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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土—德的圣战宣传运动是否在战场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明显对这种威胁姿态表现出了高度的重视，这使整个情况蒙上了一种自我应验的预言的氛围。由于担心由德国支持的泛伊斯兰教运动会席卷苏伊士运河和开罗等地，基奇纳在1915年1月给吉尔伯特·克莱顿寄去一封臭名昭著的信件，并转呈至麦加圣嗣长侯赛因，建议“由真正的阿拉伯血统的人［即，比如像侯赛因一样的哈希姆王族成员，据说为先知的后裔］来担任麦加或者麦地那的哈里发职位”。基奇纳认为哈里发同罗马教皇一样只是一个宗教官职，其实他并没有充分理解这其中的隐含之意——此举将取代奥斯曼苏丹统治伊斯兰教世界，或者至少是土耳其亚洲地区阿拉伯语区的王国的最高地位——圣嗣长自己在1915年夏便在所谓的《大马士革协议》中请求开罗授予他此职位。6但是基奇纳和他的开罗顾问确实理解——或者说他们认为自己理解——苏丹在1914年11月向大英帝国宣布圣战之后的危险所在：遍布印度次大陆、波斯湾国家、埃及以及英属埃及苏丹的数亿穆斯林属民。基奇纳设法将哈里发一职从君士坦丁堡移至麦加之举实质上等同于在玩土—德圣战的游戏，并增加了此职位在伊斯兰世界里的重要性（尤其是增加了侯赛因的影响力，他渐渐开始支持任职哈里发的主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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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是完全可能的，无论是青年土耳其党人操纵的傀儡苏丹穆罕默德·拉沙德五世，或是基奇纳假定的候选人圣嗣长侯赛因，都无法真正得到全世界3亿穆斯林（当然，这并不包括少数派什叶派教徒，他们并不认可两者中的任何一位担任哈里发）任何类似的顺从。[2]土耳其人和德国人已经不顾苏丹的信誉，借其宗教权威美化这一场奥斯曼战争，却得到了混乱复杂的结果（一部分是因为麦加圣嗣长，伊斯兰教圣城保护者依然没有公开宣称支持奥斯曼圣战）。如果侯赛因继续追求这个由英国提出任职哈里发的幻想，并自立为伊斯兰教王，召集穆斯林反抗奥斯曼政权的话，他可能会发现自己即使没有胜出，也同苏丹一样权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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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圣嗣长侯赛因来说，他有很好的理由避免同高门政府发生公开破裂，虽然由英国人支持他取代苏丹的诱人想法似乎只有理论上的可能性，但这在实际上却有利可图（侯赛因自1908年任职以来，一直接受着来自开罗官邸的贡品，不过，如果他公然背叛土耳其的话，贡品数额肯定会暴涨）。此外，即使侯赛因拥有更好的血统，奥斯曼仍旧享有数目庞大的军队——这支军队能够轻易向麦加发动进攻。侯赛因也并非唯一一位有资格担任此职的哈希姆王族成员。他的前任阿里·阿卜杜拉帕夏在1908年动乱期间便遭到强制罢免，而恩维尔也威胁如果侯赛因逾越红线的话，将会任命流离失所的哈希姆王族扎伊德一支的阿里·海德尔帕夏取代他的位置。而且，侯赛因在得到英国资助的同时，还长期接受着奥斯曼政府运送的黄金和武器。此外，如果方法得当，德国人也有可能会对其进行捐助。正如埃米尔·哈比布拉在阿富汗发现的，如果在协约国与同盟国之间（到1916年，这位阿富汗埃米尔每年从英属印度收受40万英镑贿金；此外，他还向德国要求1 000万英镑的报酬，以换取他组织圣战士军队进攻印度的军事行动）相互“竞标”的话，圣战的最终“投标”价格将会非常惊人。7如果这位圣嗣长能够设法同时取悦恩维尔和英方的话，他甚至不用为争取自己的名义权力去召集他的追随者拿起武器就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有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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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开始的第一年，侯赛因正是这样去做的。在苏伊士运河战役期间，这位圣嗣长便尽可能优雅地保持置身事外。他拒绝向杰马勒增援部队或者骆驼——不过他派遣一位65岁的代表将一面绿色的麦加圣旗带给了杰马勒（那位年老的扛旗者由于圣战的刺激使他的心脏病进一步恶化，在1914年平安夜死于耶路撒冷）。此外，他在派次子阿卜杜拉前往开罗尽其所能从英方拿到好处的同时，又派自己的第三个儿子费萨尔去君士坦丁堡打听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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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往奥斯曼帝都的途中，费萨尔在1915年3月长时间造访了大马士革。虽然没有准确的记录记载这段时间谁对谁讲了何事，但是看起来费萨尔的目的似乎在于征求CUP式的受过教育的阿拉伯军官秘密组织的意见，以决定是否要支持协约国，向土耳其发动一场阿拉伯人的暴动及造反行动。尽管因受到麦加哈希姆王族圣嗣长的注意而备感荣幸，但是这些阿拉伯阴谋家并没有对这个主张产生多大兴趣。他们似乎还建议费萨尔及其父亲应该坚持自己的政策，只要英国承诺支持战后阿拉伯语区的完全独立，他们也将答应帮助英国推翻奥斯曼帝国。这样，他们自己的利益将不会因为挑拨英土两国而受到损害；每个人都同意根据英土两国给出的回报行事。在大马士革考察完这些被认为是代表了“阿拉伯人的观点”后，费萨尔才赶赴奥斯曼帝都听取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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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萨尔在君士坦丁堡遭到冷遇。恩维尔和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在得知哈希姆王族同英属开罗往来的情况下，甚至在一开始就拒绝同与费萨尔会见。随后，阿拉伯语学者、考古学家及探险家马克斯·奥本海姆（Max Oppenheim）介入其中进行了调停——他曾经提出圣战战略以击败大英帝国，同时，他在费萨尔的父亲还身处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就与其结识（即在侯赛因成为圣嗣长之前）。备受奥本海姆尊崇的侯赛因因仍未宣称支持圣战事业，令奥本海姆感到深深的失望。费萨尔了解奥本海姆对他父亲抱有的热情，自己也渴望发动一次出色的进攻。1915年4月24日（加里波利战役前一天），费萨尔在佩拉宫酒店的套房拜访了这位德国的东方学者。他告诉奥本海姆，他“感谢神使伊斯兰与德国的利益趋于一致”。有些过分的是，他还宣称当他的父亲侯赛因在1914年11月获悉奥斯曼的圣战法令后，便告诉他的儿子：“这样我死也安心了。”（但令人好奇的是，侯赛因却从来没有公开支持圣战，对抗英国——他唯恐英国停止资金援助。）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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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多半是谎言。可是德土两国关系间存在一种有趣的紧张状态，被费萨尔得以利用——这也揭示了侯赛因在这位东方学者的奉承背后的一种想法。据侯赛因和费萨尔所知，自从“哈吉”威廉在1898年进行了一次古怪的朝圣之旅，他到达大马士革的萨拉丁圣墓，并在此地宣布自己是全世界3亿穆斯林“永远的朋友”之后，伊斯兰圣战就已成了德国钟爱的事业。恩维尔和青年土耳其党人出于自身原因，也在1914年11月启动了圣战，但对他们而言，圣战更多是为争取穆斯林对奥斯曼支持的一种姿态，而非出于浪漫的理想，在全球进行圣战以摧毁大英帝国。从阿拉伯麦加的角度来看，恩维尔对圣战的支持似乎比德国人更为玩世不恭。难道青年土耳其党人没有强行废黜德皇的好朋友——最后一位真正的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甚至还安置了一位软弱的傀儡取代他吗？难道他们没有废除哈米迪耶式任命制，不再出于泛伊斯兰主义的团结将阿拉伯人提拔至帝国的高级官职了吗？难道他们没有支持从非穆斯林的公民平等权到女性权利等一切不符合伊斯兰教观念的生活方式吗？难道他们没有（正如费萨尔在佩拉宫尖锐地向奥本海姆指出）将世俗学校引进如麦加和麦地那等圣城，并且教授“异教徒”（即欧洲人）的语言吗？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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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1914年11月的圣战宣布事项上，麦加和青年土耳其党人已经存在巨大的嫌隙。早在意大利战争期间，侯赛因就曾直截了当地拒绝给予土耳其口头上的支持，更不用说为其集结军队进行增援。表面上看，这是出于对新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政权的无信仰的憎恨，但是他在的黎波里事务的决裂态度却说明了他不愿意同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驻开罗办事处发生敌对——开罗方面不仅向他赠送黄金，还监管着日益增长的麦加朝圣的交通线，这条线更是汉志省的真正经济基础所在。1914年“一战”爆发带来的汉志交通量的迅速递减，以及奥斯曼军队的征用，还有1915年叙利亚的蝗虫灾害意味着哈希姆家族对外部支援金的依赖性更大——尤其是英国的食物运输——比以往更甚。10现实的需求比伊斯兰的团结更能说服侯赛因无法割弃与英国的合算联系，而非将自己的命运同恩维尔捆绑在一起——对于后者，他无论如何也不再相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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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费萨尔却尽自己所能使君士坦丁堡相信他的父亲将会与其合作。在扭转形势之后，侯赛因的儿子建议，奥本海姆请求他们关闭麦加和麦地那的世俗学校，并代以向年轻的阿拉伯人传授圣战思想以对抗协约国列强。圣战的信息，费萨尔补充道，能够被灌输至成千上万名居住在麦加的英国属民以及更多每年去麦加朝圣的人的心中。颇有恶意的是，他还建议土耳其人和德国人帮助他传播汉志大饥荒的消息，并将责任推脱给英国的统治——尽管事实是英国在战争之初就陆续向红海沿岸运送了四大船粮食，并且独力供养着当地人口。更虚伪的是，费萨尔还建议道，他的父亲将会向英—埃苏丹和印度派遣圣战宣传使者，并坐在英国船只上，装扮以“不同改革群体的追随者”。当被问到他们发动圣战以对抗侯赛因的资助人的认真程度时，费萨尔回应道：“我们将履行自己的义务，真主将会佑助我们取得成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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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承诺廉价、容易遵守，也容易违背。恩维尔真正想要知道的是侯赛因如何帮助杰马勒重新在1916年春向苏伊士运河发动进攻。圣嗣长逃脱了第一次战役，但是不论是杰马勒还是恩维尔都不会允许此事再次发生。苏伊士运河将成为检测侯赛因忠诚度的最佳试金石：如果他依旧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战役中袖手旁观——如同上次，让一位几乎难以扛得动旗帜的人将圣旗带到战场——那么很明显他是站在英国这边的。费萨尔随即替侯赛因做出了危险的承诺，他向恩维尔（通过奥本海姆）许诺称自己的父亲已经准备“招募一支阿拉伯骑兵队和别的贝都因人参加［近期］苏伊士运河的袭击”。不过他同往常一样，言语谨慎，并未过多地提及细节。当恩维尔听到这些后，遂召唤费萨尔并要求侯赛因至少派他的一个儿子到杰马勒位于大马士革的军营中。他还暗示费萨尔本人去的话，可能会更有帮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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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维尔知道，费萨尔长期待在作为奥斯曼第四集团军大本营的大马士革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如果说麦加是伊斯兰世界的精神之都，那么大马士革（尤其当英国在1882年占领了开罗之后）则是阿拉伯人进行政治阴谋之都。就像现在一样，叙利亚同样也是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种族—宗教斗争的家园——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阿拉维派、马龙派基督教、希腊东正教、亚美尼亚人和亚述人基督教、德鲁兹派、本土的米兹拉希犹太人和塞法迪犹太人。至于法国，表面上看它在十字军东征时期便开始对黎巴嫩和叙利亚产生了帝国的扩张要求，实际上它也长期培养着同基督徒占绝大多数（尽管不是唯一的）的当地阿拉伯人的关系。杰马勒在1914年12月掌握大马士革第四集团军军权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即劫掠驻地的法国领事馆——大量的证据表明，他们在此区同协约国进行着煽动阿拉伯人暴乱的活动。让他感到不安的是，他发现不仅基督徒，还有叙利亚的穆斯林，特别是军队中的军官也参与了阴谋暴动活动。在费萨尔结束访问奥本海姆的行程，在1915年5月下旬回到大马士革时，杰马勒已经解散了第四集团军内部三支只有阿拉伯人的师部，并且抓获了几十个有通敌嫌疑的士兵与平民（包括一些同费萨尔会见过的人）。令很多外国观察家惊讶的是，杰马勒似乎有意置基督徒的大量不忠的证据于不顾，反而专门挑选出阿拉伯穆斯林进行惩戒（叙利亚的犹太人在某种程度上介于两者之间，他们并不特别忠心于奥斯曼政府，同时在与协约国特工进行密谋私通方面也比基督徒更为谨慎）。杰马勒1915年8月在贝鲁特处决了11名阿拉伯通敌者，其中有10名穆斯林，只有1名基督徒。而另外45名通敌者在缺席的情况下也被判处了死刑——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与费萨尔和侯赛因有来往。恩维尔明确要求费萨尔充当杰马勒的助手。这样一来，费萨尔实际上成了人质，他将受到严密监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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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恩维尔与杰马勒并不知晓费萨尔的具体行事细节，但是他们对他的怀疑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到第一次处决震撼了奥斯曼叙利亚的时候，哈希姆王室成员被大规模安上了谋反罪名。诚然，他们总是对开罗与麦加之间的交易存有少许幻想：从基奇纳承诺的“神圣的阿拉伯古来氏族人哈里发”（一种从不存在的事情），到侯赛因暧昧又不可信的保证称奥斯曼军队中有10万人的阿拉伯部队（或者是25万？）将转投他的麾下。随后，侯赛因同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基奇纳精心挑选的开罗高级专员继任者）就巴勒斯坦、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相关问题展开了艰难坎坷的磋商。在谈及这些区域将由谁在战后统治时—— 一些外交史学家（和一些政治家）至今还在争论不休——麦克马洪巧妙地避免了直接给出承诺。由于法国在不断发展的萨宗诺夫—赛克斯—皮科谈判中对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提出了主权要求，而伦敦方面又对此产生了意见分歧，所以很自然，麦克马洪也未能满足侯赛因的条件。只有在回顾历史时，我们才能发现蒙骗着双方的“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具有重要的划时代意义。那时，当英国人承诺侯赛因及其“阿拉伯叛乱”集团以如爱德华·格雷（在一个清晰寻常的时刻）称呼为“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空中楼阁”时，侯赛因仅仅想从开罗诱骗更多的好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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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6年，由于一场新的苏伊士运河战役正处在准备阶段，圣嗣长侯赛因继续糊弄双方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至于开罗方面，哈希姆王室成员或许还可以多少拖延些许时日。虽然英国想要他们造反，但是它拥有的唯一筹码只是一些资助金；如果英国中断支付，侯赛因很可能会通过更大限度压榨土耳其人和德国人作为回应。相形之下，恩维尔和杰马勒却能够对哈希姆王室施以有力打击：无论是逮捕与费萨尔关系越来越紧密的人，还是通过对麦加的武力威胁，抑或是实质上的废黜。为了在杰马勒借苏伊士运河战役逼其摊牌之前对青年土耳其党人进行最后一次敲诈，侯赛因在1916年早些时候向恩维尔发去了一个正式请求，要求奥斯曼当局信任他的忠诚，并停止在叙利亚对60名阿拉伯共谋者的审判；此外，他还希望土耳其党人保证“［我的］整个汉志省的独立，允许我的家族的世袭”。实质上，圣嗣长是在向土耳其党人要求基奇纳和麦克马洪向他承诺过的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王国（出于明显原因，奥斯曼唯一无法答应给予的是哈里发的称号）。这值得一试。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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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当局的回应并不令人鼓舞。杰马勒在1916年4月上旬将费萨尔召进办公室，向他出示了侯赛因非分、傲慢的要求，并要求他给予解释。费萨尔唯一能做的则是表示他父亲的意思被误解了，或者信件中的信息在从阿拉伯语翻译成土耳其语时出了错。然而，杰马勒毫不理会。“我们姑且设想一下，”他对沮丧的费萨尔说，“即使［奥斯曼］政府同意这些条件，也仅仅是因为他们想安然度过当前的动乱年代，并规避因你而引起的麻烦。但是倘若这场战争最后胜利了，政府会以怎样严厉的手段对付你们呢？”为了保证麦加能领会土耳其当局的意思，杰马勒又在叙利亚逮捕了一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并告知侯赛因他已派遣了一支3 500人的部队穿过汉志——声称支援德国的奥特马·冯·施托青根（Othmar von Stotzingen）少校，为身处也门的奥本海姆建立一处新的圣战宣传中心。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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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5月，事情到了紧急关头。施托青根已经抵达大马士革并正大张旗鼓地准备向汉志进军［还包括奥本海姆的德国伊斯兰专家卡尔·诺伊费尔德（Karl Neufeld）以及他的18岁的库尔德情妇间的一场仓促婚礼，以使他在进入圣城麦加和麦地那之前正式皈依伊斯兰教］。[3]距计划中的第二次苏伊士运河进攻开始还有数周时间，杰马勒向麦加调拨了5万磅黄金以及大量武器（大约1 500支步枪）以改善侯赛因承诺的贝都因人部队的装备。5月5日，他下令处决21名阿拉伯谋反人员；次日，这21名阿拉伯人在大马士革和贝鲁特被当众绞死。费萨尔认识其中一些受害者，当他表达了反对意见之后，杰马勒向他出示了一些手书的罪证。费萨尔强忍住恐惧（根据杰马勒的回忆所述），不得不同意称审判是公正的。侯赛因的儿子随后请求离开大马士革，以组织汉志的贝都因人向苏伊士运河发动攻击。此时杰马勒的猜忌已得到证实，他便赠给了费萨尔5 000磅黄金以及5 000玛丽娅·特蕾莎泰勒[4]，并祝其好运——不过杰马勒坚决要求一支小型奥斯曼军队同行。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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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的肮脏、暴乱在初期是可以预见的。费萨尔一到达汉志，就甩开土耳其护送队，带着杰马勒送给他的现款潜逃而去，似乎想以此抵偿自己的背信。1916年6月5日前后，圣嗣长侯赛因据说使用滑膛枪朝位于麦加（要不然就是麦地那）的奥斯曼军营开了一枪——进行造反的传统姿势。关于日期争议的部分原因在于，据侯赛因向开罗做出的最新承诺来看，如果杰马勒没有威胁他摊牌的话（要不然就是费萨尔劫掠其土耳其主子的行为迫使他这样做），他或许已经在6月16日发动了叛乱。我们认为时间开始于6月5日这一天源于侯赛因的第四个儿子扎伊德同英国驻开罗的东方事务秘书罗纳德·斯托尔斯于6日在吉达进行面谈时的一句偶然评论。准确来说，当斯托尔斯询问侯赛因将会做何承诺以交换英国向他提供的所有资金援助（最后一笔索款为7万英镑）时，扎伊德脱口而出称他“很高兴向你宣布［阿拉伯人暴动］已经于昨天在麦地那开始”。不论暴动是否真的已经开始进行（在麦地那或者麦加？），扎伊德透露出的这个消息又成功说服斯托尔斯向他和阿卜杜拉提供了一笔1万英镑的资金和5车香烟（此外，斯托尔斯还承诺提供一挺马克西姆机关枪——虽然它还有一个星期才会抵达吉达）。不管开始于何时，侯赛因的造反行动似乎在1916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正式进入运作。到月底，侯赛因的军队已经制服了土耳其在麦加（而非在麦地那实力强得多的守备军——他们由发自大马士革的铁路线供应物资）和塔伊夫（位于麦加南部山脉）的小型分遣队，而至于红海沿岸的城市，比如吉达和延布，英国皇家海军则完全能够凭借自身力量遏制敌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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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早期的胜利却将他们带入了歧途。一般认为，阿拉伯进行暴动对抗奥斯曼政权的真正价值（如侯赛因向开罗承诺的那样）在于它引发了土耳其军队士兵的大规模溃逃，并以此削弱了土耳其军队实力。很清楚的是，为了发动这种叛乱，侯赛因在他自己阿拉伯语的发行物（这与售往开罗的版本不同）中将他的军事行动披以虔诚的安拉信徒的宗教外衣，向阿拉伯人宣传了此事。他提醒真主安拉的真正的阿拉伯战士，奥斯曼政府的“联合与进步”违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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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箴言，“男人拥有的应是女性的两倍”，还妄称男女平等。他们越陷越深，移动了真理之根基……他们利用新的、愚蠢的理由让士兵在麦加、麦地那和大马士革守备，破坏了斋戒期……他们削弱了苏丹的权力，遮去了他的荣耀，还禁止他挑选自己的内阁长官。他们做的其他类似事情还包括破坏了哈里发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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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宣传读物而言，这显然经过精心构思。侯赛因对青年土耳其党人政权的不敬的控诉多半也是事实，而且还轻易即戳穿了当局发动圣战的谎言。然而，从结果来看：在奥斯曼军队中除了少数军官，并没有一个阿拉伯小队叛逃至英国这边，我们可以说他的号召遭到了彻底失败。如同奥斯曼一样，侯赛因自己的圣战之火也未能点燃。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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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并不是说他的宣传毫无效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侯赛因的造反引起的第一个严重后果在于打扰了英属印度的安宁。或许开罗正向汉志传递大量信息，承诺他们将不会“吞并阿拉伯半岛，包括伊斯兰教圣城在内的任何一片领土，同时，我们也不会允许其他政府这样做”，但是英国自身的穆斯林属民并不傻，他们非常清楚麦加叛乱的始作俑者是谁。从德里发来的绝望的报告看，同德国在前一个冬天意图在印度次大陆输出圣战的行动相比，英国自身在1916年夏对圣战的阻挠似乎激起了此地穆斯林更多的憎恨。印度的穆斯林“对阿拉伯人毫无怜悯心”，他们不仅仅对麦加传来的消息毫无感觉，很多人还强烈地谴责侯赛因的背叛行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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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协约国的目标来说，麦加暴乱造成的另一个更有希望的间接后果在于它恶化了土耳其人和德国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首先，在关于派遣施托青根—诺伊费尔德军事代表团穿过汉志到也门的问题上，奥斯曼最高指挥部内部存在着严重的摩擦——这个据说由一支充满了威胁性的土耳其部队护送的代表团刺激侯赛因进行了反叛。而诺伊费尔德在大马士革举行的荒谬的公开皈依仪式，以及由德国资助的圣战宣传运动则让杰马勒更为恼火。为争取什叶派大穆夫提支持，弗里茨·克莱因少校在率领德国代表团到访卡尔巴拉的时候，他本人还冒充穆斯林——当当地的什叶派穆斯林得知与他们亲吻问候的德国人并不是真的穆斯林后，不得已又进行了分为三个步骤的净手仪式。得知消息后，恩维尔向德国军事专员警告道，“即使有土耳其人的护送，一批德国人想要穿过麦地那和麦加也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保证他们在路上不会遭到杀害”。随后，他仅仅勉强批准了施托青根代表团前往也门（奥本海姆的一个好点子）的建议。似乎是为了印证恩维尔的观点，在6月份的侯赛因叛乱爆发之后，施托青根代表团在延布附近遭到了贝都因人的袭击，土耳其护送队中的大部分人都死于埋伏（很奇妙的是，这两位德国人却得以幸存，不过在同月，另一个德国特工组却在吉达北部遭到了屠杀）。虽然施托青根将此归咎于恩维尔镇压哈希姆王室叛乱的不力，但是他也坦陈，恩维尔在关于前往汉志路上保证其安全的观点是正确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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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奥斯曼的新闻媒介在初期拒绝提及侯赛因的谋反事件，但是到了夏末，英法两国的宣传机构已满心欢喜地将此消息传遍了世界，奥斯曼当局再难继续压制此事。然而，这非但不能说服阿拉伯士兵逃跑，英国人在汉志资助的叛乱活动还被大多数土耳其士兵看成是欧洲人背信弃义的标志——尤其是德国人，他们此时不仅带来了俄国人对他们的征服，还导致阿拉伯人叛离了奥斯曼帝国。即使此时在土耳其军队中从军的德国人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也无济于事——到1916年有将近1万德国人——军队在此时正处于分崩瓦解的状态。一本在军队中传播的反德宣传册便劝告土耳其士兵不要“为了将这个国家变成德国人的殖民地”而牺牲自己的性命。在1916年上半年，便有24名土耳其军官因攻击或骚扰德国侨民而遭到军法审判。当特拉布宗陷落的消息在4月份传到君士坦丁堡的时候，被视为德国利益代表的恩维尔帕夏受到了一名狂热穆斯林的攻击，他责备恩维尔将土耳其带入了德国的战争（恩维尔存活了下来）。221916年6月——侯赛因起义的月份，俄国特工报告称德国大使及其他德国人在佩拉居住和工作的大楼受到了德国机关枪部队的保护，以隔离开穆斯林暴徒的愤怒。8月，德国平民被分发手榴弹用以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而身处锡瓦斯的德国军官则被其土耳其同僚提醒尽快离开土耳其，以免遭遇“可怕的屠杀”。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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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恐怖的一年里，德国并非土耳其民众憎恨的唯一对象。沿着俄国人向卢里斯坦行军的路上，针对黑海附近希腊人的报复性仇杀事件被大量报道（很可能因为他们向入侵者提供了援助）。紧接着，随着特拉布宗港市落入俄国人之手，特拉布宗省的希腊人很快就在5月遭到了驱逐（他们被发配到卡斯塔莫努和锡瓦斯内陆——目前来说，这两座城市还免受俄国人的威胁）。当希腊最终参战的谣言在9月开始传播时，一场大规模的希腊人驱逐运动随即宣告开始——主要集中在诸如色雷斯和士麦那（伊兹密尔）等西部地区。尽管奥斯曼的希腊人在1915年并没有遭受亚美尼亚人那样大规模的驱逐，但是也至少有15万人在1915—1916年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家园——这同他们在巴尔干战争到1914年的迁移数据接近。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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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为奇的是，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在1916年的灾祸之中也未能逃脱迫害。尽管塔拉特在1915年秋就在理论上结束了针对亚美尼亚人的驱逐运动（他之后又在1916年3月15日给地方长官的信件中重申了这一点），但是一些官员仍利用其中的漏洞对一些“危险分子”实行迫害。通过一些开放式的借口，他们在1916年将成千上万的亚美尼亚人从科尼亚、安卡拉、安泰普（加齐安泰普）和马拉什的家园驱赶出去。同年11月，当士麦那（伊兹密尔）的公墓附近的一处武器藏匿点被发现之后，大约300名亚美尼亚人遭到了驱逐——尽管德国人很少给予强力干涉，但是这一次利曼·冯·桑德斯（他此时正在镇上进行巡视）却介入其中，使这些亚美尼亚人没能被驱逐至更远的地方。青年土耳其党人不仅根据宗教对其治下平民予以区别待遇，还在1916年将成千上万名库尔德人从俄军前线附近的区域迁移到了其他地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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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外国人或者少数群体能在1916年真正幸免于席卷奥斯曼帝国的这波仇外浪潮，甚至连君士坦丁堡的世界各群体聚居心脏地带佩拉区在这一年也听不到任何外语（包括希腊语和亚美尼亚语）。德国、奥地利以及匈牙利军官被告知只能穿着奥斯曼制服，以避免引起他人的注意。在帝都大学任教的教授及医生则被下令使用土耳其语教学，同时戴上土耳其毡帽。当恩维尔和塔拉特开始向柏林和维也纳施压，要求其承认领事裁判权的废除（德奥被迫在1917年1月同意）时，很多德国和奥地利侨民认为离开土耳其的时刻已经到了。由于许多外国工程师的离开，巴格达铁路正在被“土耳其化”。1916年10月，给铁路提供资金的德国银行家们请求在丧失一切之前撤出资金（由于铁路还未完成，他们的请求遭到了拒绝）。正如恩维尔的朋友汉斯·胡曼在1916年11月给东方学者恩斯特·耶克的信件中所说：“我认为，不论是政治家还是普通民众，德国和土耳其再也不会理解彼此了。”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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