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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0月31日，星期日，CUP召集27名资深官员讨论进攻事宜。由于这一次战争将切实一触即发，恩维尔本来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大多数奉行“先下手为强”的干涉主义者此时被削弱至10—17人之间。而贸易部大臣、劳工部大臣和邮政大臣则加入了大维齐尔和贾维德·贝的阵营，以辞职为威胁抗议苏雄的举动。为了平息怒火，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建议向俄国政府交付一份致歉书。当德国人听闻此事时，委派胡曼上尉警告他的朋友恩维尔，称德国与圣彼得堡单独媾和，分割土耳其并非难事。为打消德国人的疑虑，恩维尔在1914年11月1日交给吉尔斯的“致歉书”中插入了一句话，称奥斯曼为“在俄军舰队挑起的事端中表现出的敌对行动”致以歉意。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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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点来说，一个正直的人在这出关于奥斯曼“会还是不会”参战的戏码中，很难忍受高门政府两面三刀的行为。协约国在欧洲大使抗议奥斯曼在9月份废除了《领事裁判权条约》时，通过财物买通土耳其保持中立的行为显示出了他们的虚情假意——尽管如此，却也比不上旺根海姆在8月份被迫同意后，又最终反悔。英国反对由苏雄或恩维尔批准的与军事有关的一切行动，尽管如此，它封锁达达尼尔海峡的战争行为同土耳其将航道关闭不相上下。俄国大使吉尔斯花费数周时间排练他的“这让人感到震惊，太震惊了！”以作为对这次（他曾再三警告过萨宗诺夫的）袭击的回应，而黑海舰队的命令随后而至。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在同英法俄大使会面的时候可算得上是和平主义的模板，而他在同德国人和匈牙利人交谈的时候，却又表现出极度的渴望——“歼灭俄军舰队”。作为这位狡黠的大维齐尔的“马前卒”，恩维尔无限拖延着奥斯曼参战的可能性，这使得德国人在最后一刻还在争取——即使他们已经向土耳其支付了参战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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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埋在种种欺骗与狡诈之下的其实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战争势必会发生，因为这是几乎每个能左右时局的人想要的结果。但是，在苏雄袭击事件上，所有的外交细节却忽略了英国政府在10月31日发出的电报——丘吉尔向英国皇家海军（包括卡登上将的地中海分舰队）的所有船舰发出命令，“立刻同土耳其交战”。48萨宗诺夫在收到恩维尔暗中带刺的“致歉书”后，同样带着讥讽的语气进行了回复，称俄国将接受道歉，但是恩维尔必须先驱逐德国军事代表团的所有成员——到目前为止，在土耳其的德国军事代表团成员达2 000名之多。正如恩维尔告知吉尔斯自己不会答应一样，俄国的外交大臣也清楚知道恩维尔的态度。1914年11月2日，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向其属民发布公告，“在完全平静的情况下”，俄国“将同新的敌人，这个古老的基督教信仰及所有斯拉夫民族的压迫者交战”。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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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奥斯曼的领袖们来说，且不管据传委员会和内阁成员会怎样的咬牙切齿，正如土耳其无法改变的命运一样，这场战争终于得以确认。赛义德·哈利姆帕夏一直到最后都保持着狡猾多变的策略，仅仅虚张声势称会为苏雄袭击事件辞职：事实上，他不仅没有辞职，还在恩维尔向俄国交递的“致歉书”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并且完全知道俄国人是如何接受这份“致歉书”的。而贾维德·贝只身一人到最后还在进行抵抗。在11月1日的内阁会议上，他建议驱逐德国军事代表团——他知道，这是唯一可以避免战争的方法。但是这个请求遭到恩维尔和杰马勒的否决，理由是“军队在缺失德军专员的情况下无法正常运转”。贾维德的反战决心是真切的，但是即便如此，他一直等到11月5日才辞职——这4天已经为时已晚，难以改变任何事。50最终，奥斯曼政府以不逊色于沙皇的“平静”达成了开战决议。1914年11月10日，苏丹穆罕默德·拉沙德五世（Mehmed Reshad V）正式向俄国及其英法同盟国宣战（连同比利时、塞尔维亚和黑山）。4天以后，谢赫·伊斯兰、于尔居普吕·哈伊里·埃芬迪（Ürgüplü Hayri Efendi）在法提赫清真寺（Fatih mosque）向苏丹进献先知之剑，以批准向协约国列强发动“伊斯兰教圣战”，或称护教战争。从欧洲延伸到高加索地区，从黑海到波斯湾，奥斯曼帝国的命运将在战事的交汇中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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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亚沃士·塞利姆苏丹号”以塞利姆一世的名字命名，英语为“格里姆”，他曾在1517年征服了埃及和阿拉伯半岛，其中包括圣地。他信奉逊尼派。据说塞利姆曾屠杀了罗姆（Rum）省的数千名什叶派教徒［Shiites，主要为阿拉维教派教徒（Alevis）］。他的名字直到今天还在回响。2013年，土耳其政府以他的名字命名第三座博斯普鲁斯海峡悬索桥，土耳其的阿拉维人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并在伊斯坦布尔加济公园的政治抗议声潮中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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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土耳其媒体人云亦云的报道相反的是，这些舰船实际并未被完整支付。奥斯曼政府采用季度性分期付款的方式（平均每季度为“雷沙迪耶号”支付846 400英镑，最后一笔在1916年6月才付清），仍然拖延了两年时间才付清这笔款项。尽管如此，奥斯曼政府还是筹集了数百万资金——其中包括一笔在1913年12月的125万英镑的付款以及一笔70万英镑的尾款，后者恰好发生在丘吉尔的强征事件数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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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些不一致的是，在他的提议被否决后，丘吉尔又向格雷提议没收英国政府每天为“苏丹奥斯曼一世”支付的1000英镑赔偿金——当然，除非土耳其政府将“隶属‘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的所有德国将士”驱逐出土耳其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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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丘吉尔更倾向的选择是让林普斯上将（英军派至奥斯曼帝国的海军代表团团长）接任分舰队指挥官，后者对达达尼尔海峡防线的情况十分熟悉（而且如我们所见，他还具备必要的好战性格）。但是丘吉尔的这个想法在内阁遭到否决，理由是“从内部”任命林普斯会被君士坦丁堡认为是另一次丘吉尔式的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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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第七章 巴士拉、萨勒卡默什和苏伊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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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中的］胜利并不来自士兵的外在或装备，它来自一颗勇敢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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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战争大臣及奥斯曼第三集团军参谋长恩维尔帕夏1914年12月20日对士兵的讲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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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1月爆发的战争让人们发现，奥斯曼虽然进行了完全动员，但不幸的是，在与列强的对抗中，它仍未做好充分准备。在8月份的欧战后，奥斯曼在1914年4月制订的作战计划由恩维尔和德国参谋长布龙萨特·冯·舍伦多夫进行了部分更新，但是它依旧保留着“上一次战争”的痕迹。奥斯曼7/12的军团完整地集中在欧洲的色雷斯以及马尔马拉海、爱琴海沿岸，像是在准备同希腊挑起第三次巴尔干半岛战争（事实上，奥斯曼从七月危机之后就开始这样做了）。只有三个军团在抵抗俄国的高加索地区边境完成了动员，两个在叙利亚/巴勒斯坦正对英属埃及——尽管德国要求它遵循参战条款中的约定，在两个前线立即展开进攻。尽早实施进攻依旧成问题，这12个军团在1911—1913年遭受重大损失之后，除了一个军团，几乎都未恢复实力。正面对俄国的第九、十及十一军团，从将士到步枪、子弹、大炮、炮弹、军服、马匹、运货车、牛车等，都需要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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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今伊拉克），各种物资的短缺有过之而无不及。依照德国要求的两个前线的进攻计划，奥斯曼总参谋部从此区撤回了两个主要军团。按照计划，守卫摩苏尔的第十二军团此时被派往叙利亚对苏伊士运河发动袭击，而驻守巴格达的第十三军团则被派往埃尔祖鲁姆作为先头部队向俄国发动进攻。为避免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出现防守空白，参谋部又象征性地向阿巴丹岛（Abadan island）派遣了160名装备轻简的士兵，向法奥半岛（al-Fao peninsula）要塞（安置在一处非常重要的电报站）派驻了350名士兵（随携4门87毫米口径的加农炮），而在距波斯湾69英里（约111千米）上游位置的巴士拉，则安插了一支战略意义巨大的后备部队，由4 700名步兵、18门野战炮和3座机枪炮台组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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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伦敦在1882年占领埃及以后勉强算得上奥斯曼的战略伙伴，奥斯曼对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投入的简单防守便使人不难理解。但是，这仍是一个致命的疏忽。奥斯曼统帅部的一些人——恩维尔、布龙萨特或是利曼——早该明白这一点，而非选择相信英国不顾一切想让奥斯曼置身战争之外的立场。[1]因为事实上，在东地中海、爱琴海、印度洋、波斯湾以及红海拥有无可争议掌控力的英国皇家海军从战争爆发之日起就在各战略要点驻兵，并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以应对土耳其——实际上，英军在战争正式开始之前就着手此事了。如我们看到的，丘吉尔早在1914年10月31日就下令海军指挥官同土耳其交战。毫无迟疑，两艘英国驱逐舰在11月1日——宣战前4天——进入士麦那（伊兹密尔）湾“摧毁了一艘大型土耳其游艇”。11月3日，在英国向土耳其宣战的前两天，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如实回忆道，卡登上将自9月起便下令地中海分舰队对达达尼尔海峡实施封锁后，在当天长距离（1.3万码，约11.9千米）“从欧洲一边朝塞迪尔巴希尔（Sedd［ul］ Bahr）和海丽丝岬的炮台进行炮击”；与此同时，法军战列舰则“朝亚洲方向的库姆卡莱和欧哈涅（Or［h］ anie）的炮台进行射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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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湾上段，英国一支由装甲单桅帆船、河流拖船、明轮船及两栖登陆船组成的小型河流舰队在接到丘吉尔的命令后，迅速集结在阿拉伯河三角洲河口处对巴士拉和南部美索不达米亚的入口进行守备。一支数量庞大的英属印度远征军在进行了速成军事训练——“划桨、操作船只以及登陆作战排练”后，已经在巴林附近埋伏以待。这支10月16日（第一支部队于1914年10月23日到达巴林）派遣自孟买的两栖作战军队，告诉了我们英国在战争爆发前对土耳其的企图心。[2]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今天的英国石油公司，即BP的前身）在“阿拉伯斯坦省”边境线的波斯一侧拥有数量众多的油井，输油管道从井口连接至阿巴丹岛（名义上处于奥斯曼宗主国保护之下）的精炼厂。根据丘吉尔的指示，皇家海军在1912年便开始不再使用燃煤而装备更快捷、以石油为动力的引擎。为此，阿巴丹岛的精炼厂才得以建造。由于掌控着阿拉伯斯坦省的油田，输油管道又在边境线上纵横交叉，阿巴丹岛因此成了伦敦以及丘吉尔最高等级的战略重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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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土耳其象征性地部署了一支守备军队，但是整个海湾区域（包括南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几乎已被不列颠帝国名义上掌控。早在1846年，英国就从高门政府处获得了美索不达米亚河域的自由通航权。1903年，时任外交大臣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以兰斯多恩勋爵为人们熟知）宣布“在波斯湾推行门罗主义”，并且声明其他任何列强的侵略都将被看作“严重威胁”。5阿拉伯河三角洲水域由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以及卡鲁恩河的浅流汇集而成，并最终注入波斯湾；在和平时期，皇家海军在这条河上定期巡逻以保护印度售往巴士拉的单桅帆船贸易（当战争爆发的10—11月，正是此项贸易的旺季——作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主要出口季，此时负荷严重）。在更上游的位置，英国的商用明轮船在巴士拉和巴格达之间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上来回穿梭。英国驻巴格达总领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算是帝国的地方总督，他监管着自印度次大陆而来的大部分什叶派朝圣者的往来以及相关资金（什叶派大穆夫提及其神职人员的薪金都由他支付）。这位总领事有一艘特殊、灵便的“浅水武装舰”，它被适切地命名为“彗星号”（Comet），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上巡逻；这只舰艇配备着老式但尚可使用的努登费尔特机枪（Nordenfelt guns）。“彗星号”的舰桥由“轻薄的硬化钢装甲板”包裹，使它能够免于贝都因狙击手的袭击。同治理巴格达和巴士拉两个行政区相比，这艘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船舰使这位英国领事的威望大增。大部分阿拉伯部族都接受英国的保护，一些当地的主要族长，比如阿拉伯河河口附近的战略港市科威特酋长，则完全由大英帝国支付薪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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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14年，奥斯曼对南部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埃及等一些地区名义上的宗主权对于维持其在德里的统治来说已经成了一种方便而有益的谎言。随着印度次大陆潜在的一亿左右穆斯林日益增加，对他们的英国主人来说，使这些穆斯林意识到他们在伊斯兰世界里可以享受到的优越性显然不合时宜。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奥斯曼苏丹—哈里发宣布向协约国列强发动的圣战就像在要求英国摊牌。但是对于正在一个省一个省地宰割最后一个伊斯兰帝国的英国而言，它又怎能假装维护穆斯林的利益呢？英国外交部此时则表现得非常完美——1914年12月——在它占领埃及32年之后，宣布埃及成为自己的保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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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随着战争的爆发，土耳其和英国对此地区的统治权很快发生更迭，尽管这个过程没少流血。在奥斯曼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第六集团军撤出两个军团后，由苏莱曼·阿斯凯里·贝（Süleyman Askeri Bey）统率的巴士拉守备部队——包含奥斯曼第三十八步兵师中的精良队伍，只有少于5 000人的兵力（英国情报机构曾高估其兵力达到了8 000人），并受到下游阿巴丹岛和法奥港两支小股部队的策应支持。土耳其人还有一艘排水量为420吨的河流炮舰“马尔马里斯号”（Marmaris）以及四艘英国造“桑尼克罗夫特号”（Thornycroft）机动巡逻船，后者的航速能够达到10或者11节。与此相对应，英军部署了一支由“顽童号”（Espiègle）和“奥丁号”（Odin）装甲单桅战舰为先锋的舰队，两艘战舰各有120名船员，排水量达到1 070吨；此外，还有“武装到螺丝钉”的明轮船“达尔豪西号”（Dalhousie）和“劳伦斯号”（Lawrence），以及小型武装拖船：“马绍那号”（Mashona）、“迈纳号”（Miner）、“刘易斯·佩利号”（Lewis Pelly）、“斯特达·纳佩特号”（Sirdar-i-Naphte）、“卡姆瑟号”（Carmsir）和“恶魔号”（Shaitan）。在英国波斯湾分舰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用以把军队运进海湾的前无畏舰“海洋号”（Ocean），以及领事的灵便的武装舰“彗星号”，后者在10月份战争爆发之前，就从上游巴格达来到了此处。而来自印度的军队，由中将A. A.巴雷特（A. A. Barrett）爵士率领的远征军，总共有差不多一个整师的兵力——第六师或称浦那师，由三个整旅组成，其中包含由沃尔特·德拉曼将军指挥的第十六旅。由于区域作战序列向英国这方严重倾斜，结果不言而喻。无论如何，科威特酋长的结局表明了这一点——早在1914年11月4日，他就向英国交出了白旗，宣誓效忠，也因此保证了科威特在未来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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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土耳其人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意识到自己的小型舰队落后于英军舰队后，苏莱曼·阿斯凯里·贝征用了德国一艘往来于汉堡和亚美利加的商业班轮“埃克巴坦那号”（Ekbatana），并将其填满沙子沉入河底，以封锁阿拉伯河通向巴士拉的入口处。德国和土耳其海军从巴格达出发向下游疾驰，对德国的“埃姆登号”（Emden）轻型巡洋舰进行增援，以防它在通过英国海湾屏护舰队时遭到毁坏而无法到达巴士拉。“埃姆登号”配备4.1英寸（104.14毫米）口径火炮，射程甚至超过英国分舰队最大的单桅舰，因此它足以在捍卫巴士拉的战斗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苏莱曼·阿斯凯里·贝的汽艇快到足以在英军发动袭击前将物资送至法奥港和阿巴丹岛，但是这艘被朝思暮想的“埃姆登号”却从未现身（它在英军5艘巡洋舰的追击下，逃进了印度洋。这5艘巡洋舰中就有“格洛斯特号”——它曾经在8月份勇敢地炮击过“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埃姆登号”最终在1914年11月9日为避免被俘获而被毁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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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英军主力开始发动攻击时，实力悬殊的奥斯曼要塞守备军此时才发现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1914年11月6日上午10点刚过，在向奥斯曼迫近大约1 800码（约1.6千米）之后，由“奥丁号”领衔从5 500码（约5千米）处向驻守法奥港，只有350名士兵及4门加农炮的土军发动了攻击。“奥丁号”一开始确实承受了来自港岸的“重型步枪扫射”，但是不到一个小时，火力渐渐枯竭。到上午11点的时候，英国海军陆战士兵在没有遭到抵抗的情况下成功登岸。下午两点，英军占领电报站，而撤退的土军及其伤兵则无处可寻。经过一天的战斗，包括地雷工兵和坑道工兵在内，总共有600名英国及印度士兵登岸。联合王国国旗此时在法奥要塞上空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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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巴丹岛的抵抗则惨烈得多。尽管土军量小力微，但他们依靠160名轻武器装备的士兵在这个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位置上进行了十分凶猛的防御。苏莱曼·阿斯凯里·贝下令在泥堤后挖掘战壕，使其巧妙地隐蔽在河岸的灌木丛和芦苇丛里。1914年11月6日正午刚过，土军在“顽童号”向阿巴丹岛靠近时发动突袭，凭借隐匿起来的步枪扫射，击中敌方船壳和船底20到30次，但仍未能将其击沉。英军立刻使用4英寸（101.6毫米）口径火炮和若干马克西姆重机枪进行回击，只是大部分炮弹和子弹都射进泥沼，收效甚微。“顽童号”指挥官威尔弗里德·纳恩（Wilfrid Nunn）上校随后转移到可以向战壕里的土军进行纵向射击的位置继续发动攻击。当他看到十几个土耳其士兵躲进一所小房子时，遂朝其发射了一枚炮弹，并用密集的榴霰弹火力覆盖泥堤后的战壕，直到对方再无力回击。在这场交战中，大约46名土耳其士兵丧生，英军似乎至此取得了胜利。尽管英国海军陆战士兵能够夺取阿巴丹岛精炼厂，但是，守备军们又卷土重来，在岛内警察局重组之后，继续在一处泥堡进行防卫，在英军的围攻下坚守阵地。一场拉锯战就此又持续进行了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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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莱曼·阿斯凯里·贝此时再度对英军进行了突袭。他从巴士拉沿河两岸向下游派遣了增援力量——一支由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组成的大约300人的主力分遣队——由萨米·贝带领，在边境线波斯一边的英军后方基地及泊地莫厚姆莫达（Mahommerah）的相反方向某处安营扎寨。11月10日，萨米·贝命令士兵向前挺进，但是他们在进入英军防线50码（约46米）的范围之后，又被英军凶残的火力逼退，并且损失了80名士兵。阿拉伯河上游，在英军单桅船舰前进的同时，同样激烈的战斗也在继续进行。苏莱曼·阿斯凯里·贝准备在距离河西差不多500码（约457米）的萨希尔泥堡（the mud fort of Sahil）展开防御，通过战略纵深减缓英军两栖登陆部队和河流炮兵的冲击。但是，这还远远不够。11月17日，在英军确定好射程朝泥堡猛烈炮轰时，海军陆战士兵也蹚过河岸向萨希尔发动了袭击。奥斯曼在这场混乱而残忍的战斗中惨败，损失了大约800名兵力。而英国同样损失惨重——4名军官和50名士兵丧生（21名英国人和29名印度人），另外有17名军官和414名士兵负伤。到目前为止，英军虽说势不可当，但是可谓步履维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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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士拉，正在阿拉伯河下游进行的战役却充满了奇特和不安。奥斯曼的州知事苏卜希·贝（Subhi Bey）出于安全考虑将英国居民全部关押起来，其中还包括领事。一位美国红十字会的志愿者“严重造谣基督徒受到屠杀威胁”，但是如此的屠杀事件从未被披露于世（而且这些英国囚犯似乎还受到了极好的待遇）。英军赶赴上游三角洲的疾速给当地阿拉伯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越来越多的土耳其和阿拉伯伤员不断涌入此区从而表明了战争的走向后，他们对于当初改变立场丝毫不觉得后悔。尽管巴雷特将军在经历过萨希尔战役的严重损失后也不确定当前到底处于何种形势，但是到了11月20日这天，消息传来，称土耳其守军（不仅包括苏莱曼·阿斯凯里·贝，还有州知事苏卜希·贝及其顾问）在释放了英国囚犯之后从巴士拉逃走了。尽管如此，由于担心敌军会从沿岸狙击以及一些毁坏的船只（其中就有德国的“埃克巴坦那号”，它已经差不多——并非完全——封锁住了阿拉伯河）挡住了去路，英国河流舰队还是小心翼翼地向城镇行进。不到两天的时间，英军大规模登陆并夺取了城镇。11月23日下午，“顽童号”指挥官纳恩上校如此回忆当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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