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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军的这些半心半意的进攻是试探、佯攻，抑或只是团结协约国的姿态？君士坦丁堡的决策者们不得而知。但是临危受命掌握奥斯曼帝国最重要的军队指挥权，同时又有谨慎性格的利曼，却倾向于做最坏的打算。1915年4月，利曼乘坐汽船和奥匈帝国军事专员约瑟夫·波米安科夫斯基（Joseph Pomiankowski）一同视察了最新的加里波利沿岸防线。他坦承，自己最大的担心是在英法联军向达达尼尔海峡发动进攻之后，“俄军会紧接着登陆博斯普鲁斯海峡”。利曼告诉波米安科夫斯基，自己掌握的兵力“不足以同时守卫海峡两边”。波米安科夫斯基却更为乐观，他提醒这位曾经的骑兵将军，俄军舰队在两栖登陆作战上的经验比英军更为肤浅，而且他们拥有的运输船也更少。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告知利曼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安全停泊在君士坦丁堡处于修理状态的“戈本号”战舰已经重新武装，并于1915年4月1日重新在黑海下水，而且俄军“没有一艘军舰能与之抗衡”。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袭击的合适时机已经过去，而俄军能做的仅仅是向灯塔发射几枚炮弹。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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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丘吉尔担忧的，“戈本号”的重生的确改变了战略均势。在乌泽多姆书写了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辉煌之后，苏雄上将此时再度开始发威。4月1日，苏雄上将指挥“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沿西部海岸线疾驶，以提醒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仍处于中立状态）黑海地区的真正统治者。4月2日，苏雄几乎狠狠羞辱了埃伯哈特——他在指挥军舰沿着俄国的黑海沿岸疾驶途中，击沉了俄军在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之间的两艘重型汽船。不管埃伯哈特是不是真的愿意听任德·罗贝克指挥，并且协调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英法联军对达达尼尔海峡的进攻战，他此时却不能这样做——理由再简单不过：苏雄正在干扰他的信号。1915年4月8日，埃伯哈特告知德·罗贝克（通过最高统帅部的库达舍夫、身处彼得格勒的萨宗诺夫、伦敦的贝根道夫大使以及海军部的丘吉尔），来自“戈本号”的干扰将使他无法直接与德·罗贝克联络，从而难以接收之后的指令。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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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俄军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威胁被苏雄对埃伯哈特造成的恫吓压制住，利曼才得以心平气和地开始对加里波利半岛的沿岸防线进行设防加固。但是，此项任务艰苦卓绝。他发现很多在要塞和堡垒驻防的土耳其士兵十分僵化和死板，亟须进行训练。然而，在大白天演习非常危险，因为“敌方船舰正在到处巡游，并且会向任何他们能看见的目标开火”。令利曼感到惊愕和恐慌的是，英国海军“甚至还朝视野内独行的骑手和行人开炮”。[1]因此，土军的大部分操练，随同工事筑防只得在夜晚进行。由于难以联络君士坦丁堡——位于乌尊柯普吕（Uzun Köprü）最近的铁路转运点距离加里波利有7天的路程，而且半岛上也几乎没有通行的公路——利曼只能利用自己手中仅有的资源进行筑防工作。为了阻止敌军从沙滩登陆，土军将带有倒刺的铁丝网一直布设到水底；当铁丝用尽时，土军又将附近田地的围栏和铁网拆下征用。从土耳其船只上拆下来的鱼雷弹头也被临时用作地雷。由于缺乏铁锹，土军还利用农用工具和刺刀来挖掘战壕。加里波利城镇中的医院病床也在准备当中——在4月上旬已有1 000个床位，这对于战争来说还是不够，但也算一个良好的开端。利曼无法知晓敌方何时会发动袭击——“要是英国人再给我8天时间就好了！”他在3月27日刚刚抵达加里波利时如是感叹——因而，他的士兵在1915年4月的每一个夜晚都保持着高度警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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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当英军一艘由上尉T. S.布罗迪指挥的潜水艇E15在凯佩兹（Kephez）海岬附近的沙滩上搁浅时，利曼意识到敌军的进攻即将开始。布罗迪本想设法突围进入马尔马拉海，却撞击在土耳其的水下铁网上，进程被迫中断，而他自己也不幸搁浅至沙滩上最容易招致袭击的地点，恰好处于敌军达尔达诺斯炮台炮口之下。后者显然不认为他们还有好运，潜水艇上顷刻间弹雨如注。布罗迪自己在爬上指挥塔后被径直击中身亡，其他7名随行士兵也一同阵亡，剩下的海军士兵随后挥舞白旗投降。土军的好运还在继续：这些投降的军官中有一名名叫克拉伦斯·爱德华·斯坦诺普·帕尔默（Clarence Edward Stanhope Palmer）的英国中尉，他曾在恰纳卡出任副领事一职，并且做过德·罗贝克的情报官（在战争爆发之后，帕尔默逃至雅典，志愿加入作战行动）。帕尔默随后受到同为达达尼尔海峡要塞指挥官的乌泽多姆以及贾维德·贝上校的盘问。在贾维德恫吓要以间谍罪处死他之后，帕尔默同意供出英军作战情报。帕尔默在口供中很聪明地混杂了准确的信息——比如其他两艘位于爱琴海的英国潜水艇——E11和E14的存在，以及汉密尔顿将军指挥联军登陆部队，并计划在海丽丝岬（塞迪尔巴希尔）和伽巴帖培（Kaba Tepe）登陆的事实——和错误的情报：他夸大汉密尔顿拥有的兵力有2.5万之众，并且暗示英军已经放弃登陆海丽丝岬的计划，并重新考虑以主力部队登陆布莱。至于计划登陆日期，帕尔默则声称并不知情。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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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俄国人在萨勒卡默什捕获的奥斯曼参谋部计划，帕尔默的情报口供同样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尽管利曼在回忆录中否认了这一联系，但是仍有证据显示他在布莱的信息上受到了帕尔默的蒙骗。实际上，在加里波利半岛（东面地点由于正对着由密集水雷设防的海峡和亚洲一侧的沿岸大炮而遭到否决）的西部和南部总共只有4个潜在的登陆点：南端的海丽丝岬（塞迪尔巴希尔），西面大致处于半山腰上的伽巴帖培，位于稍微靠北段，延伸至爱琴海的露出地层的苏弗拉湾，以及处于东北狭长地带的布莱。不论汉密尔顿选择在何地进行主力登陆，他都会在其他地点同时施以佯攻。所以第一步非常明显：利曼将其最为精良的师部（由穆斯塔法·凯末尔率领的第十九师，它是在巴尔干战争中唯一一支全身而退的部队）安置在迈多斯和海峡附近留以备用。由于处于加里波利半岛的“背风向”位置，这支师部能够在其他地点遭受威胁时迅速施以增援。尽管如此，如何部署其他五支师部仍然相当重要。另外，第三师和第十一师必须驻防亚洲区以保卫海峡“特罗扬”一侧的要塞大炮，使其不被捕获；但是，由于联军舰队大炮射程范围内唯一能对登陆部队实行掩护的只有库姆卡莱附近的比斯开湾，这两个师的任务因此变得相当简单轻松。由于南岸的海丽丝岬有三个方向都暴露在敌军炮火之下，成为一个极其明显的打击目标，因而在还剩余的三支师中，至少要有一支——第九师对其进行保卫。同时，土军还要向伽巴帖培和苏弗拉湾毗邻的登陆区域，以及布莱分别派出至少一支整师的军力进行防范。但是，利曼却调遣第五师和第七师的主力军力驻防北部的布莱，只留了一个团（第二十七团，隶属第九师）守卫伽巴帖培（不过此地非常易于挖掘壕沟进行防御）。不管这位德国指挥官是否受到了帕尔默的过度影响，他对布莱的特别关注都是不可否认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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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十分明显。和2月份英军曾拱手错过的在亚历山大勒塔的大好战机并无不同，布莱几乎在引诱着敌军的进攻——正如伯德伍德于关键性的3月22日在“伊丽莎白女王号”上进行战事商榷时考虑到的。加里波利半岛的北端只有大约3.5英里（约6千米）宽。诚然，布莱的水域布满了水雷，而且登陆的沼泽地带有壕沟工事以及带倒钩的钢网防御，但是其他大部分登陆地点也并无不同。最关键的是，与半岛西部和南部海岸线的大部分峭壁不同，布莱的大部分地势平坦。利曼注意到，“如果英军占领了萨罗斯湾和马尔马拉海之间的狭窄山脉，并且利用长距［舰载］大炮掌控了此处（在夜晚由探照灯协助），［奥斯曼］第五集团军与每处登陆点的联系就会被切断，而经由水路的交通设施也会陷入危险之中”。13而利曼也将会与凯末尔和其他第五集团军高官一同被绝望地困在半岛下方，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只能来到北部设法突围——同英军交战，而作战地形将只能由英军选择。的确，这样存在着潜在的劣势。如果联军在布莱建立滩头堡，并且将军队呈扇形分散遍至加里波利半岛的狭长地带，那么土耳其人也将能够从身处色雷斯的第一集团军得到增援，进攻北部敌军。这也是汉密尔顿的主要担心，因此他决定放弃登陆布莱，代之以佯攻。可是，在某种意义上，利曼自己由于在布莱纠集了庞大的部队，也致使英军几乎不可能从此处登陆。汉密尔顿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几乎是带着一种敬畏之情：“我们成功接近并得以监视布莱的沿岸防线，但是敌方狭长纵深，且犹如蜘蛛网一样交叉、伸延的壕沟着实让我大吃一惊。我的参谋也认为敌方一定召集了上万名士兵不分昼夜地工作了一个月才有此成果。”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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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5年4月的第三个星期，一种真正的恐惧（每个人都意识到即将到来的这场冲突）笼罩着双方阵营。对英军舰炮的恐惧之情使得奥斯曼部队连同平民都不敢在白天行动，甚至一旁迅速进行的沙滩防御工程也只得在晚上开展。在忒涅多斯岛，希腊支持者“将葡萄园连根拔尽”，为一个800码（约732米）长的水泥跑道腾出了地方；在这里，飞行员可以对加里波利半岛进行常规出击。4月22日，英方出动军机对迈多斯实施突袭，在海峡对面凯末尔的总部附近投下了7枚100磅的炸弹，致使城镇大面积起火。但是，飞行任务也同样给飞行员带来了恐惧——他们观察，甚至有时拍摄下了意图登陆的海丽丝岬和伽巴帖培北部的防御工事。空军准将查尔斯·拉姆尼·萨姆森（Charles Rumney Samson）定期同汉密尔顿会面，并讨论他的令人沮丧的空中发现。4月15日，汉密尔顿向基奇纳拍去电报并表达了自己对敌军登陆沙滩处的战壕和倒钩铁网的担忧。汉密尔顿私下里告诉萨姆森，他担心英军在最开始的登陆战中会伤亡一半兵力（不过他并没有将他的忧虑告诉士兵，或者基奇纳）。15尽管表面看起来镇定自若，利曼心中却充斥着不祥的预感，了解到不管敌方的战壕挖得有多好，“所有这些壕沟及后方区域”将会被“英军大口径舰炮的强大炮火淹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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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不应忘记双方都存在着一种完全合情合理的期望，即俄国人能够最终介入战争，并赢取他们在君士坦丁堡的巨大战利品。4月中旬，当军队（其中大部分曾被送至亚历山大港进行重组和训练）终于准备就绪，而天气也得以转晴之后，汉密尔顿的确定好在4月23日——圣乔治日——登陆加里波利。4月18日，萨宗诺夫将德·罗贝克的“命令”传达给了俄军黑海舰队，并告知埃伯哈特登陆日期选定在23日，要求他“协同［协约国军队］作战”。17如果埃伯哈特遵循了这些命令，在1915年4月23日，协约国舰队的7.5万兵力从达达尼尔海峡两侧登陆的同时，他也选择登陆博斯普鲁斯海峡，利曼和恩维尔将得费一番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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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另一场在糟糕天气下发生在爱琴海的冲突将汉密尔顿的计划推迟了数日（将花费两天时间以供运兵船运载完整的部队，以及登陆沙滩的调度任务）。当4月23日天空的阴霾一扫而尽时——军队本来计划在这一天登岸——汉密尔顿下令开始运载部队。这是一个巨大的后勤任务，它要求运兵船上陆军和海军间的紧密配合，以及复杂周详的计划安排。士兵们要携带三天的口粮以及在登岸后得以卸下的替换件（包括至关重要的大桶饮用水）。每位士兵都背负了重达两磅的牛肉和饼干，以及200发步枪弹药。每个登陆小队还被要求拖运专用的上岸工具箱，诸如麻绳、绳索、纱线、镐、铁锹、斧头和铁锹，此外还有灯笼、信号灯、望远镜、莫尔斯旗帜和一个扩音器。这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创意是一个改装过的运煤船“克莱德河号”的使用——它如同“特洛伊木马”，船体内装载着2 000名士兵（船上还装载着一个蒸气式开底驳船和三个木制驳船，它们被英军用作登陆架桥），并且能够在看似巧合之下自己开上岸滩。由于4月23日、24日两天的天气晴好，运载工作进展得相当顺利。汉密尔顿回忆道：“任何故障都没有发生……成功纠集了将近100艘商船，整个过程严格按照时间表进行，且无任何灾难或事故发生，这反映了海军和陆军全体人员联合行动的极高信誉。”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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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至今仍不断受到质疑，汉密尔顿的最终登陆计划却并非不佳。由于向当地具有战略优势的水平面发动突袭显然已不可能，他的目标变为尽可能在更多的地点进行登陆（以及佯攻），使敌军难以判断主力进攻地点。汉密尔顿最强大的一支师部，由艾尔默·亨特—韦斯顿（Aylmer Hunter-Weston）指挥的第二十九师肩负最重要的任务——在海丽丝岬的5个不同沙滩登陆，并攻下登陆地带上方的阿奇·巴巴（Achi Baba）制高点。澳新军团将在伯德伍德的指挥下，登陆伽巴帖培北部的布赖顿沙滩，并意图从此处向东推进，攻占萨里拜尔（Sari Bair）山脉的高地，获得有利的大炮射击点位置，以避免落入南部海丽丝岬守备军的包围圈。法国军队将登陆亚洲一侧，占领并压制库姆卡莱的大炮（此地能够触及海丽丝岬的登陆地带，不过需花费极大代价）。最终，一支人数众多的海军部队将对布莱进行佯攻，意图吸引利曼北部的备用兵力，使澳新军团和亨特—韦斯顿的主力军队能够在敌方援军赶到之前占领半岛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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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月25日之前，英军指挥部内唯一的严重分歧在于登陆的时间：黄昏还是黎明。汉密尔顿赞成在晚上登陆，“尽管我们会失去舰炮的掩护，但是同无助地坐在船只里被沿岸大炮轰袭相比，军队在此时登陆面临的危险并不会更多”。亨特—韦斯顿争论道，如果没有光线照射，沙滩协同登陆战将很难开展，尤其是在海丽丝岬，拖船得同达达尼尔海峡的涌流搏斗，还要避免撞击在岩石上。可以预见到，德·罗贝克以及海军军官站在了亨特—韦斯顿一边，他们选择在黎明时分（大约4点30分到5点左右，在大部分沙滩）进行登陆。“24日到25日的晚上，”德·罗贝克回忆道，“平静、晴朗，明月高照。”由于月亮直到第二天早晨8点才完全沉下去，登陆战因而得以在清晰的能见度下进行。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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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正如汉密尔顿担忧的，清晰的能见度是一把双刃剑。早在第二天凌晨3点20分，驻守海丽丝岬的土耳其第二十六团（由马哈茂德·萨布里少校指挥）的哨兵就向奥斯曼指挥部发出警报，称敌方一支舰队正在靠近。凌晨4点30分，英军开始向海丽丝岬要塞发动炮轰，并在电报中明确提到登陆马上进行。接近早晨6点，第一艘登陆拖船开始靠岸X沙滩（伊吉兹—科尤，Ikiz Koyu）、W沙滩（泰凯—科尤，Teke Koyu）和V沙滩（埃尔图鲁尔—科尤，Ertugrul Koyu）。在大约400米（1 312英尺）的位置，土耳其炮手开始使用机关枪和轻型火炮朝拖船开火。为节省弹药，土耳其步兵被告知在敌军距离40米（131英尺）的时候再开枪射击。交战激烈而又混乱，但是这个过程对于整个海丽丝岬来说并无二样：英军在爬上岸，甚至在离开船之前经受了难以想象的伤亡人数。在V沙滩上，正如英国皇家芒斯特燧发枪兵（Royal Munster Fusiliers）盖伊·格迪斯（Guy Geddes）上尉的回忆所述，拖船上的士兵（与“幸运的”“克莱德河号”形成对比）“简直就像被夹住的老鼠一样惨遭杀戮”。20而“克莱德河号”运煤船上的士兵在早晨6点22分登上了V沙滩的浅岸地带之后，虽然在刚开始免于同样的命运，但随后登陆桥却未能按照计划部署（蒸气式开底驳船停止运转之后，又被一阵狂风吹离了航向）。要想从“克莱德河号”到达岸滩，只能途经一条狭长的、由土耳其步枪把守的布满岩石的防线。正午时分，这艘特洛伊木马的舷门上“挤满了伤亡者”。V沙滩早晨的军事行动可以用另一支划着小艇登陆的小队的命运来概述——当这支小艇的水手（来自“纳尔逊勋爵号”）“回身招呼他的同伴登岸时，才发现他们都已经死了”。21W沙滩的登陆行动也并无二致。尽管差距明显，到黄昏时，英军还是占领了每处危险的滩头堡。正如德·罗贝克后来向丘吉尔报告的，海丽丝岬的猛攻“必将永载史册……正是［战士们］英勇就义的胆量和视死如归的勇气才使得这次作战行动得以进行”。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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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方面的英雄行为同样毫不逊色。在奥斯曼方看来，英国的观察者，如德·罗贝克认为，在这一场差距明显的战斗中，土军占尽高地的地形优势以及牢固的壕沟防线的防御优势与实际并不相符。英国海军本来计划在陆军登陆之前使用大炮将海丽丝岬的土军炮台击毁，虽然最终明显未能达成目标，但是它给沿岸土军带来的恐吓却一丝不少。一位德国中尉评论道：“这场战役呈现出一种宏大和可怕的壮观景象。半岛海岬处被一圈战舰和运兵船包围。舰炮……朝着土军防线猛轰。”而且，英军的战舰恰好抛锚在土军野战炮难以还击的位置（不过土军并不知道的是，这其实是敌军的关键性错误——因为英军的舰炮很难在如此长的距离为登陆部队提供精准的“掩护火力”）。23如英国人猜测，土耳其人也没有重型机关枪：他们在岸滩对英军的杀戮其实来自步枪的精准射击。24第二十六团指挥官马哈茂德·萨布里少校对海丽丝岬负有局部责任，所以很自然他比敌军更有地理位置上的战略优势，但是在他的增援部队在4月27日赶到之前，他的兵力只有英国登陆军队的大约1/10（就兵力而言，英军总人数是其12倍之多，不过并非所有的部队都能够毫无损伤地登岸）。当英军在早晨6点15分登陆X沙滩时，此处只有9名土耳其士兵把守，而且援军仍迟迟未来。25由于英军在多个地点同时登陆，因此土军对敌方的团级（萨布里少校）和师级（哈利勒·沙米上校）部队产生了混乱，而且这种混乱因为利曼仍然不确定敌军会否选择主攻布莱而到达顶点。事实上，他在布莱一直待到4月25日，直到他亲眼看到英舰撤离此处才放弃了这个关键位置。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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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4月25日这一天，英军在土耳其其他一些防备薄弱的沙滩登陆战中取得了全盘胜利。位于海丽丝岬东部的S沙滩（莫尔托—科尤，Morto Koyu）由土军一个排把守，英军的南威尔士边民团以及来自“康沃利斯号”的水兵和水手（他们在指挥官亚历山大·戴维森上校还未下令的情况下就进行了登陆）在登陆过程中仅仅伤亡63人——出于对V沙滩守军的懊恼，后者在整个早晨都有效抵制住了发自“康沃利斯号”的掩护火力。国王私人苏格兰边民团如入无人之境在早晨5点成功登陆海丽丝岬西部边端的Y沙滩并占领高地。到上午的时候，英军已有将近2 000人登岸，由于过程出奇的顺利，以至于众人竟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很快，他们犯了一个声名狼藉的错误：克上校和马修斯上校为争夺指挥权（汉密尔顿并没有给出清晰的指令）发生了争吵，他们向亨特—韦斯顿发去请求后也未收到任何答案。就这样，珍贵的时间被白白地浪费掉：他们并没有在Y沙滩的高地修建壕沟进行防御，也没有向南推进增援V、W和X沙滩上被杀戮的协约国军队——土耳其防线距此只有一个小时的行进路程。相反，“他们坐在地上吸烟，并为自己泡上一杯早茶”。汉密尔顿在“伊丽莎白女王号”上注意到Y沙滩上的“宁静的露营”情况之后，给亨特—韦斯顿发去电报并询问他是否要在此地登陆更多军队，结果仅仅收到（两个小时后）极度痛苦的拒绝答复——亨特—韦斯顿难以从血腥的南端登陆战中抽离任何部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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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方面的登陆战同样进行得十分顺利，尽管汉密尔顿只赋予了其佯攻的意义。由阿尔贝·德·阿马德（Albert d’Amade）将军率领的第一支法国登陆军队直到将近上午9点30分才登上海峡的亚洲一侧——库姆卡莱北部一处几乎无人守备的沙滩。到上午11点15分，这支大约3 000兵力的法国侵略者在“亨利四世号”舰炮的掩护下，经过一整天的小规模混战（大部分被包围的土耳其守军选择了投降，甚至在一些小队还在进行抵抗的时候，就已经有500名战俘开始被拘禁24小时），成功占领了库姆卡莱的城镇和堡垒。不管是不是意图试探门德雷斯河（Menderes River）身后静候的利曼后备军，法国海军毫无意义地摧毁了河上唯一一座大桥。汉密尔顿似乎暂时考虑让德·阿马德在1915年4月26日重新登船之前，尝试加入海丽丝岬的主攻。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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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功登陆的规模上而言，处于中间位置的澳新军团在伽巴帖培附近的Z沙滩的登陆表现十分引人注目。在这一天，由于伯德伍德的运兵船错过了去往北部的介于数百码到两英里之间的目标，所以指挥部在登陆地点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毫不令人惊讶的是，英国海军部提供的加里波利地图精确度低下，而且甚至连半岛上方位置诸如伽巴帖培都没有标识。29然而，与这场激烈辩论中隐含的“错误的沙滩地点”相反的是，奥斯曼方面的迹象显示，如果澳新军团按预期在布赖顿沙滩登陆，他们将会被置于伽巴帖培的6门主炮炮口之下，并会受到沙滩（同海丽丝岬的V沙滩一样，它也是一个“预期计划的歼敌区”）上方壕沟里的奥斯曼第五连队（隶属第二十七团）的猛烈袭击。30澳新军团湾（澳新军团登陆之地）由于被上方的峭壁掩蔽，使得澳新军团能够在此地建立滩头堡，并能够据此深入内陆，直达寸草不生的阿里角——在这里，他们最终遇到了土军顽强的抵抗。固然，澳新军团湾登陆战是有缺陷的——他们在下船登陆时遇到了严重的问题，而且在辨别自己方位及前进方向上产生了巨大的困惑。但是事实证明，这次登陆远比其他海丽丝岬的主要登陆战成功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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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方面却也同样对澳新军团的防御区存在困惑——这证明了汉密尔顿多个地点登陆的军事构想确实存在着巨大的优势。据知土耳其哨兵早在凌晨2点30分就听到了离岸的噪声，但是由于他们不清楚真正的登陆地点而没有采取行动。身处博加利第十九师指挥部的穆斯塔法·凯末尔在黎明时分听到了西海岸传来的枪炮声，并在早晨6点30分从哈利勒·沙米上校（他的第九师对此区负有局部责任）处收到了敌军在阿里角活动的报告。凯末尔随即骑马出发，穿过半岛，在上午9点40分左右到达促努克—拜尔（Chunuk Bair）的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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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一个著名的场景得以上演。当凯末尔还在等候主力军（第五十七团及一个骑兵连和山炮连）到来的时候，他遇到了因未能有效阻挡澳新军团进攻而撤离的第二十七团土军。“你们为什么逃跑？”他询问道，随后被告知枪弹已耗尽。凯末尔随即命令他们“装上刺刀，躺下休息”。当他的五十七团从博加利（Bigali）赶到后，据说凯末尔向他的军队这样讲道：“我不是命令你们进攻。我是命令你们战死沙场。”[2]尤为关键的是，哈利勒·沙米无私地同意将自己的二十七团交付给凯末尔进行指挥，使得这位精力充沛的年轻军官能够在午后不久的酷热气候下组织了一场反攻，并将澳新军团逼回岸滩。凯末尔的胜利并非绝对。实际上，七十七团存在着臭名昭著的问题——这支团大部分由阿拉伯应征者组成，他们在当天的战斗过程中悄悄离去。此外，他的反攻也未能像每一个土耳其指挥官期望的那样，“将敌军逼退至海里”。尽管如此，土耳其人在这场4月25日的阿里角之战中取得了明显胜利。与此对应，澳新军团士气大落，它的两位主将W. T.布里奇斯少将（Major General W. T. Bridges）和少将亚历山大·戈德利爵士（Major General Sir Alexander Godley）甚至主张即刻从澳新军团湾撤退。伯德伍德将其撤退请求提交给了汉密尔顿，后者同其高级助理和军官对此展开了周密讨论。最终，澳新军团士兵被告知“必须坚持住”，并被建议“挖，挖，挖”。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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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的战斗充满了戏剧性，不过令人抓狂的是仍然胜负难分。在今天看来，1915年4月25日的加里波利登陆战开始得极为迅速，并且至此持续了下去。很明显，英军舰队在为V沙滩和W沙滩提供舰炮的掩护火力之时，能够而且应该向其在S、X和Y沙滩，以及库姆卡莱和澳新军团湾登陆战中的表现那样，为登陆部队提供距离更近、更加行之有效的支持。海军舰炮在最开始的炮轰之后陷入大面积沉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担心先遣登陆部队遭到“友军的误射”，但是这正反映了英军将船舰抛锚在远距离地点的不合理性。在V沙滩上士兵们的惨遭屠杀其实是受到“康沃利斯号”指挥官戴维森做出的决定的牵连，当他本可以有效配合V沙滩登陆战的时候，却在整个早晨都在不远处的S沙滩上“闲逛”。澳新军团湾上进行的所有行动也不尽如人意，不过如果军团按预期在布莱顿沙滩登陆的话，结局可能会更糟（这一点值得商榷）。法军在库姆卡莱的登陆，或者说英军在S沙滩和Y沙滩的成功登陆本可以得到从V、X和W沙滩撤离出来的登陆部队的增援（由此可以加固胜利果实，而非无意义的失败），同时还能使其免于屠杀。在奥斯曼方面，大部分争论则围绕着哈利勒·沙米的战败展开，人们认为哈利勒·沙米对海丽丝岬的增援应该更加迅速，并且应抓住英军损失惨重的时机将其赶入爱琴海。哈利勒·沙米的第九师的下属第二十五团在整个战役中处于战略预备队的角色，它驻扎在海丽丝岬东北方向15千米处（9.3英里）以候战机，这样的位置使它能够对阿里角或者南部沙滩进行增援，但是在战争开始后，这支军团一直耽搁到将近下午6点30分才迟迟行动，然而到这时，英军的海丽丝岬登陆部队在经过惨重的损失后，已经占据了滩头堡。即使是凯末尔也因为对主要为阿拉伯人的七十七团的处理方式受到了批评——这个团由于错误的谣言称有一支联军在伽巴帖培南部的库姆帖培登陆，随即临时向南部转移。利曼因为错误地向布莱派遣援兵，也遭到了痛斥：他下令第五师迟至4月26日在此地展开行动，直到他们确定英军在此处的登陆只是佯攻。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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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虽然这些在复杂发展的战役中制订出来的候选方案可能会改变局部战况，但是对整个战役模式而言，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双方军队的实力均衡情况。就像西线的军事行动，一旦最初的冲突尘埃落定，加里波利的局势便几乎注定成为僵局。如果联军在第一天能够占领萨里拜尔或者阿奇·巴巴的高地，那么将真正获得唯一的决定性优势。然而，这种壮举唯有在土军陷入全面恐慌时才可能得以实现。诚然，凯末尔在促努克拜尔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胜利，但此举乃是出自压力之下的共识和勇气，并非奇迹。相反，土德守军唯有在为自己挖掘壕沟之前将敌军的登陆部队逼回海里，才能“赢取”加里波利之战。从海丽丝岬和澳新军团湾/阿里角的军队均势来说——在数量而非战术位置上，联军处于绝对优势——这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最终，加里波利登陆战的这种“万一”延续了它的不真实。哈利勒·沙米决定将敌军从海丽丝岬驱逐出去的反攻行为颇具凯末尔行事风格，但是这将要求第二十五团在数小时内，在通往半岛南端远达15千米的崎岖路面上进行火力掩护（如果1915年有直升机就好了）。而英军对Y沙滩进行增援，或者说至少更为明确地命其向南推进，从后方袭击土耳其阵地，则更为现实，但是这将要求英军拥有一种1915年时并没有的实时战场通信设备，特别是对于刚登岸的军官而言，他们身上已经配备着凡是能携带的一切工具（应该不包括无线通信设备，在那个时候，无线设备的重量有600多磅）。在一些登陆沙滩上出现的“掉队”情况主要源于联军指挥部的组织不力，但是大部分人在此之前从未经历过战斗——期望他们在惨烈的炮火之下保持严整的纪律性也是不现实的。考虑到各种困难和摆在战斗双方面前的多重任务，客观来说，双方在4月25日的初始冲突中都表现得相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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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其中最有趣的部分在于加里波利战役涉及希腊和俄国的介入。当然，雅典方面的贡献显然受到了俄国的阻止，它打算出兵15万人登陆加里波利或者“扫尽”色雷斯逼近君士坦丁堡的意图在彼时外交环境中也遭到了反对。然而，俄国人“已经”同意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同时发动佯攻，正如他们在2月份时关于达达尼尔海峡的承诺一样。由于埃伯哈特上将全面掌握了土耳其沿岸部署情报，就在他能够帮助牵制达达尼尔海峡以北的奥斯曼军队的时候，他却在2月和3月踌躇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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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俄国的无所作为对其加里波利联军的影响有多严重，对它自己来说，却有着合理的理由。恩维尔、利曼和苏雄十分清楚敖德萨正在进行的海军集结情况，其中还包括两栖登陆部队和运兵船。由于“戈本号”从1月到3月底一直处于维修状态，埃伯哈特本可以沿着土耳其的黑海沿岸进行试探性袭击，定期炮轰宗古尔达克附近的煤炭港口。但是每当俄军有接近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迹象时，苏雄就会深入黑海反向出击，将埃伯哈特吓退。3月15日，当望见俄军舰船正在靠近海岸之时，苏雄下令“布雷斯劳号”及两艘鱼雷艇突袭俄军的黑海港口。埃伯哈特在3月28日对如梅利芬纳半心半意的炮轰又激发了土军更为强烈的报复——新近修好的“戈本号”战舰对其发动了反击。3月31日，恩维尔命苏雄开动整支奥斯曼舰队——包括“戈本号”——对俄军黑海沿岸进行恐吓。而其主要目标，用恩维尔的话来说，“为了减少部队登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可能性，摧毁越多的运兵船越好”。33由此导致的4月1—3日的突击行动——在“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炮袭塞瓦斯托波尔之前途经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时，“梅吉迪耶号”、“哈米迪耶号”和一列鱼雷艇舰队，以及扫雷舰向敖德萨发动了进攻——着实对埃伯哈特造成了恐慌，以至于他在接下来的三周时间都不敢穿过黑海。此外，“戈本号”在4月11日驶过敖德萨时又一次对俄军造成了恐吓。因此，当埃伯哈特在4月18日接到萨宗诺夫命令，要其在4月23日联军计划登陆的同时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佯攻时，他陷入了巨大的焦虑之中。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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