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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高尔察克1917年春的飞机出击在今天已很少有人记得，但是对于为践行彼得格勒所盛行的外交政策而进行的战斗而言，它的重要性却也不言而喻。虽然随着沙皇及其秘密警察的倒台，关于这场战争目标的争论点在一开始被掩盖在了民众的欢欣鼓舞之中，但是随着二月革命的爆发，这个议题作为政治问题又得以显现出来。要不然，这些数百万的悲惨的农民——从芬兰湾到比萨拉比亚的锡雷特河，穿过黑海直入小亚细亚、土耳其的亚美尼亚和波斯阿塞拜疆——战死沙场又是所为何事呢？甚至在1917年3月中旬，当“1号法令”传达至军队的时候，巴拉托夫的哥萨克部队正席卷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如果你问巴拉托夫他的士兵是为何而战，他会回答：“［为了］带领俄国走上亚历山大大帝的历史道路。”18如果你问尤登尼奇——这位在1916年对土战争中获得伟大胜利的缔造者，以及现任高加索军队总司令（由于大公的垮台）——他的答案也不会有任何不同。正如尤登尼奇在他的士兵对“1号法令”进行讨论之后报告道，“士兵委员会全体人员”决意“竭力获取战争的最后胜利”。19一同策划博斯普鲁斯海峡登陆战的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则对两栖进攻表示全心全意的支持——事实上，这3位在1917年对奥斯曼帝国最为坚定的进攻派之后成为反布尔什维克白军的领导人物绝非偶然。在彼得格勒，米留可夫虽然曾在1917年4月10日试图淡化自己的立场以安抚苏维埃政权——他声明俄国基于民族自决寻求“永久的和平”，但是他和古契柯夫都支持俄国的扩张主义战争目标。如果你问这位社会主义政治家米留可夫的话，答案将会是俄国的农民正“被这场恐怖的战争所榨尽和摧毁”——言外之意（不过他们拒绝公开对此予以阐述）是指俄国的扩张主义战争目标是非正义且应遭到抛弃的。如果你问那些实际参与作战的士兵，那么答案将基于他们的作战立场（实际上，在俄军取得胜利的土耳其和波斯战场上的厌战情绪要远远低于同德国人交战的欧洲战场）及指挥他们的将军（大量拥有德国名字的军官在1917年春被私刑处死，这说明士兵们不愿意被德皇的军队征服，尽管他们并不清楚这场战争的目的何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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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列宁在1917年4月3日/16日晚上11点10分到达彼得格勒后，这场迅速发展的关于战争目标的论战再度迎来高潮。如果说有人对这个问题有充分把握的话，那非这位被驱逐的布尔什维克领袖莫属——列宁从1914年起便在中立国瑞士发布声明对“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公开指责。[5]列宁不赞同苏维埃政权所奉行的暧昧的妥协主义，却也更反对米留可夫、古契柯夫及其他自由派招摇过市的爱国主义派头。列宁在到达芬兰车站以后——在德国军队护送下从苏黎世经由斯德哥尔摩，被送到对岸——便立即发表了一场言辞激烈的演讲，指责临时政府仍在继续进行战争，并要求推翻它（“一切权力属于苏维埃”）。尽管列宁在他的《四月提纲》中提出的明确的反战立场引起了布尔什维克内部（列宁在国外安全避难之时，他们却在国内受尽磨难）大量人的反对，但他最终在1917年4月7日/20日将此发布在了《真理报》上，从而在战争问题上给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带去了一系列麻烦——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抑或仅仅是帝国主义统治阶级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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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部长，米留可夫正身处政治风暴的中心。尽管他已经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安抚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激进分子，但是这位立宪民主党的领袖也在同时设法消除俄国西方盟国（1917年4月之后，美国也加入其中）的疑虑，因此俄国将不会放弃其共同目标而与德国单独媾和。为了解决目前的两难之局，米留可夫与农民支持的社会革命党领袖进行了商榷——后者仍然在苏维埃政府里占据优势地位，尤其是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他已经成为激进分子与政府之间的斡旋者（作为司法部长的克伦斯基是唯一一位身兼内阁成员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成员的人）。但是克伦斯基本人却承受着来自社会革命党领导人维克托·切尔诺夫的压力——后者同列宁一样曾被长期流放在外，而且毫无心思进行和谈：切尔诺夫想要米留可夫的首级，并且希望有一位能够放弃帝国主义战争目的的人代替他上台。随后，克伦斯基抓住了一次申明自己外交政策的机会：他策划了一种“毒药丸”的折中计划，使米留可夫在呈往俄国的协约国的一份照会（在这份照会中，俄国坚守承诺以“履行［它的］义务”）中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尽管他并没有就此解释清楚，但是通过这种方式，他刚好有力地重申了俄国的战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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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4月20日/5月3日，“米留可夫照会”内容被刊登在了俄国刊物上，并在社会主义反对党中引起了轰动。随后，彼得格勒苏维埃颁布决议对此表示了反对，理由是“革命者的民主政府将不会允许任何出于侵略目标的流血牺牲发生”。一支由一位名叫西奥多·林德（Theodore Linde）的社会主义者军官率领的芬兰守备团进入了马林斯基宫（Mariinski Palace，临时政府经常举行会议的场所，不过这一天临时政府成员聚集在战争部的古契柯夫办公室进行会晤）表达抗议。随着临时政府自二月革命之后第一起严重的街头暴乱，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官拉夫尔·科尔尼洛夫将军请求镇压军中正迅速发展的哗变。内阁听从了克伦斯基的意见，驳回了科尔尼洛夫的请求。在嗅到血腥味之后，列宁召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草拟了一份决议案，他们对临时政府“完全的帝国主义”行径表达了谴责。随后，布尔什维克的游行示威者们举着旗帜涌上街头，宣告“打倒临时政府”以及“一切权力属于苏维埃”。为表支持，布尔什维克党的军事组织领袖N. I.波德沃伊斯基（N. I. Podvoiskii）从芬兰湾的喀琅施塔得（Kronstadt）海军基地召集了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海兵——臭名昭著的好战者——抵达城市。到1917年4月21日/5月4日下午，政府支持者与布尔什维克党人在涅瓦大街发生了暴力冲突，3名抗议者丧生。科尔尼洛夫再次请求重组皇家部队，却也再次遭到拒绝——这一次，他们受到了来自苏维埃的公开挑战，后者向军队传达指令称，若高级军官（比如克伦斯基）不能提供由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所确认的命令，他们不得予以服从。感到尤为不满的科尔尼洛夫随后请求解除了自己在彼得格勒遭到削弱的军职，并被重新任命为加利西亚战场第八集团军的指挥官。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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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躲在幕后的列宁之后对推翻政府的意图进行了否认。但是在“四月天”的骚乱背后，他的操控之手却清晰可见。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描绘出了清晰的政治路线，并对战争和临时政府进行了否定。虽然布尔什维克党人未能成功推翻政府，却给它造成了严重破坏，并将克伦斯基的社会革命党同古契柯夫—米留可夫自由党之间关于战争的分歧暴露了出来。此外，他们还摧毁了军队从彼得格勒苏维埃处所获得的微弱独立性。古契柯夫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在1917年4月30日/5月13日递交了辞呈，而米留可夫在4天之后也步其后尘。俄国自由党的式微为克伦斯基带来了最直接利益，他接替古契柯夫，成了新任战争部部长（新任外交部部长M. I.捷列先科则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他主要受克伦斯基支配）。在1917年5月5日/18日，经过洗牌的新内阁重新宣布了战争目标，他们发誓要“实行军队民主化”，以及放弃帝国主义战争目标。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太令人信服地声称“如果俄国及其协约国失败的话，对所有民族而言都将是一个巨大的灾难，世界和平将会被再次拖后，甚至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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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米留可夫已经退出舞台，此时便轮到克伦斯基向越来越多不满的军队解释这场战争的意图。此事殊为不易，但要完成这项任务，没有人比他更为合适了。即使在那场杜马公开指责沙皇专制及卖国的激愤的演说之前，克伦斯基也早已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出庭辩护律师，他深知如何提出自己的充分理由。在前往前线的巡回演说中，他在煽动军队方面展示出了不衰的精力——他使士兵们相信，他们现在是一个崭新俄国的先锋，他们不再为卑鄙的沙皇而战，而是为民主主义、协约国、社会主义和人民而战。一位目睹了克伦斯基演讲的人将其前线之旅比作一阵“飓风”，另一个人则将其比作“一座喷薄火焰吞噬一切的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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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社会革命党演说家在现场待的时间如此之久，以至于士兵们的情绪都被重新振作了起来，并且开始变得群情沸腾，充满爱国精神和激情。但是，观察家们同样注意到更为关键的一点，“一旦克伦斯基离开了战场”，这些演讲的影响“随即消失得无影无踪”。当这些士兵一有时间对此进行仔细思考，他们中的很多人遂得出结论：克伦斯基的努力并未通过“嗅觉考试”。至于原因，确切地说，对这些农民军而言，同为君士坦丁堡和海峡，或者甚至是奥地利的加利西亚而战相比，难道为俄国的协约国——英国、法国以及美国（至于塞尔维亚——俄国最初进行宣战的导火索，则早在1915年就被攻克了）而战就更有价值吗？不论克伦斯基关于民主和共同理想的演讲内容有多么精彩绝伦，他真正要求的是这些前线的士兵为遥远的在首都——不论是在彼得格勒、巴黎，还是在伦敦——所策划的战争目标而战死沙场。“我们此刻拥有自由，而且我们还将得到土地，”一句流行的歌曲如是描述，“所以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打仗，使自己变成残废呢？”[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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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克伦斯基在兜售他的外交政策时显得多么真诚，他也在其中夹杂了大量欺瞒细节。诚然，在一定程度上，他确实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束缚——1914年9月的《伦敦公约》（它禁止任何协约国国家同德国单独媾和），上一个冬天在彼得格勒和尚蒂伊召开的协约国内部峰会（各方要求俄国在1917年在东部战场牵制敌军以减轻西线战场的压力），以及道义—物质上的因素，诸如协约国一年到头都在将战争军备运往摩尔曼斯克，更不用说法国的“贵妇小径”驻军从1917年5月便开始蔓延的叛乱活动。克伦斯基所遭受到的压力很难不让人同情——他不得不有所作为，以解除俄国盟军遭受到的围困，防止德国将其位于东欧的军队转移过来摧毁法军——即使他此时所代表的苏维埃和街头游行队伍越来越想要退出战争。克伦斯基的困境正是俄国自身的困境。和他一样，大部分俄国人想同时采取这两种方式：他们不想继续参与战争，但是他们也不愿不光彩地向德国人投降。从这层意义上说，克伦斯基是一位很理想的民主党政治家——他通过自己的演讲和政策引导着公众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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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却没有证明自己是一位非常好的政治家。俄国公众的情绪问题在于它还未得以充分发展，且仍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它需要克伦斯基更为强有力的引导。如果克伦斯基想要在街头重建法律与秩序，在军队中重建纪律，那么他本可以让科尔尼洛夫放手镇压四月骚乱，并且在之后调集前线军队为向西方协约国承诺过的加利西亚进攻做准备。相反，如果克伦斯基真的想终结“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实行“军队民主化”，他就应该放弃对奥地利加利西亚的进攻——毕竟，这场战役正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所反复指控的帝国主义侵略行径。总参谋部曾计划在1914年入侵奥地利加利西亚以到达喀尔巴阡山脉，并以此巩固俄国在欧洲的防卫线。为了削弱奥匈帝国，布鲁西洛夫曾在1916年再度入侵加利西亚。似乎仍受到这些旧政权的将军的束缚，克伦斯基甚至任命布鲁西洛夫为军队新任总司令，希望他能在这同一个战场施展魔法，重塑他去年夏天的辉煌。对克伦斯基而言，他对布鲁西洛夫的任命等于暗中承认了自己对他们在1917年6月16日/29日入侵加利西亚一事并不知情。这支军队正奄奄一息。当德国的增援部队在1917年7月6日抵达战场后，俄军遂临阵溃逃——他们的行径表明了克伦斯基的演说没起到任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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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矛盾也发生在俄国对抗奥斯曼帝国时所持的战争目标。1917年5月15日/28日，米留可夫之后的新外交部试图根据苏维埃4月份的“不吞并和平”宣言，对《萨宗诺夫—赛克斯—皮科协定》进行调解。一处明显的矛盾之处在于，似乎为了确认俄国的帝国主义之幽灵并没这么容易被埋葬掉，他们在宣称先前属于奥斯曼的一些省份——凡城、比特利斯和埃尔祖鲁姆将“永远归属亚美尼亚人”之前，便在关于俄国革命战争目标的新声明中提到，“通过战争法权占领土耳其的亚洲区省份”。为了使旧式的帝国主义家长式统治同新式的开明人道主义相协调，外交政策的备忘录中还尴尬地规定，这些“亚美尼亚”省份将由俄国官员管理，他们将会帮助把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和土耳其难民遣返回国。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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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修订过的声明中，他们暴露出了一处遗漏。当然，这个明明存在却被人刻意回避的问题正是君士坦丁堡和海峡。由于俄国人仍未“通过战争法权”获得这两处地点，克伦斯基“改革过的”外交部自然未对其进行考虑，仿佛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对俄国的政治家造成困扰，同时还帮助划定了新政权第一次政治危机的边界线一样。然而事实是，不管彼得格勒苏维埃批不批准，俄国的上将们仍在策划着对奥斯曼帝都的征服战争。当“1号法令”颁布后，兵变甚至蔓延至黑海舰队之时（大约20名海军军官丧生其中），克伦斯基到4月底则宣称已经重新恢复了军队纪律。[7]5月中旬，塞瓦斯托波尔水兵苏维埃在关于是否要邀请列宁前来的问题上进行了辩论——列宁早因为主张立即结束战争而变得声名狼藉。投票数是342对20，提议未获通过。24尽管岸上正盛行着一种平等主义思潮——甚至连水兵的敬礼仪式也遭到了反对，但是只要在船上，大多数士兵仍会服从命令。当克伦斯基在加利西亚进攻之前奔赴前线煽动士兵们的爱国精神时，俄军战舰仍继续在黑海沿岸地区来来回回作战，且未受一丝破坏——他们甚至险些消灭了从宗古尔达克运往君士坦丁堡的煤炭供给。5月23日，克伦斯基的舰队对罗马尼亚境内的多瑙河流域（现在由德国控制）实施了突袭，他还指挥水上飞机向康斯坦察投掷了炸弹。次日，克伦斯基突袭锡诺普，击沉了奥斯曼34艘满载粮食和烟草的运煤船。英国海军专员满意地记录道：“很显然，土耳其人认为俄国人可能太专注于国内事务而不会出航。”5月25日，俄军分舰队再次出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尽管这只是一场布雷行动。受到惊吓的苏雄在次日汇报称俄军的巡洋战舰幽灵般地出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西部沿岸的基利奥斯（Kilyos）。俄军的黑海舰队在国内革命之后非但没有放下武器，却似乎比以往更为活跃。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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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岸上军队的士气却开始衰退。“军官和士兵之间似乎并不意气相投”——4月上旬，当“1号法令”开始产生效果时，佩奇在报告中称：“军官对士兵的福利漠不关心，他们不愿为士兵们制定游戏以助其打发时间。”[8]尽管克伦斯基德高望重，但是他的职位仍充满了不确定性：舰队中流传着一个恶毒的谣言，称他在二月革命期间为了避免港口发生暴动，才命令舰队出航。虽然正如大部分沿着土耳其海岸活动的水兵证实了他们愿意在船舰上尽职尽责，但是招募进黑海舰队师部的士兵却毫无顾忌。比如，1917年5月24日的锡诺普作战计划本应包括一支2 000人的部队登陆并烧毁港口，然而，没有一个步兵同意这样做。甚至连克伦斯基也在此刻失去了登陆沙皇格勒的勇气。“关于黑海舰队铁一般纪律的传说，”他告诉佩奇，“早已腐烂。”对这一切感到极为厌烦的克伦斯基遂请求解除自己的指挥权。随后，卢金中将暂时替代了克伦斯基的职位，而克伦斯基则处于水兵委员会的严密监视中。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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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正当俄军向加利西亚急增援军的时候，另一场兵变震动了整个敖德萨：4名“持异见的”军官被他们的士兵逮捕。随后，事态又迅速升级，水兵委员会宣布了克伦斯基被免职（而非满足兵变者要求，解除他的武装——这位傲气的上将将他的佩剑扔出船外）。不管怎样，虽然港口一片混乱，但这支俄军集结规模最大的分舰队终于在1917年6月26日开赴博斯普鲁斯海峡——刚好在加利西亚进攻开始的3天前——这支分舰队包括潜水艇群、3艘水上飞机运输船、3艘布雷舰、4艘驱逐舰、2艘巡洋战舰和航线上的1艘船，以及第一次在战争中亮相的无畏舰“叶卡捷琳娜二世号”（此时重命名为“Svobodnaia Rossiia”，或者“自由俄国号”）。下午2点15分，“自由俄国号”上的船员瞥见“布雷斯劳号”喷出浓烟，俄军随即从舰首炮塔向其开火，并连发9轮炮弹，不过都未射中目标。俄军派出一些驱逐舰对“布雷斯劳号”进行追赶，并在它消失在布雷区之前将其赶回至博斯普鲁斯海峡。一场短暂的空中交战由此产生：土耳其的一艘飞机成功对俄军的一艘水上飞机运输船实行了轰炸，因此，俄国人不得不中断了攻势，拉回前军。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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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格勒之梦不愿就此终止。但是，这与虎口拔牙无异。1917年7月9—10日夜晚，俄军一艘军用机在圣斯特凡诺（耶希尔柯伊）——差不多在今天的伊斯坦布尔阿塔蒂尔克国际机场所在地——上空盘旋，并引起了君士坦丁堡内的恐慌。随后，军机朝金角湾的“戈本号”和“将军号”投掷了10枚炸弹，并在之后又向奥斯曼战争部投放了两枚炸弹。所有的空投都未能击中目标，但是少量停靠在“戈本号”附近的鱼雷舰却遭到了损坏，战争部的马场也遭到一枚炮弹的毁坏。然而，只要苏雄和乌泽多姆细心加以辨认的话，这些轰炸其实来自爱琴海而非俄国（事实上，是一名来自蒙德罗斯的英国飞行员驾驶着一架亨德里·佩奇设计的0/100 3124型轰炸机进行轰炸）。288月23日，一支俄军分舰队出现在土耳其海岸以掩护另外328名士兵在奥尔杜的两栖登陆——此处大约位于特拉布宗和萨姆松之间的中点位置。农民兵的锐气远不及于此，他们炸毁了海湾内的少量建筑物，却没能点燃他们主要的任务目标——土军的飞机库。随后，他们重新登船，打道回府。4天之后，俄军又在沃纳（Vona，今天的佩尔申贝，或称“星期四”）附近发动了另一次“半心半意”的登陆战，随后在遭到土军来自岸边的开火反击后，中断了进攻。就在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党人攫取权力的前夕，仍待在黑海指挥部的一个军官兵团还在继续计划向锡诺普发动一次主要的两栖登陆战，并打算投入一个整军团的力量。然而，随着时间的过去，他们的计划削减为8支步兵营和8支骑兵营发动一次“突袭”，到最后，整个计划也化为了泡影。29然而，这场战争最具象征意义的时刻终于在1917年7月26日到来：当一艘俄国汽船蜿蜒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布雷区并在距岸边足够近的地方扔掷了一封瓶中信的时候，敖德萨也爆发了兵变。这封《由俄国革命者的舰队送呈至土耳其国民的公告书》声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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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不该再染指俄国和土耳其事务。土耳其人民和我们的敌人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德国。出于这个原因，所有的德国士兵、军官及官员都应该被逐出土耳其，这样我们就能同睦邻一样和平相处。［要知道］当今世上唯一存在的专制统治［即在俄国革命之后］只剩德国和奥匈政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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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方式，俄国延续几个世纪的沙皇格勒之梦中断在革命的浅滩上。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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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真的管用吗？在经过仔细阅读后，土耳其人发现这封来自俄国革命党舰队的瓶中信与旧政权关于奥斯曼海峡的外交备忘录具有绝非偶然的相似性。就像克伦斯基、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的革命党水兵对两种方式都抱有幻想。正如俄国的爱国者们仍然对于“土耳其在意大利战争和巴尔干战争期间封锁海峡的举动”非常生气（他们误解了后一场冲突，但这也暗示了一般俄国民众对此事的观点）——土耳其以其在战争中未宣布的举动“给俄国带来了巨大损失”。尽管这些红军水兵骄傲地告知“土耳其国民”，称其在彼得格勒的革命兄弟已经“宣布与君士坦丁堡决裂”，但是依然想让对方知道“我们绝不允许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落入德国人之手，因为俄国会因此受制于德国人”。听起来就像丘吉尔和他的内阁同僚在声称德国出于自身在近东的帝国主义利益而“逼迫土耳其加入战争”一样，这些撰稿者暴露出了他们对奥斯曼政治主张的固执的天真化理解——这同他们自身意识的缺乏相一致。然而，除了萨宗诺夫协商过的关于放弃君士坦丁堡的声明，这些革命党所提出来的要求（将全体德国人驱逐出土耳其，以及保证俄国自由出入海峡的权力）与沙俄传统的带着一种欺凌口吻的外交政策又有何不同呢？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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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有革命运动相似，但毫不逊色的一点是，他们在目的与手段上十分混乱。如果黑海水兵——革命分子，比如克伦斯基及其苏维埃同僚真的想打赢这场战争，他们又为什么将高尔察克解雇，并削弱海军指挥权呢？当他们将迄今为止仍处于主导地位的黑海舰队削弱至几乎难以运作的程度时，这些水兵又能凭借什么向奥斯曼政府提出要求呢？同时，通过将战争的责任推究至德国对土耳其的帝国主义目标，这些愚昧的理论家不过是在重复最初俄军情报机构为破坏土军士气以助尤登尼奇征服这个国家所谋划的老路。现在的问题是，这些革命分子对奥斯曼的类似宣传鼓动行动的确切目标到底是什么？为了说服青年土耳其党人向德国宣布战争，他们自己的资助者和捐赠人又是谁呢？正如他们在瓶中信中向土耳其人所总结的，民主国家遍布全球各地，“尤其是自由的美国”——它此时已经向德国宣布战争了，因此，一个自由的土耳其也应如此。然而，这却是一个比征服沙皇格勒更为脱离现实的美梦。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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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斥着政治派系斗争的俄国革命中，只有布尔什维克党在极力避免在外交政策上出现类似的混乱。对列宁而言，克伦斯基为了美化俄国明显出于帝国主义利益需求所进行的战争，费尽心力打着追求民主及反抗德国专制和帝国主义的旗号，以一种十字军东征的方式加以粉饰可能并不适用。列宁所承诺的和平、土地和面包或许有两件都无法实现（他没有面包可供食用，也没有打算让农民拥有土地——他更希望将土地国有化），但是关于“和平”这一部分的许诺却是真实的：列宁确实想中止战争，即便这意味着要向德国人投降。如果这意味着俄国将要放弃丰厚的战利品（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幅标语就写着：“我们不想要达达尼尔海峡！”），那就随它去吧。如果这意味着再无借口与英国、法国和“自由美利坚”等“民主”盟国肩并肩站在一起，那也只好顺其自然——不管怎么样，它们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如果要求敌方停火意味着本国将成为德国的代言人，那也将只是一个为换取终止“帝国主义战争”和启动世界性革命的微小代价。换言之，在俄国的革命分子中，唯有列宁想对外交政策发动革命——一场真正的与旧政权外交政策决裂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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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7年秋天，局势正按列宁的想法向前发展着。8月下旬，克伦斯基同新任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发生不和，并导致政府与军队之间产生了致命的决裂。8月30日/9月12日，少数因7月起义被关押起来并在监狱中备受煎熬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一次大赦中得以释放（列宁早逃至芬兰，躲过了监禁）。这也使得他们开始全力准备1917年9月19日及9月25日/10月2日及10月8日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召开的苏维埃选举大会，并最终第一次同时在这两个城市的代表会议中赢取了大多数席位。诚然，由于社会革命党在农村占据着优势地位，布尔什维克党人在计划于11月召开的全国性代表大会的选举中毫无胜算。但是，列宁对此类细节毫不在意。随着克伦斯基和社会革命党在困境中苦苦挣扎，孟什维克党由于其自身原则限制所造成的举步维艰——这要求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开始之前先通过“资产阶级的议会”阶段——布尔什维克党遂成了唯一一个拥有明确计划的政党：终结战争。作为政治纲领，这或许无法赢得大多数俄国人的赞同——大多数人还是希望能在战争中战胜德国人。但是，这已足够推翻克伦斯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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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在1917年的大部分时间都遵循着中国古代军事家孙武的策略——他们在俄国敌人正毁灭自己的时候没有横加干涉——到了10月，他们继续沿波罗的海沿岸行军，并攻取了里加湾的一些岛屿，随后又占领了里加湾。俄国人也撤离了塔林——德国和彼得格勒之间的最后一处武装据点。克伦斯基在10月9日/22日下令增兵救援，却遭到了守备军委员会的无视，后者还责备他将科尔尼洛夫解职，并将其他罪行也归咎到他身上。由于受到孤立，同时又被其他爱国者及反战革命分子厌恶，克伦斯基只好在冬宫沉潜待发，悉心准备着他和彼得格勒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一场布尔什维克党人起义的来临。彼时，列宁已经从芬兰回国（没有人知道他是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回国的）；10月10日/23日，他召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对是否发动进攻进行了投票。让列宁大为恼怒的是，托洛茨基搁置动议要将革命往后延迟两个星期，直到一个新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并为此次起义提供一个看似合理的理由后再进行。托洛茨基的提案以10 : 2的票数获得通过。因此，直到1917年10月25日/11月6日，武装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拥护者展开行动，遍及彼得格勒每个角落，并一个接一个占领了关键性的咽喉要道。他们的行动是如此安静，以至于没有人知道革命已经发生。由于政府军不再支持克伦斯基，革命分子所遭遇到的唯一抵抗是来自在冬宫办公的临时政府的宫外守军（克伦斯基本人却很高兴自己终于有了武装镇压布尔什维克党的口实。他从一位美国外交官之处借了一辆汽车，溜出城外，并期望从前线招募一支忠诚的军队）。[9]1917年10月26日/11月7日凌晨两点刚过，内阁成员遭到逮捕，赤卫军将时钟停摆以纪念这一刻（直到现在，这座时钟还指着2点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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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党人花了好几个星期时间才拿下莫斯科和俄国欧洲区的城市中心，又耗费了5年多的时间才重新征服沙皇时代的剩余领土。但是，他们在俄国外交政策上的变革却是非常迅速的。1917年11月8日/21日，第二次苏维埃全体大会通过了一项《和平法令》——它也被记录在列宁的指令之中，以一种类似于宣言的方式要求世界战争结束（它主张在席卷全球的革命之后，所有的交战国都应放下武器）。1917年11月9日/22日，列宁的《和平法令》被传呈至各外交使节手中，但是当各协约国收到这份声明书的时候，它却随即被宣告了死亡——各协约国把列宁看成是德国的奸细。3天之后，列宁又把自己的和平法令发给东部战线的德军总部（德国并未在俄国派驻外交官）。这一次，他的单边停战请求（对方正是这样解读的）却受到了友好得多的待遇。毕竟，德国外交部在4月将列宁送回俄国时也正是带着这种想法。这种结果近乎完美：次日，柏林方面负责同身处斯德哥尔摩的布尔什维克党外交代表团接洽的联络官库尔特·里茨勒向德国所有派驻在外的外交官发出一封通告，要求他们在招待会上“隐藏自己的欢欣”。33对于德国人而言，列宁对权力的攫取是自1914年战争爆发以来他们所听到的最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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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门政府来说，这个消息同样意义重大。在过去的一年里，俄军黑海舰队给土耳其人带来的惊吓一个接一个，而此时，君士坦丁堡终于进入了安全区；至于曾在春季威胁会碾碎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区的高加索军队也将安然挺过这个冬季。但是，当北部由来已久的威胁正逐渐退却之时，帝国的南部防线却面临着比以往更为巨大的压力。由于奥斯曼最高指挥部正被俄国上演的戏剧性事件所吸引，英国采取行动的时刻也得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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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干船坞是将水抽掉，使船舶在此进行出水检查、修理的封闭船池。——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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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了证明这艘传奇之船的真实性，“戈本号”/“亚沃士号”在这场战争中存活了下来，并成为土耳其共和国海军的旗舰。在冷战早期暂时击退苏联之后，“亚沃士号”最终在1950年退役，在1973年被拖走进行拆解——它也由此比丘吉尔和它的大多数对手都活得更为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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