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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远东传来的消息让英国战时会议成员更为不快。自从10月上旬起，一个高级别的德国代表团就扎营在喀布尔（Kabul），意图在阿富汗招募士兵向英国统治的印度发动圣战。这支代表团由一位杰出的巴伐利亚炮兵军官奥斯卡·冯·尼德迈尔（Oskar von Niedermayer）率领，还包括一位高级别的德国外交官维尔纳·奥多·冯·亨蒂希（Werner Otto von Hentig），他被授权协商结盟事项。此外，两名被驱逐的印度革命党人（王位觊觎者）也在其中，一个是印度教教徒［马亨德拉·普拉塔普王子（Prince Mahendra Pratap）］，一个是穆斯林［穆罕默德·巴拉卡图拉（Mohammed Barakatullah）］。尼德迈尔的代表团还肩负着德皇威廉二世和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拉沙德五世对埃米尔（对穆斯林统治者的尊称）精心准备的皇家问候。27封致印度王子，据说是离间其与统治者关系的信件，每一封都由德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签名，并由“奢华的皮革材料装订而成”，还有送给阿富汗统治者埃米尔·哈比布拉（Emir Habibullah）及其家臣的一些装饰华丽的礼物，其中包括“饰以珠宝的金表、金笔、金制杖头的手杖、手工装饰的步枪和手枪、双筒望远镜、照相机、指南针、一个电影放映机”，以及一打收音机闹钟。在躲过英俄用以阻止穿越波斯边境的哨兵线后，尼德迈尔的士兵们此刻正享受着阿富汗埃米尔的盛情款待，而埃米尔则在思考是否应该越过开伯尔山口（中亚地区与南亚次大陆之间最大且最重要的山隘），带头入侵英属印度。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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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年，英国的情报机构一直不断收集着德国或者土耳其策划的对抗英属印度统治的阴谋迹象。1月，印度军队中的第130俾路支团酝酿的骚乱在孟买被扑灭。2月，新加坡驻防区的印度兵中爆发了更为严重的动乱，在法俄日三国军舰赶来恢复秩序之前，有47名英国军官被夺取了性命。6月，一个名叫文森特·克拉夫特的德国间谍在新加坡遭到逮捕。在审讯中，他供述自己被命令在孟加拉煽动一起叛乱，在他随身携带的地图上，准确地勾出了可能会在沿岸投放武器的登陆点。克拉夫特透露，英国在中国南海和马六甲海峡加强了海岸巡逻，并且在靠近缅甸和孟加拉的沿岸地带实行了海军管制。至少有一艘（“亨利S号”）运载着由德国提供武器的船只在印度洋被捕获，另一艘沉没海底。英国人还在1915年12月中旬通过一系列突袭铲除了德国人在加尔各答煽动“圣诞节”暴动的计划。正当尼德迈尔在喀布尔博得埃米尔·哈比布拉的欢心之时，其意图推翻英国在印度统治的协同入侵及圣战却被扑灭。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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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广泛蔓延的恐怖密谋活动似乎在1915年渐近告终的时候策划于德里和伦敦，在许多方面，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传来的消息则更为严峻。这一年以英—印远征军在巴士拉的胜利为开端，令人充满希望。由于底格里斯河水域较浅，英国海军难以从古尔奈北方通行，所以英军最初将重点放在巩固下游阵地的防御工事与避开土—德对卡鲁恩河流域的石油运输管道的攻击上。1915年3月上旬，一支大约5 000人的土耳其非正规军和一个德国军官小组，以及一些来自贝尼拉姆部落的当地阿拉伯人穿过波斯边境线意图袭击位于阿瓦士的英国守备军，然而，陆军准将C. T. 鲁宾逊却在夜晚先发制人对其发动突袭，进而击退了这次进攻。到了4月，巴士拉西南方向的谢巴则见证了更为不对等的作战。苏莱曼·阿斯凯里·贝在此地集结4 000名土耳其正规军，以及大约1万名阿拉伯和库尔德非正规军，设法对由大约7 000名印度士兵守备的英军左翼构成威胁。在1915年4月12—14日的一系列交战中，奥斯曼军队溃败，伤亡6 000人，被俘700人。在这场战役中，大多数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在开火之前就溜之大吉。尽管有数千名土耳其将兵能够向北撤退，但是他们的指挥官苏莱曼·阿斯凯里·贝——不论是出自另一场惨败带来的羞辱还是有感于他捍卫的当地阿拉伯穆斯林群体的背叛——饮弹自尽。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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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英军在进入美索不达米亚之前似乎一度保持着声望。在谢巴战役的余波中，贝尼拉姆部族和其他主要部族离弃了奥斯曼的战争事业。4月23日，查尔斯·汤曾德（Charles Townshend）将军到达巴士拉，接管了第六浦那师，听命于总司令约翰·尼克松爵士。早在1895年，汤曾德就凭借他在西北边境的吉德拉尔港（Chitral Fort）围攻战中的表现成了印度军队中的传奇。尼克松命令汤曾德继续朝底格里斯河上游挺进。5月31日凌晨5点，汤曾德军队向位于巴林（Bahran）的土军阵地开火，使守军向阿马拉退去——阿马拉是位于阿尔麦查拉（al-Mscharra）河注入底格里斯河途中一处弯曲点的一个城镇。对于英军的内河舰队而言，此处交通十分便利。在晚春的高潮时期，此镇几乎四周环水，底格里斯河和阿尔麦查拉河此时有300米（约328码）之宽。汤曾德自己则在珀西·考克斯爵士和纳恩舰长的随同下登上“顽童号”向撤退的土耳其人发起了追击，直到“顽童号”搁浅，他们才又转移到了“彗星号”战列舰上继续追赶。然而，由于舰长马克·辛格尔顿（Mark Singleton）及9名船员所驾驶的“撒旦号”战列舰吃水水位最浅，他们始终无法与土军并驾齐驱。令人震惊的是，这艘由10个人组成的先遣舰几乎独力攻下了被水淹没的阿马拉，250名土耳其士兵及11名军官向其投降；随后，汤曾德抵达城镇，俘获了另外128名奥斯曼军官和1 384名士兵及其武器（包括12门野战炮、5门舰炮和2 718支步枪），另外还有2 000名向北撤退的土耳其人。汤曾德这边仅有4人死亡，21人负伤。很自然，受到德里总督查尔斯·哈丁的鼓励后，尼克松下令汤曾德朝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上游继续对土耳其人进行追击，意图在于“俄国人靠近巴格达之前”将其攻占。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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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重大决定。在美索不达米亚战区，士兵对当地骇人听闻的恶劣条件早有抱怨，天气酷热、苍蝇和蚊子成群。这里就像加里波利，却比其更热、更潮湿、更脏——就像战斗、生活在一片泥泞的沼泽地里一样。雪上加霜的是，当地部族还会定期对英军进行劫掠，并从侧翼对其进行致命狙击。诚然，随着英军的每次胜利，越来越多的阿拉伯部族都离弃了奥斯曼，但这是一个好坏参半的事情。阿拉伯的非正规军在战场上难以发挥威力，但是他们对落单士兵来说却尤为致命，尤其对于那些形单影只者。不论是英国还是德国军官，都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贝都因人的血腥残忍感到震惊。正如将军埃德蒙·巴罗（Edmund Barrow）爵士所说：“阿马拉的阿拉伯人一开始对［奥斯曼］左翼部队的挺进表示欢迎，现在却开始脱离他们，甚至对他们进行剥光、抢劫和杀戮。”那个春天活跃在卡鲁恩河流域一带的另一位德国军官汉斯·吕尔斯（Hans Lührs）在注意到土军从阿瓦士撤退时评述道：“阿拉伯人将那些在行动中倒下的士兵完全剥光，任其赤裸裸地曝尸荒野。”这种场景对任何一方的正规军来说，都难以安心。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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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英军在幼发拉底河又赢得了另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为了夺下西北方向通往巴士拉的入口以及掩护汤曾德的左翼部队，由乔治·戈林奇少将率领的一支后备部队在无所不在的纳恩舰长驾驶的“萨珊号”（Sushan）战列舰引导下，向纳西里耶进发。此时正值盛夏，白天的气温常常达到华氏120度（49摄氏度），即使在阴凉处也是如此。当他们沿着保护纳西里耶的小溪和沟渠，快靠近土耳其阵地时，英属印度步兵不得已“［在］湿热的沼泽地里一码一码地朝前匍匐行进，从一个沟壕爬到另一个沟壕——忍受着被群集成灾的昆虫撕咬之痛”。英军的第一波进攻开始于7月14日，进展不顺，400名士兵中有120人伤亡；同时，由于贝都因阿拉伯人在战后如同秃鹰一样的劫掠活动，致使英军无法收殓那些尸体，只能任其被遗弃在水域中。由于英军低估了形势，戈林奇在报告中指出他们的阵地条件已经变得“尤为艰难”。美索不达米亚夏季的恶劣条件十分具有代表性——在下游的可利用的援兵仅仅是大约350名“能够携带武器的”病兵。只在7月24日当天，一阵凉爽的微风得以使戈林奇的士兵们集结重新进攻。纳西里耶战役异常残酷，双方在紧密阵形中用刺刀拼杀，有2 000名土耳其士兵和400名英兵失去了生命。巴士拉依然牢固如初。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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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这支印度军队势如破竹。但是，他们依旧有很多方面需要担心。政治上，这支匍匐前进的英军占领美索不达米亚的举动触动了马蜂窝。英国的盟友之间还未解决此区的吞并问题。法国想要从奥斯曼残体上分得的部分“迫切需要得到之物”，早已对英国在奇里乞亚的显见的计划表示了担忧。俄国人尽管没有声称占有巴格达，但是他们也未签字同意英国对它的统治。目前还不清楚这些被征服的阿拉伯领土应该被并至英属印度统治或是维持类似于埃及在1914年之前的保护国状态。如果采用后者的模式的话，谁将享有名义主权？阿拉伯部族吗？就组织上而言，英军向阿马拉镇的挺进已经将他们同上游底格里斯河的交通线延长了将近100千米，并经过古尔奈——绵延60英里（约96.6千米）的湿地灌木丛为狙击部队提供了大量掩护。而纳西里耶又将通向幼发拉底河上游的河路补给线自巴士拉起拉长了200千米。这样一来，向士兵们供给仅够生存的物资都变得非常困难了，更不用说保证他们的健康状况。英军征服的河道上的每处弯曲、每座泥堡、每个城镇都成了狙击手的新目标。每一场战役中负伤的士兵如果足够幸运，没落入贪婪的贝都因人之手，都会被送至河流下游撤退。汤曾德的士兵每朝前行进一英里，他们离留守在巴格达的奥斯曼第六集团军就更近了一英里——在此处，土耳其人疯狂地召集军队以及新的宪兵部队等待英军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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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曾德并未被这些令人却步的问题吓住，他加紧向底格里斯河推进，并马上到达下一个位于河道弯曲处的战略性要点：库特（Kut）。库特位于巴格达南部112英里（约180千米）处（沿着河道的话相距200英里，或者约322千米），横跨底格里斯河和加拉夫运河（Garraf Canal）的交汇点；路上的贸易航路也途经此处。由于人们在此地进行着粮食贸易，以奥斯曼美索不达米亚标准来看，此地还算繁荣：大约6 000人在此居住，一支驻军，一个海关机构，以及“少量精心建造的房子和一个码头”，花园和枣椰树点缀其间。努尔丁·贝（Nureddin Bey）在接管了奥斯曼第三十八步兵师的剩余武装力量以及第三十七师的部分兵力后，将军队集合在城南7英里（约11千米）处，呈强大的守势阵形等待着英军的到来。沉船被用以封锁河流。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汤曾德之后描述道：“最具现代风格的土木工事、战壕、多面堡排成一线。”在隐秘的地坑底部，倒置着“3英寸（约8厘米）的被削尖的木棍”。同时，这些沟渠被施以巧妙伪装，使英军的弹着点观察员无法在100码（约91米）之内的距离内有效识别；其中一些通信壕甚至深达10英尺到12英尺（约3米到3.7米）。然而，在壕沟中却有一条长达300码（约274米）的裂缝，由于土质过干无法进行挖掘。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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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小心与耐心的侦察之后，汤曾德准备发动进攻。1915年9月27日，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大规模的一场战役拉开了序幕：英军大炮对敌方实施齐射式轰击，同时伴以河流上一支部队的佯攻，工兵架设浮桥作势主攻，接着，英军主力杀气腾腾地冲过了壕沟上的裂缝。为掌握战场情况，英军将实时现场通信设备投入使用，但令其困窘的是，这些设备的故障使其在战役中拼尽全力才取得险胜。事实证明，奥斯曼防线中的这条裂缝比预想中要小得多。这支由德拉曼将军率领的主力军在通过的时候险些遭到围歼——仅仅因为敌方追赶速度缓慢，他们才得以逃脱。最终，努尔丁·贝的军队在消耗战的折磨下受尽打击，士气迅速下降，他唯有下令向上游河流撤退才能避免士兵们全体向英军投降。事实上，土军被俘1 153人，另有2 800名左右人员伤亡。但是英军却损失了1 233名士兵，这足以对英军将领们起到警示作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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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印度军队应该朝巴格达继续推进吗？汤曾德由于担心过重的伤亡情况和补给线的安全性，倾向于在库特掘壕固守，度过冬季再说。但是尼克松却跃跃欲试，他在德里总督的支持和压力之下，试图在这个帝国的“多灾之年”里打捞些东西出来。1915年10月，加里波利败局已经清楚明了；塞尔维亚正在被同盟国击败；德国人正在喀布尔制造事端；甚至连中立的波斯似乎也开始落入土—德之手，同时德黑兰谣言满城，称艾哈迈德·沙哈在德国的鼓励下，将要效仿穆罕默德当年离弃麦加去往麦地那的策略性举动，“开始伊斯兰的新纪元，或举行出走仪式，从首都前往圣城库姆”。为了逆转这股灾殃之潮流，总督哈丁写信给伦敦称，似乎有必要“在任意某处发动袭击”，而“进攻巴格达会十分容易”。尼克松赞成这个主张，他知会德里和伦敦，远征军面对着一个“士气低落”以及“军心动摇”的对手。在关于是否要增援尼克松，抑或是仅仅让其在巴士拉按兵不动的问题上纠结良久之后，战时会议最终在1915年10月21日勉强向尼克松亮了绿灯，允许其向巴格达发动“突袭”（至少，并非永久性占领）。在3月10日关于分割“土耳其躯体”的会议上，爱德华·格雷爵士曾用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类似于“海盗”的黑话向莫里斯·汉基如是解释了伦敦关于攻占奥斯曼巴格达的毫无热情的批准决议：“‘此时’增强兵力吃下它是有必要的，即使之后会引起消化不良。”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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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汤曾德和他的军队而言，这种消化不良来得太快。与预想的“简单容易”相去甚远，要拿下巴格达需要正面进攻部队向另一处位于泰西封（塞勒曼·帕克）[1]的牢固的土军防御阵地发动猛袭——在泰西封，努尔丁·贝集结了大约1.8万名常规兵力、38门野战炮、2条战壕线，以及一种由障碍船连在一起的最后一道防线。恩维尔的叔父哈利勒·贝在最近抵达巴格达，意图在刚被任命为奥斯曼第六集团军（不过，戈尔茨仍然在去往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途中）司令官的德国陆军元帅戈尔茨帕夏的指挥下做先锋进行抵御。1915年11月22日早上8点，在以美索不达米亚标准来说也就是“异常寒冷的早晨”，汤曾德指挥来自浦那师部的1.1万名印度正规军呈三列纵队向土耳其战壕线发动了进攻，同时令第四列移动纵队迂回包抄敌军左翼。主要由廓尔喀人和旁遮普人构成的中间纵队，或说“B”纵队先头冲锋。汤曾德的军队很快就拿下了第一条战壕线，并俘获了8门大炮，但他们在进攻第二条战壕线的时候却被击退——在第一天，他们损失了4 000名士兵，大多数负伤士兵的撤退问题便成了一件难办之事。短暂停歇之后，汤曾德在11月23日继续进攻，但是土耳其人仍牢牢固守着阵线。这场厮杀异常血腥残酷，11月24日早晨，双方都开始撤退到更为牢固的防守阵地——直到哈利勒和努尔丁·贝意识到印军也在撤退时，他们才又下令向前挺进。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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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阿马拉或库特不同，泰西封之战对英军而言甚至不是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虽然土军再度损失了更多的士兵——1.8万名士兵中总共大约有6 188名伤亡，而英军总计1.1万名参战人员中有4 200名士兵战死或者负伤——英军的伤亡比例更为惨重，而且更难以补偿——其中还包括130名英国军官和111名印度军官。此外，这一次战役结束后，土耳其人仍占据战场，而英军却向河流下游折回。到1915年12月1日，这支撤退的浦那师部到达了“不可靠的避难所”——库特。在那里，汤曾德曾在10月提议掘壕过冬，只不过他随后遭到了尼克松、德里和伦敦方面的否决。不幸的是，对于汤曾德及其将士而言，这场泰西封入侵战使其在进攻防御壕沟上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还耗尽了他们的力量和斗志。同时，他们随后的撤退行动还受到了河流阻隔，大量装载武器的船只陷入泥沼无法动弹，他们不得已将船只点燃，防止其落入土耳其人手中。而驳船，舰长纳恩回忆道，“不时发生搁浅”，甚至连用来拖曳它们的河船也被缠住无法动弹，尤其是那些装载着汤曾德难以舍弃的负伤士兵的接地拖船。从河流下游传来的消息并不好，由于从巴士拉延伸至库特的补给线长达500英里（约805千米），贝都因人在受到英军撤退消息的鼓舞之后，随时有可能对其进行破坏。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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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不祥的则是来自奥斯曼军队追击的报告。11月底，英军空中侦察报告称，“几支估计人数在1.2万名携带着大炮的纵队及一支骑兵旅正朝前挺进”。12月8日，努尔丁·贝从三个方位朝英军位于库特的阵地发动了炮袭。尽管无法彻底摧毁英军的抵抗，土耳其人却穿过并占领了河流下游萨德酋长（Sheikh Saad）的领地，从而轻易从侧翼包抄了汤曾德的军队，并完成了对库特的包围。就在包围圈闭合之前，汤曾德还能够撤走他的骑兵部队，但是他和他的步兵——加上数千名后勤人员，总共大约1.16万名战士——此刻却被围困在由泥墙防御的库特城内，只有60天的粮饷配给，却被数量超过他们的奥斯曼军队包围。这支奥斯曼军队将很快由传奇性的德国陆军元帅和奥斯曼战争大臣的叔父接手，后者把自身的声誉押在了这场库特围攻战当中。对伦敦而言，这将是一个严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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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奥斯曼土耳其语里面，泰西封以穆罕默德的理发师塞勒曼（苏莱曼）·帕克命名，他被认为埋葬于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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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170657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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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第十二章 埃尔祖鲁姆与库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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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俄国人投入大量兵力朝你方发动袭击，你可以向锡瓦斯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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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月，恩维尔帕夏对奥斯曼第三集团军指挥官穆罕默德·卡米勒帕夏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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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的狂暴之夏过去后，似乎某种暂时的宁静在高加索和波斯战场降临。在过去的一年里，凡城的奇特命运成了它的符号。在整个春天，凡城一直蔓延着各种种族间的屠杀。5月陷入俄国人手中后，凡城又见证了城内穆斯林幸存者的出走。继阿卜杜勒·卡里姆帕夏在马拉兹吉尔特的胜利之后，奥斯曼在8月上旬又将凡城重新夺回，对基督徒进行了屠杀。阿卜杜勒·卡里姆帕夏重复了俄军的错误，将其进攻线过度延长至乌尔米耶，随后，俄军又再次在4周之内夺回了凡城，此时这座美丽且备受争议的城市已变成了一座死城。到了11月，俄军再度派出骑兵小队在凡城湖的南边沿岸巡逻，并且对通往比特利斯的通道实行了管制，仿佛奥斯曼在马拉兹吉尔特的胜利以及随后的亚美尼亚大屠杀从未发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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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其他地方的战况，土耳其人于1915年秋天在东部地区采取的低调战略倒不令人意外。俄军在波兰的撤退极大地动摇了沙皇尼古拉斯二世的统治，以至于他在9月亲自掌控了兵权，意图重振后方民众的信心。保加利亚在10月加入战争之后，塞尔维亚受到的冲击也决定了加里波利协约国军队的命运，致使协约国在12月至次年1月撤退。在奥斯曼最高司令部看来，当恩维尔在11月将第三集团军的两支整师（第五十一和第五十二师）及时从埃尔祖鲁姆转移到泰西封以助土耳其的伟大胜利之后，美索不达米亚战场甚至就已经开始使高加索战场黯淡无光。随着英军从加里波利的撤退得以释放出来的其他师部——共约22支师部——恩维尔甚至出乎协约国意料，建议抽出其中的7支师部增援加利西亚的奥地利盟军，同时下令备战开始在1916年春发动第二次苏伊士运河攻势。在所有萨勒卡默什、凡城和马拉兹吉尔特的喧嚣与哗动之后，高加索战场似乎已被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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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俄国人并没有忘记它。1915年9月24日，最近刚被沙皇剥夺了总指挥权的尼古拉斯大公掌握了高加索方面的兵权。从其重组的重点来看，恩维尔和德国人有必要对之倾注更多的注意力。即便大公的“光泽”在1915年的全面撤退中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但这位罗曼诺夫（俄国姓氏，旧俄的罗曼诺夫王朝）大公在高加索战线上的声誉仍有口皆碑。这一次，他不会掉以轻心了。可以理解的是，最高统帅部（由于巴拉诺维奇已落入德军手中，最高统帅部此时迁至更东部的莫吉列夫）的将领们在东欧战线稳固之前，一直舍不得割舍自己的军队或战备物资。然而，到了11月，大公尼古拉斯却利用自己的巨大影响力将一支新组建的拥有1.4万之众（8 000名骑兵和6 000名步兵）的远征军调派至波斯，并由骑兵将军N. N.巴拉托夫（萨勒卡默什战役之后对土军进行追击的英雄人物）率领。巴拉托夫的先头部队在加兹温—德黑兰道路上展示了自己的武力，在其向首都发动猛袭的含蓄威胁之下，艾哈迈德·沙阿在1915年11月15日向俄国人献出了德黑兰，迫使德国和奥地利领事仓皇溃逃。到2月，巴拉托夫的骑兵队扫清了波斯北部的德国及土耳其军队，重塑了俄国在阿塞拜疆的声望，并作势从东部侵袭美索不达米亚（从理论上），大大减轻了汤曾德固守库特城的压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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