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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此时正处于加里波利半岛上最为关键的一场战役前夕。如果我们成功了，决定性结果将产生，而君士坦丁堡的沦陷将支配这场伟大的战役全局，其他事件也会显得无足轻重……除非我们9月底之前能够在没有拿下它的情况下将保加利亚拉入我方阵营或者进攻君士坦丁堡……否则，我们必须在此刻拿下保加利亚……其他情况将会影响巴尔干局势［即保加利亚介入战争，对抗德国—奥地利—土耳其支持的塞尔维亚］……而且这些情况对战争问题也许是致命的，更会为英国带来尤为灾难性的后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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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曼的狂热稍逊一筹，但他也同意丘吉尔关于英军于1915年8月在加里波利进行突围战带来的潜在战略性影响的判断。由于英军舰炮统治着马尔马拉海，奥斯曼第五集团军的德国司令官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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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塔尔贾的防线……拯救了土—保［加利亚］战争中的这座城市，却将失去价值，因为它的两翼都将受到敌军舰炮的打击。俄军的登陆战将无疑与英法作战计划相一致。在那时，很多来自布加勒斯特和雅典的报告都提到了位于敖德萨的军队和船只的集结动向。西方列强和俄国之间的安全通信将得以建立，而土耳其将同与盟国分裂开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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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哉，战争并非纸上谈兵之事，它更多地依仗于崎岖不平以及难以预料的地势地形，所有将士只能服从于大自然造成的各种限制条件。而当他们的对手被逼到墙角时，他们也会遭遇破釜沉舟的抵抗。至于土耳其人，他们已经在3月的达达尼尔海峡、4月的加里波利沙滩、5月的克里希亚以及整个春夏的澳新军团战线中证明了自己的战斗力。就这种不挠的勇气而言，在1915年8月的战斗中，土耳其人的气魄似乎又一次让刚策划了最近一次进攻的英国军官们感到尤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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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法塔战役见证着协约国军队的伟大荣耀及再一次的功亏一篑。自那以后，这场战役也被后世不断地加以研究分析。指挥官的决定无疑关系重大，汉密尔顿从一开始就糟糕地决定让斯托普福德负责登陆部队——斯托普福德年老体衰（61岁），而且缺乏经验（从未领导过军队）。斯托普福德从苏弗拉湾的缓慢挺进即刻变得充满传奇性。新军部队在沙滩上的落伍致使伯德伍德左翼在攀爬萨里拜尔山脉时完全暴露在土耳其的猛烈炮火之下，利曼也因而获得了更为充裕的时间，得以将位于布莱的第十六兵团调派来增援澳新军团湾防区。在土耳其这边，安法塔战役则同4月25日的阿塔图尔克传奇一样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利曼在萨里拜尔战役的高潮到来之前，就将其第一支兵团级别（第十六兵团）的指挥权交给了穆斯塔法·凯末尔。更为著名的是，凯末尔在1915年8月10日亲自指挥了一场猛烈的“六营”反击，并将澳新军团赶出了他们之前拼死拿下的促努克拜尔角（又称罗多登德伦坡），随后他又夺下了整座萨里拜尔山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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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指挥决策相当重要，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协约国军队的突围战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是因为土耳其人的战斗力更为强大，而且后者还有更强的驱动力和破釜沉舟的勇气。而英军这边所受的诽谤比4月时更为严重：汉密尔顿责备斯托普福德及其他相关作战军官，称“他们缺乏斗志和决心”（汉密尔顿之后又残酷而不公地补充道，“斯托普福德及其师部的将领们……无心”采取进一步行动，“实际上……他们根本就不胜其任”）。更为不公的是，斯托普福德还指责自己的军队，称其“攻击力相当令人失望”——实际上，他是在指责汉密尔顿和基奇纳给他了一支毫无经验的新兵部队，而且“没有正规军为新兵树立榜样”。尽管声称原谅了士兵的缺乏经验、体力耗尽以及口渴（沿岸的供水问题长期困扰着英军）等缺点，斯托普福德却继续落井下石，称在遭遇到敌军的榴霰弹时，己方是多么无助，他的缺乏训练的新兵们“并没有朝四面散开或者卧倒，却挤成一团站立着”。另一位指挥官沃斯利·吉布森在注意到苏弗拉湾的落伍情况后，直接对最高指挥部进行了回击，他尖刻地指出：“很明显……调派一支完全没有战斗经验的新兵部队在炮火猛袭下执行夜间登陆战这样的艰巨任务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相形之下，据说位于隆派恩和萨里拜尔的战场经验丰富的澳新军团士兵们却在挺进途中表现出了非常出色的毫不放弃的魄力——实际上，直到凯末尔重新夺下促努克拜尔，澳大利亚人仍旧坚守着隆派恩战场。然而，协约国部队在澳新军团湾战场的战斗却在土耳其人的阻击下陷入了停滞，他们的突围战也无法造成进一步严峻的威胁。尽管汉密尔顿对充当其替罪羊的军官们的指责是不公的，但是他对安法塔的最终裁定却真实客观。“我曾经希望，”汉密尔顿在1915年8月17日向基奇纳做事后总结分析道，“［土耳其的］增援力量可能并不强大，且无法与我们相提并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尤为不幸的是，土耳其人的士气还一度领先于一些新军……我们对抗的这支土耳其军队指挥得当，作战勇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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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法塔战役中，双方的伤亡人数都颇为巨大。英军在4天时间内（1915年8月6—10日）伤亡2.5万人，土耳其大约伤亡2万人，澳新军团仅仅在萨里拜尔战场就损失了1.25万兵力。这场战役中的一名幸存者回忆称：“滚烫的、浮肿的尸体被烤焦，发出恶臭，尸横遍野。”10尽管如此，更多的人却死于8月的痢疾，此时甚至已经到达流行病的程度。但是，两边的牺牲情况却不尽相同。土耳其人为捍卫自己的国家和帝都打了一场胜仗，他们卓越的指挥更是提升了本已生辉的荣耀。而协约国付出的代价则是澳新军团湾朝北绵延12千米（约7.5英里）的战壕防线上数以万计的士兵的生命。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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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安法塔的战略结果相当重要，不过，这个结果并非英国人所望。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既没能将土耳其击败从而将巴尔干中立国（希腊和罗马尼亚）拉向协约国一边，也未能说服保加利亚取消入侵塞尔维亚计划使其保持中立地位。正如丘吉尔担心的那样，英国的溃败产生了相反的作用。在加里波利徒劳无功的恶劣影响下，安法塔溃败同最近发生在东欧的俄军的绝望撤退的大动乱一起，使战争局面进一步复杂化。8月5日，就在苏弗拉湾登陆战之前，华沙和伊万哥罗德陷落。正当凯末尔率领兵团向促努克拜尔开展卓绝的反击战时，考那斯陷落。甚至在次日，澳新军团正在萨里拜尔战线上被击溃时，俄国位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伟大要塞也被德国人占领。总的来说，俄国不仅失去了波兰，还有32.5万名士兵在德—奥［地利］进攻战中被俘获。当英军惨败于加里波利战役的消息在8月中旬传到索非亚时，人们因此原谅了保加利亚“沙皇”斐迪南一世当初声称德国人可稳操胜算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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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最高司令部也屏息等待着加里波利战场传来的消息。德军总参谋长莫尔特克的继任者埃里克·冯·法尔肯海因对俄国波兰的陷落感到非常满意，但鉴于加里波利对于整个巴尔干地区的重要性，他仍然深切关注着半岛战局。“如果我们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失败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么我们将无法获得任何对抗俄国的有利条件。”自春天以来，德国驻索非亚外交官一直试图将保加利亚拉入战争以击败塞尔维亚，并由此开辟一条连接君士坦丁堡的铁路线。德国军官在整个夏天都不动声色地巡查着多瑙河战线。有感于土耳其人在安法塔战役中取得的胜利，斐迪南一世派遣甘切夫中校到德军总部商榷准入条款。由于塞尔维亚的失败在预料之中，而恩维尔和大维齐尔又急切地想要将武器畅通无阻地输运进加里波利战场，因此他们并没有反对保加利亚的条款——条款中还包括割让奥斯曼领土西部的马里查河，以及将阿德里安堡与德特盖特（Dedeagatch，现称亚历山德鲁波利斯，Alexandroupoli）之间的铁路划归保加利亚控制，索非亚因而可以在色雷斯西部拥有一个战略上的缓冲地带。随着奥地利、德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利益逐渐一致（尽管土耳其不太情愿被迫放弃领土），谈判也立即水到渠成。1915年9月6日，法尔肯海因、甘切夫和奥匈帝国的陆军参谋长弗兰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同意德国和奥匈帝国于30天之内，在塞尔维亚边境各自召集6支师部，而保加利亚则在之后5天之内召集4支师部对付塞尔维亚（由于保加利亚仍未参战，所以它也被命令在9月21日之前下令进行军事总动员）。为了显示出自己的郑重立场，德方的法尔肯海因将总指挥权让给了奥古斯特·冯·马肯森——在6月份被提拔为陆军元帅的戈尔利采—塔尔诺战的英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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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英国人在刚获悉保加利亚已进行军事动员（1915年9月25日）以及马肯森已在塞尔维亚边境线上（1915年10月4日）时就已意识到，在这种毁灭性的连环打击之下，塞尔维亚的命运就此板上钉钉了。13由于协约国军队将几乎所有人员、枪支和炸药都投放在香槟/卢斯进攻战当中，英国人在塞尔维亚战场除了依靠希腊人向保加利亚发动攻击重演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之外，别无他法。在雅典的要求下，协约国军队同意派遣两支师部赶赴萨洛尼卡（出于政治平衡，英法各派一支师部）。很自然，他们在短期内能抽调出来的军队，只有加里波利的部队。对丘吉尔而言，这就像是在重演3月的外交噩梦，当时俄国已经否决了希腊意图参与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要求，并向亲德的康斯坦丁一世提供了弹药军火——后者正与其亲协约国的总理韦尼泽洛斯就外交政策进行激烈的斗争（国王赢得了胜利，并逼迫总理递交辞呈，然而1915年8月的民意选票帮韦尼泽洛斯取得了胜利，使其重返政府）。但是10月相当令人痛苦难熬——这一次并非俄国的否决，而是英国自身的无能为力使得韦尼泽洛斯却步。正当康斯坦丁一世、罗马尼亚的领袖们以及巴尔干半岛的每一个人开始猜疑土耳其人可能会在达达尼尔海峡坚守到底的时候，为了诱使希腊加入战争对抗保加利亚，英国不得已削减了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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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英国在巴尔干的举动，康斯坦丁一世要比马肯森更为不满。1915年10月5—6日，正当奥［地利］—德联军开始炮轰塞尔维亚时，英军第一支梯形编队也开始登陆萨洛尼卡。10月7日，当英国正竭尽全力想办法说服希腊或是罗马尼亚参战，并站在一个装模作样的甚至无法击败土耳其的同盟组织一边时，奥匈帝国第三集团军穿过了多瑙河的卡皮诺瓦（Kupinovo）到贝尔格莱德段，而德军第十一集团军的左前翼部队则穿过拉姆段，右翼部队在一天之后也穿过了多瑙河。1915年10月9日，贝尔格莱德在这场战争中再度落入同盟国之手，而且永远没再回来。两天之后，保加利亚人从南部入侵塞尔维亚，呈两支巨大的钳子状将塞军围困住，并残忍地合上了钳口。斯科普里（于斯屈布，奥斯曼以前位于欧洲的防守要点，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陷落于塞尔维亚之手前曾由德国进行了修复）在10月22日被攻陷，第二首都尼什随后在11月的第一个星期也被攻陷。剩余的塞尔维亚军队此时会集在科索沃的黑鸟地带（科索沃平原，或黑鸟平原），混乱地撤退进阿尔巴尼亚的山脉。不到一个月，塞尔维亚便从地图上被抹掉了，而在此之前，位于萨洛尼卡的协约国军队甚至已经到达了塞尔维亚的边境线。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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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的沦陷对加里波利战场的协约国军队而言是一个极大的噩耗，而在安法塔的血腥杀戮之后，另一个令人心神不宁的停顿也降临半岛。到了9月份，协约国部队这边几乎每天都有800名左右感染了疾病的士兵撤出沙滩，剩下的则继续与烟尘和蚊子为伍，情况不容乐观。至于8月份的“收获”，如一位将军颇具反讽意味地评述道，总计“500英亩（约2平方千米）的劣质放牧地”和“三场，而非两场围攻战需要我们应对”。在9月上旬，法国传来消息称正在讨论增援事项——多达4支整师的兵力！只不过，这最后又变成了另一个幻想，如果情况属实的话，最早也会拖延到11月。汉密尔顿在9月底见到两支被派赴萨洛尼卡的师部的时候，便判定这场战争行将结束。“到底谁会来负责，”他1915年10月上旬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当前所处的无助，绝望的困境——我们正面临着腐烂死亡，却被告知要从容不迫。”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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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准备放弃。个性强烈的丘吉尔试图从当前的败局中挽回些颜面。在1915年10月5日的战时会议上，正当马肯森做好穿过多瑙河的准备之时，丘吉尔在一份简要准备的策略中向他的同僚们提醒道，同盟国要攻下塞尔维亚尚需时日（到头来仅仅花了一个月时间），哪怕德国有一次机会将弹药送到君士坦丁堡，它“将仍不得不再将其送到加里波利半岛”，虽然一旦德国建立起了定期的补给线，“正对着我们阵地的炮火火力就会日趋猛烈，但是我们的军队没有理由不能够保卫自己”。这些士兵固守着壕沟，每一条战线的场地尽管破损崎岖，却给他们提供了“无数机会得以获得效果极佳的遮蔽点”。尽管丘吉尔也承认这些战壕的条件还有待提升，寒冷的秋季和冬季需要改善卫生环境，并满足士兵们对饮水的渴望，士兵们在战壕中也需要装备更为厚实的衣物。因而，“不管会遭遇多大损失”，并没有任何理由“几乎无限期地质疑我们守住阵地的能力”。当然，丘吉尔自己也承认，“将如此规模的一支军队无限期地留在加里波利半岛，不给他们进攻的希望使他们得以解放，却任由炮火和疾病损耗其战斗力是否可取”是一个尚需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个令人烦恼的问题，丘吉尔的解决措施是赋予其远征目标，使其通过某种方式为陆军或者海军取得突破。为了这个目的，丘吉尔恳求战时会议上的同僚们“在一切已太晚之前唤醒自己，施之以有效及有力的举措”。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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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10月上旬，当第一股寒潮侵袭爱琴海时，一切为时已晚。10月11日，基奇纳首次谈及撤退事项，他向汉密尔顿询问若从加里波利全面撤退，估计会造成多少伤亡。汉密尔顿听闻后感到尤为震惊，回复道：“在伤亡不到总兵力一半的情况下撤出加里波利可能很难。”由于基奇纳（或是伦敦的其他高层）对这个回答不满，汉密尔顿随后被撤职。他的继任者，将军查尔斯·门罗爵士将预估伤亡数降低到大约“30%到40%”。尽管如此，将军本人却非常赞同撤退决定。由于对这些令人沮丧的答案非常不满，基奇纳便转向丘吉尔一边，召唤伦敦的凯斯舰长（他3月份曾站在丘吉尔一边，希望向达达尼尔海峡推进），同其制订新计划向海峡出动海军攻击，同时协调向布莱发动新的登陆战。凯斯的无畏赢得了基奇纳的赞赏，基奇纳在11月3日写道：“我完全拒绝下令撤退，我认为撤退会给我们带来最为深重的灾难，还会有大量的士兵战死或者被俘。”门罗随后也被解除了兵权，被派往萨洛尼卡战场。由于德·罗贝克极度反对这个计划，基奇纳便提议由上将罗斯林·威姆斯爵士接管其海军指挥权，并授予伯德伍德将军（他仍然斗志昂扬）全权指挥澳新军团战区的权力。为了揭开这场萨迦（指冒险经历或英雄业绩）的最后的英勇篇章，基奇纳甚至第一次亲自奔赴加里波利视察战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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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奇纳的热忱却未能在这次视察中存活下去。部分是因为丘吉尔的厄运仍未中断：凯斯被安排在伦敦组织海军增援力量，所以他未能同基奇纳在约定好的马赛会面。当这位战争大臣抵达蒙德罗斯的时候，德·罗贝克因而得以向凯斯的计划浇冷水，却未直接表示反对。然而，或许仅仅由于视野范围内沿岸无尽的徒劳无益的露营地，再加上基奇纳本人的年纪和在这次访问中退却的激情，他开始再度对向海峡挺进的计划产生了动摇。当凯斯终于登上萨洛尼卡的“达特茅斯”海港同基奇纳会面时，这位年事已高的巨子看起来“疲倦而又困乏”。“咳，我已经见过战场了，”基奇纳向凯斯说道，“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而你也绝无可能通过。”在这场战役的最终篇章刚得以翻开的时候，基奇纳就已经丧失了信心和勇气——正如2月19日战役开始的时候他表现的那样。他也有闪电般敏锐的洞察力。在来自开罗的麦克马洪和马克斯韦尔的建议下，基奇纳此时决定，从英法赶赴而来的增援部队随同从加里波利抽调出来的师部应该登陆亚历山大勒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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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个计划未能在它刚开始及最有希望的冬季和春季取得结果。时间回溯至7月，若英军当时选择在奇里乞亚登陆，他们或许能够取得最直接有效的战果：拯救数千名亚美尼亚人的性命，并切断奥斯曼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及叙利亚的军队。然而，英军当时似乎仅仅将其作为主要进攻加里波利的一个佯攻点。由于英军在萨洛尼卡开辟了另一个战场，基奇纳最新的主张并未在战时会议上得到支持：既然已经在东部有了两个危险的滩头堡，为何还要再开辟第三个呢？而且，冬天即将到来，如果不在德国的武器和弹药开始大量涌入巴尔干半岛之前进行相对损失轻微的撤退行动，机遇之门将很快随着时间的快速流逝而关闭。除了凯斯独力赞成海军进攻外，他的上级军官以及诸位将军，甚至连伯德伍德在听到塞尔维亚传来的战况后也选择了放弃，撤退似乎势在必行。1915年11月22日，基奇纳向战时会议拍发电报称除了海丽丝岬，协约国军队应撤离苏弗拉湾和澳新军团湾（尽管海丽丝岬方面部队很可能也会在短期内撤退）。他随后返回伦敦解释此事。在经过又一轮争论和诽谤之后，战时会议在12月7日决定，撤回澳新军团湾和苏弗拉湾军队。至此，伟大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即将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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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为了让英方下定决心在关于加里波利战役这个问题上做出最终决定，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在11月最后一个星期袭击了半岛。倾盆大雨不停歇地下了整整24个小时，随后“大雪和冰雹又下了两天两夜”。澳新军团湾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很多新西兰和印度士兵在此之前还从未见过雪。更为严重的是，他们的过冬衣物还未抵达，船舰在汹涌的海潮中难以靠岸。到了1915年11月30日，大约有1万名士兵因为冻伤或低温而患病，或者直接被冻死在沙滩。此时，不论协约国军队还保留着怎样的战斗精神，在雨天和寒冷的气候下，这种精神正慢慢消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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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这样的残酷条件下撤退绝非易事。可是，事情很快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转机，“天气之神”此时对爱琴海展开了笑脸。1915年12月的天气温暖和煦，而新鲜、凉爽的空气也改善了士兵们的健康和情绪状况。那些因病倒下去，以及从前线换防的士兵则惊喜地得知自己可以回国而不再需要回到沙滩。据知，协约国军队正逐渐进行秘密撤退，最终人们发现是澳新军团湾和苏弗拉湾的士兵在12月12日进行撤退。一个精心策划的假象随之得以上演，其中包括使用煤油罐驱动的“自动开火的步枪”装置，以保证每个小队在撤离之后，步枪能够继续进行射击。百万发子弹随同手榴弹被扔进了海中。到1915年12月20日午夜时分，北部两座滩头堡方面的部队已经完全撤离，整个突击撤退任务几乎完成。1916年1月上旬，海丽丝岬的英法军队继续撤退。途中仅仅在1月7日途经居利坡（Gully Spur）时遇到了拼死进攻的土军，但由于损失惨重，利曼再度下令撤回，使这支最后一波1.7万人的协约国军队得以顺利离开。纵观整个战役，协约国军队最后的徒劳无功广受诟病，但是这次撤退却进行得完美无瑕，在最后的登船行动中伤亡极小。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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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汉密尔顿和门罗在撤退之前估计伤亡人数会达到30%—50%，所以很自然，英国在完美撤退之后如释重负。但是英国的溃败却无法掩盖。协约国这边的伤亡人数超过25万人，大约有20.5万名英兵死亡或负伤，以及4.7万名法国士兵伤亡。土耳其人的损失比其有过之而无不及，估计伤亡者在19万到35万之间，但是他们却捍卫了帝都，更拯救了受到围困的奥斯曼帝国。尽管土—德联军在加里波利的胜利是出自防守，并不涉及对敌方领土的侵占，但是这次胜利一定是“一战”史上最伟大的胜利之一。正如利曼在1916年1月9日向恩维尔发出的报告：“感谢上苍，整个加里波利半岛的敌军已经被扫尽。”当利曼在回忆录里想起敌军从海丽丝岬撤退时的场景时，他一直小心维持的超然口吻终于失去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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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军群获得的战利品非同寻常。货车放置场、机动车放置场、堆积如山的武器、弹药和挖壕工具被接管……大多数帐篷和营房，以及部分设备未来得及收起来。几百匹马的尸体由于遭到射杀或投毒，成排躺在地上，但是仍然剩下大量的马匹和骡子被捕获，并被移交到土耳其的炮兵部队……不可计数的战利物资被土耳其军队使用。很多装载着蜜饯、面粉和木材的船只被移送至君士坦丁堡。而被衣衫褴褛、营养不良的土耳其士兵拿走的更是无法估量。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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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远东传来的消息让英国战时会议成员更为不快。自从10月上旬起，一个高级别的德国代表团就扎营在喀布尔（Kabul），意图在阿富汗招募士兵向英国统治的印度发动圣战。这支代表团由一位杰出的巴伐利亚炮兵军官奥斯卡·冯·尼德迈尔（Oskar von Niedermayer）率领，还包括一位高级别的德国外交官维尔纳·奥多·冯·亨蒂希（Werner Otto von Hentig），他被授权协商结盟事项。此外，两名被驱逐的印度革命党人（王位觊觎者）也在其中，一个是印度教教徒［马亨德拉·普拉塔普王子（Prince Mahendra Pratap）］，一个是穆斯林［穆罕默德·巴拉卡图拉（Mohammed Barakatullah）］。尼德迈尔的代表团还肩负着德皇威廉二世和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拉沙德五世对埃米尔（对穆斯林统治者的尊称）精心准备的皇家问候。27封致印度王子，据说是离间其与统治者关系的信件，每一封都由德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签名，并由“奢华的皮革材料装订而成”，还有送给阿富汗统治者埃米尔·哈比布拉（Emir Habibullah）及其家臣的一些装饰华丽的礼物，其中包括“饰以珠宝的金表、金笔、金制杖头的手杖、手工装饰的步枪和手枪、双筒望远镜、照相机、指南针、一个电影放映机”，以及一打收音机闹钟。在躲过英俄用以阻止穿越波斯边境的哨兵线后，尼德迈尔的士兵们此刻正享受着阿富汗埃米尔的盛情款待，而埃米尔则在思考是否应该越过开伯尔山口（中亚地区与南亚次大陆之间最大且最重要的山隘），带头入侵英属印度。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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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年，英国的情报机构一直不断收集着德国或者土耳其策划的对抗英属印度统治的阴谋迹象。1月，印度军队中的第130俾路支团酝酿的骚乱在孟买被扑灭。2月，新加坡驻防区的印度兵中爆发了更为严重的动乱，在法俄日三国军舰赶来恢复秩序之前，有47名英国军官被夺取了性命。6月，一个名叫文森特·克拉夫特的德国间谍在新加坡遭到逮捕。在审讯中，他供述自己被命令在孟加拉煽动一起叛乱，在他随身携带的地图上，准确地勾出了可能会在沿岸投放武器的登陆点。克拉夫特透露，英国在中国南海和马六甲海峡加强了海岸巡逻，并且在靠近缅甸和孟加拉的沿岸地带实行了海军管制。至少有一艘（“亨利S号”）运载着由德国提供武器的船只在印度洋被捕获，另一艘沉没海底。英国人还在1915年12月中旬通过一系列突袭铲除了德国人在加尔各答煽动“圣诞节”暴动的计划。正当尼德迈尔在喀布尔博得埃米尔·哈比布拉的欢心之时，其意图推翻英国在印度统治的协同入侵及圣战却被扑灭。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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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广泛蔓延的恐怖密谋活动似乎在1915年渐近告终的时候策划于德里和伦敦，在许多方面，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传来的消息则更为严峻。这一年以英—印远征军在巴士拉的胜利为开端，令人充满希望。由于底格里斯河水域较浅，英国海军难以从古尔奈北方通行，所以英军最初将重点放在巩固下游阵地的防御工事与避开土—德对卡鲁恩河流域的石油运输管道的攻击上。1915年3月上旬，一支大约5 000人的土耳其非正规军和一个德国军官小组，以及一些来自贝尼拉姆部落的当地阿拉伯人穿过波斯边境线意图袭击位于阿瓦士的英国守备军，然而，陆军准将C. T. 鲁宾逊却在夜晚先发制人对其发动突袭，进而击退了这次进攻。到了4月，巴士拉西南方向的谢巴则见证了更为不对等的作战。苏莱曼·阿斯凯里·贝在此地集结4 000名土耳其正规军，以及大约1万名阿拉伯和库尔德非正规军，设法对由大约7 000名印度士兵守备的英军左翼构成威胁。在1915年4月12—14日的一系列交战中，奥斯曼军队溃败，伤亡6 000人，被俘700人。在这场战役中，大多数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在开火之前就溜之大吉。尽管有数千名土耳其将兵能够向北撤退，但是他们的指挥官苏莱曼·阿斯凯里·贝——不论是出自另一场惨败带来的羞辱还是有感于他捍卫的当地阿拉伯穆斯林群体的背叛——饮弹自尽。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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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英军在进入美索不达米亚之前似乎一度保持着声望。在谢巴战役的余波中，贝尼拉姆部族和其他主要部族离弃了奥斯曼的战争事业。4月23日，查尔斯·汤曾德（Charles Townshend）将军到达巴士拉，接管了第六浦那师，听命于总司令约翰·尼克松爵士。早在1895年，汤曾德就凭借他在西北边境的吉德拉尔港（Chitral Fort）围攻战中的表现成了印度军队中的传奇。尼克松命令汤曾德继续朝底格里斯河上游挺进。5月31日凌晨5点，汤曾德军队向位于巴林（Bahran）的土军阵地开火，使守军向阿马拉退去——阿马拉是位于阿尔麦查拉（al-Mscharra）河注入底格里斯河途中一处弯曲点的一个城镇。对于英军的内河舰队而言，此处交通十分便利。在晚春的高潮时期，此镇几乎四周环水，底格里斯河和阿尔麦查拉河此时有300米（约328码）之宽。汤曾德自己则在珀西·考克斯爵士和纳恩舰长的随同下登上“顽童号”向撤退的土耳其人发起了追击，直到“顽童号”搁浅，他们才又转移到了“彗星号”战列舰上继续追赶。然而，由于舰长马克·辛格尔顿（Mark Singleton）及9名船员所驾驶的“撒旦号”战列舰吃水水位最浅，他们始终无法与土军并驾齐驱。令人震惊的是，这艘由10个人组成的先遣舰几乎独力攻下了被水淹没的阿马拉，250名土耳其士兵及11名军官向其投降；随后，汤曾德抵达城镇，俘获了另外128名奥斯曼军官和1 384名士兵及其武器（包括12门野战炮、5门舰炮和2 718支步枪），另外还有2 000名向北撤退的土耳其人。汤曾德这边仅有4人死亡，21人负伤。很自然，受到德里总督查尔斯·哈丁的鼓励后，尼克松下令汤曾德朝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上游继续对土耳其人进行追击，意图在于“俄国人靠近巴格达之前”将其攻占。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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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重大决定。在美索不达米亚战区，士兵对当地骇人听闻的恶劣条件早有抱怨，天气酷热、苍蝇和蚊子成群。这里就像加里波利，却比其更热、更潮湿、更脏——就像战斗、生活在一片泥泞的沼泽地里一样。雪上加霜的是，当地部族还会定期对英军进行劫掠，并从侧翼对其进行致命狙击。诚然，随着英军的每次胜利，越来越多的阿拉伯部族都离弃了奥斯曼，但这是一个好坏参半的事情。阿拉伯的非正规军在战场上难以发挥威力，但是他们对落单士兵来说却尤为致命，尤其对于那些形单影只者。不论是英国还是德国军官，都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贝都因人的血腥残忍感到震惊。正如将军埃德蒙·巴罗（Edmund Barrow）爵士所说：“阿马拉的阿拉伯人一开始对［奥斯曼］左翼部队的挺进表示欢迎，现在却开始脱离他们，甚至对他们进行剥光、抢劫和杀戮。”那个春天活跃在卡鲁恩河流域一带的另一位德国军官汉斯·吕尔斯（Hans Lührs）在注意到土军从阿瓦士撤退时评述道：“阿拉伯人将那些在行动中倒下的士兵完全剥光，任其赤裸裸地曝尸荒野。”这种场景对任何一方的正规军来说，都难以安心。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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