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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有革命运动相似，但毫不逊色的一点是，他们在目的与手段上十分混乱。如果黑海水兵——革命分子，比如克伦斯基及其苏维埃同僚真的想打赢这场战争，他们又为什么将高尔察克解雇，并削弱海军指挥权呢？当他们将迄今为止仍处于主导地位的黑海舰队削弱至几乎难以运作的程度时，这些水兵又能凭借什么向奥斯曼政府提出要求呢？同时，通过将战争的责任推究至德国对土耳其的帝国主义目标，这些愚昧的理论家不过是在重复最初俄军情报机构为破坏土军士气以助尤登尼奇征服这个国家所谋划的老路。现在的问题是，这些革命分子对奥斯曼的类似宣传鼓动行动的确切目标到底是什么？为了说服青年土耳其党人向德国宣布战争，他们自己的资助者和捐赠人又是谁呢？正如他们在瓶中信中向土耳其人所总结的，民主国家遍布全球各地，“尤其是自由的美国”——它此时已经向德国宣布战争了，因此，一个自由的土耳其也应如此。然而，这却是一个比征服沙皇格勒更为脱离现实的美梦。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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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斥着政治派系斗争的俄国革命中，只有布尔什维克党在极力避免在外交政策上出现类似的混乱。对列宁而言，克伦斯基为了美化俄国明显出于帝国主义利益需求所进行的战争，费尽心力打着追求民主及反抗德国专制和帝国主义的旗号，以一种十字军东征的方式加以粉饰可能并不适用。列宁所承诺的和平、土地和面包或许有两件都无法实现（他没有面包可供食用，也没有打算让农民拥有土地——他更希望将土地国有化），但是关于“和平”这一部分的许诺却是真实的：列宁确实想中止战争，即便这意味着要向德国人投降。如果这意味着俄国将要放弃丰厚的战利品（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幅标语就写着：“我们不想要达达尼尔海峡！”），那就随它去吧。如果这意味着再无借口与英国、法国和“自由美利坚”等“民主”盟国肩并肩站在一起，那也只好顺其自然——不管怎么样，它们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如果要求敌方停火意味着本国将成为德国的代言人，那也将只是一个为换取终止“帝国主义战争”和启动世界性革命的微小代价。换言之，在俄国的革命分子中，唯有列宁想对外交政策发动革命——一场真正的与旧政权外交政策决裂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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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7年秋天，局势正按列宁的想法向前发展着。8月下旬，克伦斯基同新任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发生不和，并导致政府与军队之间产生了致命的决裂。8月30日/9月12日，少数因7月起义被关押起来并在监狱中备受煎熬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一次大赦中得以释放（列宁早逃至芬兰，躲过了监禁）。这也使得他们开始全力准备1917年9月19日及9月25日/10月2日及10月8日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召开的苏维埃选举大会，并最终第一次同时在这两个城市的代表会议中赢取了大多数席位。诚然，由于社会革命党在农村占据着优势地位，布尔什维克党人在计划于11月召开的全国性代表大会的选举中毫无胜算。但是，列宁对此类细节毫不在意。随着克伦斯基和社会革命党在困境中苦苦挣扎，孟什维克党由于其自身原则限制所造成的举步维艰——这要求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开始之前先通过“资产阶级的议会”阶段——布尔什维克党遂成了唯一一个拥有明确计划的政党：终结战争。作为政治纲领，这或许无法赢得大多数俄国人的赞同——大多数人还是希望能在战争中战胜德国人。但是，这已足够推翻克伦斯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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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在1917年的大部分时间都遵循着中国古代军事家孙武的策略——他们在俄国敌人正毁灭自己的时候没有横加干涉——到了10月，他们继续沿波罗的海沿岸行军，并攻取了里加湾的一些岛屿，随后又占领了里加湾。俄国人也撤离了塔林——德国和彼得格勒之间的最后一处武装据点。克伦斯基在10月9日/22日下令增兵救援，却遭到了守备军委员会的无视，后者还责备他将科尔尼洛夫解职，并将其他罪行也归咎到他身上。由于受到孤立，同时又被其他爱国者及反战革命分子厌恶，克伦斯基只好在冬宫沉潜待发，悉心准备着他和彼得格勒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一场布尔什维克党人起义的来临。彼时，列宁已经从芬兰回国（没有人知道他是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回国的）；10月10日/23日，他召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对是否发动进攻进行了投票。让列宁大为恼怒的是，托洛茨基搁置动议要将革命往后延迟两个星期，直到一个新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并为此次起义提供一个看似合理的理由后再进行。托洛茨基的提案以10 : 2的票数获得通过。因此，直到1917年10月25日/11月6日，武装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拥护者展开行动，遍及彼得格勒每个角落，并一个接一个占领了关键性的咽喉要道。他们的行动是如此安静，以至于没有人知道革命已经发生。由于政府军不再支持克伦斯基，革命分子所遭遇到的唯一抵抗是来自在冬宫办公的临时政府的宫外守军（克伦斯基本人却很高兴自己终于有了武装镇压布尔什维克党的口实。他从一位美国外交官之处借了一辆汽车，溜出城外，并期望从前线招募一支忠诚的军队）。[9]1917年10月26日/11月7日凌晨两点刚过，内阁成员遭到逮捕，赤卫军将时钟停摆以纪念这一刻（直到现在，这座时钟还指着2点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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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党人花了好几个星期时间才拿下莫斯科和俄国欧洲区的城市中心，又耗费了5年多的时间才重新征服沙皇时代的剩余领土。但是，他们在俄国外交政策上的变革却是非常迅速的。1917年11月8日/21日，第二次苏维埃全体大会通过了一项《和平法令》——它也被记录在列宁的指令之中，以一种类似于宣言的方式要求世界战争结束（它主张在席卷全球的革命之后，所有的交战国都应放下武器）。1917年11月9日/22日，列宁的《和平法令》被传呈至各外交使节手中，但是当各协约国收到这份声明书的时候，它却随即被宣告了死亡——各协约国把列宁看成是德国的奸细。3天之后，列宁又把自己的和平法令发给东部战线的德军总部（德国并未在俄国派驻外交官）。这一次，他的单边停战请求（对方正是这样解读的）却受到了友好得多的待遇。毕竟，德国外交部在4月将列宁送回俄国时也正是带着这种想法。这种结果近乎完美：次日，柏林方面负责同身处斯德哥尔摩的布尔什维克党外交代表团接洽的联络官库尔特·里茨勒向德国所有派驻在外的外交官发出一封通告，要求他们在招待会上“隐藏自己的欢欣”。33对于德国人而言，列宁对权力的攫取是自1914年战争爆发以来他们所听到的最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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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门政府来说，这个消息同样意义重大。在过去的一年里，俄军黑海舰队给土耳其人带来的惊吓一个接一个，而此时，君士坦丁堡终于进入了安全区；至于曾在春季威胁会碾碎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区的高加索军队也将安然挺过这个冬季。但是，当北部由来已久的威胁正逐渐退却之时，帝国的南部防线却面临着比以往更为巨大的压力。由于奥斯曼最高指挥部正被俄国上演的戏剧性事件所吸引，英国采取行动的时刻也得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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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干船坞是将水抽掉，使船舶在此进行出水检查、修理的封闭船池。——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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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了证明这艘传奇之船的真实性，“戈本号”/“亚沃士号”在这场战争中存活了下来，并成为土耳其共和国海军的旗舰。在冷战早期暂时击退苏联之后，“亚沃士号”最终在1950年退役，在1973年被拖走进行拆解——它也由此比丘吉尔和它的大多数对手都活得更为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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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于苏雄正全神贯注于为英国在1916—1917年冬天向达达尼尔海峡重新组织发动的两栖进攻制订计划——这似乎与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委员会愈发“巴洛克式”的自责同步，所以他一定未被充分告知英国的议会政治局势。如果苏雄看到丘吉尔在数周充满了敌意的反复交叉讯问中的局促不安的话，他肯定会在1917年将北部达达尼尔海峡的沿岸大炮转移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并调换这些大炮自1915年以来所搁置的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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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巴济利起源于希腊的法纳尔人（君士坦丁堡希腊人居住的法纳尔区主要家族的成员）。他的爷爷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康斯坦丁，且刚好出生在君士坦丁堡，他曾于1827年参加了纳瓦里诺战役——这场战役摧毁了奥斯曼的地中海海军，并使希腊获得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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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战争爆发时，列宁正身处维也纳。当奥匈政府得知他支持将乌克兰从俄国分离出去之后，便向他提供了一份签证使其可以自由出入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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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大卫·里恩的史诗作品《日瓦戈医生》中有一个出色的构想场景：一位克伦斯基一样的委员站在一个啤酒桶上面劝告士兵保卫他们的家园，他们的女人——而非可耻地向德国人投降。士兵们欢呼着——直到啤酒桶倒塌，委员落入啤酒中。士兵们哄堂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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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这个听起来不太妙，1917年波罗的海舰队的兵变更为严重，至少有150人丧生其中。此外，大多数在黑海舰队中遭到攻击的军官都有德国名字（比如前任总司令埃伯哈特），这表明1916年俄军在占据优势的战场上还残存着些许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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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为了显示自己的前瞻性，佩奇还建议教授这些士兵英式足球，然而他的俄国军官同僚却告诉他，“这种野蛮粗俗的娱乐活动并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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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为争取前线士兵支持他发动反革命进攻以推翻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中彻底失败之后，克伦斯基离开了俄国，而他也将同彼得格勒永别。50年之后，他被邀请在斯坦福大学做演讲——关于俄国革命。他声称自己对于在革命中的所作所为毫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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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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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第十五章 击退阿拉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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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要英国派出军队来助阵，但是拒绝来自法国的任何帮助，或者与法国人产生任何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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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月30日，一位英国间谍将麦加圣嗣长之子费萨尔·本·侯赛因的谈话内容报道给情报机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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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在奥斯曼军事史上是一个奇妙的年份。高加索地区在1916年整个世界战争中大概是最为活跃的战场，可是到了1917年，它却一反往常的安静，人们对这个战场上所发生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奥斯曼第三集团军在1916年春、夏的战争中差点儿遭遇灭顶之灾后，也愿意在革命撕裂俄国的同时进行休整和重组。在俄国这方面，由于其尚未被击败的高加索军队的士气正在迅速恢复，所以其欧洲战场的军队中爆发的叛乱行动并未怎么出现在占领了土耳其东北部的军队中。诚然，尤登尼奇令穆什在1917年5月撤退，但这只是一个取悦第比利斯苏维埃的政治性姿态，且与土耳其人的所作所为无任何关联。在土耳其总参谋部出版的官方战争史中，所有关于1917年的记录在1660页的总页数中只占了20页，而在这20页记录之中，几乎没有提到俄国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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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土耳其官方史对1917年保持缄默的原因不仅仅是俄国的战略失败。同充满戏剧性反转的北部战场一样，南部战场在这一年也遇上了一次决定命运的大逆转。1915年和1916年，奥斯曼帝国在利曼和凯末尔的带领下意外地召集后备部队，成功将朝达达尼尔海峡和加里波利半岛挺进的协约国军队赶跑，并随后在库特城俘获了汤曾德的全部远征军。然而，正当恩维尔庆祝他的叔父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胜利之时，英国却已经开始播撒他们最终胜利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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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往事，我们不难发现英土战争的关键转折点：1916年8月的第二次苏伊士运河战役。尽管克雷斯又一次成功创造后勤运输上的奇迹，带领一支包括机关枪和列炮在内的大规模军队穿过了西奈沙漠，但是这群土耳其人在距离运河近30英里（约48千米）的地方第二次被敌方击溃，因而未能再度抵达苏伊士运河。1916年12月，埃及远征军攻下阿里什和拉法，并建立了英国对西奈的紧密控制——这意味着发自坎塔拉的铁路此时能够向西延伸，穿过沙漠。1917年早些时候，在一次象征性的卫兵换岗中，英国建立的西奈铁路从德土两国所建立的西南部的从杰宁和贝尔谢巴所发出的单轨铁路上通过——这条单轨铁路由总工程师海因里希·奥古斯特·迈斯纳帕夏所建（他还建造了汉志铁路）。此时，开罗便对奥斯曼巴勒斯坦构成了威胁，而英属埃及则免于遭受攻击的危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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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尽管侯赛因在麦加发动的民族主义者及泛伊斯兰教主义者叛乱未能给奥斯曼防线后方造成很深影响，但是这些活动却开始威胁到奥斯曼在汉志北部的交通设施——此地位于向巴勒斯坦开进的英军的右翼位置。由于所谓的“阿拉伯叛乱”在战后中东留下了一股强大的政治残余力量，奥斯曼也非常有必要暂停行动以厘清当前的威胁势力。首先，正如已经注意到的，由于绝大多数阿拉伯穆斯林战士仍继续效忠苏丹，侯赛因为激发阿拉伯人团结一致反抗奥斯曼帝国所发出的战事号令便遭遇到了彻底的失败。在奥斯曼军营中，只有少量变节的军官，而非一个阿拉伯团的士兵叛逃至敌方阵营。在侯赛因次子阿卜杜拉的带领下，忠于圣嗣长的阿拉伯战士很快制服了麦加及塔伊夫（附近山区的“避暑首府”）的小股奥斯曼守军。在英军舰炮的帮助下，阿卜杜拉成功占领了红海沿岸的港口城市吉达——此城成为英属开罗和麦加之间正在发展的军事同盟的主要物流中心。但是，到目前为止，也仅此而已。作为汉志最大城市的麦地那，由于享受着自大马士革铁路运输而来的物资供应，尚无粮草之虞，依然安稳如山。阿拉伯人对麦地那的最后一波猛攻由侯赛因的第三个儿子费萨尔在1916年10月上旬发动，最终却遭到土耳其人的“痛击”，于是，费萨尔不得不将他的剩余部队撤退至拉比格附近的山区。由于俄军在1916年率领压倒性的兵力向东部安纳托利亚开进，“阿拉伯叛乱”遂变成一件鸡毛蒜皮、微不足道的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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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正当“阿拉伯叛乱”开始倒塌之时，T. E.劳伦斯介入进来——至少，传说是这样的。尽管关于这个关键时刻的时间是准确的，但是传统的故事叙述（最为出名的是大卫·里恩指导的史诗性影片《阿拉伯的劳伦斯》）却隐藏了之后所做出的关键性决定的本质。事实上，当劳伦斯在1916年10月16日第一次访问吉达的时候，还只是一个28岁的年青上尉。尽管他是一名具备敏锐感知力的情报官员，但不管对于开罗抑或是汉志来说，他的作用无足轻重。劳伦斯离开了军队，并加入由开罗东方事务秘书罗纳德·斯托尔斯（Ronald Storrs）所率领的代表团，斯托尔斯将劳伦斯带上主要是因为喜欢他的陪同，而非其他原因（斯托尔斯在知道劳伦斯因为身材矮小而被正规军拒绝之后，把他称作“小劳伦斯”）。因此，劳伦斯也多半出于偶然第一次遇见了阿卜杜拉和爱德华·布雷蒙上校——前者来吉达向英方请求更多的战争物资支援，而后者则负责一支被派往吉达和汉志的大型法国军事代表团——这支代表团远胜于英国人对他们的贡献：它由42名军官和983名士兵构成。凭借自身敏锐的读图能力，劳伦斯在开罗的萨伏伊酒店中迅速介绍了战役的区域秩序——这使侯赛因获得了详尽的信息（据说阿卜杜拉曾惊奇地发问道：“这家伙是神吗，他怎么知道所有事情？”）。受到震惊后，阿卜杜拉遂接受了劳伦斯的私人邀请，前往汉志，以向英国驻开罗当局提供此地的第一手军情报告。对劳伦斯来说，这是其人生轨迹上的一次真正巨变，尽管随之而来的对费萨尔在拉比格附近军营的参观——持续了26个小时——（如果他没有在吉达与费萨尔第二次邂逅的话——这一次产生了更为深远的结果）并不会最终带来太大影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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