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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5年2月中旬，当备战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丘吉尔必须忍受挫败。与其批评者声称的相反，这位海军大臣绝不反对地面部队同样参与的主张。他在刚开始询问戈登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是否只派遣“军舰进行单方面行动”的原因在于，基奇纳曾经告诉过他没有多余兵力可供调度。因此，丘吉尔将非常乐意［如果］俄军的西伯利亚军团或者希腊的10万兵力供其指挥——然而他最终却无一遂愿。1915年1月20日，丘吉尔向俄军最高统帅部发送了一个官方指令，要求俄军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投入海军和陆军作战，即“只要达达尼尔海峡外部要塞一经攻破”，俄军便开始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两栖进攻。25直到1915年1月28日，当达达尼尔海峡作战小组委员会第一次召开时，丘吉尔指出，纵使军舰强行通过海峡通道，“只要敌军仍然占领沿岸，他们还是无法向商用船只开放航道”。诚然，他并没有强调该点，因而海军部在2月份的时候依然在商讨仅仅依靠海军进行单方面作战的计划，至少在开始是这样的——甚至在此时“怀疑论者们”，诸如费舍尔已开始汇集文字记录反对这个主张（不过他从未在战时会议上反对过，即使是在要紧之时）。但是总体而言，人们还是在会议上达成了一个共识，即在必要之时会让地面部队加入——不管是来自英国的第二十九师还是俄国军队，抑或是由于在苏伊士运河战役中击溃了土—德军，而从埃及释放出来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大约3.9万人）。1915年2月19日，当一次战时会议正在伦敦进行之时，戈登开始对达达尼尔海峡外部要塞进行炮轰。实际上，丘吉尔在得知基奇纳不肯派遣第二十九师支援戈登后，便表达出了强烈的失望。“如果这次极有希望的作战行动因在关键时刻得不到充足支援而失败的话，”这位海军大臣对他的同僚说道，“我们将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然而，基奇纳此刻却断定在埃及的联军兵力已经很充足（尽管尚不清楚联军在何时以及出于何种目的能够得以使用）。2月19日，国务大臣“最终”决定他将同意派遣第二十九师“以防万一”，但是他“并不想即时行动”。基奇纳在私下里以一种并不完全使人安心的语气宽慰丘吉尔：“你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我将找到援军。”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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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果，并且当这些“援军”能用以调度，同时戈登的分舰队又能成功通过海峡，这些“援军”将如何行动呢？很明显，正如批评家们当时指出的那样，直到戈登实施炮轰，关于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作战计划仍未得以确定。在某种程度上，这其间涉及一个有希望但有点儿不可思议的想法。正如亚瑟·乔治爵士之后向达达尼尔海峡委员会陈述的那样，丘吉尔不太可能直接跟基奇纳说，他们仅仅依靠超级无畏舰“伊丽莎白女王号”及其“令人震惊的效力”，以及“不可思议的潜力”就能赢得这场战役。但是丘吉尔已经在1月份的战时会议上援引其381毫米口径大炮作为他辩论的有力论据，而且他在很多场合下坚称舰队能够独力通过海峡（尽管他再三强调只有在地面部队的配合下，他们才能够完全征服海峡）。基奇纳比任何人都反复无常，一会儿称没有任何多余兵力可供调遣，一会儿又同意调派第二十九师，然后又反悔，之后又再次建议另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埃及的军队。使众人更加困惑不解的是，1915年2月19日，基奇纳又坚决认为先在亚历山大勒塔开展两栖作战，之后再进攻达达尼尔海峡（正是在这一天，戈登开始对达达尼尔海峡外部要塞实行炮轰）的选择更为可取。[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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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面军队问题还未得以解决的情况下，英军为何要随海军发动进攻呢？部分原因在于丘吉尔似乎想在“戈本号”被修好之前尽快通过海峡（即早至4月中旬）。这支庞大的舰队集合在蒙德罗斯湾（Mudros Bay），如今的希腊利姆诺斯岛岸，一直是闲置状态。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它越来越容易成为敌军潜水艇的活靶子，遭到攻击。不论是否有多余的地面部队可供调遣，英国海军实力仍然足够强大，并且不缺乏造成敌军恐慌的真正袭击机会。在君士坦丁堡，人们整个冬天都在传言说英军将要袭击达达尼尔海峡。据美国大使摩根索和奥匈帝国大使约翰·马克格拉夫·冯·帕拉维奇尼所说，奥斯曼政府早在1915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就开始准备特殊演练，以使苏丹及其青年土耳其党的大臣们以及奥斯曼国家档案和金库能够体面地撤离或转移至安卡拉和科尼亚。甚至据测连消息灵通的德国大使旺根海姆也出于担心，让摩根索帮助他“在美国大使馆存放了一些贵重物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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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夸张地说，英国外交部在得悉了这些谣言之后，最终决定实施攻击。爱德华·格雷爵士在1月28日的战时会议上主动提出，他“认为土耳其人在听到他们的要塞被一个接一个地摧毁后，将噤若寒蝉”。29在之后的质询中，格雷非但没有否认这一点，还断言君士坦丁堡会爆发“革命”——不过他坦白自己曾在这个话题上不厌其烦地问过英国大使路易斯·马利特的观点。更确切地说，他的消息来源于基奇纳。格雷令人难以置信地评论道：“在有关土耳其人的心理考量上……他与一般人的经验无二。”[6]类似的看法并不限于格雷。“我们总是习惯于认为，”戈登的继任者约翰·德·罗贝克上将（Admiral John de Robeck）在受到审讯时回忆道，“如果我们的舰队抵达君士坦丁堡，那么那里将会爆发革命。”而约翰·弗伦奇爵士在1915年2月中旬被通知最新的作战计划时说道：“我们被承诺一场军事起义和最终的革命将会随着第一批要塞的陷落得以爆发。”或者如英国海军情报局局长，丘吉尔（以及内阁）的主要（敌军军事部署）情报来源威廉·雷金纳德·霍尔上校（Captain William Reginald Hall）所言：“根据我们在那儿的特工提供的消息，土耳其在君士坦丁堡的人口有上升的趋势，他们正指望着英国舰队的到来，并将其从压迫中解放出来；我们多处的情报来源都得以证实。”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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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的情报来源是什么呢？与他所称的他的英国特工渗透进了君士坦丁堡各处相反，实际上，霍尔的情报信息仅仅来源于他在1915年2月1日派往雅典的两个级别不高的外交使者。霍尔背后的“操纵者”（如果贴切的话）是一位名叫乔治·格里芬·伊迪（George Griffin Eady）的铁路工程师，他在英国大使馆中扮演了一位技术顾问，并称自己在英土关系中断之前曾与大维齐尔有过简单会晤。赛义德·哈利姆帕夏曾经带有预见性地告知他自己愿意听到的——他拒绝主战，并且选择与大英帝国友好相处。伊迪的助手埃德温·惠托尔（Edwin Whittall）称自己能够接近内务大臣，因为他的侄子曾为君士坦丁堡的大拉比（犹太人的学者）工作过，而后者认识塔拉特。31霍尔明确告知过这两位特工——丘吉尔已经授权他可以“在必要情况下使用巨额资金”，并提供了三四百万英镑以“购买”通往达达尼尔海峡的通道。霍尔之后在讯问中并没有透露有哪些青年土耳其党人涉及其中，但是他仍坚称一些“君士坦丁堡的高级别要员为了满足我方特工的需要，毫不迟疑地开除了另外一位非常高级的要员。他们在［1915年］1月29日同君士坦丁堡的高级官员进行了接触，到2月15日，我们已经紧紧地掌握了整个目标”。当这个含义模糊的信息传到海军部后，丘吉尔及整个战时内阁得以确信，在奥斯曼官员一边已经“准备好”与英方协商密约，打开达达尼尔海峡通道。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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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看来，向青年土耳其党人行贿几百万英镑以换取其同意“交与”整个奥斯曼帝国的主意相当令人难以置信，但正如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开始，类似的奇思妙想充斥着丘吉尔天马行空的大脑。在1916年秋天由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委员会主持的长达数周的审讯中，丘吉尔提到1914年12月的“多里斯号”战列舰事件，这使人想起拉肯上校几乎凭借一己之力闯进了亚历山大勒塔，并且迫使土耳其人炸毁了自己的铁路线。在那之后，“似乎所有人都皆大欢喜”。“这次事件”，丘吉尔继续用一种几乎是自责的语气说道，“促使我们对土耳其在各种情况下可能会进行何种程度的抵抗达成了共识……我得说，在我们的观念中,我们始终认为自己在与一个效率低下的军事力量打交道，而且极有可能会与他们达成和谈”。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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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1915年2月19日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开始时各方的情势。在基奇纳的坚持下，当一支英法海军开始进攻堡垒时，没有地面部队同时配合登岸，不过之后他终于派出了一支人数和目的不明的地面部队。希腊人也表达出参与的热情，但随后又失去了兴趣。如果此时能有一场激烈的海战发生的话，希腊人可能会再次产生兴趣，但是倒不至于太过热衷，或者可能会使俄国人警觉起来。尽管如此，希腊的干预可能造成了“金发姑娘似的”（指有度的、未超越极限、处于合适状态的）威胁——既不会太“烫”也不会太“凉”，刚刚“温热”——或许会刺激俄国人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参与进来，不过伦敦方面对于俄国人何时以及凭借何种兵力准备好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进攻并无坚定主张。英国战时内阁存在着一种明确且显而易见的共识，他们认为随着英法联军对达达尼尔海峡的猛烈袭击，君士坦丁堡内会暴发恐慌，还会引发支持协约国的政变；或者说，在以巨额金钱买通土耳其党人领袖们后，类似结果也会发生。实质上，在那之后，丘吉尔和基奇纳会即兴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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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事件背后的混乱意见，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开端不算太坏。1915年2月19日上午9点51分——由达克沃思上将在1807年率领海军部队第一次独立闯进达达尼尔海峡的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康沃利斯”战列舰远距离对准库姆卡莱以及毗邻的欧哈涅要塞开火。另一艘英国军舰，大概是“复仇号”（由德·罗贝克上将指挥），随后同样开始从远距离对塞迪尔巴希尔进行炮轰。而戈登拥有12艘军舰之众［包括法国前无畏型战列舰“絮弗伦号”（Suffren）战列舰和“布韦号”（Bouvet），前者由盖普拉特指挥］的分舰队则开始朝海峡迫近。土耳其的大炮在射程上远超对手，却仍然没有给予反击。但是戈登、德·罗贝克和盖普拉特却无法理解其中的意味，因为他们距离太远，难以得知初步炮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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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证明，这次炮轰的效果微乎其微。由于战舰在行进过程中，他们的炮袭难以击中目标，尤其在长距离的情况下。由于受到英军炮轰库姆卡莱以及欧哈涅的威胁，塞迪尔巴希尔将其欧洲一边处于要塞之外的炮台隐蔽起来，因而只有三个士兵轻微负伤。下午两点，在戈登的分舰队距离海峡只有6 000码（约5.5千米）时，他又开始了炮轰。这一次，塞迪尔巴希尔和库姆卡莱要塞遭到了更为严重的破坏。下午4点刚过，两枚150毫米口径的炮弹落在欧哈涅上方的观察哨，炸死了指挥炮台的德国军官、韦尔曼中尉及其土耳其语翻译和话务员。这也是一整天炮轰行动的唯一一次致命打击。20分钟后，已经准备就绪的沿岸炮台朝联合（舰队）中队开火。韦尔曼的牺牲并没有吓退他的副指挥官贡纳·约尔斯副中士（Vice Sergeant Gunner Joerss），他接管了欧哈涅的大炮，朝进攻中的船只发动猛击，并且即刻遏制住了敌军的前进步伐。到下午5点，由于落日映衬出船只侧影，使其置于危险境地，戈登取消了进攻，下令撤退。注意到当晚哈米迪耶和库姆卡莱遭受到的损失后，乌泽多姆上将评论道，萦绕着炮台有一种“冷血般的平静和镇定的”气氛。似乎是为了检验彼此的革命情谊，第一天炮轰之后，刚好有两名德国人和两名土耳其人战死。联军方面除了139枚未发射的炮弹，并无重大损失。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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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接下来5天的恶劣天气阻止了戈登继续发动进攻，一场虚张声势的战争就此降临爱琴海。戈登所获无几，却已打草惊蛇。尽管如此，这期间的间歇却给了英法外交官们时间以说服希腊人和俄国人的加入。1915年2月23日，法国正式要求俄国在联军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同时开始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攻势。2月25日，身处伦敦的贝肯多夫大使向萨宗诺夫传达了格雷的完全相同的要求，萨宗诺夫又将这两个请求转达给了俄军最高统帅部（尽管最高统帅部直到2月28日才收到请求）。大公尼古拉斯甚至在收到这些迟来的信息之前，就已经在2月19日和23日要求埃伯哈特准备进攻博斯普鲁斯海峡：最高统帅部此时愿意提供给他一个完整的军团部队（高加索第五军团），大约3万—4万兵力。但是由于埃伯哈特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布雷情况和沿岸炮台的了解程度远胜于英军对达达尼尔海峡的掌握程度，所以他一直拖到3月份才出发。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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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雅典的英国的大臣F. E. H.埃利奥特爵士在1915年2月28日的报告中称，达达尼尔海峡进攻经过“强烈意愿”的讨论，“我们很快产生一种感觉，即要征服君士坦丁堡不能缺少希腊的通力合作”。为了在关口处打击行动迟缓的俄国人，韦尼泽洛斯在次日提议向加里波利半岛派遣三个师的希腊兵力，甚至威胁如果康斯坦丁一世（众所周知的亲德派——他的妻子索菲是德皇威廉二世的妹妹）反对的话，他将辞职。1915年3月3日，俄国外交官在惊骇之中告知埃利奥特，俄方完全不可能接受希腊加入达达尼尔海峡战役。36为了解释俄方的反希腊立场，萨宗诺夫早在3月1日便哄劝埃伯哈特向其保证会下令黑海舰队“准备朝博斯普鲁斯海峡加速前进”。3月3日——当俄国人的反对意见突然传到雅典时——萨宗诺夫告知英国大使乔治·布坎南爵士，高加索第五军团（由于土耳其在萨勒卡默什战役中被击溃，第五军团才得以空出兵力，尽管布坎南和英国人错过了这场令人啼笑皆非的战役）正准备立马奔赴博斯普鲁斯海峡——尽管他的想法本来是只有在联军取得突破后再行动。埃伯哈特重申之前附带条件的承诺，告知最高统帅部（这个信息传达得非常缓慢——花了一个星期才到达伦敦），第五军团将不会准备另外“两到三个星期”。埃伯哈特告知其共同交战国，只有在戈登的舰队中队在达达尼尔海峡成功取得突破并且“歼灭了土军舰队”后，俄国才会开始“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猛烈袭击”。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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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军而言，这种两难境地令其痛苦不堪。到目前为止，希腊出示的条件更为优惠：三个有生师部会在加里波利半岛登陆，立马增援戈登在达达尼尔海峡的舰队中队。而俄国允诺的则是完全禁止希腊的增援，以及一个含糊不清的承诺——近期将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进攻。实际上，俄国人几乎很明确地表示只有戈登在已经摧毁敌方舰队的条件下，他们才会加入进来，否则他们是不会增援戈登的。不足为奇的是，在感觉到自己的事业正越来越紧密地同不确定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捆绑在一起后，丘吉尔对俄国人的态度大为光火。他在1915年3月6日星期六写信给格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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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恳求你在当前危急关头不要犯错。三心二意的方式会毁掉一切——而且100万士兵也会死于战争的无限期拖延之中。我们的舰队正在打通达达尼尔海峡。除了我们邀请的那些，并没有其他军队能够到达君士坦丁堡……请转达俄国人，在君士坦丁堡问题上，我们将提供慷慨、合意的条件。但是在希腊参与协作的路上则禁止有任何阻碍——我是如此担心你会失去希腊这个盟友，却将我们的命运置于俄国人手中。如果俄国阻止希腊参与进来，我将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反对其占领君士坦丁堡。[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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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阿斯奎斯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他在同一天写信给维尼夏·斯坦利时说道：“外交的苍穹开始黯淡。俄国对我们的指责和抗议置之不理，完全拒绝希腊参与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或者随后对君士坦丁堡的进攻中来。”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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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将一手小牌玩转得非常高明。甚至当阿斯奎斯和丘吉尔还在为挫败于俄国的强硬态度而抱怨的时候，俄国的外交大臣在1915年3月5日邀请法国驻俄大使莫里斯·帕莱奥洛格进行了会晤。萨宗诺夫告知帕莱奥洛格，一旦联军击败了他们的共同敌人，他将有可能帮助联军攻占君士坦丁堡。作为交换，俄国将“永久合并君士坦丁堡、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马尔马拉海和达达尼尔海峡，以及远至以挪士—米迪亚边界线的色雷斯平原”。如果法国不同意（值得注意的是，萨宗诺夫很自信英国人不会答应），他警告道，“后果将难以预料”：这位外交大臣将“立刻辞职”。尽管萨宗诺夫没有提及谁会替代他，帕莱奥洛格向巴黎汇报道，但他的言外之意十分清晰：谢尔盖·维特——圣彼得堡最大的亲德派将被召回。这位外交大臣含蓄地威胁道，俄国一定要拿下君士坦丁堡，否则它将同德国单独媾和。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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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宗诺夫令人惊愕的外交行动方针，如同大公第一次请求英国援助时，时限严苛。在天气好转之后，戈登在1915年2月25日恢复了对达达尼尔海峡要塞的攻击，并且进行了连续7个小时的齐射式攻击。尽管戈登的炮袭对库姆卡莱和塞迪尔巴希尔（不过没有哈米迪耶）的炮台造成了严重破坏，却极少引起敌军伤亡。一种怀疑的看法由此第一次在英国海军炮兵之中蔓延开来。“阿尔比恩号”战列舰指挥官沃斯利·吉布森注意到很多要塞由土木工事包围，这使它在低轨道炮火下坚不可摧。其中的一座要塞，吉布森报告道，“此地久攻不下，直到我们派出两艘直升机进入上空，在敌军正上方扔下数枚炸弹之后，他们才撤退”。但是土军很快就卷土重来，并且重新开始了射击。直到英军派遣了数个爆破小组登岸，他们才摧毁了库姆卡莱和塞迪尔巴希尔的数门大炮，破坏了48门奥斯曼大炮，为英军重新上岸扫清了障碍，而他们仅仅损失了9名士兵。当外部要塞大炮熄火之后，进入海峡的入口变得畅通无阻。通过出入口是一次皮洛士式的胜利，然而，这却又将联军置于隐蔽和移动的榴弹炮营的炮口及其“俯射”之下。逃过了外部要塞的大炮，联军的扫雷舰此时又成了移动榴弹炮群的攻击目标。由于土军部署了探照灯，在夜晚进行扫雷也毫无可能。1915年3月3日——希腊人试图加入战争，同时也是俄国人否决其请求的这一天——英国人又一次投放了400名水兵，试图在库姆卡莱和塞迪尔巴希尔登陆，不料却遭遇了顽强的抵抗，造成70人伤亡——将近土军的两倍，土军6人死亡，41人负伤。而且，土军还从阵亡英国水兵身上获取了非常有价值的情报，获悉了联军的意图。41英军的水上飞机在试图找到敌方的大炮位置时遭到了步枪的猛烈扫射。3月5日，土军的榴弹炮击中并摧毁了“阿伽门农号”战列舰上的军官室和船员盥洗室。6日，甚至连自诩为超级无畏舰的“伊丽莎白女王号”也被土军榴弹炮击中，被迫撤退2万码（18.3千米）。这些土军重炮的意外打击吓坏了戈登，他向丘吉尔抱怨说自己的船只面临着“毁灭性的”炮火袭击。42似乎感觉到了联军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的溃败，[8]萨宗诺夫此时想尽办法向英国做最后的压榨。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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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宗诺夫的想法如愿奏效。在戈登的达达尼尔海峡攻势陷入困境期间，萨宗诺夫在一场无可置疑的异常大胆的外交行为中，通过向最高统帅部暗示，“如果沙皇格勒在缺少我们的情况下被占领，结果将很难令人称心如意”，使其想起了丘吉尔的紧急请求——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佯攻（3月1日和5日）；44制定条款以防青年土耳其党人决定向圣彼得堡双方面投降（3月2日和3日）；45向俄国驻巴黎和伦敦大使发送了一个官方备忘录，上面概述了俄国在战后对君士坦丁堡和海峡的领土要求（3月4日），46胁迫帕莱奥洛格建议巴黎方面满足俄国的要求，以免它同德国单独媾和（3月5—6日）；47下令最高统帅部和俄国海军部制订出攻占君士坦丁堡的计划，将这座城市一分为三，俄国人占领斯坦布尔，法国人占领培拉（贝伊奥卢），英国人则分得卡德柯伊的亚洲部分（3月7日）48；为了避免他的辞职威胁，帕莱奥洛格大体上对其要求做出了担保（3月8日）49；最终，3月12日，俄国关于战后对君士坦丁堡和海峡的要求获得了爱德华·格雷爵士的完全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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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最终导致协约国对奥斯曼帝国进行分裂活动的决定受到了更为密切的审查。吞下萨宗诺夫放出的鱼饵后，针对1915年3月10日战时会议的讨论主题——“一直以来，英国的政策是不让俄国参与进君士坦丁堡和海峡事务中来……当然，这现在依然是我们的政策”，格雷辩论道，英国必须接受俄国的每一项要求，以避免一个亲德政府的产生。丘吉尔倒不至于如此天真，他强调道，俄国的声明是建立在英方取得胜利的前提之下的，而且在萨宗诺夫对奥斯曼“战利品”要求分一杯羹的暗示当中，英国自身能够“意识到他们的那种迫切性”。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被下令明确声明自己对奥斯曼帝国领土的所有权。正如阿斯奎斯于充满历史意义的1915年3月10日这一天在他的报告中所述，维尼夏·斯坦利在这天的战时会议称，贪婪的法俄妄求“分得土耳其大部分领土”，之后，战时会议的讨论层面迅速降到“一伙海盗”上面。帕莱奥洛格则在圣彼得堡又坚持了一个月，终从萨宗诺夫处得到承诺，称其将迎合法国，承认法国对叙利亚和黎凡特的所有权，并且同时担保法国的金融要求（与拥有少量奥斯曼债务的英国和俄国相比，法国占据奥斯曼公共债务的主要部分，因此它在摧毁奥斯曼政权的想法上并不强烈）。尽管如此，萨宗诺夫的胜利还是很全面的：分割奥斯曼帝国现已成为协约国的正式政策，而俄国将分得它的大部分战利品。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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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得格勒、巴黎和伦敦，当人们贪婪地讨论如何处置战后奥斯曼的“残骸”时，戈登上将的紧张神经在濒死挣扎的土军沿岸炮火重压之下终于暴发。在英国内阁同意俄国关于君士坦丁堡的声明时，戈登就早已断定要塞的“缓慢攻克进程”并没有奏效。正如他在1915年3月11日告知丘吉尔，舰队的“作战进展极大地受到了藏匿起来的榴弹炮的阻挠……它们威力惊人，如同固定炮台的重型大炮一样难以对付”。关于最佳作战方案的讨论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大家一致认为当前的方式并不奏效。丘吉尔认为“谨慎、小心的作战方式”必须中止，转而进行集中火力进攻，“在关键性的射程范围内，将所有火炮，不论是重型还是轻型，对准敌军，以密集火力淹没要塞”。戈登在回复中附和道，“强大、持续的行动是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不过他似乎并没有明确提出自己是否需要地面部队的协调作战。副指挥官德·罗贝克上将在1915年3月13日评论道，“在协调一致的重型炮袭下闯入达达尼尔海峡也在作战考虑之中”。这同丘吉尔的战术相似，只不过海军大臣还在焦急地等待基奇纳承诺的派往利姆诺斯岛的地面部队，他们在理论上将参与最后的冲锋（或殿后，这取决于他们赶到的时间）。亨利·杰克逊爵士认为敌军的炮兵部队必须被“清扫干净”，这意味着登陆部队至少要在欧洲一边（加里波利）登陆，因此在此处土军隐藏起来的炮台实力最为强大。基奇纳却同往常一样，不慌不忙，仅仅满足于海军部队对达达尼尔海峡的持续重击，直到第二十九军抵达战场，以一种尚未明确的方式为海军扫清障碍。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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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决定性时刻——人们希望如此——的临近，以及俄国人对君士坦丁堡战后状态决定的催促，英国的领袖们终于开始充分讨论地面部队在作战中的作用。在1915年3月10日的战时会议上，基奇纳最终同意派遣第二十九师，不过他们仍要经过6天时间才能出海（最后到达利姆诺斯岛的时间也会更长）。第二十九师派出了唯一一支凝聚力强且经过完全训练的师部，在它到来之前，在利姆诺斯岛集结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部队什么事也做不了。因为太过于信赖大公尼古拉斯的诚意，基奇纳同样告知所有人有一支不少于4.76万的俄军部队可供差遣，不过他并未说明这支部队在何时或者何地到达，以及当他们到达之后会有何举措。最终，基奇纳选定伊恩·斯坦迪什·蒙蒂思·汉密尔顿爵士（Sir Ian Standish Monteith Hamilton）——之后的英国国民军总司令——出任达达尼尔海峡的武装部队指挥官。但是，基奇纳仍旧拖延搪塞到最后，又过了两天才确认汉密尔顿的任命，而且不顾丘吉尔的强烈反对，坚持让汉密尔顿留在伦敦，直到“我们研究透他将在［达达尼尔海峡］遇到的状况”。基奇纳以其一贯隐晦的方式劝告丘吉尔，“欲速则不达”。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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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们会对这番拖延充满感激——正是因为留在伦敦，汉密尔顿才得以在1915年3月12日留下了一段珍贵的对话。从这段对话中，我们才得以窥见这位英国军事史上具有传奇性色彩的人物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过渡期间接管军队时的想法。在被召进战争部接受历史性的新任命时，汉密尔顿对此地带还一无所知，而基奇纳同样没有给予他足够的启发。汉密尔顿拿到的关于敌方沿岸防线的地图也早已过时，“毫无用处”。至于登陆敌方领土后的后勤部队和补给部队，汉密尔顿之后坦诚道，“坦白来说，我对这些事一无所知。我了解的仅仅是此地乃奶与蜜之地”。为了平缓汉密尔顿的压力，基奇纳以一种不合逻辑的方式再度向他保证，“希望你不要将所有兵力都投以登陆，除非身后有一支强大的舰队能够影响你选择的时机和地点”。尽管毫无益处，基奇纳还向他的地面部队指挥官提到了潜水艇的必要性：“如果一艘潜水艇突然出现在加里波利城镇上，并把联合王国国旗挥舞三次，那么半岛上的所有土军守备军队将会逃之夭夭，同时英军尽快在他们向北部布莱防线逃去之际发动袭击。”因而，根据基奇纳此刻的构想，一旦土军在英舰（或者潜水艇）的威慑之下离弃达达尼尔海峡，汉密尔顿将会选择北边某处，而非在加里波利半岛登陆。很自然，若要采取这种方式，基奇纳还得考虑一点：从何处登陆。“在取出大比例尺的立体地势图后，”汉密尔顿回忆道，“基奇纳转向我，并询问从何处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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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些茫然和手足无措——我仅仅在半个小时之前才获悉要去往此地，但是由于我去过君士坦丁堡，经过片刻的沉思之后，我冒险建议，可以冲进查塔加战线［从欧洲一侧的马尔马拉海，城市以南登陆］，在土军从阿德里安堡和色雷斯赶回来之前，从南部进入敌军后方。基奇纳勋爵说，他认为这一步非常冒险，在他看来，最好的办法是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一侧登陆［在卡德柯伊］……“［从此处登陆后］我将与俄国人会合，由我指挥，协同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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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汉密尔顿何时登陆并与期盼中的俄国军团会合，基奇纳不置可否，只是强调他应该一直等待，直到“英军远征军的所有军事力量得以集结完毕，这样我们才能将完整力量投入战场”。基奇纳或许承认过，单凭舰队将“难以进入海峡”，因而，汉密尔顿将在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前投入“所有力量”夺取加里波利半岛。但是，基奇纳相信敌军更有可能在此之前投降，这样正与他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的战略部署不谋而合。“当守卫君士坦丁堡成为问题，”汉密尔顿回忆起基奇纳对他说的话，“我应该发现俄国人和法国人是很难打交道的，我必须得十分小心。”事实上，如果汉密尔顿“让俄国人和法国人守住君士坦丁堡，我自己的军队守卫铁路线和阿德里安堡”将是最佳方案——这样一来，他们或许就能“腾出兵力朝多瑙河进发”，以威慑同盟国在巴尔干半岛的薄弱部分。因此，为了不至于招致厄运（或俄国的嫉妒），基奇纳甚至取消了他给汉密尔顿的部队起的名字（君士坦丁堡远征军），指明其进攻目标仅仅为“地中海地区”。基奇纳就这样向汉密尔顿下达了目标既宏伟又模糊的命令，“并以事情的非紧急性解决了问题”。因而，汉密尔顿又在伦敦待了一天，直到1915年3月13日才离开，在4天之后抵达蒙德罗斯湾（经由马赛）。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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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奇纳为自己辩护称，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在1915年3月还处于不切实际的幻想状态的。爱德华·格雷爵士过于相信即将在君士坦丁堡发生革命的谣言——美国大使亨利·摩根索经常在报告中向他提起此事，直到格雷爵士被恩维尔带去达达尼尔海峡要塞进行参观——爵士甚至已经派遣一位外交官杰拉尔德·菲茨莫里斯（之前出任驻土耳其大使馆议员）前往雅典负责投降协议的事项。54丘吉尔开始相信（极大地夸张的）报告中所称的“土耳其要塞”已经“弹尽粮绝”，从而造成了土德士兵的军心溃散（彻底的虚构），而且“无助的报告和诉请”正被发往德国以求再补给。胸有成竹的丘吉尔在3月13日告知戈登，“要扫清海峡，两三百人的损失代价是比较适度的”。55尽管戈登和正对着敌军藏匿起来的榴弹炮和水雷袭击的德·罗贝克并没有如此乐观，但是在伦敦，人们几乎对其普遍存在着一种取得迅速突破的期望。正如莫里斯·汉基回忆道，人们在3月10日战时会议期间的作战设想是“海军攻击将获得成功”，而地面军队（包括俄国军团）仅仅被要求参加“随后的战役”，即“最后的君士坦丁堡进攻战”。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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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汉密尔顿抵达时，蒙德罗斯湾的气氛有所改善。诚然，他负责指挥的士兵并未集结完毕——第二十九师在前一日才从英国登船出发——但是即便如此，陆军总算开始介入其中。同时，海军部还放弃了戈登逐个击破对方要塞的零碎战术。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毫无建树的戈登在前一天因身体原因递交了辞呈，并将指挥权留给了个性强烈的德·罗贝克。“我们对你托付了极大信心，”丘吉尔在1915年3月17日向他的新任分舰队司令拍去电报称，“在独立判断之后，我相信你……会认同，立即发动进攻是明智和切实可行的。”德·罗贝克立即回复道，他“完全同意”，而且“如果天气许可的话，明天就将开始行动”。他还提到汉密尔顿将军已经到达，以及他同这位新任陆军指挥官之间的会面“非常令人满意”。至此，英国人已经准备好向海峡发动最后的大规模攻势了。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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