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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官方上仍保持中立，土耳其却有着向协约国，尤其是俄国靠拢的迹象。8月12日，土耳其将水雷布列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出入口，并且关闭了灯塔；所有进入船只此时都被要求获得许可且由导航船引导进入。6为了造成假象，让人以为苏雄的战舰已经被中立化，恩维尔和杰马勒要求德国海军部向其运送最先进的水雷，并且派遣一组军官、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替换英国海军代表团，同时对奥斯曼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岸防线进行巩固。苏雄将这一请求转呈给铁毕子，后者同意向奥斯曼帝国派遣一支由令人敬畏的吉多·冯·乌泽多姆上将（Admiral Guido von Usedom）率领的特遣队。这支特遣队的组成人员包括海军军官、炮兵、工程师、鱼雷及水雷专家和好几百名训练有素的德国军事学员，此外还有大量水雷、扫雷舰、鱼雷和其他技术设备被一同运往奥斯曼。这支特遣队的第一分队早在8月18日就离开德国前往君士坦丁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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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奥斯曼加入战争已成必然，德国似乎取得了一次重大的外交胜利。8月17日，在“戈本号”及“布雷斯劳号”战舰被“转让”给奥斯曼军队的新闻传至英国后，丘吉尔向战时内阁建议，“进入全面战时状态”，并授权米尔恩上将派遣“一支鱼雷分舰队穿过达达尼尔海峡形成威慑，并在必要情况下击沉“戈本号”及其僚舰”。[3]但是这个建议在内阁内部却遭到强烈反对，一部分原因是担心会引起埃及和印度的穆斯林的反对，另外则是由于整件事的根源：很多人责备丘吉尔，认为他起初扣押无畏舰的举动激怒了土耳其人。8俄国外交大臣萨宗诺夫早已命令黑海舰队司令官安德烈·埃伯哈特上将（Admiral Andrei Eberhart）“用尽一切手段阻止［‘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进入黑海，即使侵犯土耳其领海权也要歼灭之”。9由于苏雄在奥斯曼政府明显的默许下控制着两艘“土耳其”战舰，如同他曾经的誓言，似乎再没有什么能阻止他将世界战争带入黑海，对抗俄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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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却不打算在土耳其还没准备充分时就将其带入战争。尽管在“戈本号”安全抵达问题上未能获得旺根海姆的让步，但是他仍然可以决定苏雄能否在黑海进行活动。满心渴望离开的并不止苏雄一人。利曼将军早已同恩维尔展开协商，计划让奥斯曼军队在靠近敖德萨的黑海沿岸登陆，以对俄国第八集团军（为抵抗东加里西亚的奥匈帝国，正处在动员的最后艰难阶段）的侧翼形成威慑。海军部的铁毕子向奥斯曼驻柏林军事专员杰米尔·贝（Cemil Bey）提议道，苏雄可以驶入黑海并朝俄国目标开炮，其他奥斯曼战舰尾随其后向空中开炮，以造成抗议其离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假象。德皇威廉二世深解其中味，他在8月18日给旺根海姆的信件中写道，毫无疑问，“（我们）欢迎奥斯曼采取任何［形式的］行动”。10但是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在1914年8月17日坚决告知苏雄，以旺根海姆的方式，将不会许可任何形式的突袭。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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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阵营遭受的挫折还在不断加剧。旺根海姆在1914年8月2日签下的密约对土耳其基本上没有约束力，而8月6日的结盟条约和胁迫之下的让步除了默许“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进入达达尼尔海峡外，并未获得任何回报——两艘战舰仅仅被奥斯曼扣押在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并被阻止进一步行动。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和恩维尔非但没有向俄国宣战，还悄悄地讨好它，揣测圣彼得堡会向土耳其提出什么样的条款以保证土耳其置身战争之外。8月中旬，奥斯曼的亲法派财务大臣贾维德·贝（也是一位亲英派，尽管由于菲茨莫里斯的缘故，英国大使馆并不知晓这一点）在位于席拉皮亚（塔拉布亚）的协约国大使避暑别墅分别与大使们进行了会晤，试图获寻保证奥斯曼中立的条件。即使是杰马勒也在尽力讨英国大使路易斯·马利特爵士（Sir Louis Mallet）的欢心，后者在8月20日向格雷报告称，与土耳其签订协议保证其中立位置是切实可行的。128月19日，当大维齐尔同保加利亚签署了一项“友好同盟条约”后，赛义德·哈利姆帕夏意图保持中立地位的要求便失去了最强说服力——但是此时仍未宣战。不足为奇的是，被奥斯曼的表里不一激怒的利曼将军，被传出要与恩维尔和杰马勒决斗。在这一切到来之前，同旺根海姆的关系十分冷淡［旺根海姆在去年12月抵达土耳其之后，拒绝同利曼在西鲁克兹驻地（Sirkeci station）会见］的利曼在8月19日直接写信给德皇威廉二世，请求批准他及德国改革代表团的同僚军官回国。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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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利曼请求辞职的威胁很可能毫无意义，但是他的愤怒可以理解。一方面，恩维尔请求铁毕子向土耳其派遣数百名海军专家和专门设备以巩固舰队和岸防线，同时他还承诺旺根海姆称会以“泛伊斯兰革命”的名义在8月19日出兵法属北非、俄国高加索地区、英属埃及和印度，进行干预。另一方面，他在隔天又告诉旺根海姆，尽管同索非亚签署了条约，但是土耳其参战的时机尚未成熟：战争大臣甚至威胁如果德国再逼其出兵干预的话，他将会遣散奥斯曼军队。恩维尔十分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自从德皇威廉二世1898年在大马士革的萨拉丁陵墓前宣布自己是伊斯兰世界“永远的朋友”后，向德国的敌人发动伊斯兰圣战就成了他最中意的方式。“哈吉”威廉从未打算让利曼离开他当前的岗位，更别提允许他同奥斯曼的战争大臣进行决斗。“我期望同恩维尔合作，”德皇威廉二世对德国改革代表团团长轻责道，“请你务必替我传达我对他的充分信任及问候。”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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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曼并不是唯一一个被土耳其拖延战术逼疯的人。苏雄上将在躲过了敌人从地中海一端到另一端的追击之后，很难再满足于坐以待毙，否则他早就同奥地利人躲藏在普拉港，而非历尽艰辛躲过英军的围追堵截。同这艘军舰的历史一样有趣的还有中世纪的木船海战——其中最著名的要数1453年奥斯曼的君士坦丁堡围攻战，彼时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下令将船只从博斯普鲁斯海峡经由陆地搬运到金角湾，并从侧翼包抄拜占庭船只——奥斯曼首都并不适合一艘庞大的具有2.3万吨排量的无畏舰来进行军事演习。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伊斯坦伊（Istinye，位于今天的美国新领事馆）受压抑许久，苏雄无法测试他的锅炉是否泄漏，无法开炮，或者保持士兵的锐气。为了维持士气，有一天，他在俄国大使馆前抛锚，于是他的“军官和士兵在舱板上排列成行……庄重地摘下头上的土耳其毡帽，并戴上德国军帽”。军乐队随后奏响《德意志高于一切》以及《保卫莱茵河》，德国海员们在重新戴回毡帽之前“引吭高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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逗弄俄国人一定多少帮助苏雄平息了他的不安情绪。但是为了开个玩笑，苏雄不惜人身安全向达达尼尔海峡疾驶。25日，在15名海军军官及将近300名海军炮兵（其中大多数被派至达达尼尔海峡从事沿岸炮台固防工作）陪同下，乌泽多姆上将抵达西鲁克兹驻地。9月的第一个星期，另外400名德国人到达君士坦丁堡，加入了乌泽多姆的特遣队。很自然，在这样一个锋镝交加的时刻从欧洲主要前线战场调遣700名技术兵种到土耳其，使德国统帅部的莫尔特克认为为了让土耳其加入同盟契约，德国已经充分展现了自己的诚意。在坦嫩贝格战役（Battle of Tannenberg）中，萨姆索诺夫（Samsonov）的俄国第二集团军在东普鲁士遭到歼灭，德军从而赢得了8月26—30日的交战时间。与此同时，奥匈帝国军队在加里西亚省被俄军击溃［伦贝格（Lemberg）/利沃夫（Lvov）在9月2日陷落］，而德国军队经过边境线的鏖战后——鏖战持续数日，极大地透支着将士们的精力——向处于西线西南方的巴黎进发。当英法的守备者们开始重组巴黎西部防线，准备投入这场可能性的决战时，德国参谋长在1914年9月4日隐晦提醒旺根海姆和利曼，对奥斯曼帝国来说，不论是登陆俄国黑海沿岸或是威胁苏伊士的英属埃及，立即采取行动牵制敌方力量将是“有利的”。三天之后，随着马恩河战役的进行，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劝告旺根海姆，要让土耳其人牢记“利用一切手段击溃英军的抵抗”迫在眉睫。到最后，大使被批准向恩维尔提供他要求的（向苏伊士发起攻势的）一切“武器和弹药”。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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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嗅到德军统帅部的绝望气息后，恩维尔和赛义德·哈利姆帕夏认为再次对德国进行榨取的时机已经到来。1914年9月8日，星期二，奥斯曼战争大臣向旺根海姆提出请求：德国送给他“至少6组速射野战列炮以及充足弹药”，同时最好配备105毫米口径榴弹炮，每组8 000发。作为恩维尔主要心腹的德国海军专员汉斯·胡曼要求柏林方面为奥斯曼在苏伊士展开行动支付一笔约135万土耳其镑的资金（大约800万美元，合今天的8亿美元）。17此外恩维尔还暗示德国人不用理会大维齐尔倾向于协约国的调解立场，因为赛义德·哈利姆帕夏“不再掌控当前局势”。对大维齐尔而言，这可算一个新闻，他立刻公开宣布废除所有仍保留着的由欧洲列强（包括德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其中包含贸易优惠权和法定的税费豁免权，以此抢过恩维尔的风头。旺根海姆曾于8月6日在理论上同意接受此项条件，但彼时由于苏雄还被困在布林迪西，此举乃迫于威胁之下。当知晓赛义德·哈利姆帕夏的最新政策后，这位德国大使勃然大怒，并效仿利曼，威胁离开君士坦丁堡。尽管旺根海姆最终还是抑制住了这个想法，但是他仍然与其他欧洲大使联合起来——包括那些同德国开战的国家大使——向高门政府发出了一份联合公报，以抗议此举。但是，当然，德国除了支持别无他法。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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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恩维尔而言，至少，在他向德国进行索取的背后并不仅仅出于机会主义。尽管他自己更倾向的选择是向苏伊士发起攻势——此举也受到德国统帅部的支持——为此他特意要求105毫米口径的榴弹炮——这位奥斯曼战争大臣也意识到了把所有要求合在一起会耗费很长时间，因为在苏伊士牵制英军的力量仍难以影响西线正处于高潮的马恩河战役。而距离君士坦丁堡更近的东线作战，则是另外一回事。单纯让苏雄在黑海展开攻势可以对俄国造成恐吓，还可能将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等中立国推向同盟国——这不会使奥斯曼付出任何代价。悄无声息地且在明显没有周知杰马勒或者其他大臣的情况下，恩维尔告诉苏雄，他可以在9月12—13日周末的某个时刻撤出博斯普鲁斯海峡，并在黑海进行训练演习。苏雄随后直奔主题，在过去了一个月后开始准备在9月15日星期二进行第一次严肃演习。但是在星期一，杰马勒在听说苏雄的准备活动后，遂下令禁止这位德国上将离开博斯普鲁斯海峡，并用凌厉的口气告诫道，此举将等同于一次“政治行为”，因此必须得到所有奥斯曼内阁的批准。与之前恩维尔的口头许可相悖，苏雄对于杰马勒“无耻”禁止他自由活动的命令感到怒不可遏。奥斯曼战争大臣当天晚上以蔑视的态度记录道：“完全理解我在黑海进行训练演习的计划，这一切会照常进行。”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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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幕后，奥斯曼内阁，更主要是在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内部，关于苏雄的问题上演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在委员会内部，一名德国间谍在9月15日星期二报告称，恩维尔的亲德立场获得了大多数人支持，但是依然有少部分人表示反对，其中不仅包括财政大臣贾维德·贝，还有一些位高权重的人物，比如纳齐姆博士、沙基尔·巴切莱丁（Sakir Bachreddin）以及奥斯曼帝都警察局长贝德里·贝。209月16日星期三，内阁内由于恩维尔要求苏雄得到“释放”的提案遭到了否决（如果恩维尔确实提出此提案，相关记录并不明确），从而导致了一场冲突。21无论如何，恩维尔在9月17日星期四苏丹身处彭迪克之前，检阅海军期间告诉苏雄，批准其战舰进入黑海活动的决议遭到了“撤销，等候另行通知”。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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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雄却并非一个容易气馁的人。9月18日星期五，这位德国上将登岸，对赛义德·哈利姆帕夏进行了痛斥，并指责奥斯曼政府“背信弃义和优柔寡断的举动”。如果高门再不批准他进入黑海活动，他威胁将自行解决问题，“做一名军官该做的事情”。然而不比苏雄顽固的赛义德·哈利姆帕夏仍拒绝屈从。于是，这位上将又在星期六早晨同恩维尔会面，并要求，如果“戈本号”不行，那么至少应该允许它的僚舰“布雷斯劳号”（他仍然拒绝使用它的新名字“米迪里”来称呼它）以及若干奥斯曼驱逐舰在靠近博斯普鲁斯海峡出入口的地方进行演习——表面上仍停留在靠近奥斯曼海域处以免刺激俄国人，但是实际上期冀俄国船舰遭遇他们的时候能发生冲突。恩维尔答应尽自己所能。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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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由49人组成的CUP中央委员会召开大会。委员们在会上讨论了苏雄的当前状况，以及战争与和平的议题。政治路线仍然大致与他们整月遵循的一致，恩维尔为主战派发言，却遭到了贾维德·贝和纳齐姆博士等高层人物的反对，后者意图解除德国军舰的武装，并且遣散奥斯曼军队，向协约国做出和解姿态（贾维德还注意到政府财政早已出现赤字且无力给士兵发饷）。然而这一次恩维尔却准备了一场埋伏，他指示由他的支持者组成的大多数否决了贾维德的意见，并且迫使委员会对军队遣散进行快速表决，最终这位财政大臣败不旋踵。恩维尔随后在周日晚上同大维齐尔召开了大臣级会议。在会上，他透露一个新的政治武器：埃及总督及其名义统治者（处于英国保护之下）阿拔斯·希里米二世（Abbas Hilmi II）。阿拔斯在世界大战爆发时正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避暑，他此刻远离开罗及英国的控制圈。埃及总督在一场激情澎湃的演讲中宣称他会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任何事来帮助奥斯曼帝国“解放”埃及，摆脱英国占领。尽管大维齐尔仍试图避免挑衅埃及边境线附近的英国，他却不动声色地授权恩维尔集结军队向正对着俄国前线的锡瓦斯（Sivas）和埃尔祖鲁姆进发，并同意苏雄的战舰应该被允许进入黑海进行演习——只要“不是出于交战目的”。1914年9月20日，一切得偿所愿，“布雷斯劳号”终于进入了黑海，即使只有短暂的数个小时（“戈本号”仍然抛锚在博斯普鲁斯海峡）。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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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维齐尔在玩一个狡猾的游戏。星期一，法国和俄国大使莫里斯·邦帕尔（Maurice Bompard）和M. N.吉尔斯（M. N. Girs）拜访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并向他抗议苏雄在周日的小型突围违反了奥斯曼的中立原则。大维齐尔的回复十分聪明。注意到英国大使路易斯·马利特爵士的缺席（可能是个偶然事件），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对邦帕尔和吉尔斯说：“德国人是独立的，他们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如果［‘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在此处，那不是我们的错。你应该去问英国人他们是如何让这两艘舰到达这儿的。”尽管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含蓄地承认了德国向奥斯曼帝国出售这两艘船舰的虚假交易，但是他同样对苏雄的行动进行了合理推诿，并摆脱了法俄由于其海军无能而致使自己陷入困境的敌意。为了进一步迷惑大家，大维齐尔同意任命苏雄为奥斯曼海军中将，任期一年。表面上看，是赋予其海军改革代表团团长的一种独立身份，类似于利曼的军队委员会。但是当苏雄在9月24日星期四由海军大臣杰马勒正式授衔的时候，却被要求发誓如果没有奥斯曼统帅部正式授权，他就不能指挥土耳其船舰参与交战行动。协约国的观察家们试图猜测苏雄的真正军事行动状态以及土耳其高门政府的意图，却一直未有十足把握。即使是被好战的恩维尔和苏雄逼至死角时，大维齐尔也有办法将事情转变至对他自身——以及土耳其——有利的方向发展。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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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德军的战略物资每天被源源不断运往西鲁克兹驻地，以及苏雄开始进行他在黑海的第一场——受到俄军舰队紧密盯防的——军事演习——对邦帕尔和吉尔斯来说，土耳其最终陷入战争似乎只是时间问题。26对于俄国及其法国同盟来说，奥斯曼加入战争绝对是难以接受的。时间回溯至8月11日，在苏雄进入马尔马拉海的第二天，法国前总理加斯东·杜梅格（Gaston Doumergue）对俄国驻法大使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讲，任何保证奥斯曼领土以避免它加入战争的外交承诺“直到战争结束也不应妨碍［俄国索求的］海峡问题”。27吉尔斯大使早在7月27日就向萨宗诺夫建议道，俄国甚至应该“主动带头”对抗土耳其（尽管这是在“戈本号”抵达之前——“戈本号”抵达奥斯曼之后，即结束了俄国海军对黑海的统治地位，并几乎使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登陆的计划落空）。当吉尔斯在8月下旬汇报第一个关于苏雄的传言，称其将被允许离开博斯普鲁斯海峡时，位高权重的俄国农业大臣A. V.克里沃舍因（A. V. Krivoshein）对英国驻俄大使乔治·布坎南爵士（Sir George Buchanan）说道：“如果土耳其向俄宣战，那么他个人将会很高兴，因为由此土耳其问题终于可以得以解决了。”在结束与大维齐尔徒劳无益的会面之后，吉尔斯开始公开宣称要与土耳其“算账”。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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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处境要比它表面上显示的虚弱得多。协约国在马恩河战役中的胜利摧毁了它妄图迅速赢得战争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在东部战线，随着俄军攻占了奥地利加里西亚省前的所有要塞，受到围困的奥匈帝国军队此时已经损失了35万名士兵，并被迫后退150英里（约241千米）。另一方面，在圣彼得堡，一个吞并（奥地利的加里西亚和普鲁士的波森及西里西亚）计划正被充分讨论，这个计划与柏林同一时间制订的臭名昭著的“九月计划”［攻占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以及法国北部的铁矿石区隆格维—布里耶（Longwy-Briey）］一样，充满了野心。291914年9月24日，苏雄被任命为奥斯曼海军中将的这一天，奥斯曼驻柏林军事专员杰米尔·贝在向恩维尔发出的报告中称：“起初［德国］要求我们参战，是因为他们想找一个盟友；现在他们需要我们的支持，则是因为他们遭受到的困难正与日俱增。相比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他们对我们抱有更大的期望。”30奥斯曼参战的索价由此水涨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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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伦敦，由于丘吉尔并不知晓德国在土耳其问题上遭遇到的困难程度，他渐渐失去了耐心。自从苏雄抵达之后，同外交上的僵局一样，英国海军也同其相持不下：英军派遣一支分舰队在靠近达达尼尔海峡出入口的伯西卡湾（Besika Bay）巡逻，但由于奥斯曼的敌对状态没能进入海峡，又碍于奥斯曼的中立国身份而无法向沿岸炮台开火。身处君士坦丁堡而无法脱身的林普斯（Limpus）上将在1914年8月26日给丘吉尔的信件中称，在他身处帝都拼命保持中立姿态的时候，奥斯曼参战或许并非最坏的事情。如果土耳其加入，他建议道，（英国）皇家海军能够轻易“挑起阿拉伯和波斯湾问题”以对付它，同时鼓动希腊“在士麦那和达达尼尔海峡之间”进行两栖作战。如果土耳其的“加里波利半岛”防线遭到破坏，林普斯上将承诺“彻底歼灭土耳其的剩余力量”。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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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丘吉尔收到这份好战的报告书后第五天，以防奥斯曼加入战争，海军部和陆军部开始起草具体军事计划。9月2日，经过内阁投票，英军的地中海分舰队被授权在“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随航的情况下，向撤出海峡的土耳其船舰开火。一如既往先发制人的丘吉尔更进一步发挥主动性。9月25日，星期五，这位英国海军大臣任命萨克维尔·卡登（Sackville Carden，米尔恩则在“戈本号”事件后被不光彩地召回）接任新的地中海分舰队指挥官，并在是否允许土耳其战舰离开达达尼尔海峡的问题上授予他自行决定权。[4]9月27日，星期日，卡登截住一只土耳其鱼雷艇，并令其折返。恩维尔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即命海峡防线指挥官乌泽多姆上将关闭了海峡通道，禁止一切船只进出，并开始在海域布雷，接拉钢缆，还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出入口处布下了防潜（艇）网。尽管缺乏一个正式的名分，这实际上已是一种战争行为。土耳其同时还一次性切断了俄国唯一一条通往世界市场且终年处于暖水区的通道——与1912年不同，这是俄国第一次正处于战争时被截断通道。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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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雄、乌泽多姆以及德国人早在几周前就开始要求关闭达达尼尔海峡。终于，恩维尔如约兑现了自己的承诺。然而，高门政府此时仍未宣战。奥斯曼这种模棱两可的姿态不仅激怒了德国人，也惹恼了丘吉尔，后者试图与奥斯曼在达达尼尔海峡开战，却无奈因内阁反对而作罢。但是，具有传奇色彩的战争大臣——因“喀土穆征服者”（Conqueror of Khartoum）而颇负盛名的陆军元帅霍拉肖·基奇纳却认为战时内阁的其他成员不敢反对他的意见，仍坚决建议应该由土耳其主动发动战争，以避免引起英属埃及和印度成千上万穆斯林属民的敌对。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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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苏雄在9月24日被任命为奥斯曼海军中将后，将很快带领“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到达黑海，这自然受到了圣彼得堡的瞩目。但是俄国人并不亚于基奇纳，他们同样打算谨慎处理土耳其的“准入条款”（俄国也需要担心其成千上万名从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到中亚的穆斯林属民）。高门政府要求在参战之前得到柏林的所有让步。对于俄国和英国而言，则必须要让奥斯曼首先开战，这样他们就能尽可能获取最有利的政治条件。因此，吉尔斯大使在10月上旬就告知萨宗诺夫，俄国应该对苏雄即将发动的“偷袭”表示欢迎，因为这会给俄国提供宣战的理由，且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海峡问题”。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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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斯有充分理由相信奥斯曼此时已做好参战决定。由于在奥斯曼内阁会议安插了眼线，这位俄国大使大概是君士坦丁堡消息最灵通的人。早在1914年10月4日，吉尔斯便向圣彼得堡方面汇报称奥斯曼海军大臣杰马勒已被主战派说服，加入了恩维尔、内务大臣塔拉特和奥斯曼议会议长哈利勒·贝一边，支持参战。35尽管赛义德·哈利姆帕夏仍然公开宣称与主战派保持距离，但是他的反对声却不如贾维德·贝坚定——事实上，正是这位据称是中立派的大维齐尔在10月2日坦率而肯定地告诉吉尔斯的眼线，称苏雄将会“击败俄军舰队”。36吉尔斯告知萨宗诺夫，若土耳其决意孤注一掷，那么它唯一需要的则是德国的资金援助。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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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斯的判断相当准确，德国人如果想让土耳其向俄国宣战，这将是他们的唯一选择。土耳其军队在两个月前就开始的动员几乎将奥斯曼国库消耗殆尽。恩维尔在1914年10月3日告诉他的朋友胡曼上尉，奥斯曼的军官也只能拿到一半军饷。此外，在8月份发布的征集令由于动员了近50万名士兵，使得夏末丰收被迫中断，并导致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恩维尔使德国人深刻认识到，如果没有他们全方位的援助，土耳其简直绝无可能与列强抗衡。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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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德国对奥斯曼战争进行实质性支援的想法早已在1914年8月的结盟条约和9月向君士坦丁堡派遣军官及设备的行动中不言自明。德国外交秘书阿瑟·齐默尔曼甚至早在9月10日就建议向奥斯曼拨付一笔直接的参战款项，只为结束奥斯曼的拖延策略。10月1日，奥斯曼驻柏林大使马哈茂德·穆赫塔尔正式向德国要求一笔500万土耳其镑的贷款，折合成2 500万美元（合今天的25亿美元左右）。德国外交部并不反对这个主意，但是齐默尔曼和外交大臣戈特利布·冯·雅戈（Gottlieb von Jagow）强调任何贷款协议必须严格确保奥斯曼能参战。然而，马哈茂德·穆赫塔尔还不能确保这一点。尽管如此，齐默尔曼和雅戈还是要求德意志银行筹集了一笔必要的黄金储备。危急情况下，这笔储备将能直接存进奥斯曼大维齐尔的账户，以便绕过贾维德·贝和财务部（同吉尔斯一样，德国人早已笃定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只是故作中立姿态给别人看的）。39在表明了德国的认真态度后，雅戈又告知旺根海姆，这500万土耳其镑只是为确保奥斯曼参战的预付款：一旦土耳其投入战争，柏林将再向它投放一笔一亿镑的贷款。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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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柏林在1914年10月1日批准向土耳其拨付一笔德国金马克以支援其在战争中做出的努力，“一战”的倒计时就开始了。早在10月8日星期四傍晚，恩维尔和塔拉特便向旺根海姆承诺道，苏雄将很快被批准在奥斯曼宣战之前——很可能在10月11日星期日——进入黑海向俄国海军发动“偷袭”。尽管德国大使对土耳其在黑海“过早地”开展袭击还心存疑虑，但是当这个主意传到柏林，雅戈和贝斯曼则表现出异常的狂喜。因此在1914年10月11日，星期日早晨，旺根海姆邀请恩维尔、杰马勒、塔拉特和哈利勒共进早餐。恩维尔使大使确信他现在在委员会内拥有大多数人的坚定支持。尽管如此，在“释放”出苏雄之前，他仍坚持先收到前两笔100万土耳其镑的款项。这阻止了星期一的一场攻击。但是恩维尔在这一次针对德国船舰提出的通行条款中，不仅明确无误地规定了允许苏雄发动袭击，还包括奥斯曼军队将开始准备针对英属埃及和俄国高加索地区的攻击行动。终于，在俄国咬到苏雄这个鱼饵并且向土耳其宣战后，“苏丹陛下就会向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敌人发动圣战”。为防德国对恩维尔的郑重产生怀疑，大维齐尔——继续维持他一贯为他带来不少好处的中立态度，回避了这次早餐——但他却在10月12日星期一，经由奥匈帝国大使约翰·马克格拉夫·冯·帕拉维奇尼（Johann Markgraf von Pallavicini）使他们确信，他并不真的反对德国向俄国的海军发动突袭。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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