄国必须“立即采取对策”占领海峡。而现在，在萨拉热窝事件之后，一个范围更广的欧洲战争可能会出现，萨宗诺夫向海军大臣I. K.格里戈里耶维奇［I. K. Grigorevich，“K”源自父名，指代康斯坦丁诺维奇（Konstantinovich）］提出一个“非常秘密和紧迫的要求”。他质询道，俄军第一支军队能否在“四到五天内”动员完毕，投入博斯普鲁斯海峡作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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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仍然与高门保持隐匿不宣的同盟关系的柏林，一旦其外交被孤立程度在7月底开始突出，那么奥斯曼政府无价的重要性就会日益显现出来。7月24日，星期五，德皇威廉二世命令驻土大使旺根海姆重启结盟对话。7月28日，星期二，奥斯曼将第一份双边军事协议拍电至柏林，结果却淹没在了同一天中午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的喧嚣之中。7月31日，星期五，随着俄国总动员的开展，以及英国将与德国交战的倾向性显现，形势对于柏林愈发绝望，德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花时间给君士坦丁堡发去电报，向旺根海姆询问道，土耳其会否以德国与之签署同盟协定作为交换条件，准备“采取实质行动对抗俄国”。48月1日，星期六，德国向俄国发去的最后通牒期满之后，贝特曼的抵抗信心进一步崩溃：此时，利曼仅仅向德国方面保证土耳其的军队已经做好战斗准备，采取实质行动对抗俄国。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将与奥斯曼签署结盟协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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