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657227e+09

1706572270

1706572271 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的故事由于太广为人知，故此处无须多作赘言，但是，这其中仍然有些许要点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前线士兵们普遍的厌战情绪（尤其在欧洲）自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这种情绪至少在政治危机的早期并非是推动帝都所有事件发展的原动力。在1916年11月1/14日关键的杜马（俄帝时代的国会）辩论中，受人尊重的自由派政治家、立宪民主党创始人巴威尔·米留可夫对沙皇的新任内阁主席鲍里斯·施蒂默尔（Boris Stürmer）反复痛斥（“这是愚蠢还是卖国？”），他的辩论主题并非要求政府结束战争，而在于谴责政府未能在这场战争中全力以赴。甚至连社会革命党（SR）的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也在这一天的杜马会议上对“卖国”的议题进行了尤为尖锐的抨击，他强烈指责沙皇的大臣们并非战争贩子，却是“懦夫以及弑兄者”。而围绕着农民的信仰治疗师拉斯普廷和沙皇皇后亚历山德拉的恶毒谣言则称他们同德国人共谋叛国（由于沙皇将其主要精力放在前线，所以人们通常认为施蒂默尔是被沙皇皇后在那一年早期提升为内阁主席的）。不幸的是，施蒂默尔拥有一个德国式的名字，所以他随后又被排挤出内阁以平息民众的怒气。接下来，便轮到A. P.特列波夫（A. P. Trepov）面对1916年12月2日的杜马会议了。为了安抚激烈的质问者，特列波夫首次公开透露英法两国已经应允在战后将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划归俄国管辖。这并非俄国政客最后一次借用沙皇格勒来稳定民众情绪。正如法国大使帕莱奥洛格在一封发往巴黎的急件中记录的，那个冬天在彼得格勒流行一首歌曲，其中的副歌部分广受传唱：“如果我们无法得到君士坦丁堡，那么这场战争的意义又何在呢？”8

1706572272

1706572273 尽管阿列克谢耶夫对此心存质疑，但这种主张在俄军最高统帅部总部已经慢慢蔚为风潮。沙皇最高统帅部的外交事务长尼古拉·巴济利（Nikolai Bazili）在1915年为萨宗诺夫制订了吞并计划之后曾极力倡导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两栖进攻，不过他的主张却由于将军们的个人偏见而遭到了长期忽视。[4]受高尔察克和巴济利激情的感染，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在1916年12月24日批准成立了一支两栖登陆黑海特种师，并由高尔察克的“沙皇格勒”团领衔，不过它自吹只有大约3 000名生力军。此外，阿列克谢耶夫还坚决要求在宗古尔达克而非博斯普鲁斯海峡登陆——因为如果在前者登陆，他们能够获取煤料资源并且向上转移到萨卡里亚河。

1706572274

1706572275 1917年2月21日/3月6日，沙皇俄国的最后一任外交大臣N. N.波克罗夫斯基（N. N. Pokrovskii）向最高统帅部递交了一份照会，并建议军部尽快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两栖登陆作战，以保证俄国的战利品不会因战争结束而被其协约国盟友拿走。

1706572276

1706572277 最高统帅部在做出回复之前，彼得格勒爆发了革命：23日国际妇女节这天，罢工的工人们加入了女性的游行示威队伍；25日，巴甫洛夫斯基警卫团朝兹纳缅斯克广场的人群开火；当巴甫洛夫斯基军营的士兵郑重声明不再向抗议者开枪之后，哗变蔓延至整个彼得格勒的守备军队。鉴于彼得格勒传来的令人不安的消息，阿列克谢耶夫在1917年2月26日及27日/3月11日召集了巴济利以及旧政权下已经退休的两位政治家一同造访了最高统帅部——萨宗诺夫和施蒂默尔——以讨论波克罗夫斯基的请求。施蒂默尔由于有过之前的经验，便明确提倡道，此时攻占君士坦丁堡“非常必要，它可以平息公众舆论的压力”。阿列克谢耶夫反对道，他无法再从欧洲战场抽调出部队进行登陆战，不过他也确实做出了让步，应允将此时守备特拉布宗的三个营抽出参加两栖登陆战。然而，阿列克谢耶夫的参谋长安东·邓尼金（Anton Denikin）以及海军在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布勃诺夫（Bubnov）上将却极力赞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登陆计划。他们同高尔察克一起开始组织运输船，以备在阿列克谢耶夫交付出所承诺的部队之后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突袭。事实上，黑海的天气状况使俄军无法在6月之前发动主攻，所以他们此时仍有时间。9

1706572278

1706572279 当他们在计划登陆战时，革命以令人震惊的速度撕裂了整个彼得格勒。1917年2月26日及27日/3月11日及12日，叛变的士兵分散至城市的每个角落，他们强占了汽车，抢劫了军火库、商店、餐馆和富有的住宅区。沙俄的政治家被私刑处死，暴徒还洗劫了内务部和秘密警察（奥克拉那警备队）总部。1917年2月28日/3月13日，红色旗帜在冬宫升起，一个自称为“苏维埃”，或者说由工人和士兵组成的委员会继承了彼得格勒的统治权。次日，彼得格勒的苏维埃政府向俄军颁布了“1号法令”，命令军队服从苏维埃，并向士兵与海员委员会交出武装控制权。尽管这份法令由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撰写，辞藻华丽，但是一般的农民却并不难理解它的主旨：“解除军官的武装。”接下来，新政府又对沙皇时期的所有政治犯实行了大赦，并解散了警察机构。1917年3月3日/16日——沙皇尼古拉斯二世（迫于阿列克谢耶夫及众将军的压力）宣布逊位的第二天，彼得格勒苏维埃下令逮捕罗曼诺夫家族的所有成员，包括高加索军队总司令大公尼古拉斯。

1706572280

1706572281 人们可能会认为沙皇政府的垮台会导致征服君士坦丁堡的两栖登陆作战计划夭折。实际与此相反，彼得格勒的混乱状态使此计划重获新生。在幕后，一种令人惊讶的无缝过渡得以转嫁到实际统治俄国的政权身上。与彼得格勒苏维埃相同，一个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在1917年2月27日/3月12日成立——它甚至在苏维埃主导公共领域的时候依然履行着内阁职责。这个新内阁的成员主要由当权派自由主义者构成，立宪民主党领袖米留可夫接替波克罗夫斯基的职位，成为新任外交部部长，而进步同盟创始人及监管军工生产的军工委员会负责人杜马亚历山大·古契柯夫则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在整个3月，古契柯夫通过其广泛的业务联系，使用采购到的运煤船和商业船只，为高尔察克计划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突袭做好准备。10而新任自由派外交部部长则重拾波克罗夫斯基与巴济利所中断的计划，意图通过攻占沙皇格勒赢回公众的支持。正如米留可夫对一位自由派朋友说道：“以一种人道主义以及国际社会主义的世界性观点之名义放弃这场战争中的最大战利品将是一件荒谬及可耻的事。”111917年3月23日/4月5日，巴济利告知米留可夫，到5月中旬将有两支整师准备好开赴博斯普鲁斯海峡，而第三支师部也将有希望在那个夏天晚些时候到达。12与此同时，高尔察克汇报称，在古契柯夫极具英雄气概的努力及对罗马尼亚的舰队和商船（罗马尼亚在1916年8月27日欠妥当地加入战争之后被奥地利—德国联军击溃，随后他们将舰船开至赫尔松寻求庇护）的征用下，他们现在已经拥有足够多的运输工具。13尽管阿列克谢耶夫仍在拖延，但是当巴济利在1917年4月8日/21日给米留可夫寄去一封充满希望的信件之后，邓尼金显示出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激昂的热情。14

1706572282

1706572283 这些通信并非毫无意义。整个冬天和春天，俄军都在进行着远征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准备。在黑海师部集结的敖德萨，每天都有从内陆通过火车运送而来的军队到达。黑海上每一艘可利用的船只，从多瑙河上的驳船到希腊的运煤船，甚至连远航的燃油汽船都配备了武器装备以进行登陆准备。四艘罗马尼亚客轮——“赖盖莱·卡罗尔一世号”（Regele CarolⅠ）、“达契亚号”（Dacia）、“图拉真大帝号”（Imperator Trajan）和“罗马尼亚号”（Romania）在德军控制多瑙河流域之前逃进了黑海，并被改造成为水上飞机运船以协助俄军的“阿尔马兹号”、“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号”和“沙皇尼古拉一世号”；每一艘都能运载4到7架水上飞机。虽然“1号法令”的影响力在3月份蔓延至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刻赤和新罗西斯克以及遍布俄国的市中心区，但是它的最初影响却相当有限。“当然，同其他地区一样，这里也有很多极端主义者，”一位英国海军联络官G. W.勒·佩奇在1917年4月29日从塞瓦斯托波尔发出的报告中称，“但是我们的大致感觉是，我们必须继续向前推动战争，直到同盟国遭到毁灭。”在奥斯曼前线——而非俄国的欧洲前线，军官与士兵之间的对立状态在同一种信仰之下得到了缓和。正如佩奇一段意味深长的评述：“毫无疑问……这场战争拯救了太多杀戮。”4月中旬，高尔察克上将被授予更为强大的波罗的海舰队的指挥权，但是他随后表示了拒绝，因为“他想要待在这里”，策划如何攻占君士坦丁堡，以及指挥和他拥有同一目标的将士进行作战。15

1706572284

1706572285 不论用什么方法，或者有没有阿列克谢耶夫的协作配合，高尔察克都将派“沙皇格勒”团投入战斗。因此，在1917年3月的最后一周，正当彼得格勒苏维埃政府在商议抛弃“帝国主义式的”吞并以实现和平目标的时候，俄军派黑海舰队向博斯普鲁斯海峡防线发动了第一波试探性攻击。1917年3月26日，在两艘驱逐舰的护送下，高尔察克的3艘水上飞机运输船抵达了博斯普鲁斯海峡西侧色雷斯的海岸。161917年4月4日这一天，米留可夫因为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俄国将不会放弃攻占君士坦丁堡以及海峡的消息而与彼得格勒苏维埃闹得不欢而散。在这次声明中，他称俄国人将以一种“宏大的方式”回归博斯普鲁斯海峡（据乌泽多姆上将给德皇的报告中所述），他们会派出一支完整的由“5到6艘驱逐舰”、2艘巡洋战舰以及不少于3架水上飞机运输船组成的分舰队，直驱黑海沿岸，直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岸的贝伊科兹。这一次，空中战场也真正爆发了激战——为了阻止敌军的城市防线的监控，德国和土耳其派出7架水上飞机以图将俄军飞机驱逐回他们的运输船上。17

1706572286

1706572287 尽管高尔察克1917年春的飞机出击在今天已很少有人记得，但是对于为践行彼得格勒所盛行的外交政策而进行的战斗而言，它的重要性却也不言而喻。虽然随着沙皇及其秘密警察的倒台，关于这场战争目标的争论点在一开始被掩盖在了民众的欢欣鼓舞之中，但是随着二月革命的爆发，这个议题作为政治问题又得以显现出来。要不然，这些数百万的悲惨的农民——从芬兰湾到比萨拉比亚的锡雷特河，穿过黑海直入小亚细亚、土耳其的亚美尼亚和波斯阿塞拜疆——战死沙场又是所为何事呢？甚至在1917年3月中旬，当“1号法令”传达至军队的时候，巴拉托夫的哥萨克部队正席卷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如果你问巴拉托夫他的士兵是为何而战，他会回答：“［为了］带领俄国走上亚历山大大帝的历史道路。”18如果你问尤登尼奇——这位在1916年对土战争中获得伟大胜利的缔造者，以及现任高加索军队总司令（由于大公的垮台）——他的答案也不会有任何不同。正如尤登尼奇在他的士兵对“1号法令”进行讨论之后报告道，“士兵委员会全体人员”决意“竭力获取战争的最后胜利”。19一同策划博斯普鲁斯海峡登陆战的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则对两栖进攻表示全心全意的支持——事实上，这3位在1917年对奥斯曼帝国最为坚定的进攻派之后成为反布尔什维克白军的领导人物绝非偶然。在彼得格勒，米留可夫虽然曾在1917年4月10日试图淡化自己的立场以安抚苏维埃政权——他声明俄国基于民族自决寻求“永久的和平”，但是他和古契柯夫都支持俄国的扩张主义战争目标。如果你问这位社会主义政治家米留可夫的话，答案将会是俄国的农民正“被这场恐怖的战争所榨尽和摧毁”——言外之意（不过他们拒绝公开对此予以阐述）是指俄国的扩张主义战争目标是非正义且应遭到抛弃的。如果你问那些实际参与作战的士兵，那么答案将基于他们的作战立场（实际上，在俄军取得胜利的土耳其和波斯战场上的厌战情绪要远远低于同德国人交战的欧洲战场）及指挥他们的将军（大量拥有德国名字的军官在1917年春被私刑处死，这说明士兵们不愿意被德皇的军队征服，尽管他们并不清楚这场战争的目的何在）。20

1706572288

1706572289 当列宁在1917年4月3日/16日晚上11点10分到达彼得格勒后，这场迅速发展的关于战争目标的论战再度迎来高潮。如果说有人对这个问题有充分把握的话，那非这位被驱逐的布尔什维克领袖莫属——列宁从1914年起便在中立国瑞士发布声明对“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公开指责。[5]列宁不赞同苏维埃政权所奉行的暧昧的妥协主义，却也更反对米留可夫、古契柯夫及其他自由派招摇过市的爱国主义派头。列宁在到达芬兰车站以后——在德国军队护送下从苏黎世经由斯德哥尔摩，被送到对岸——便立即发表了一场言辞激烈的演讲，指责临时政府仍在继续进行战争，并要求推翻它（“一切权力属于苏维埃”）。尽管列宁在他的《四月提纲》中提出的明确的反战立场引起了布尔什维克内部（列宁在国外安全避难之时，他们却在国内受尽磨难）大量人的反对，但他最终在1917年4月7日/20日将此发布在了《真理报》上，从而在战争问题上给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带去了一系列麻烦——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抑或仅仅是帝国主义统治阶级的工具？

1706572290

1706572291 作为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部长，米留可夫正身处政治风暴的中心。尽管他已经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安抚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激进分子，但是这位立宪民主党的领袖也在同时设法消除俄国西方盟国（1917年4月之后，美国也加入其中）的疑虑，因此俄国将不会放弃其共同目标而与德国单独媾和。为了解决目前的两难之局，米留可夫与农民支持的社会革命党领袖进行了商榷——后者仍然在苏维埃政府里占据优势地位，尤其是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他已经成为激进分子与政府之间的斡旋者（作为司法部长的克伦斯基是唯一一位身兼内阁成员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成员的人）。但是克伦斯基本人却承受着来自社会革命党领导人维克托·切尔诺夫的压力——后者同列宁一样曾被长期流放在外，而且毫无心思进行和谈：切尔诺夫想要米留可夫的首级，并且希望有一位能够放弃帝国主义战争目的的人代替他上台。随后，克伦斯基抓住了一次申明自己外交政策的机会：他策划了一种“毒药丸”的折中计划，使米留可夫在呈往俄国的协约国的一份照会（在这份照会中，俄国坚守承诺以“履行［它的］义务”）中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尽管他并没有就此解释清楚，但是通过这种方式，他刚好有力地重申了俄国的战争目标。

1706572292

1706572293 1917年4月20日/5月3日，“米留可夫照会”内容被刊登在了俄国刊物上，并在社会主义反对党中引起了轰动。随后，彼得格勒苏维埃颁布决议对此表示了反对，理由是“革命者的民主政府将不会允许任何出于侵略目标的流血牺牲发生”。一支由一位名叫西奥多·林德（Theodore Linde）的社会主义者军官率领的芬兰守备团进入了马林斯基宫（Mariinski Palace，临时政府经常举行会议的场所，不过这一天临时政府成员聚集在战争部的古契柯夫办公室进行会晤）表达抗议。随着临时政府自二月革命之后第一起严重的街头暴乱，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官拉夫尔·科尔尼洛夫将军请求镇压军中正迅速发展的哗变。内阁听从了克伦斯基的意见，驳回了科尔尼洛夫的请求。在嗅到血腥味之后，列宁召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草拟了一份决议案，他们对临时政府“完全的帝国主义”行径表达了谴责。随后，布尔什维克的游行示威者们举着旗帜涌上街头，宣告“打倒临时政府”以及“一切权力属于苏维埃”。为表支持，布尔什维克党的军事组织领袖N. I.波德沃伊斯基（N. I. Podvoiskii）从芬兰湾的喀琅施塔得（Kronstadt）海军基地召集了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海兵——臭名昭著的好战者——抵达城市。到1917年4月21日/5月4日下午，政府支持者与布尔什维克党人在涅瓦大街发生了暴力冲突，3名抗议者丧生。科尔尼洛夫再次请求重组皇家部队，却也再次遭到拒绝——这一次，他们受到了来自苏维埃的公开挑战，后者向军队传达指令称，若高级军官（比如克伦斯基）不能提供由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所确认的命令，他们不得予以服从。感到尤为不满的科尔尼洛夫随后请求解除了自己在彼得格勒遭到削弱的军职，并被重新任命为加利西亚战场第八集团军的指挥官。21

1706572294

1706572295 一直躲在幕后的列宁之后对推翻政府的意图进行了否认。但是在“四月天”的骚乱背后，他的操控之手却清晰可见。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描绘出了清晰的政治路线，并对战争和临时政府进行了否定。虽然布尔什维克党人未能成功推翻政府，却给它造成了严重破坏，并将克伦斯基的社会革命党同古契柯夫—米留可夫自由党之间关于战争的分歧暴露了出来。此外，他们还摧毁了军队从彼得格勒苏维埃处所获得的微弱独立性。古契柯夫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在1917年4月30日/5月13日递交了辞呈，而米留可夫在4天之后也步其后尘。俄国自由党的式微为克伦斯基带来了最直接利益，他接替古契柯夫，成了新任战争部部长（新任外交部部长M. I.捷列先科则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他主要受克伦斯基支配）。在1917年5月5日/18日，经过洗牌的新内阁重新宣布了战争目标，他们发誓要“实行军队民主化”，以及放弃帝国主义战争目标。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太令人信服地声称“如果俄国及其协约国失败的话，对所有民族而言都将是一个巨大的灾难，世界和平将会被再次拖后，甚至难以实现”。

1706572296

1706572297 由于米留可夫已经退出舞台，此时便轮到克伦斯基向越来越多不满的军队解释这场战争的意图。此事殊为不易，但要完成这项任务，没有人比他更为合适了。即使在那场杜马公开指责沙皇专制及卖国的激愤的演说之前，克伦斯基也早已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出庭辩护律师，他深知如何提出自己的充分理由。在前往前线的巡回演说中，他在煽动军队方面展示出了不衰的精力——他使士兵们相信，他们现在是一个崭新俄国的先锋，他们不再为卑鄙的沙皇而战，而是为民主主义、协约国、社会主义和人民而战。一位目睹了克伦斯基演讲的人将其前线之旅比作一阵“飓风”，另一个人则将其比作“一座喷薄火焰吞噬一切的火山”。

1706572298

1706572299 这位社会革命党演说家在现场待的时间如此之久，以至于士兵们的情绪都被重新振作了起来，并且开始变得群情沸腾，充满爱国精神和激情。但是，观察家们同样注意到更为关键的一点，“一旦克伦斯基离开了战场”，这些演讲的影响“随即消失得无影无踪”。当这些士兵一有时间对此进行仔细思考，他们中的很多人遂得出结论：克伦斯基的努力并未通过“嗅觉考试”。至于原因，确切地说，对这些农民军而言，同为君士坦丁堡和海峡，或者甚至是奥地利的加利西亚而战相比，难道为俄国的协约国——英国、法国以及美国（至于塞尔维亚——俄国最初进行宣战的导火索，则早在1915年就被攻克了）而战就更有价值吗？不论克伦斯基关于民主和共同理想的演讲内容有多么精彩绝伦，他真正要求的是这些前线的士兵为遥远的在首都——不论是在彼得格勒、巴黎，还是在伦敦——所策划的战争目标而战死沙场。“我们此刻拥有自由，而且我们还将得到土地，”一句流行的歌曲如是描述，“所以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打仗，使自己变成残废呢？”[6]22

1706572300

1706572301 不论克伦斯基在兜售他的外交政策时显得多么真诚，他也在其中夹杂了大量欺瞒细节。诚然，在一定程度上，他确实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束缚——1914年9月的《伦敦公约》（它禁止任何协约国国家同德国单独媾和），上一个冬天在彼得格勒和尚蒂伊召开的协约国内部峰会（各方要求俄国在1917年在东部战场牵制敌军以减轻西线战场的压力），以及道义—物质上的因素，诸如协约国一年到头都在将战争军备运往摩尔曼斯克，更不用说法国的“贵妇小径”驻军从1917年5月便开始蔓延的叛乱活动。克伦斯基所遭受到的压力很难不让人同情——他不得不有所作为，以解除俄国盟军遭受到的围困，防止德国将其位于东欧的军队转移过来摧毁法军——即使他此时所代表的苏维埃和街头游行队伍越来越想要退出战争。克伦斯基的困境正是俄国自身的困境。和他一样，大部分俄国人想同时采取这两种方式：他们不想继续参与战争，但是他们也不愿不光彩地向德国人投降。从这层意义上说，克伦斯基是一位很理想的民主党政治家——他通过自己的演讲和政策引导着公众的情绪。

1706572302

1706572303 然而，他却没有证明自己是一位非常好的政治家。俄国公众的情绪问题在于它还未得以充分发展，且仍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它需要克伦斯基更为强有力的引导。如果克伦斯基想要在街头重建法律与秩序，在军队中重建纪律，那么他本可以让科尔尼洛夫放手镇压四月骚乱，并且在之后调集前线军队为向西方协约国承诺过的加利西亚进攻做准备。相反，如果克伦斯基真的想终结“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实行“军队民主化”，他就应该放弃对奥地利加利西亚的进攻——毕竟，这场战役正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所反复指控的帝国主义侵略行径。总参谋部曾计划在1914年入侵奥地利加利西亚以到达喀尔巴阡山脉，并以此巩固俄国在欧洲的防卫线。为了削弱奥匈帝国，布鲁西洛夫曾在1916年再度入侵加利西亚。似乎仍受到这些旧政权的将军的束缚，克伦斯基甚至任命布鲁西洛夫为军队新任总司令，希望他能在这同一个战场施展魔法，重塑他去年夏天的辉煌。对克伦斯基而言，他对布鲁西洛夫的任命等于暗中承认了自己对他们在1917年6月16日/29日入侵加利西亚一事并不知情。这支军队正奄奄一息。当德国的增援部队在1917年7月6日抵达战场后，俄军遂临阵溃逃——他们的行径表明了克伦斯基的演说没起到任何作用。

1706572304

1706572305 相同的矛盾也发生在俄国对抗奥斯曼帝国时所持的战争目标。1917年5月15日/28日，米留可夫之后的新外交部试图根据苏维埃4月份的“不吞并和平”宣言，对《萨宗诺夫—赛克斯—皮科协定》进行调解。一处明显的矛盾之处在于，似乎为了确认俄国的帝国主义之幽灵并没这么容易被埋葬掉，他们在宣称先前属于奥斯曼的一些省份——凡城、比特利斯和埃尔祖鲁姆将“永远归属亚美尼亚人”之前，便在关于俄国革命战争目标的新声明中提到，“通过战争法权占领土耳其的亚洲区省份”。为了使旧式的帝国主义家长式统治同新式的开明人道主义相协调，外交政策的备忘录中还尴尬地规定，这些“亚美尼亚”省份将由俄国官员管理，他们将会帮助把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和土耳其难民遣返回国。23

1706572306

1706572307 在这份修订过的声明中，他们暴露出了一处遗漏。当然，这个明明存在却被人刻意回避的问题正是君士坦丁堡和海峡。由于俄国人仍未“通过战争法权”获得这两处地点，克伦斯基“改革过的”外交部自然未对其进行考虑，仿佛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对俄国的政治家造成困扰，同时还帮助划定了新政权第一次政治危机的边界线一样。然而事实是，不管彼得格勒苏维埃批不批准，俄国的上将们仍在策划着对奥斯曼帝都的征服战争。当“1号法令”颁布后，兵变甚至蔓延至黑海舰队之时（大约20名海军军官丧生其中），克伦斯基到4月底则宣称已经重新恢复了军队纪律。[7]5月中旬，塞瓦斯托波尔水兵苏维埃在关于是否要邀请列宁前来的问题上进行了辩论——列宁早因为主张立即结束战争而变得声名狼藉。投票数是342对20，提议未获通过。24尽管岸上正盛行着一种平等主义思潮——甚至连水兵的敬礼仪式也遭到了反对，但是只要在船上，大多数士兵仍会服从命令。当克伦斯基在加利西亚进攻之前奔赴前线煽动士兵们的爱国精神时，俄军战舰仍继续在黑海沿岸地区来来回回作战，且未受一丝破坏——他们甚至险些消灭了从宗古尔达克运往君士坦丁堡的煤炭供给。5月23日，克伦斯基的舰队对罗马尼亚境内的多瑙河流域（现在由德国控制）实施了突袭，他还指挥水上飞机向康斯坦察投掷了炸弹。次日，克伦斯基突袭锡诺普，击沉了奥斯曼34艘满载粮食和烟草的运煤船。英国海军专员满意地记录道：“很显然，土耳其人认为俄国人可能太专注于国内事务而不会出航。”5月25日，俄军分舰队再次出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尽管这只是一场布雷行动。受到惊吓的苏雄在次日汇报称俄军的巡洋战舰幽灵般地出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西部沿岸的基利奥斯（Kilyos）。俄军的黑海舰队在国内革命之后非但没有放下武器，却似乎比以往更为活跃。25

1706572308

1706572309 然而，岸上军队的士气却开始衰退。“军官和士兵之间似乎并不意气相投”——4月上旬，当“1号法令”开始产生效果时，佩奇在报告中称：“军官对士兵的福利漠不关心，他们不愿为士兵们制定游戏以助其打发时间。”[8]尽管克伦斯基德高望重，但是他的职位仍充满了不确定性：舰队中流传着一个恶毒的谣言，称他在二月革命期间为了避免港口发生暴动，才命令舰队出航。虽然正如大部分沿着土耳其海岸活动的水兵证实了他们愿意在船舰上尽职尽责，但是招募进黑海舰队师部的士兵却毫无顾忌。比如，1917年5月24日的锡诺普作战计划本应包括一支2 000人的部队登陆并烧毁港口，然而，没有一个步兵同意这样做。甚至连克伦斯基也在此刻失去了登陆沙皇格勒的勇气。“关于黑海舰队铁一般纪律的传说，”他告诉佩奇，“早已腐烂。”对这一切感到极为厌烦的克伦斯基遂请求解除自己的指挥权。随后，卢金中将暂时替代了克伦斯基的职位，而克伦斯基则处于水兵委员会的严密监视中。26

1706572310

1706572311 6月21日，正当俄军向加利西亚急增援军的时候，另一场兵变震动了整个敖德萨：4名“持异见的”军官被他们的士兵逮捕。随后，事态又迅速升级，水兵委员会宣布了克伦斯基被免职（而非满足兵变者要求，解除他的武装——这位傲气的上将将他的佩剑扔出船外）。不管怎样，虽然港口一片混乱，但这支俄军集结规模最大的分舰队终于在1917年6月26日开赴博斯普鲁斯海峡——刚好在加利西亚进攻开始的3天前——这支分舰队包括潜水艇群、3艘水上飞机运输船、3艘布雷舰、4艘驱逐舰、2艘巡洋战舰和航线上的1艘船，以及第一次在战争中亮相的无畏舰“叶卡捷琳娜二世号”（此时重命名为“Svobodnaia Rossiia”，或者“自由俄国号”）。下午2点15分，“自由俄国号”上的船员瞥见“布雷斯劳号”喷出浓烟，俄军随即从舰首炮塔向其开火，并连发9轮炮弹，不过都未射中目标。俄军派出一些驱逐舰对“布雷斯劳号”进行追赶，并在它消失在布雷区之前将其赶回至博斯普鲁斯海峡。一场短暂的空中交战由此产生：土耳其的一艘飞机成功对俄军的一艘水上飞机运输船实行了轰炸，因此，俄国人不得不中断了攻势，拉回前军。27

1706572312

1706572313 沙皇格勒之梦不愿就此终止。但是，这与虎口拔牙无异。1917年7月9—10日夜晚，俄军一艘军用机在圣斯特凡诺（耶希尔柯伊）——差不多在今天的伊斯坦布尔阿塔蒂尔克国际机场所在地——上空盘旋，并引起了君士坦丁堡内的恐慌。随后，军机朝金角湾的“戈本号”和“将军号”投掷了10枚炸弹，并在之后又向奥斯曼战争部投放了两枚炸弹。所有的空投都未能击中目标，但是少量停靠在“戈本号”附近的鱼雷舰却遭到了损坏，战争部的马场也遭到一枚炮弹的毁坏。然而，只要苏雄和乌泽多姆细心加以辨认的话，这些轰炸其实来自爱琴海而非俄国（事实上，是一名来自蒙德罗斯的英国飞行员驾驶着一架亨德里·佩奇设计的0/100 3124型轰炸机进行轰炸）。288月23日，一支俄军分舰队出现在土耳其海岸以掩护另外328名士兵在奥尔杜的两栖登陆——此处大约位于特拉布宗和萨姆松之间的中点位置。农民兵的锐气远不及于此，他们炸毁了海湾内的少量建筑物，却没能点燃他们主要的任务目标——土军的飞机库。随后，他们重新登船，打道回府。4天之后，俄军又在沃纳（Vona，今天的佩尔申贝，或称“星期四”）附近发动了另一次“半心半意”的登陆战，随后在遭到土军来自岸边的开火反击后，中断了进攻。就在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党人攫取权力的前夕，仍待在黑海指挥部的一个军官兵团还在继续计划向锡诺普发动一次主要的两栖登陆战，并打算投入一个整军团的力量。然而，随着时间的过去，他们的计划削减为8支步兵营和8支骑兵营发动一次“突袭”，到最后，整个计划也化为了泡影。29然而，这场战争最具象征意义的时刻终于在1917年7月26日到来：当一艘俄国汽船蜿蜒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布雷区并在距岸边足够近的地方扔掷了一封瓶中信的时候，敖德萨也爆发了兵变。这封《由俄国革命者的舰队送呈至土耳其国民的公告书》声明如下：

1706572314

1706572315 德国人不该再染指俄国和土耳其事务。土耳其人民和我们的敌人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德国。出于这个原因，所有的德国士兵、军官及官员都应该被逐出土耳其，这样我们就能同睦邻一样和平相处。［要知道］当今世上唯一存在的专制统治［即在俄国革命之后］只剩德国和奥匈政权了。

1706572316

1706572317 通过这种方式，俄国延续几个世纪的沙皇格勒之梦中断在革命的浅滩上。30

1706572318

1706572319 但是，这真的管用吗？在经过仔细阅读后，土耳其人发现这封来自俄国革命党舰队的瓶中信与旧政权关于奥斯曼海峡的外交备忘录具有绝非偶然的相似性。就像克伦斯基、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的革命党水兵对两种方式都抱有幻想。正如俄国的爱国者们仍然对于“土耳其在意大利战争和巴尔干战争期间封锁海峡的举动”非常生气（他们误解了后一场冲突，但这也暗示了一般俄国民众对此事的观点）——土耳其以其在战争中未宣布的举动“给俄国带来了巨大损失”。尽管这些红军水兵骄傲地告知“土耳其国民”，称其在彼得格勒的革命兄弟已经“宣布与君士坦丁堡决裂”，但是依然想让对方知道“我们绝不允许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落入德国人之手，因为俄国会因此受制于德国人”。听起来就像丘吉尔和他的内阁同僚在声称德国出于自身在近东的帝国主义利益而“逼迫土耳其加入战争”一样，这些撰稿者暴露出了他们对奥斯曼政治主张的固执的天真化理解——这同他们自身意识的缺乏相一致。然而，除了萨宗诺夫协商过的关于放弃君士坦丁堡的声明，这些革命党所提出来的要求（将全体德国人驱逐出土耳其，以及保证俄国自由出入海峡的权力）与沙俄传统的带着一种欺凌口吻的外交政策又有何不同呢？31

[ 上一页 ] [ :1.7065722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