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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克雷斯而言，扭转胜率仍显艰巨。当天晚上，一场凶猛的沙尘暴席卷运河地区，迫使他将原计划晚上10点30分发动的进攻推迟了5个小时。2月3日凌晨3点30分，土军第一支纵队开始在苏伊士运河上放置钢驳船。到了黎明时分，三支架桥的纵队——约两个连队的力量，成功穿过运河到达图森姆和伊斯梅利亚——尽管这是一次皮洛士式的胜利（意即代价很大的胜利），却将其暴露在英军凶残的机关枪之下。马克斯韦尔在2月3日向基奇纳汇报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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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试图在夜晚穿过运河南部的图森姆。一开始，我们允许他们向运河接近，并使用装备登岸，但随后在他们已经开始架桥时，我们发动了一次成功的袭击。土耳其人开始逃跑，并且将所有架桥装备丢给了我们。他们中的一些人掉到水里被淹死，架桥装备现在正在被运回……我们还抓获了40名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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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梅利亚，土耳其人一开始进展还算顺利，并且在早晨夺下了易守难攻的桥头堡，但是他们随后又被赶回原地，还被俘获了8名军官和282名士兵。英军扫射土耳其军队的过程相当残忍。在一位英国军官的描述中，当时就像在“轰赶松鸡”。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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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这场战役来去匆匆。土军表现勇敢不屈，直到2月3日下午4点，他们都在伊斯梅利亚坚守着运河的西部桥头堡，而克雷斯则从东岸使用榴弹炮向运河上的英舰（并对“哈丁号”造成了严重损坏），连同英军在佛丹、伊斯梅利亚、坎塔拉和图森姆的要塞进行轰击。但是到2月4日黄昏降临的时候，克雷斯和杰马勒下令全线撤退，一开始他们先退至距运河10千米的后方基地，随后又一路撤回到贝尔谢巴和加沙。在苏伊士运河战役中，英军伤亡人数超过100人，其中20人死亡，大约90人负伤（大部分是印度士兵）。33土军损失更为惨重，192人死亡，381人负伤，727人失踪或被俘（杰马勒在撤退途中穿越沙漠时，还丢失了7 000只骆驼）。34尽管如此，马克斯韦尔并没有勒令追赶土军，而土军在顽强的克雷斯的组织下进行了有序的撤退，使得第八军团仍保存了大量的完整实力——除了贝都因非正规军，他们在敌军一开火时就四散逃走。毫无疑问，英军在这场战役中取得了胜利，但是苏伊士战役不同于萨勒卡默什战役：它只是奥斯曼的一次败仗，而非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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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苏伊士运河却有至关重要的战略影响。鉴于战前总领事奇塔姆和克莱顿在情报部门还在担忧如果土军取得胜利会对穆斯林造成何种影响，马克斯韦尔现在可以吹嘘他得胜的规模。“我收到的报告，”他在1915年2月18日给基奇纳的信件中说道，“表明土军已经撤离运河，并且正在返回耶路撒冷的途中，他们的士气多少都有些低落。现在［在埃及］人所共知的事实是，土军在运河遭到了挫败。”35在奥布里·赫伯特给他的朋友及同僚托利党（保守党）议员马克·赛克斯的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苏伊士运河战役之后英国对开罗的看法。赫伯特在信件中对土军冷嘲热讽，还“机智”地建议：“土耳其人可以把这几千只骆驼带到运河前，朝它们的毛点一把火，骆驼就会猛冲到运河里把身上的火扑灭……之后土耳其人就可以踩着骆驼过河了。”再说伦敦，首相阿斯奎斯以充满轻蔑的口气给维尼夏·斯坦利（Venetia Stanley）写了一封信，信中称：“土耳其人妄图在苏伊士运河上架一座桥进入埃及。但这些可怜的家伙桥还没架好，就被轰了个粉碎，他们只好退到沙漠地带。”36由于在阿拉伯河和苏伊士运河取得了看似容易的胜利，而敌军又溃败，英国的作战决策者们大为振奋，并决意彻底终结奥斯曼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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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如丘吉尔在1914年9月23日——甚至在此事件导致奥斯曼封锁达达尼尔海峡之前——给爱德华·格雷的信件中写道：“我们正在蒙受土耳其的敌意带来的苦难……我并不是建议我们应该对土耳其采取激烈行动或者向其宣战，但是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同巴尔干半岛国家谈好条件……不用顾及土耳其的利益或是否损害它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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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士兵们被告知去往法国。但是指挥官沃尔特·德拉曼（Walter Delamain）准将在孟买时收到密令，命其在巴林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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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耳其人或许同样遇到了一种自我强加的“幻想”效应，他们的地图低估了山道和城镇间的距离，因此军官们（及在其敦促下保持行进的士兵）在行进途中对迟迟未能到达下一目的地保持着强烈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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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平心而论，恩维尔在圣诞节当天回到城镇，准备夺取萨勒卡默什时，俄军只有两门野战炮和两挺机关枪。如果梅什拉耶夫斯基按照自己的办法，那么整个军队都会撤离此区。但是尤登尼奇在意识到土军经由巴迪兹的补给线的脆弱性后，说服了这位摇摆不定的指挥官，并且每天向其投入增援装备。到12月29日，当这场关键性的战役爆发时，俄军在萨勒卡默什已经有了34门大炮以及将近50挺机关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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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第八章 达达尼尔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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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舰队合作实施攻击的话，达达尼尔海峡似乎应是最佳目标。一旦进攻取得成功，［我们］与俄国的联系将得以恢复，近东问题也能得到解决；我们还能拉近与希腊，或许还有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关系；此外，在黑海被封锁输运的小麦和船舶也将得到解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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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1月7日，“喀土穆”陆军元帅，战争大臣霍雷肖·赫伯特·基奇纳在于内阁会议室举行的英国战争会议中的发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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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2月30日，俄军总司令尼古拉斯大公在位于巴拉诺维奇（Baranovichi）的最高统帅部紧急召见了英国军事专员、少将约翰·汉伯里—威廉斯爵士。从第比利斯发来的战报源源不断。尼古拉斯告诉这个英国人，土耳其人集合了10万兵力向所有战区进军：难怪第比利斯指挥部正准备从整个外高加索地区撤退。更深一层加剧这种恐慌的是，大公还抱怨道，俄国“不得已转移了一大半高加索部队，以应付我们的共同［德国］威胁”，所以恩维尔的萨勒卡默什进攻才会畅通无阻。这使这位英国专员回想起了俄国民众的脆弱性——在1914年7月战争爆发之前，圣彼得堡遭到了一波袭击，这些袭击在随后的法国总统到访期间达到高潮——尼古拉斯警告道，如果俄军在同其最喜欢的出气筒（指土耳其）的交战过程中一再失利，他们将无法立足于战争之中。可是，他告诉汉伯里—威廉斯，“他们将对奥斯曼帝国诸地诉诸武力以抵消土耳其在高加索地区的胜利”，并由此挫败“当前敌军高涨的士气”。至于何地会受到袭击，俄军总司令表示并不清楚，但是他好心建议，如果可以的话，要让土耳其人相信“君士坦丁堡受到威胁”。有点儿过分的是，大公最终带着一丝自怜评论道，如果俄国的英法同盟“不相信土耳其人在高加索取得的胜利已经威胁到了大家的共同利益，那么，好吧，随它去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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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斯大公甚至已经打开天窗说亮话，明确要求英军派军队牵制奥斯曼帝国。汉伯里—威廉斯听后立马询问道，如果英军进行一场海军演习是否会有裨益。汉伯里—威廉斯后来在报告里描述，大公“在听到这个主意后高兴得跳了起来”。汉伯里—威廉斯随后被要求在最高统帅部外交局局长N. A. 库达舍夫亲王（Prince N. A. Kudashev）的陪同下，亲自前往彼得格勒，[1]同萨宗诺夫和英国大使乔治·布坎南商榷事项进展。1915年元旦，布坎南向爱德华·格雷爵士拍去一封急电，要求英国“采取行动”以缓解俄国在高加索战场的重压。通过这种方法，大公将之前充满消极攻击意味的闲谈转变成了一种成熟的战略外交推进手段。格雷随后又把大公的紧急请求转呈给基奇纳和丘吉尔。1915年1月2日，基奇纳和丘吉尔两人就如何对俄国展开援助进行了讨论。同一天，基奇纳写信给英国远征军（BEF）司令约翰·弗伦奇爵士，询问其能否抽调军力开赴奥斯曼战场。在得到否定答复之后，基奇纳周六给丘吉尔写信称，唯一能在奥斯曼帝国“进行军事演习，并能有效阻止其向东线战场增派援兵的地点将在达达尼尔海峡——尤其如果‘大公所言不虚的话，那么君士坦丁堡遭到威胁的消息将会在同一时间散布开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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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盟国战时的外交历史中，很难想象还有比此时的联络效率更高的记载了。仅仅在三天之内，俄军最高统帅部总司令在遥远的东欧中心地带的一个不现实的愿景却变成了一个高优先级的（英国极具权势的战争大臣及其海军大臣）作战话题。当然，这三天时间也见证了土军侵略者在萨勒卡默什的彻底溃败。据推测，土军的这场失利使英方对大公要求其向土耳其派出牵制性力量的必要性提出了怀疑。实际上，汉伯里—威廉斯在第三天（1915年1月3日）向基奇纳汇报时就指出：“在当前来说，高加索方面形势稍有好转，溃败的紧急危险已经过去了。”但是，已经没有时间再去考虑了。新闻媒体将一些战争之初有失偏颇的战事新闻刊登在封面，并以同样方式将撤退之类的新闻隐藏在刊物的附页位置。汉伯里—威廉斯最后在报告中重申，“如果土军施加的压力能被减轻一点儿”，俄国人“将大松一口气”。4随后，基奇纳加紧部署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作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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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基奇纳对大公的请求如此卖力呢？不管俄军总司令知不知晓，他请求的语气及时机都正合适。面对西线战场的僵局——德军已经从瑞士到英吉利海峡的制高点建立了牢不可摧的防御工事，英国战争内阁在1914年12月的最后一周就从哪个战场展开进攻进行了相当激烈的讨论。战时内阁秘书长莫里斯·汉基（Maurice Hankey）在一本涉及1914年12月28日所发生事件的“节礼日备忘录”[2]中记录了自己提出的建议：“我们或许应该对德国施以最有力的打击，若想取得最为长久的和平局面，我们还要同时朝它的盟国，尤其是土耳其发动进攻。”12月29日（也就是在收到大公的请求之前），丘吉尔在一封呈至首相阿斯奎斯的信件中建议波罗的海地区实施佯攻，以吸引德军在西线战场的军队——尽管如此，在阅读了汉基的备忘录之后，他也开始考虑对土耳其发动进攻。阿斯奎斯同样有此考虑，不管内阁提出什么作战计划，都会“派遣大规模有生力量对敌军进行牵制”。尽管如此，仍没有人清楚向奥斯曼帝国发动攻击的最佳地点：财政大臣戴维·劳合·乔治一度认为在地中海东部沿岸的叙利亚登陆效果最佳。直到英国收到俄军最高统帅部的爆炸性消息之后，他们才将注意力转移到达达尼尔海峡。但是，此时战时内阁的每一位成员已经开始考虑土耳其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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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基奇纳如此迅速地决定在达达尼尔海峡实施作战，而非奥斯曼帝国的其他地区——更不用说明智地选择袖手旁观，仍让人感到几分好奇。俄军最高统帅部的将领们早在1915年1月3日就获悉土耳其人正在撤离萨勒卡默什。到1915年1月中旬，他们已经知道自己在萨勒卡默什取得了充分的胜利：奥斯曼三个军团中的两个都被歼灭，而且此时是恩维尔而非俄国人正在请求紧急增援。6在某种程度上，英国甚至罔顾俄国人此时完全不“需要”牵制性援助的事实，在阿拉伯河发动了攻击。而且，同达达尼尔海峡相比，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与高加索的距离更近。此外，奥斯曼第六集团军正处于混乱不堪的状态，也为英俄两国近期向巴格达实施联合作战提供了契机。相比之下，俄国唯一能参加达达尼尔海峡作战的路线，正如大公尼古拉斯在1915年1月上旬建议的，乃从海参崴（Vladivostok，又名符拉迪沃斯托克）调遣西伯利亚军团，经由太平洋和印度洋（以及红海和苏伊士运河）7，到达地中海东部。更为重要的是，在吉多·冯·乌泽多姆率领下，一支由海军防御专家组成的特遣队经过数月的艰苦工作，将达达尼尔海峡筑造成奥斯曼帝国唯一一个最为坚固的防御区。根据对海峡沿岸炮台的最新情报分析——包括由重兵把守的王子群岛所处的马尔马拉海——尽管早在1914年7月就被判断为“极易拿下”，但俄国人此时已经取消了对博斯普鲁斯海峡外部的进攻计划。“占领海峡的最佳时机，”正如俄军最高统帅部在1915年早些时候的推断，“已经丧失。”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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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英国的战时情报机构在奥斯曼问题上能像俄国一样准确的话，那么基奇纳和丘吉尔将得出同一个结论。达达尼尔海峡防线在1914年8月的时候还相当脆弱，但到1915年1月，已经牢不可摧。在乌泽多姆到来之前，达达尼尔海峡指挥部配备了20门口径从150毫米到280毫米的近岸榴弹炮以供使用，尽管其中的大型榴弹炮“最长射程”能达到15千米（9.3英里），但是大部分只在短程比较精准一些。正如英国所知，敌军的主力炮台设置在加里波利半岛南端（海丽丝岬，或者土耳其人称之为塞迪尔巴希尔），以及对面亚洲部分的库姆卡莱；而欧洲部分的基利得—巴希尔（Kilid Bahr）以及位于亚洲部分的哈米迪耶和恰纳卡（恰纳卡莱）要塞则成为海峡第二防线。英国人不知道的是乌泽多姆及其170位德国重炮专家带来了许多重型大炮，其中包括架设在恰纳卡南部、口径355毫米的克虏伯“怪物”。许多新架设的大炮被灵巧地饰以遮蔽物隐藏起来，而别处虚设的炮台则充当吸引敌军火力的角色。到了年末，达达尼尔海峡（恰纳卡莱）指挥部已经拥有足够的大炮组建起第三炮营，并在海峡入口背后的库姆卡莱/塞迪尔巴希尔操纵一片新的“榴弹炮区”，“负责全力炮轰敌船”。海峡两岸此时都已覆盖了移动炮台，5门位于欧洲一侧，3门位于亚洲一侧。总的来说，到1915年2月，沿岸防线已有235门大炮，包括82门固定大炮和230门移动大炮。在水里，11条水雷线——一共323枚水雷——都被布置在海峡之中，包括被搁置在大袋子里，一路从德国运送而来的最先进型水雷（参见第214页地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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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乌泽多姆成功向土耳其沿岸炮兵们灌输了德国式的纪律和信心文化，使其掌握了职业伦理和能力。反之，炮兵们的优异表现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德国士官也分散半岛各地，使得每一位土耳其炮手都至少有一名德国人在旁协助。“土耳其炮兵们接受的训练，”乌泽多姆在1914年12月18日骄傲地向德皇威廉二世汇报称，“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最后在海峡进行的射击操练目的不仅在于训练射击的精准度，还在于训练土耳其炮台军官的指令调度。事实证明，这些军官的表现远超预想，证明了自己快速学习的能力。”101915年，美国大使亨利·摩根索在参观完防线之后，感叹他有一种“身处德国军营的感觉……每一处，德国人都在用一袋一袋沙子建造扶壁，或者加固炮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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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那些为达达尼尔海峡战役负责的人之后被迫在调查委员会中为自己辩护，我们大概有更多的书面证据去证实他们在战争的讨论计划阶段，而非进行阶段的所思所想。我们还能因此断言，尽管出人意料，但是十分确定，截至1915年1月，英国海军对乌泽多姆在达达尼尔海峡沿岸炮台的所作所为近乎一无所知，而此时作战计划已经开始启动。即使是自我吹嘘对作战计划持“异议”的海军重炮专家，比如亨利·杰克逊爵士——他在之后没完没了地重申自己对支持这场战役的人的不信任——也多次慎重表达出他对海军仅仅依靠单方面作战而非准确判断奥斯曼沿岸炮台实力的战略要点的怀疑态度。“要想依靠废弃的弹仓和几乎停止运转的船舰躲过敌军炮火到达君士坦丁堡，”杰克逊在1915年1月5日给丘吉尔写的一封批评函中说，“将是致命的错误……即使［奥斯曼首都］被拿下，要想在没有军队的情况下据守这座城市也将是不可能的。”1915年1月，海军部普遍持有的“怀疑论调”仍然认定他们可以单方面凭借海军力量拿下达达尼尔海峡——但是这其中没有提到水雷、敌军大炮的口径、沿岸炮台的架设位置，伪装物的使用及“虚设”炮台、移动大炮的部署，或者还有土军从乌泽多姆处经月接受的德式强度训练。另一位更加声名狼藉的“沉默的”异见者，第一海务大臣约翰·阿巴思诺特·费舍尔上将（Admiral John Arbuthnot Fisher）在1915年1月11日给杰利科上将的私人信件中说：“我并不赞同采取单方面行动。”尽管他并没有对在1月下旬举行的两场战时会议上讨论的达达尼尔海峡进攻决定表示反对，我们也难以在他反复无常的信函中认定他知晓奥斯曼在达达尼尔海峡的新近举措。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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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本人的态度是事件前后最有意思的部分。在初期，由于更倾向于在波罗的海派出牵制性力量，他对在达达尼尔海峡发动战役的主张持冷淡态度。后来，这位善变的海军大臣出于某种诡秘的原因逐渐接受了这个主张。1915年1月3日，丘吉尔给地中海分舰队指挥官戈登上将发电报，询问他是否“考虑［过］向达达尼尔海峡单方面派遣军舰实施有效作战”。这个主意实际并非出自丘吉尔，而是费舍尔。几乎同威严并具有英雄色彩的“喀土穆征服者”基奇纳勋爵（他掌控着内阁军务）一样，费舍尔的阶层和名声笼罩着这位平民出身的年轻大臣。丘吉尔在战争开始阶段任命费舍尔为第一海务大臣，但从此以后就备受他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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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5年1月13日决定性的战时会议之前，两件事的发生似乎将天平倾斜到了丘吉尔一边。1月7日，海军大臣从情报机构得到确切消息，“戈本号”战舰于圣诞节当天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附近触发了两枚俄军水雷（正是为同盟国准备的），而且将一直到4月之前都无法正常工作。第二件事是，费舍尔由于仍处在热情高涨的情绪中，在1月12日建议，虽然进行进攻的分舰队大部分都将由上一代军舰组成，但是正前往直布罗陀海峡进行炮弹试验的英国最新超级无畏舰“伊丽莎白女王号”可以改换地点，在土耳其测试它的新型380毫米口径的大炮。丘吉尔在战时会议上指出，“伊丽莎白女王号”可以“对达达尼尔海峡沿岸要塞进行炮弹试验，而非对准某个目标”。联系到新出现的英国超级无畏舰和刚遭到破坏的德国“戈本号”，丘吉尔在他的游说中总结道：“一旦［达达尼尔海峡］沿岸要塞遭到削弱，水雷区将得以清除，舰队将一路开往君士坦丁堡，摧毁‘戈本号’。它们将对野战炮和步枪‘一无所惧’，那些只不过是‘小麻烦’而已。”13如果说要在任何文件档案中找到丘吉尔为计划达达尼尔海峡战役背负责任的文字记载的话，上述言论无疑是一个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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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在评判于头脑发热之时做出的草率决定时应该十分谨慎。要知道，此时情报不完善，而且所有的重要人物此时每天都被战场上的重要事务缠身——最重要的是，即使存在类似战役，也几乎没有得到如此仔细的研究。尽管如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丘吉尔、费舍尔、基奇纳以及其他听命于他们的内阁官员严重低估了其对手奥斯曼。正如他们从大公处听到了自己愿意听到的派遣牵制性军队的（语义含糊的）请求，这些英国决策者也同样选择了自己愿意相信的（敌军的部署情况及作战能力）事实。戈登在1914年11月3日向塞迪尔巴希尔发动的试探性进攻尽管十分有限，却毫无疑问地取得了胜利——他从足够远的距离（大约16千米）摧毁了一个大型炮台，其大炮组的所有成员，5名军官和60个士兵一同被炸死——敌军甚至无力还击。14在12月中旬，一艘英国潜水艇强行进入海峡，并向一艘土耳其巡洋舰“迈斯乌迪号”（Messudieh）发射鱼雷，在10分钟内将其击沉。1512月下旬，弗兰克·拉肯上校指挥“多里斯号”战列舰现身亚历山大勒塔［Alexandretta，伊斯肯德伦（Iskenderun）］，在不费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征服了这座极小的防线沿岸港口，并在一份顾全体面的妥协协议中，迫使奥斯曼州知事同意以炸毁两个铁路机车为代价，取消了对其的炮轰计划（不过拉肯的进攻没能迫使杰马勒释放其拘押在大马士革的英国人质——这才是拉肯的真正目的）。16最后，苏伊士方面的战况在1915年2月3日传到了伦敦，并证实了战时会议上大家的普遍感觉——土耳其人软弱柔懦。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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