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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前后，底格里斯河上的库特阿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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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1917年，尼古拉斯大公，俄军高加索方面军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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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埃尔祖鲁姆的迈吉狄要塞，俄国士兵站在缴获的土耳其大炮旁摆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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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盖·萨宗诺夫，沙俄外交大臣，1910—1916年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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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英军在加沙的战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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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希·冯·法金汉上将，1914—1916年任德军总参谋长，1917年任德军巴勒斯坦F集团军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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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形之下，令人好奇的是，在作战方式上与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极为相似的阿拉伯河海军/登陆战尽管取得了辉煌胜利，却无人问津。不可否认，阿巴丹岛、法奥、巴士拉和古尔奈都已被攻陷，但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在人数和大炮数量上远超敌军的土耳其人却付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在阿巴丹岛，奥斯曼防御者建造了原始但行之有效的泥沟作为战壕，使得英军只能凭借运河地势从侧面对土军进行纵向射击。仅仅在萨希尔之战中，英—印远征军的伤亡人数就达到将近500名，其中有54人死亡。古尔奈战役同样并不轻松，它耗时整整一周，而且损失数百人。阿拉伯河战役无疑是英军的一场胜利，但是它进行得尤为艰苦卓绝，耗时一个月才获得土军毫不在意的一条航道——这条航道自从恩维尔赶往高加索和苏伊士运河参加作战后几乎被奥斯曼遗弃。除了压倒性的海军优势，更重要的是作战地点——英军在古尔奈最后的推进需要海军火力和登陆军队进行密切的协同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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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以西线战场的残暴标准来看，英军在阿拉伯河战役中的伤亡数可能并不算多。但是从英国在奥斯曼战场的战略计划来说，这场战役的相关度则更为紧密一些。一支小型但极具破坏力的内河舰队以及一支步兵师已经成功占领大英帝国最重要的一个炼油厂，并迫使土军一路向河流上游的巴格达撤退。高加索战况的消息随后传来，土耳其人似乎击溃俄军的美索不达米亚军队，取得了局部性的重大胜利——但是很快这些消息开始反转，以至于土耳其人遭受了灾难性的溃败。尽管在联合作战上缺乏深思熟虑，英军和俄军仍对奥斯曼帝国的南部和东部防线施以重击，并且损失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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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丘吉尔和基奇纳对于区域和盟军间的战略思考更有连续性的话，那么其合乎逻辑的举措应该是像劳埃德·乔治在12月下旬的集体研讨会上建议的，下一步将沿着“叙利亚”海岸向土耳其亚洲防线的中心位置发动进攻。[3]但是事实上，基奇纳在1915年1月7日的战时会议上“放飞了一个试验气球”（指试探性行为），建议派遣一支3万—5万兵力的军队登陆亚历山大勒塔，以“攻击土耳其的交通设施”（不过这只是一个假想——正如基奇纳自己保证的那样，此时并无多余兵力可供调度）。18地中海的东北角正处于咽喉要道位置，在这条必经之路上，巴格达铁路在杰伊汉（Ceyhan）和德尔特约尔（Dörtyol）之间穿过，但是由于它离海岸不足10千米，因此很轻易便处于英国海军的大炮射程范围之内。从奇里乞亚山区（Cilicia），铁路和道路连接通向东北正在高加索战场战斗于埃尔祖鲁姆的奥斯曼第三集团军，通向南部身处大马士革和巴勒斯坦的奥斯曼第四集团军，通向东南部身处巴格达的奥斯曼第六集团军。如果英国能有一支远征军占领这片沿岸地带的话，那么奥斯曼的两支军队（第四和第六集团军）将被彻底切断联系，而第三集团军（此时已从萨勒卡默什溃退）也会被迫只能从锡瓦斯到埃尔祖鲁姆的一条碎石路上补充供给。如此一来，奥斯曼帝国也将被一分为二，英国人就此向CUP领袖们展示他们为与德国一同作战付出的沉重代价。之后，英国将同高门政府单独媾和，青年土耳其党人将只能统治被划分后的阿拉伯省份的剩余部分——这和它后来在1923年确定的边境线相差无几（仅仅没有随后而来的8年大屠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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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到此就结束了吗？“多里斯号”战列舰事件证明了亚历山大勒塔防线的名存实亡，并且在开罗引发了巨大的传闻，称一支数量众多的军队将在奇里乞亚登陆。在地中海东北沿岸抛锚并非难事，而且，不同于在海峡之中，此区的水雷所存无几。此外，甚于阿拉伯河战役，登岸部队遇到的抵抗也会更软弱，而从海岸到附近的阿马努斯山脉［Amanus，努尔山（Nur）］和托罗斯山脉（Taurus）之间的山坡由于斜度平缓，比起加里波利和特洛伊半岛更易于攀登。最为有趣的部分在于，奇里乞亚的人口主要由亚美尼亚人构成，因此我们并不难想象其间的亲协约国立场。事实上，在拉肯发动对亚历山大勒塔的袭击之后，要求英军登陆杰伊汉或亚历山大勒塔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萦绕在开罗的亚美尼亚放逐者心头的一个想法。博戈·努巴尔帕夏（Boghos Nubar Pasha），这位埃及出生的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代表在埃及政权与处在胚胎状态中的亚美尼亚政府之间充当着联络人的角色。他曾经在1915年2月3日向约翰·马克斯韦尔爵士许诺，如果英军在奇里乞亚登陆，当地的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将向其提供“彻底和完备的支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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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的是，登陆奇里乞亚的主张或许由于规模过小、过易，很难对基奇纳和丘吉尔产生任何吸引力，他们更在意的是在整体战局上谋划一个规模与影响更大的行动（基奇纳曾在1915年1月7日的战时会议上形容假设中的奇里乞亚登陆战“微小但却有用”）。从1月到2月，内阁会议都围绕是否要登陆亚历山大勒塔进行着激烈的讨论，但是仅从在达达尼尔海峡发动的主要进攻这层意义而言——这顶多只是一种佯攻行为，或者以最糟的情况来说，是一种基于撤退的选择。正如莫里斯·汉基在1915年2月17日给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的信件中展望英军向达达尼尔海峡推进的前景时提到的：“在海军的进攻下，我们或许能成功征服海峡；另一方面，如果未能完成目标，我们还可以装作这只是一次佯攻行动，再向士麦那或者亚历山大勒塔进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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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丘吉尔来说，他之所以忽略在奇里乞亚采取行动的主张，有一部分是出于政治因素考量。英军在此地登陆会很容易引起法国的不安——后者在此区域有自己的战后谋划，因而对任何强国派遣舰队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举动都异常敏感。根据1914年8月6日的一份协定，按照1912年协商达成的战前协议，法国本应该在地中海拥有全面的海军支配权，而北海、海峡沿岸和大西洋（包括法国自身的西北沿岸）则由英国负责。在比斯开湾，如果不是采用“实际上的”对海峡进行封锁的掌控权，那么戈登其实已经违反了协议精神。丘吉尔在1月13日的战时会议之后，告知法国海军专员圣·塞内伯爵，尽管他们也欢迎法国人的加入，但是戈登将不受其约束，仍会按照达达尼尔海峡计划开展进攻。此外，丘吉尔还小心翼翼地提及了在亚历山大勒塔登陆的可能性。这两封丘吉尔作风的信函激怒了法国海军大臣维克托·奥加尼厄，他随后亲自到伦敦进行抗议，并言法国必须掌控制海权。为平息这位法国人的怒火，丘吉尔在1915年1月26日告知奥加尼厄，法国身处地中海的海军中将埃米尔·保罗·阿马布勒·盖普拉特可以控制“勒旺”，包括亚历山大勒塔——他还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要在这些地区登陆。为绝对确保丘吉尔不会“激发［法国］对叙利亚地区的怀疑”，爱德华·格雷爵士在次日正式知会奥加尼厄，称英国将不会在亚历山大勒塔登陆。21就这样，为了使多疑的法国同盟满意，英国的决策者舍弃了摆在他们眼前的闪闪发光的亚历山大勒塔的良好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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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明显支持达达尼尔海峡作战计划的是同时发生的希腊对奥斯曼欧洲领土的入侵战，以及/或者说加里波利半岛登陆战，它们同外交上的纠纷交缠在了一起。希腊至少10万人的兵力只是费舍尔最初设想的一部分。22回溯至11月，希腊总理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曾经宣布他“乐意协助”英军的任何达达尼尔海峡作战行动，尽管希腊此时置身事外，但他却在极力地为希腊的参战讨价还价。由于并不确定叙利亚在奥匈帝国的进攻之下命运会如何，以及出于对其侧翼保加利亚的担心，韦尼泽洛斯明确向伦敦提出，他希望英法援兵在他冒险进攻加里波利之前先登陆萨洛尼卡。但是即使英国接受了希腊的苛刻条件，还有一个更为巨大的绊脚石存在着：俄国外交大臣萨宗诺夫坚决不同意希腊加入。正如爱德华·格雷爵士在1月和2月许多场合下不得不向他失望的同僚们做出的解释：“俄国人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有其他任何人胜利入［君士坦丁堡］城。”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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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俄国人来说，当前的复杂状态更令人受挫。正如基奇纳在1915年1月7日解释的那样，整个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目标是要“重新与俄国建立联系……以及解封在黑海被封锁输运的小麦和船舶”。因此，正如大公尼古拉斯被迫承认的，虽然西伯利亚军团可能不会准时抵达参战，期望俄国在战役中能“有所为”便成了一件很合理的事。俄军最高统帅部尽管名义上为大公负责，但是实际上由军需长尤里·丹尼洛夫（Yuri Danilov）掌控，他曾明确拒绝为欧洲战场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登陆战分援兵力。在整个事件中，大公的感觉糟糕透顶，并开始抱怨。1915年1月24日，他告诉汉伯里—威廉斯，称尽管他无法承诺会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参战支持，但是他“自然会运用一切力量，在时机到来之际，向盟军施以援手”。大公遵守了自己的诺言，如果不是太过匆忙的话，大公在1915年2月14日正式要求俄军黑海舰队司令安德烈·埃伯哈特上将开始准备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袭击。但是，埃伯哈特的热情随后被最新情报浇灭——情报暗示土军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欧洲部分拥有8万有生兵力以及15万预备兵力。在1915年整个2月和3月，俄国人的承诺每隔一定时间就会抵达伦敦——但是确切日期却从未提及过。1915年2月17日，这位俄军上将暗中颁布军令，“除了极端紧急事件”，“禁止”黑海舰队离开塞瓦斯托波尔，这似乎是故意在达达尼尔海峡中与俄国的同盟为难。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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