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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由泥墙防卫的库特城内，疟疾蔓延，食物供给中断，甚至连他们的生存给养也难以挨过5月。3月，守军被迫将城内的驮畜连同“瘦成皮包骨头的猫狗”一同屠宰。一位士兵回忆起这段饥饿带来的影响时说：“如果你走路或是站立，你的脚底会感到剧痛；如果你躺下，你的肩膀和背部会感到剧痛；如果你坐下，你的臀部会感到剧痛。”到了4月，另一位士兵在他的日记中记录：“我的腿瘦得吓人，甚至还没手臂粗，我的皮肤能将我的双腿合拢包裹起来。”雪上加霜的是，此时的气温也已突破人的极限，经常骤升至华氏120度（49摄氏度）。到目前为止，巴拉托夫和他在波斯的俄国远征军甚至尚未朝边境实施佯攻。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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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4月1日，大公尼古拉斯终于投入行动，他通过他的参谋长博尔霍维季诺夫将军要求巴拉托夫尽自己所能朝巴格达进军以引开奥斯曼军队。戈尔茨帕夏对巴拉托夫如此明显的举动早有预料，遂派4支奥斯曼营部及12门大炮朝位于波斯边界线的汉尼移动。为凸显向俄军造成威胁的重要性（可能言过其实了），戈尔茨帕夏还将汉尼的指挥权托付给了一位德国军官——博普少校。博普随后可能会感到失望。与埃伯哈特在1915年春寻遍借口拒绝进驻博斯普鲁斯海峡一样，巴拉托夫也称向巴格达发动正规的牵制性袭击将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以及最为重要的适当兵力和方法”。在这些准备妥当之前，巴拉托夫拒绝越过科曼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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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感到一阵轻微的羞辱，大公尼古拉斯——也正是他曾利用自己的哀诉刺激俄国的协约国进入了达达尼尔海峡和加里波利半岛的血腥战场——鉴于自己无援兵可派，却在此时要求巴拉托夫联合协约国军队一同行动。因此，巴拉托夫在1916年4月20日终于命他的哥萨克部队朝奥斯曼边境开进，并于1916年4月25日到达边境城镇汉尼的郊外。巴拉托夫向汤曾德报告称，他此时“距巴格达只有5天的行进距离”。这样的话，他似乎能在4月30日左右加入作战——然而也正是这一天，汤曾德在食物断尽之后被迫将整支远征军交与了土耳其人。俄国人又一次未能及时赶到英军的“葬礼”。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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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一次与埃伯哈特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三心二意的袭击不同，他们根本就没有到达战场。由于中暑、疟疾和霍乱，巴拉托夫在从科曼莎朝汉尼行进的途中损失了500名士兵，再加上广播中传来汤曾德投降的消息，他决定不再奔赴巴格达战场。巴拉托夫的马匹已经很难找到粮草，他似乎最好尽一切所能利用自己的哥萨克部队挽救这场被诅咒的协约国间的牵制性进攻。在英国终于向第比利斯司令部提出抗议，指责其协约国联军毫无情义的袖手旁观之后，大公尼古拉斯在1916年5月下旬最后一次命令巴拉托夫，“沿着库特—阿尔—阿马拉下方的底格里斯河展开作战，为［英属印度军队］解围”。这一次，巴拉托夫甚至毫不掩饰，直接将他的哥萨克士兵和骑兵部队拉回更为凉爽的卢里斯坦山区。尽管如此，如果汤曾德及其士兵听到大公尼古拉斯在1916年7月称赞巴拉托夫在波斯（很明显，如果不提美索不达米亚战区的话）的表现“无比勇猛”的令人作呕的玩笑话时，只会备受打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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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奥斯曼帝国因为它的两个最危险的敌人之间的协调战略失败而存活了过来。由于俄军的骑兵队未能赶来营救，当春洪开始淹没山谷的时候，汤曾德的士兵渐渐饿死在疟疾蔓延的库特泥城内。在4月中旬的时候，英军还曾试图做最后一搏，戈林奇试图从左侧——赛纳雅（Sannaiyat）附近，底格里斯以西包抄奥斯曼阵线。他的士兵进行了殊死搏斗，然而土耳其人此时已从巴格达调来了众多人马，使突围难如登山。在4月15—16日和4月20—22日的一系列残酷袭击与反击中，双方都损失了数千名士兵，然而他们都未能洞穿彼此的阵线。一位英国军官带着一种勉强的钦羡口气记录到，土耳其人“气势如虹”，甚至连可怕的廓尔喀人也打起了退堂鼓。到此时，库特城内只剩6天的生存配给量，而汤曾德消瘦憔悴的士兵也已接近恍惚边缘。戈林奇的生力军的状况并不见得更好，他们已无力再集结军队发动进攻。总的来说，这支英属印度军队为了替汤曾德解围，从1月份到现在已经损失了2.3万名士兵。很明显，对于戈林奇而言，库特的命运“木已成舟”，他们的唯一问题在于汤曾德的投降条件——他们此时“正在门口饥肠辘辘地”与敌方谈判。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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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4月30日，汤曾德下令摧毁剩余的大炮和弹药库存，并在英国国旗处竖起一面白旗。随后，他向哈利勒（现为“库特”）帕夏交出了自己的佩剑和手枪。对于恩维尔而言，这是一场标志性的胜利，他的叔父现在拘押着大约1.3万名英兵（主要是印度人）——自约克镇战役以来，英军投降人数最多的一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被送去修建巴格达铁路。22在这场巨大的胜利之后，一支由能讲阿拉伯语的英国情报军官组成的特遣队在T. E.劳伦斯带领下，意图向哈利勒行贿100万英镑以换取汤曾德及其士兵的自由，却遭拒绝（还有说法认为贿金数额在200万英镑）。23诚然，土耳其东部传来的关于俄国人接连取胜的消息十分可怕。但是紧随加里波利战役之后，恩维尔的叔父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取得的巨大胜利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如果土耳其人能够连续击败世界一流的英国军队，那么这位奥斯曼病夫一定还有一线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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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对于恩维尔而言，敌人也正在苏醒过来。正如大英帝国的大多数战争，它在这一次战役中集结军队的速度也十分缓慢。但是它还拥有相当多的后备部队可以利用，而且它在全球范围内有非常多的间谍和线人能够给其提供不同的策略。恩维尔几乎还没来得及享受他叔父在库特的胜利，就立即面临着伊斯兰教心脏地区的叛乱活动——这些活动使奥斯曼帝国宣称对穆斯林属民拥有统治权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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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绿斗篷》中，约翰·巴肯描写了一个南非的猎人探险家带着一幅从一个德国军官身上偷来的参谋地图来到俄军阵线。不过，他的戏剧化描写未必真实。根据俄军情报，这幅奥斯曼参谋地图是在战争期间被交付于尤登尼奇的——即使埃尔祖鲁姆无论怎样都会失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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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为重新制定外交地图（他曾亲自承诺法国换取其支持）的交换条件，赛克斯唯一的要求是让俄国“严肃处理”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运动问题。对萨宗诺夫而言，这份廉价的承诺毫无损失，且不费吹灰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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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锡诺普在冷战期间成为美国情报机构的监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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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过，一般认为他并未说“欧洲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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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这一段最新的细节收集于俄军情报机构的报告。在报告中，巴拉托夫被劝阻不要挑战土—德盟军；与此类似，这个在奥斯曼沿岸炮台的尤为优越的俄军情报机构还可能阻止了埃伯哈特插手博斯普鲁斯海峡事务。俄国人可能自私自利，但是他们并不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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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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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第十三章 双重陷阱：奥斯曼圣战和阿拉伯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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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死那些统治伊斯兰国度的异教徒乃是一项“神圣”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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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14年11月前后，德国制作的阿拉伯语圣战宣传册翻译而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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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青年土耳其党人］违背了神的话语：“男人拥有的应是女性的两倍”，他们妄称男女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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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弱了苏丹的权力……还禁止他挑选自己的内阁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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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做的其他类似的事情还包括破坏了哈里发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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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6月，麦加圣嗣长侯赛因呼唤阿拉伯的穆斯林反抗无信仰的土耳其政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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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苏丹被称为哈里发，或者说伊斯兰乌玛逊尼派信徒的最高统治者基本上依赖于自身的世俗力量——他的军队。自从土耳其人在1517年征服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圣城（麦加和麦地那）后，这个名号倒并没有引起多少争议，但是在帝国的扩张期间，哈里发的使用却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停顿。只要帝国强大，那么继续提醒弱小的穆斯林诸国苏丹的优越地位即成多余之事——因为此时苏丹的权威已被广泛接受。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反映帝国泛伊斯兰主义哈米迪耶的复苏说明了帝国并未意识到它自身的威望在现代社会正开始衰退。同时，它也成为帝国在分崩瓦解之前，召集穆斯林完成其神圣事业的最后一搏。同样，青年土耳其党人在1914年11月通过行使苏丹—哈里发的权力以发动圣战，抵抗俄国及协约国力量的举动也反映了土耳其与其“异教徒”盟国，比如德国向其欧洲对手宣战的理由的脆弱性。如果恩维尔的穆斯林占大多数的应征入伍军队真正理解这场战争的目的的话，那么他当初根本没有必要向他们宣传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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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规模的穆斯林暴动未能在英属埃及或印度成功实现，但是圣战并未因此遭遇彻底失败。在英属印度，种种迹象表明土耳其人和德国人正在获得宣传战争的胜利——有证据显示苏丹自称为全球伊斯兰哈里发的声明在这片遥远的次大陆受到了更为严肃的对待。到1915年夏天，波斯已经变成伊斯兰圣战士密谋的温床，对抗英俄的圣战布道正在遍布国家的清真寺内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前往阿富汗的途中，奥斯卡·冯·尼德迈尔帮助组织了一次袭击，破坏了俄国人在阿塞拜疆使用的桥梁和道路。此外，为了给反协约国行动提供资金扶持，他还策动了一系列罗宾汉式的银行抢劫活动。在布什尔附近，一位德国特工威廉·瓦士摩斯（Wilhelm Wasmuss）加入了塔尼斯坦尼（Tangistani）部落，以便在位于波斯湾的英军阵地从事破坏活动［流传甚广的是，这位“德国的劳伦斯”使用一部假无线电设备装作在与“哈吉（hajji，指到麦加朝圣过的伊斯兰教徒）”威廉交谈］。到1915年秋天——当艾哈迈德·沙阿（波斯语国王的尊称）正在考虑是否要在从德黑兰到库姆的地区实行伊斯兰教纪元，并向英俄两国发动圣战之时——科曼莎、伊斯法罕（Isfahan）和设拉子（Shiraz）却已经投靠土—德联盟，并赶跑了它们的协约国领事。诚然，巴拉托夫的哥萨克部队随后使其得到教训，并重塑了协约国（或者说，至少是俄国）的威望，但是他这支只有1.4万人的远征军显然无法阻挡圣战特工在这个国家的破坏活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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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国人而言，土—德在北非地区为发动圣战进行的活动更令其恐慌。在1911—1912年的的黎波里塔尼亚战争中，恩维尔已同狂热萨努西的阿勒—谢里夫酋长建立了联系，并将他的兄弟努里留在此地以维持奥斯曼名义上的统治，甚至一直到土耳其被迫向意大利投降。“一战”爆发以后，恩维尔和德国人派遣使节来到利比亚沙漠的萨努西阵营。与此同时，他们还带来了武器、礼物、贿金以及其他笼络其向英国发动圣战的物品。1915年11月，萨努西突袭了英军位于西迪·巴拉尼（Sidi Barrani）的前哨基地，并鼓动大约135名埃及穆斯林英军战士叛变。在12月及次年1月，萨努西侵占了塞卢姆、巴克巴克（Baqbaq）和西迪·巴拉尼，甚至远至东部的、距亚历山大港只有175英里（约282千米）的马特鲁港，同时，还占领了3个埃及的沙漠绿洲，“使其能够尤为便捷地到达尼罗河”。这已足够让埃及事务的老手基奇纳产生恐惧了。他警告道，萨努西的进一步行动将会在“整个埃及和苏丹引发严峻的动荡和骚乱”。尽管萨努西的攻势在1916年2月渐渐得以平息，但是它却使马克斯韦尔的埃及军队牺牲45人，负伤350人，并为其带去了极大的忧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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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同奥斯曼战线的整体战斗规模相比，这些烦恼不值一提。可是，从另一层面来看，圣战的巨大影响广泛蔓延至这些战线，并将奥斯曼军队团结在了一起。不管这些德国制作的圣战宣传册是否真的激发了穆斯林平民拿起武器对抗“那些统治伊斯兰国度的异教徒”（即法国、英国以及俄国的基督徒），这种宣导为自己信仰而战的主张确实使奥斯曼穆斯林战士在同其可怕的协约国敌军战斗时被激发出了极大的勇气。“那些见识了位于基利得—巴希尔的土耳其炮手的人，”加里波利历史学家艾伦·穆尔黑德（Alan Moorehead）记录到，“说土耳其人在战斗时带着一种极度的狂热，他们在伊玛目为其诵经祈祷声中跑步到达炮台上的工事。”不管驱使土耳其人对抗英国异教徒的原因是什么，这却的确得以奏效。与阿斯奎特、丘吉尔及其他人认为不会遭遇激烈抵抗的结果相反，英军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开始与库特城的大规模投降期间，已经在奥斯曼战场损失了35万名士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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