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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的因素使得英国同世界大战的活跃前线隔绝开来，并赋予了它一定的灵活性，但随着这种“奢侈之物”而来的是选择的重压。在马恩河战役中重获新生之后，法国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就变得相当简单明了：将德国人驱逐出法国。在东线战场，俄军在1914年的时候还具备着可调动性——只是在戈尔利采—塔尔诺战役中，这种可调动性遗失殆尽。之后，他们唯一考虑的真正问题仅仅在于撤退距离的远近。意大利介入战争之后又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但是地理上的偶然因素意味着它和奥匈帝国注定只能在20英里（约32千米）宽的战场进行搏杀——处于的里雅斯特和阿尔卑斯山脉之间的唯一一块平地。德军最高司令部的埃里克·冯·法尔肯海因在关于如何平衡东、西线和土耳其三个战场的军队和军需品的分配问题上，具备一定自主性。但是由于英军控制着海洋，再加上很难同君士坦丁堡取得联系（仍处于战争中的塞尔维亚切断了东方快车铁路线，还朝多瑙河进行着炮击；而罗马尼亚的中立立场也阻碍着德国向土耳其大规模输运武器装备），德国的选择也十分有限。只有英国能够自由决定出于何种目标，以及向何处调派剩余兵力。而且，由于基奇纳在从无到有重新组建一支“新军”之前，西线战场已经趋于稳定，所以，也只有英国才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调动大量的剩余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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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些英国兵应被派往何处呢？法国是一处明显的目的地，但是这些新招募的士兵在同德国人的较量中很难比得上经验丰富的英国远征军。正如丘吉尔在1915年6月18日的战时会议上解释这个问题，“到了一定地步后，数量并不足以解决西线战场的问题”，“无论哪一方都可以扩充数量，然而防御力量……才是永久性比数量优势更为重要的因素”。3正如我们所见，在整个战略体系和道义逻辑中应该得以严肃重视的奇里乞亚却遭到了我们的忽视。英军于2月份在苏伊士运河决定性地击溃了奥斯曼的进攻后，埃及似乎暂时处于安全之中。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似乎也是选择之一，但是它仅仅存在于德里和英属印度军队的战略视野内，而非伦敦及“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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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而然，剩下的加里波利便成了明显目标。汉密尔顿在1915年5月18日向伦敦发去电报请求增援后，迟迟等不到回复，直到6月7日，战时会议才决定，“将调派第一新军中仅存的三支师部以增援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着眼于在7月的第二个星期发动一次袭击”。丘吉尔和基奇纳之后在6月11日询问汉密尔顿计划部署这些新师的地点——他们自己倾向于布莱，目的在于切断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第五集团军。尽管汉密尔顿并不反对这个主张，但是德·罗贝克认为在布设水雷的浅水区实施此计划太过冒险，相比之下，苏弗拉湾却能够作为更安全的锚地。令丘吉尔沮丧的是，他“极为渴望”的布莱作战计划因此便被抛弃，换成了另一场“暴风雨般的”猛攻——新军将从澳新军团湾西部展开全面的侧翼突围，直到进驻海峡。由于讨论时间太久，关键时机已经被贻误，英军不得已将登陆时间一直延迟到8月的第一个星期。这中间的富余时间使得英军能够集结两支以上的地方师部为主力登陆做好后援准备，但是，他们也给了利曼更多时间应付将要到来的进攻——他们在利姆诺斯岛上有条不紊地集中军队的举动几乎毫不隐藏地将自己的意图暴露在敌军面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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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利曼知道某种登陆战即将来袭，但是他并不知晓具体的登陆地点。协约国军队因此可以实现战略突袭，不同于4月份，其额外优势还在于已经上岸的联军能够发动牵制进攻以掩盖登陆战。最终，一份复杂而又周密的作战计划于1915年8月6日敲定，由汉密尔顿同部属军官在7月下旬经过充分研讨得出。在过去两天时间里，将近两支完整的师部在战线内外普通民众转移的伪装下悄悄地登上了澳新军团湾，以巩固主力进攻。谣言传遍了米蒂利尼，称英军在莱斯博斯岛的亚洲沿岸登陆，更多的假情报则围绕着布莱（众人还记得利曼在4月份的时候在此地长期驻备着兵力）。由于敌军有希望在夜晚同时实施实质上的登陆（苏弗拉湾）以及真正进攻目标（更广泛来说是促努克拜尔和萨里拜尔山脉，最终直到迈多斯和海峡），一种毛骨悚然的战略性齐射式攻击应运而生，并会从南部到北部覆盖整个加里波利岛。第一波佯攻来自对海丽丝岬战线上克里希亚战壕的炮轰，大约在下午2点30分。三个小时之后，澳新军团从右翼展开了一场更大规模的佯攻，它将打通道路，直通隆派恩（Lone Pine）——一座被土耳其人几乎砍光所有树木的山脊。在此处，协约国工兵在土耳其防线下挖掘了一条大约500码（约457米）长的隧道，“澳大利亚人计划像蚂蚁一样对敌方实施干扰”。接近晚上9点30分，伯德伍德将指挥澳新军团从左翼发动主力进攻，“土耳其前哨部队遭到了突袭，而协约国的纵列部队则在通往促努克拜尔的险峻沟壑中继续向前推进”。晚上10点30分，第十一师中尚无经验的新军部队将在夜幕的掩护下登陆苏弗拉湾，第十师在拂晓时刻补充跟上，并留第五十三师备用（第五十九师还未到达——战争部决策中另一起受到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委员会严厉斥责的失败案例）。这场由弗雷德里克·斯托普福德中将指挥，被汉密尔顿认为“相对容易”的登陆任务自苏弗拉湾向西南推进，“目标在于协助伯德伍德正在进行的另一场进攻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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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来说，这是一条卓越的妙计；如果在精力充沛及决心十足的情况下，协约国军队获胜的概率非常大。澳新军团在半岛突围能够压制海峡沿岸大炮的轰击，使英军得以扫清达达尼尔海峡的水雷障碍，并为舰队进入海峡开辟通道。1915年7月，丘吉尔在战时会议备忘录中用其无与伦比的热情洋溢的笔法解释了其中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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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此时正处于加里波利半岛上最为关键的一场战役前夕。如果我们成功了，决定性结果将产生，而君士坦丁堡的沦陷将支配这场伟大的战役全局，其他事件也会显得无足轻重……除非我们9月底之前能够在没有拿下它的情况下将保加利亚拉入我方阵营或者进攻君士坦丁堡……否则，我们必须在此刻拿下保加利亚……其他情况将会影响巴尔干局势［即保加利亚介入战争，对抗德国—奥地利—土耳其支持的塞尔维亚］……而且这些情况对战争问题也许是致命的，更会为英国带来尤为灾难性的后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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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曼的狂热稍逊一筹，但他也同意丘吉尔关于英军于1915年8月在加里波利进行突围战带来的潜在战略性影响的判断。由于英军舰炮统治着马尔马拉海，奥斯曼第五集团军的德国司令官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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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塔尔贾的防线……拯救了土—保［加利亚］战争中的这座城市，却将失去价值，因为它的两翼都将受到敌军舰炮的打击。俄军的登陆战将无疑与英法作战计划相一致。在那时，很多来自布加勒斯特和雅典的报告都提到了位于敖德萨的军队和船只的集结动向。西方列强和俄国之间的安全通信将得以建立，而土耳其将同与盟国分裂开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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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哉，战争并非纸上谈兵之事，它更多地依仗于崎岖不平以及难以预料的地势地形，所有将士只能服从于大自然造成的各种限制条件。而当他们的对手被逼到墙角时，他们也会遭遇破釜沉舟的抵抗。至于土耳其人，他们已经在3月的达达尼尔海峡、4月的加里波利沙滩、5月的克里希亚以及整个春夏的澳新军团战线中证明了自己的战斗力。就这种不挠的勇气而言，在1915年8月的战斗中，土耳其人的气魄似乎又一次让刚策划了最近一次进攻的英国军官们感到尤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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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法塔战役见证着协约国军队的伟大荣耀及再一次的功亏一篑。自那以后，这场战役也被后世不断地加以研究分析。指挥官的决定无疑关系重大，汉密尔顿从一开始就糟糕地决定让斯托普福德负责登陆部队——斯托普福德年老体衰（61岁），而且缺乏经验（从未领导过军队）。斯托普福德从苏弗拉湾的缓慢挺进即刻变得充满传奇性。新军部队在沙滩上的落伍致使伯德伍德左翼在攀爬萨里拜尔山脉时完全暴露在土耳其的猛烈炮火之下，利曼也因而获得了更为充裕的时间，得以将位于布莱的第十六兵团调派来增援澳新军团湾防区。在土耳其这边，安法塔战役则同4月25日的阿塔图尔克传奇一样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利曼在萨里拜尔战役的高潮到来之前，就将其第一支兵团级别（第十六兵团）的指挥权交给了穆斯塔法·凯末尔。更为著名的是，凯末尔在1915年8月10日亲自指挥了一场猛烈的“六营”反击，并将澳新军团赶出了他们之前拼死拿下的促努克拜尔角（又称罗多登德伦坡），随后他又夺下了整座萨里拜尔山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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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指挥决策相当重要，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协约国军队的突围战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是因为土耳其人的战斗力更为强大，而且后者还有更强的驱动力和破釜沉舟的勇气。而英军这边所受的诽谤比4月时更为严重：汉密尔顿责备斯托普福德及其他相关作战军官，称“他们缺乏斗志和决心”（汉密尔顿之后又残酷而不公地补充道，“斯托普福德及其师部的将领们……无心”采取进一步行动，“实际上……他们根本就不胜其任”）。更为不公的是，斯托普福德还指责自己的军队，称其“攻击力相当令人失望”——实际上，他是在指责汉密尔顿和基奇纳给他了一支毫无经验的新兵部队，而且“没有正规军为新兵树立榜样”。尽管声称原谅了士兵的缺乏经验、体力耗尽以及口渴（沿岸的供水问题长期困扰着英军）等缺点，斯托普福德却继续落井下石，称在遭遇到敌军的榴霰弹时，己方是多么无助，他的缺乏训练的新兵们“并没有朝四面散开或者卧倒，却挤成一团站立着”。另一位指挥官沃斯利·吉布森在注意到苏弗拉湾的落伍情况后，直接对最高指挥部进行了回击，他尖刻地指出：“很明显……调派一支完全没有战斗经验的新兵部队在炮火猛袭下执行夜间登陆战这样的艰巨任务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相形之下，据说位于隆派恩和萨里拜尔的战场经验丰富的澳新军团士兵们却在挺进途中表现出了非常出色的毫不放弃的魄力——实际上，直到凯末尔重新夺下促努克拜尔，澳大利亚人仍旧坚守着隆派恩战场。然而，协约国部队在澳新军团湾战场的战斗却在土耳其人的阻击下陷入了停滞，他们的突围战也无法造成进一步严峻的威胁。尽管汉密尔顿对充当其替罪羊的军官们的指责是不公的，但是他对安法塔的最终裁定却真实客观。“我曾经希望，”汉密尔顿在1915年8月17日向基奇纳做事后总结分析道，“［土耳其的］增援力量可能并不强大，且无法与我们相提并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尤为不幸的是，土耳其人的士气还一度领先于一些新军……我们对抗的这支土耳其军队指挥得当，作战勇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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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法塔战役中，双方的伤亡人数都颇为巨大。英军在4天时间内（1915年8月6—10日）伤亡2.5万人，土耳其大约伤亡2万人，澳新军团仅仅在萨里拜尔战场就损失了1.25万兵力。这场战役中的一名幸存者回忆称：“滚烫的、浮肿的尸体被烤焦，发出恶臭，尸横遍野。”10尽管如此，更多的人却死于8月的痢疾，此时甚至已经到达流行病的程度。但是，两边的牺牲情况却不尽相同。土耳其人为捍卫自己的国家和帝都打了一场胜仗，他们卓越的指挥更是提升了本已生辉的荣耀。而协约国付出的代价则是澳新军团湾朝北绵延12千米（约7.5英里）的战壕防线上数以万计的士兵的生命。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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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安法塔的战略结果相当重要，不过，这个结果并非英国人所望。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既没能将土耳其击败从而将巴尔干中立国（希腊和罗马尼亚）拉向协约国一边，也未能说服保加利亚取消入侵塞尔维亚计划使其保持中立地位。正如丘吉尔担心的那样，英国的溃败产生了相反的作用。在加里波利徒劳无功的恶劣影响下，安法塔溃败同最近发生在东欧的俄军的绝望撤退的大动乱一起，使战争局面进一步复杂化。8月5日，就在苏弗拉湾登陆战之前，华沙和伊万哥罗德陷落。正当凯末尔率领兵团向促努克拜尔开展卓绝的反击战时，考那斯陷落。甚至在次日，澳新军团正在萨里拜尔战线上被击溃时，俄国位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伟大要塞也被德国人占领。总的来说，俄国不仅失去了波兰，还有32.5万名士兵在德—奥［地利］进攻战中被俘获。当英军惨败于加里波利战役的消息在8月中旬传到索非亚时，人们因此原谅了保加利亚“沙皇”斐迪南一世当初声称德国人可稳操胜算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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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最高司令部也屏息等待着加里波利战场传来的消息。德军总参谋长莫尔特克的继任者埃里克·冯·法尔肯海因对俄国波兰的陷落感到非常满意，但鉴于加里波利对于整个巴尔干地区的重要性，他仍然深切关注着半岛战局。“如果我们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失败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么我们将无法获得任何对抗俄国的有利条件。”自春天以来，德国驻索非亚外交官一直试图将保加利亚拉入战争以击败塞尔维亚，并由此开辟一条连接君士坦丁堡的铁路线。德国军官在整个夏天都不动声色地巡查着多瑙河战线。有感于土耳其人在安法塔战役中取得的胜利，斐迪南一世派遣甘切夫中校到德军总部商榷准入条款。由于塞尔维亚的失败在预料之中，而恩维尔和大维齐尔又急切地想要将武器畅通无阻地输运进加里波利战场，因此他们并没有反对保加利亚的条款——条款中还包括割让奥斯曼领土西部的马里查河，以及将阿德里安堡与德特盖特（Dedeagatch，现称亚历山德鲁波利斯，Alexandroupoli）之间的铁路划归保加利亚控制，索非亚因而可以在色雷斯西部拥有一个战略上的缓冲地带。随着奥地利、德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利益逐渐一致（尽管土耳其不太情愿被迫放弃领土），谈判也立即水到渠成。1915年9月6日，法尔肯海因、甘切夫和奥匈帝国的陆军参谋长弗兰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同意德国和奥匈帝国于30天之内，在塞尔维亚边境各自召集6支师部，而保加利亚则在之后5天之内召集4支师部对付塞尔维亚（由于保加利亚仍未参战，所以它也被命令在9月21日之前下令进行军事总动员）。为了显示出自己的郑重立场，德方的法尔肯海因将总指挥权让给了奥古斯特·冯·马肯森——在6月份被提拔为陆军元帅的戈尔利采—塔尔诺战的英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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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英国人在刚获悉保加利亚已进行军事动员（1915年9月25日）以及马肯森已在塞尔维亚边境线上（1915年10月4日）时就已意识到，在这种毁灭性的连环打击之下，塞尔维亚的命运就此板上钉钉了。13由于协约国军队将几乎所有人员、枪支和炸药都投放在香槟/卢斯进攻战当中，英国人在塞尔维亚战场除了依靠希腊人向保加利亚发动攻击重演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之外，别无他法。在雅典的要求下，协约国军队同意派遣两支师部赶赴萨洛尼卡（出于政治平衡，英法各派一支师部）。很自然，他们在短期内能抽调出来的军队，只有加里波利的部队。对丘吉尔而言，这就像是在重演3月的外交噩梦，当时俄国已经否决了希腊意图参与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要求，并向亲德的康斯坦丁一世提供了弹药军火——后者正与其亲协约国的总理韦尼泽洛斯就外交政策进行激烈的斗争（国王赢得了胜利，并逼迫总理递交辞呈，然而1915年8月的民意选票帮韦尼泽洛斯取得了胜利，使其重返政府）。但是10月相当令人痛苦难熬——这一次并非俄国的否决，而是英国自身的无能为力使得韦尼泽洛斯却步。正当康斯坦丁一世、罗马尼亚的领袖们以及巴尔干半岛的每一个人开始猜疑土耳其人可能会在达达尼尔海峡坚守到底的时候，为了诱使希腊加入战争对抗保加利亚，英国不得已削减了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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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英国在巴尔干的举动，康斯坦丁一世要比马肯森更为不满。1915年10月5—6日，正当奥［地利］—德联军开始炮轰塞尔维亚时，英军第一支梯形编队也开始登陆萨洛尼卡。10月7日，当英国正竭尽全力想办法说服希腊或是罗马尼亚参战，并站在一个装模作样的甚至无法击败土耳其的同盟组织一边时，奥匈帝国第三集团军穿过了多瑙河的卡皮诺瓦（Kupinovo）到贝尔格莱德段，而德军第十一集团军的左前翼部队则穿过拉姆段，右翼部队在一天之后也穿过了多瑙河。1915年10月9日，贝尔格莱德在这场战争中再度落入同盟国之手，而且永远没再回来。两天之后，保加利亚人从南部入侵塞尔维亚，呈两支巨大的钳子状将塞军围困住，并残忍地合上了钳口。斯科普里（于斯屈布，奥斯曼以前位于欧洲的防守要点，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陷落于塞尔维亚之手前曾由德国进行了修复）在10月22日被攻陷，第二首都尼什随后在11月的第一个星期也被攻陷。剩余的塞尔维亚军队此时会集在科索沃的黑鸟地带（科索沃平原，或黑鸟平原），混乱地撤退进阿尔巴尼亚的山脉。不到一个月，塞尔维亚便从地图上被抹掉了，而在此之前，位于萨洛尼卡的协约国军队甚至已经到达了塞尔维亚的边境线。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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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的沦陷对加里波利战场的协约国军队而言是一个极大的噩耗，而在安法塔的血腥杀戮之后，另一个令人心神不宁的停顿也降临半岛。到了9月份，协约国部队这边几乎每天都有800名左右感染了疾病的士兵撤出沙滩，剩下的则继续与烟尘和蚊子为伍，情况不容乐观。至于8月份的“收获”，如一位将军颇具反讽意味地评述道，总计“500英亩（约2平方千米）的劣质放牧地”和“三场，而非两场围攻战需要我们应对”。在9月上旬，法国传来消息称正在讨论增援事项——多达4支整师的兵力！只不过，这最后又变成了另一个幻想，如果情况属实的话，最早也会拖延到11月。汉密尔顿在9月底见到两支被派赴萨洛尼卡的师部的时候，便判定这场战争行将结束。“到底谁会来负责，”他1915年10月上旬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当前所处的无助，绝望的困境——我们正面临着腐烂死亡，却被告知要从容不迫。”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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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准备放弃。个性强烈的丘吉尔试图从当前的败局中挽回些颜面。在1915年10月5日的战时会议上，正当马肯森做好穿过多瑙河的准备之时，丘吉尔在一份简要准备的策略中向他的同僚们提醒道，同盟国要攻下塞尔维亚尚需时日（到头来仅仅花了一个月时间），哪怕德国有一次机会将弹药送到君士坦丁堡，它“将仍不得不再将其送到加里波利半岛”，虽然一旦德国建立起了定期的补给线，“正对着我们阵地的炮火火力就会日趋猛烈，但是我们的军队没有理由不能够保卫自己”。这些士兵固守着壕沟，每一条战线的场地尽管破损崎岖，却给他们提供了“无数机会得以获得效果极佳的遮蔽点”。尽管丘吉尔也承认这些战壕的条件还有待提升，寒冷的秋季和冬季需要改善卫生环境，并满足士兵们对饮水的渴望，士兵们在战壕中也需要装备更为厚实的衣物。因而，“不管会遭遇多大损失”，并没有任何理由“几乎无限期地质疑我们守住阵地的能力”。当然，丘吉尔自己也承认，“将如此规模的一支军队无限期地留在加里波利半岛，不给他们进攻的希望使他们得以解放，却任由炮火和疾病损耗其战斗力是否可取”是一个尚需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个令人烦恼的问题，丘吉尔的解决措施是赋予其远征目标，使其通过某种方式为陆军或者海军取得突破。为了这个目的，丘吉尔恳求战时会议上的同僚们“在一切已太晚之前唤醒自己，施之以有效及有力的举措”。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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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10月上旬，当第一股寒潮侵袭爱琴海时，一切为时已晚。10月11日，基奇纳首次谈及撤退事项，他向汉密尔顿询问若从加里波利全面撤退，估计会造成多少伤亡。汉密尔顿听闻后感到尤为震惊，回复道：“在伤亡不到总兵力一半的情况下撤出加里波利可能很难。”由于基奇纳（或是伦敦的其他高层）对这个回答不满，汉密尔顿随后被撤职。他的继任者，将军查尔斯·门罗爵士将预估伤亡数降低到大约“30%到40%”。尽管如此，将军本人却非常赞同撤退决定。由于对这些令人沮丧的答案非常不满，基奇纳便转向丘吉尔一边，召唤伦敦的凯斯舰长（他3月份曾站在丘吉尔一边，希望向达达尼尔海峡推进），同其制订新计划向海峡出动海军攻击，同时协调向布莱发动新的登陆战。凯斯的无畏赢得了基奇纳的赞赏，基奇纳在11月3日写道：“我完全拒绝下令撤退，我认为撤退会给我们带来最为深重的灾难，还会有大量的士兵战死或者被俘。”门罗随后也被解除了兵权，被派往萨洛尼卡战场。由于德·罗贝克极度反对这个计划，基奇纳便提议由上将罗斯林·威姆斯爵士接管其海军指挥权，并授予伯德伍德将军（他仍然斗志昂扬）全权指挥澳新军团战区的权力。为了揭开这场萨迦（指冒险经历或英雄业绩）的最后的英勇篇章，基奇纳甚至第一次亲自奔赴加里波利视察战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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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奇纳的热忱却未能在这次视察中存活下去。部分是因为丘吉尔的厄运仍未中断：凯斯被安排在伦敦组织海军增援力量，所以他未能同基奇纳在约定好的马赛会面。当这位战争大臣抵达蒙德罗斯的时候，德·罗贝克因而得以向凯斯的计划浇冷水，却未直接表示反对。然而，或许仅仅由于视野范围内沿岸无尽的徒劳无益的露营地，再加上基奇纳本人的年纪和在这次访问中退却的激情，他开始再度对向海峡挺进的计划产生了动摇。当凯斯终于登上萨洛尼卡的“达特茅斯”海港同基奇纳会面时，这位年事已高的巨子看起来“疲倦而又困乏”。“咳，我已经见过战场了，”基奇纳向凯斯说道，“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而你也绝无可能通过。”在这场战役的最终篇章刚得以翻开的时候，基奇纳就已经丧失了信心和勇气——正如2月19日战役开始的时候他表现的那样。他也有闪电般敏锐的洞察力。在来自开罗的麦克马洪和马克斯韦尔的建议下，基奇纳此时决定，从英法赶赴而来的增援部队随同从加里波利抽调出来的师部应该登陆亚历山大勒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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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个计划未能在它刚开始及最有希望的冬季和春季取得结果。时间回溯至7月，若英军当时选择在奇里乞亚登陆，他们或许能够取得最直接有效的战果：拯救数千名亚美尼亚人的性命，并切断奥斯曼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及叙利亚的军队。然而，英军当时似乎仅仅将其作为主要进攻加里波利的一个佯攻点。由于英军在萨洛尼卡开辟了另一个战场，基奇纳最新的主张并未在战时会议上得到支持：既然已经在东部有了两个危险的滩头堡，为何还要再开辟第三个呢？而且，冬天即将到来，如果不在德国的武器和弹药开始大量涌入巴尔干半岛之前进行相对损失轻微的撤退行动，机遇之门将很快随着时间的快速流逝而关闭。除了凯斯独力赞成海军进攻外，他的上级军官以及诸位将军，甚至连伯德伍德在听到塞尔维亚传来的战况后也选择了放弃，撤退似乎势在必行。1915年11月22日，基奇纳向战时会议拍发电报称除了海丽丝岬，协约国军队应撤离苏弗拉湾和澳新军团湾（尽管海丽丝岬方面部队很可能也会在短期内撤退）。他随后返回伦敦解释此事。在经过又一轮争论和诽谤之后，战时会议在12月7日决定，撤回澳新军团湾和苏弗拉湾军队。至此，伟大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即将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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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为了让英方下定决心在关于加里波利战役这个问题上做出最终决定，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在11月最后一个星期袭击了半岛。倾盆大雨不停歇地下了整整24个小时，随后“大雪和冰雹又下了两天两夜”。澳新军团湾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很多新西兰和印度士兵在此之前还从未见过雪。更为严重的是，他们的过冬衣物还未抵达，船舰在汹涌的海潮中难以靠岸。到了1915年11月30日，大约有1万名士兵因为冻伤或低温而患病，或者直接被冻死在沙滩。此时，不论协约国军队还保留着怎样的战斗精神，在雨天和寒冷的气候下，这种精神正慢慢消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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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这样的残酷条件下撤退绝非易事。可是，事情很快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转机，“天气之神”此时对爱琴海展开了笑脸。1915年12月的天气温暖和煦，而新鲜、凉爽的空气也改善了士兵们的健康和情绪状况。那些因病倒下去，以及从前线换防的士兵则惊喜地得知自己可以回国而不再需要回到沙滩。据知，协约国军队正逐渐进行秘密撤退，最终人们发现是澳新军团湾和苏弗拉湾的士兵在12月12日进行撤退。一个精心策划的假象随之得以上演，其中包括使用煤油罐驱动的“自动开火的步枪”装置，以保证每个小队在撤离之后，步枪能够继续进行射击。百万发子弹随同手榴弹被扔进了海中。到1915年12月20日午夜时分，北部两座滩头堡方面的部队已经完全撤离，整个突击撤退任务几乎完成。1916年1月上旬，海丽丝岬的英法军队继续撤退。途中仅仅在1月7日途经居利坡（Gully Spur）时遇到了拼死进攻的土军，但由于损失惨重，利曼再度下令撤回，使这支最后一波1.7万人的协约国军队得以顺利离开。纵观整个战役，协约国军队最后的徒劳无功广受诟病，但是这次撤退却进行得完美无瑕，在最后的登船行动中伤亡极小。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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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汉密尔顿和门罗在撤退之前估计伤亡人数会达到30%—50%，所以很自然，英国在完美撤退之后如释重负。但是英国的溃败却无法掩盖。协约国这边的伤亡人数超过25万人，大约有20.5万名英兵死亡或负伤，以及4.7万名法国士兵伤亡。土耳其人的损失比其有过之而无不及，估计伤亡者在19万到35万之间，但是他们却捍卫了帝都，更拯救了受到围困的奥斯曼帝国。尽管土—德联军在加里波利的胜利是出自防守，并不涉及对敌方领土的侵占，但是这次胜利一定是“一战”史上最伟大的胜利之一。正如利曼在1916年1月9日向恩维尔发出的报告：“感谢上苍，整个加里波利半岛的敌军已经被扫尽。”当利曼在回忆录里想起敌军从海丽丝岬撤退时的场景时，他一直小心维持的超然口吻终于失去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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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军群获得的战利品非同寻常。货车放置场、机动车放置场、堆积如山的武器、弹药和挖壕工具被接管……大多数帐篷和营房，以及部分设备未来得及收起来。几百匹马的尸体由于遭到射杀或投毒，成排躺在地上，但是仍然剩下大量的马匹和骡子被捕获，并被移交到土耳其的炮兵部队……不可计数的战利物资被土耳其军队使用。很多装载着蜜饯、面粉和木材的船只被移送至君士坦丁堡。而被衣衫褴褛、营养不良的土耳其士兵拿走的更是无法估量。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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