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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说英方这边的士气旺盛的话，对方阵营也不遑多让。在从攻势转换为守势后，奥斯曼军队此时在为帝国所不可或缺以及极具战略意义的一块领土而战。尽管土军在沿着加沙和贝尔谢巴之间30英里的战线上只有大约1.1万名步兵，而且敌军数量几近他们的3倍，但是他们却挖掘了战壕，同时，在克雷斯·冯·克雷森施泰因无与伦比的领导下，他们坚守着一块牢固的防御阵地。土耳其人拥有150门大炮——这大致上与埃及远征军（不过英军拥有毒气）相当，以及1 000名骑兵——这使得克雷斯能够在需要增援受到威胁的区域时更加机动灵活。在选择性地忽略贝尔谢巴后，默里在1917年3月26日令炮兵对加沙发动了密集的火力攻击，这显然震住了土耳其人，并使其陷入一片沉寂。默里认为敌军就此被击败，而且有可能会向靠近雅法的北部海岸撤退，于是他派出骑兵部队对城镇展开侦察，却获悉他们的对手仍寸步不让。接下来两天，这支埃及远征军的步兵向对方发动了波浪式进攻，却被击退。战斗场面残酷血腥。据一位德国军官回忆：“他们为每一处树篱、每一座房子而战斗。”总体而言，默里这边损失了大约4 000名士兵——大概是土耳其人的两倍——包括被敌军埋葬的1 500名战亡者。不可思议的是，默里罔顾加沙仍未攻陷的事实向伦敦战争部拍去一份电报，宣称自己在战役中取得了胜利。[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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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合的是，劳伦斯在加沙战役的第一天便在距东南部大约500英里（约805千米）的地方第一次尝到了战斗的滋味。此处位于汉志铁路的阿布纳姆站（Aba el Naam），在麦地那以北大概40英里（约64千米）。劳伦斯实际上（不过他并没有公开这一点）已经放弃了费萨尔，在1917年3月中旬，他便艰苦跋涉至侯赛因次子——位于内陆阿斯谷（Wadi Ais）的阿卜杜拉阵营。他此次前来的目的在于说服阿卜杜拉的阿拉伯游击队员向汉志铁路开展袭击，以阻止土耳其人通过铁路运输增援巴勒斯坦的克雷斯的麦地那援军。再回溯到2月份，英方的情报机构曾截获了杰马勒从大马士革发往麦地那的电报，他在电报中下令土军撤离伊斯兰的第二圣城（以及汉志的最大城市）。劳伦斯并不知道的是，CUP党人选出来代替侯赛因圣嗣长的阿里·海德尔提出来放弃圣城的主张遭到了杰马勒的强烈训斥，后者随后又发送了第二道命令要求废除第一道命令。然而，位于阿布纳姆的汉志铁路交叉路口是一个很好的目标，它对于测试劳伦斯的游击策略也是一个极具战略潜力的重要地点。更为重要的，则是劳伦斯怂恿哈希姆成员加入实际战争的本领。如果铁路被成功切断的话，那么他们总算能在“阿拉伯叛乱”中做出些聊以自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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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错综复杂。同费萨尔一样，阿卜杜拉的拒绝介入也让人感到失望。但是，在1917年3月25日，劳伦斯通过游说其他酋长，成功获得承诺，得到了800名阿拉伯兵力（不过到了次日，实际上只有300人跟随他）。在一名不太有名的英国军官赫伯特·加兰少校的训练下，劳伦斯掌握了如何在铁路轨道上布雷，并在火车通过的时候引爆炸药。于是，他便在南部通至交叉路口一处由两挺机关枪掩护的战略位置上埋设了地雷。同时，他派出一支阿拉伯小队在北侧要道（这一侧却没那么成功）布雷。随后，他还准备了伏击——他将阿拉伯炮手隐藏在山丘的各个方位之中，预备同时向敌军开火。他的战术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奏效：敌军主要的水罐被炸毁，而遭受突袭的土方守军在总共大约400人的情况下损失70人，被俘30人。但是，土耳其人仍坚守着交叉路口。尽管劳伦斯自己布设的地雷按计划引爆了，但是对其掩护的阿拉伯炮手的中途逃跑却给了土耳其人充裕时间对铁轨进行维修，且毫无搅扰。正如劳伦斯在报告中一反常态，谦逊地表态道：“我们并没有完全失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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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劳伦斯在汉志铁路上成功炸出一个洞来，也不会对土耳其在巴勒斯坦方面的入侵产生任何影响。诚然，杰马勒改变从麦地那撤退的主意，或者说英军夺取加沙的失败并非他的错误——尽管他没有从汉志调遣援军。同时，默里的远征军在1917年4月17—19日第二次加沙战役中的再次失败也不能归咎于劳伦斯——尽管在这次战役中，英军首次在奥斯曼战场运用了毒气，还部署小型舰队沿着海岸为进攻任务提供掩护火力。如果土耳其人不能尽力抵抗英国正规军在陆地和海洋上展开的军事攻击——实际上，他们在加里波利和库特战役中就未全心投入——那么劳伦斯同阿拉伯游击队分分合合的联盟将很容易给杰马勒或者克雷斯带去巨大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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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场战争别处的战情发展终于在1917年春季转向了英国一边，其影响也将迅速波及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半岛。在这一年年末，二月革命将会严重破坏俄国在战争中所付出的努力，但是从短期来看，它将有可能在协约国的抗战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场革命通过废除俄帝独裁专制使得美国介入战争的条件更加成熟，而协约国也因此能够为同一个民主理想而战（如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所讲，俄国此时便是“这个荣誉联盟的理想伙伴”）。当然，这也是德国人自取其咎：他们发动了“无限制的潜艇战”，随后又愚蠢地想方设法破坏美国任何可能性的介入——他们甚至在1917年1月16日美国介入之前就通过美国大使馆向墨西哥城发去了密电！——并且承诺道，如果墨西哥向美国宣战，德国将同意其在战后对得克萨斯州、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处置意见。这份很快就变得臭名昭著的“齐默尔曼电报”随同俄国出现的“民主”终于给威尔逊提供了所需要的政治掩护。1917年4月6日，美国国会正式向德国宣战（不过并没有向德国的盟国宣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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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就宣传运动而言，协约国在此时同步策动的一场对外宣传运动又进一步加深了当前局势。当英军对加沙的第一次进攻在1917年3月28日被勉强击退后，出于安全考量，杰马勒帕夏下令从沿着海岸以北40英里（约64千米）处的雅法撤退。这个决定本身没什么不同寻常之处：早在2月，由于土军指挥官总是利用军事前线附近的人口中心区为守军扫净撤退阵线以防敌军从中突破，所以他们在英军发动进攻之前就撤离至了加沙。雅法的问题首先在于时间上——逾越节期间——这不可避免地惹毛了这座城市大量的犹太人口，他们聚集在北部的特拉维夫区。在杰马勒的撤退命令中，犹太人并非独者：城市里大部分的阿拉伯人（还有穆斯林和基督徒）也遭到了驱逐。事实上，由于当地犹太领袖们的力量非常强大，杰马勒便给了犹太人额外一周时间让其妥当安排好自己的事务，并在4月6日之前离开本地——也正是在这一天，美国加入了“一战”。在这次撤退事件中，大约有1万名奥斯曼属民在1917年4月被从雅法驱逐到了叙利亚内陆的不毛之地，其中有1/3都是犹太人。[2]对于杰马勒或者奥斯曼人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光荣时刻，但是在整个帝国驱逐运动的背景之下，或者说在这场战争中的其他地方，这只是一桩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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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关于雅法的故事将不止于此。在那时，尽管杰马勒在这个坐落于巴勒斯坦沿岸，具有一定战略意义的小镇上发起的驱逐运动不为人知或未得到广泛报道，但是在1917年5月期间，这场运动却变成了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中轰动一时的事件。促成这种变化的关键人物正是马克·赛克斯——也正是他在1916年同乔治·皮科和谢尔盖·萨宗诺夫制定了分割奥斯曼帝国的协定。1917年4月27日，身处开罗负责裁决法国同阿拉伯哈希姆王室关于叙利亚领土争端问题的赛克斯与一位奥斯曼犹太裔农学家阿龙·阿龙索恩（Aaron Aaronsohn）进行了会面，后者除了担当杰马勒的顾问为其解决叙利亚的蝗灾以及处理润滑油的相关事项外，还为协约国经管着一个位于巴勒斯坦的情报网络。当阿龙索恩告知“特拉维夫已遭洗劫”，而且有“1万名巴勒斯坦犹太人此时正处于流离失所抑或食物短缺之中”后，赛克斯遂将此消息传达给了一份位于伦敦的犹太复国主义刊物《犹太人编年史》以及阿龙索恩所告知他的一些身处纽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好几天的时间里，这个被适当夸大复述的故事都刊登在了《纽约时报》（“雅法的犹太人所遭受到的驱逐暴行”）的封面上。到了夏天，大部分早在战时就分成两个阵营的西方犹太复国主义者——柏林仍然是全球犹太复国主义者执行委员会的总部，而俄国则长期被看作世界犹太民族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最大敌人——开始决然转投进协约国列强的怀抱。至于协约国，现在有了美国的加入以及民主俄国的再次振兴，似乎已经为打赢这场战争做好了准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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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种充满必胜决心的潮流添砖加瓦的则是在伦敦出现的一个更为强大的联合政府——它不仅决意要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而且想要通过将其焦点转移到东部战线来达成目的。此外，它还更愿意支持犹太复国运动者以作为计划的一部分。由于加里波利及库特的惨败，自由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人们的信任，而首相阿斯奎斯也在1916年12月随同全体内阁递交了辞呈——除了战时国务大臣戴维·劳合·乔治，他迅速同保守与统一党以及前首相亚瑟·贝尔福组成联盟，并接任了外交大臣一职。随着格雷和阿斯奎斯的离任，丘吉尔受罪于加里波利战役的政治流亡以及基奇纳的去世，[3]关于这场战争的新方案实施的所有障碍遂得以扫清，而劳合·乔治对自己的偏好也毫无隐瞒：一个专注于征服奥斯曼帝国的东方战略。到1917年春天，据莫里斯·汉基（Maurice Hankey）记录，每一位内阁成员都已经“完全接受劳合·乔治的观点……全力对付土耳其非常必要”。首相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则体现在新任外交大臣在1917年11月2日所颁布的《贝尔福宣言》中，它指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它还同时承诺保护“巴勒斯坦现存的非犹太族裔的公民权和宗教权”）是其着重于奥斯曼战场新战略的重要一部分——不过这并不一定比英国向法国、圣嗣长侯赛因和阿拉伯人所做出的自相矛盾的承诺更为重要。[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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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劳合·乔治实施其东方战略之前，仍有一个迄今为止仍困扰着英国的问题——它在奥斯曼战区饱受羞辱。加里波利和库特之战由于作战无能仍能见诸报端，而两次加沙战役的失利似乎也预示着巴勒斯坦战场将难以有一个更好的结局。到目前为止，鉴于英军的军事表现，我们并不难理解阿拉伯部落成员——尤其侯赛因的儿子阿卜杜拉和费萨尔——在冒着生命危险，将自己的命运同其身处开罗的金主绑在一起时的犹豫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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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当英国人的所有希望行将落空之时，从美索不达米亚传来的消息却极大恢复了他们的威望及阿拉伯人的信心，并更为广泛地传遍了更为重要的近东地区。在库特战役之耻后，重组的底格里斯兵团又面临着基本问题：他们在1916年的剩余时间里专注于解决物流供应的问题。由于汤曾德被俘，艾尔默和戈林奇又碌碌无能毫无作为，最高指挥部遂请来一位局外人，中将弗雷德里克·斯坦利·莫德爵士（Sir Frederick Stanley Maude），以期他能够助英军挽回颓势。作为克里米亚战争英雄之子，以及从布尔战争到西部战线和加里波利战役的老兵，莫德乃是一名真正的彻头彻尾的军人。莫德对赛克斯—皮科的政治以及英国对阿拉伯世界的意图毫不在意，他仅仅继续处理手头的工作：对巴士拉港口进行现代化建设，监管医院和修船厂的建设以及立即让他的工程师开始着手修建通往底格里斯河上游阿马拉的道路——包括一条处于地面之上，长达36英里（约58千米）并且能够抵御洪水的道路——70座新桥，以及1条通往纳西里耶的铁路线。这些道路和桥梁将不仅用于通行：莫德还从美国订购了1 000辆福特货车，其中有700辆将在冬季到达。从库特战役中幸存下来的士兵得到了充足的时间以恢复健康，而从印度而来的援兵也正开始源源不断涌入战区。到1916年12月，底格里斯兵团的现役部队已有超过10万名兵力，其中有4.5万名步兵、3 500名骑兵以及174门为主攻库特和巴格达的野战炮。与其交锋的是一支奥斯曼军队——由哈利勒·“库特”帕夏所率领的第十八兵团，只有大约1.1万名有生兵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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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艾尔默和戈林奇在前一个春季的发现——莫德也将很快领教到——这些土耳其人在库特城下挖掘的沟壕十分精妙。从1917年1月9日到19日，为了攻陷底格里斯河拐弯处的哈伊迪兹（Khaidiri）据点，第十三师经历了将近10天的“激烈交锋”。而另一处拐弯处达拉，也同样历经10天时间，才被第三兵团在2月中旬攻占——尽管在大炮数量上是土耳其人的20倍。据一位英兵对达拉的土耳其人写信称：“虽然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但是我们却不得不对他们的卓绝表现表示钦佩。”位于赛纳雅的壕沟几乎是参照西线战场的德国标准建造的，因此第七师在发动突袭（他们最终失败）之前又花费3天时间利用航空侦察所建造的伪造工事进行排练。第三次库特战役同第二次一样残酷、冗长。由于天气缘故，战役从1916年12月中旬到1917年2月22日进行得断断续续，当莫德的部队最终在库特城北方的底格里斯河上搭建起桥梁穿行其中时，他们却发现哈利勒帕夏早已朝巴格达方向退去，在上游百英里之远。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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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近的表现来看，接下来的巴格达战役也不会更容易。但是这一次，英军通过其敏捷的追击规避了敌方组建严密防守的可能性。事实证明，将所有赌注都投向了库特的哈利勒帕夏却未能在巴格达城外准备任何有效的防御工事。令人惊讶的是，他甚至还遗弃了泰西封（塞勒曼帕克）的旧有防线——这意味着库特城实际上已经成了巴格达的最后一个据守点。土耳其人单单在库特就已经有将近7 000名士兵被俘，此时整支军队只剩下一个框架（不过英军可能并不知晓这一点，他们对在库特的奥斯曼兵力估计过高，并认为其有两万人之众）。同时，恩维尔在1916年夏天时徒费心机向波斯派遣的奥斯曼第十三兵团却仍旧滞留在哈马丹——当阿里·伊赫桑帕夏接到关于库特惨败的消息时业已太迟，他也因而没有对哈利勒进行援助。在英军的紧急追赶之下——他们在底格里斯河上使用了一种叫作“超级铁骑”的内河舰队——当哈利勒在1917年2月26日到达巴格达后，他认定这座城市已经无法继续进行防卫。考虑到战略及威望方面的因素，恩维尔便否决了他的判断，并下令坚守巴格达。哈利勒倒也竭尽全力执行任务，他命士兵沿着迪亚拉河（位于巴格达以南，同底格里斯河交汇的一条支流）河岸8英里（约13千米）的战线挖掘战壕。但是，他几乎没有时间：当英军在1917年3月7日到达城下时，大炮的安置工作居然尚未完成。3天之后，第三十八兰开夏旅在密集的火力之下开始在迪亚拉河上搭建桥梁。由于英国骑兵巡逻队已经包围了火车站——始发自君士坦丁堡和柏林的著名铁路（不过尚未竣工）——哈利勒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遂下令所剩无几的第十八兵团在1917年3月10日晚上8点撤出这座城市。巴格达陷落。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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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上，在库特的所有戏剧性事件之后，巴格达战役则带来了某种令人扫兴的结局。实际上，英军对此城的攻占可以说是一种肮脏的勾当——莫德的部队在城内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抢掠和纵火——尽管他们非常高兴地找到了好几个月都未尝过的新鲜水果——但仍对这座东方传说中的城市普遍感到失望，“这座城市的街道狭窄、肮脏、发臭，坍塌的房屋和成堆的垃圾阻塞着城内的每一处角落”。即便是这些攻占者用以进行行政管理的大楼也“令人难以置信的肮脏，且害虫滋生”。此外，这种糟糕的印象也是相互的——向来对仪式程序缺乏耐心的莫德进入这座城市的时候未举行任何仪式，也没有进行任何重大的公开宣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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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莫德所取得胜利的象征意义却十分巨大。巴格达不仅是伊斯兰的光辉岁月——750—1258年的阿巴斯哈里发王朝的所在地，它更是最近德国战略的焦点——德皇梦想从北海通往波斯湾的铁路终点。在马克·赛克斯爵士——一个比莫德（他曾被要求向阿拉伯人民制定一份官方的政府公告）更富有想象力（但却顾虑更少）的人的掌握下，巴格达的陷落开始听起来几乎是应验了《圣经》中的内容。在念诵完关于灾难的冗长祷文之后——这段祷文产自1258年蒙古人对这座城市的洗劫，尤其是在奥斯曼世纪，“众多高贵的阿拉伯人为了阿拉伯民族的自由事业和摆脱异族土耳其统治者的掌控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赛克斯宣告道：“不仅我的国王及其属民，同样还有与其联盟的诸多伟大的国家都希望你们应该在过去，当你们的土地还肥沃……而巴格达还是这个世界的众多奇迹之一时能够歆享繁荣昌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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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华丽的辞藻，巴格达在1917年3月的陷落在奥斯曼帝国崩塌的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同时，它在俄法两国（以及巴勒斯坦——埃及远征军刚在第一次加沙战役中遭到击溃）的协约国事业陷入低潮期时为英国赢取了其亟须的可信性。在那短暂的瞬间，英俄两国似乎会携手终结奥斯曼第六集团军的剩余力量。在这样一个有可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时刻，英国的骑兵军官及其俄国同人在对从波斯撤离的土耳其第十三兵团的包围勉强失败之后，第一次在巴格达东北方向的迪亚拉河的克兹尔罗巴克（Kizilrobat）进行了会晤。而巴拉托夫也终于行动起来，并在1917年3月下令哥萨克部队穿越哈马丹附近的美索不达米亚边境。然而，似乎是为了遵从某种阻碍真正的英—俄合作以对抗奥斯曼的地理规律一样，出于对英国人和土耳其人而言同样神秘的因素，巴拉托夫的攻势在一开始就陷入了停顿。事实是，“1号法令”已经从彼得格勒苏维埃政府传达下发出去，因此，即便是巴拉托夫的强大的库班和捷列克河哥萨克骑兵也组成了苏维埃，在“无休止的会议”中讨论了“军需事项”，以及巴拉托夫所反感的被称为“一般性的问题”。由于俄国的威胁再一次以失败告终，土耳其第十三和第十八兵团便得以在萨马拉和提克里特之间重组军队，他们甚至还在英军主力盘桓在巴格达西北的逊尼派三角地区时，在摩苏尔以南建成了一条坚固的防线。虽然幼发拉底河的下一个奥斯曼港口城市费卢杰以及从费卢杰发出的位于上游的巴格达铁路火车站拉马迪都早在1917年3月下旬被敌军攻破，但是从那之后，莫德便决定在巴格达沉潜待发——并在这个炎热的夏季计划下一步行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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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伦斯的英勇表现下，奥斯曼战场的势头此时再度回到巴勒斯坦这一方。这位年轻的英国联络官在1917年5月9日从红海港口沃季出发，进入阿拉伯沙漠。在只有45名阿拉伯部族成员的陪伴下——不包括费萨尔（他仅仅向内陆行进了一两英里路，以向劳伦斯做礼仪式的告别，之后，他又原路返回同英国人策划政治活动）。当他在穿越一片众所周知以El Houl（意即“恐怖”）为名的贫瘠荒漠时，表现出了超越常人的勇气。这支团队的目的地是叙利亚南部的瓦迪瑟罕谷地，大约需要3个星期的艰苦跋涉才能到达，劳伦斯希望以此赢得由奥达·阿布·塔衣（Auda Abu Tayi）所领导的霍威塔部族对他们在战争中的支持。尽管历经可怕的沙尘暴、脱水和疲劳等问题，他们还是成功地到达了目的地。在差不多得到阿布·塔衣的保证之后，劳伦斯又在1917年6月上旬出发前往北部的叙利亚沙漠，以图征询主要绿洲城市的意见。在阿兹拉克，他遇到了位于大马士革、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以南以及阿拉伯半岛以北之间的沙漠地带里最为强大的贝都因部族以培育骆驼为业的如洼拉（Rwala）族酋长盖努里·本·沙拉安（An-Nuri Ibn Shal’an，本·沙拉安也是一位非常残忍的战士，据传他曾“亲手杀掉不少于120个人”——其中两个还是他的兄弟）。虽然比不上阿布·塔衣所做出的承诺，但是这个年轻固执的英国人冒险进入敌军领地且到达如此之北的沙漠地带的壮举还是感染了本·沙拉安。[6]后来，劳伦斯在开罗的上司也因他的叙利亚沙漠之旅为他颁发了战时优异服务勋章。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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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劳伦斯神秘任务中的第三段，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程即将开始。亚喀巴进攻始终环绕着一股传奇的气息。在最初的时候，攻打亚喀巴并非劳伦斯的主意。这个正好坐落于红海与西奈半岛以北汇合之处的小型港口城市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英国和奥斯曼为了争夺此城，曾在1906年的所谓“亚喀巴危机”中大动干戈。[7]由于距离最近的铁路兵站位于马安［内陆75英里（约121千米）处］，此城的防备情况十分薄弱，在和平时期，奥斯曼守备军只有150人，而在战争时期的人数也不容乐观。因此，亚喀巴自然成了一个明显的军事打击目标——英军曾在1916年10月就征得侯赛因圣嗣长的同意攻打此城。作为一次两栖进攻战役，这同加里波利之战相比简直易如反掌，而在难度上，它同红海沿岸的吉达、延布和沃季争夺战相比也不过是婴儿学步——实际上，这只是顺理成章的下一步，并且在1916—1917年的整个冬天在开罗得到了广泛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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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计划未得到实施的原因在于政治因素——劳伦斯再一次把握住了良机。1917年1月，布雷蒙上校在法军最高指挥部阐明了自己的主张后，便对新任开罗高级专员提议向亚喀巴发动一场法—英两栖联合进攻。温盖特对此表示赞同，但是却遭到了默里将军的反对。随后，仍然充斥着反法热情的劳伦斯也对此进行了煽动（迄今为止，他的声誉还未受到加沙之败的影响）。他反对称，费萨尔曾明确表态自己不想要法国人的帮助。在他的帮助下，此事最终尘埃落定。就这样，布雷蒙关于从海上攻取亚喀巴的明智主张便被无限期搁置了下去。[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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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劳伦斯在1917年6月18日由大约500名部族战士（大部分来自霍威塔部族）陪同，从瓦迪瑟罕出发的时候，亚喀巴仍未攻取。在途经拜尔——前往马安的主要绿洲城市时，劳伦斯的分遣队发现土耳其人早已炸出了3座水井，但由于炸弹未能引爆，第四座水井并没有被成功开凿出来。意识到敌军在引诱他前进后，劳伦斯令一支小队假装朝北部位于安曼（今日约旦首都）的兵站行进。土耳其人随后从马安派出一支由550人组成的纵队。在10天的时间里，这两支实力不相上下的军队却一直未能与对方遭遇。最终，在1917年7月2日黎明时分，当土耳其人在夫维拉（Fuweila）——从马安距亚喀巴仅仅40英里（约64千米）的一处关键通道的路上休息时，遭到了阿拉伯人的伏击。100名左右土耳其人逃走，剩下的或被杀或被俘，抑或被留在战场附近的一条小溪岸边等死。同这场屠杀相比，亚喀巴攻城战实际上显得“平淡无奇”：奥斯曼警备司令在1917年7月6日便开门投降，“几乎一弹未发”。为了进一步巩固胜利果实，劳伦斯此时又步行（偕同两名阿拉伯向导）150英里（约241千米），穿越西奈沙漠，到达苏伊士港市，并将攻占亚喀巴的消息及时做了报告，使得英军能够在土耳其人返回重夺亚喀巴之前登陆军队及补充军需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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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夺下亚喀巴的战略地位并不如编年史家有时宣称得那么重要，但是它在游击战中通过（同劳伦斯在其职业生涯的其他表现一样）巧妙的时机安排仍然成了一个标志性的成就。自从巴格达在3月陷落以来，英国人已经在加沙输掉了两场痛苦的战役；在西线战场上的尼韦尔进攻战期间，法军又在贵妇小径发生了叛变；而俄国革命则历经从振奋人心到绝望的过程，随着自由党人在5月份的衰落，克伦斯基也在6月份损失惨重。当劳伦斯在亚喀巴所取得的功绩在1917年7月9—10日传到开罗及英军最高指挥部时，协约国军队正急需好消息鼓舞军心，而这个消息正好来得恰逢其时。加重这种效果乃是开罗最近刚上任的埃德蒙·艾伦比爵士——以“血腥公牛”著称的他拥有令人敬畏的人格——继默里在加沙的史诗性失败后，他在6月下旬前来开罗接管埃及远征军。1917年7月12日，劳伦斯被邀请前来向新任总司令介绍基本情况。这场对话中，劳伦斯充分发挥自己的辩才为阿拉伯人的事业做了宣传，并提议在土耳其后方开展精密的游击作战，而对于艾伦比的右翼部队——他建议此时应该继续在巴勒斯坦的攻势。当听到有人切实在奥斯曼战场做了如此多的贡献之后，艾伦比感到非常高兴，欣然接受了劳伦斯的建议。在向伦敦汇报时，他几乎难抑热情地说道：“在我看来，劳伦斯上尉提议的由阿拉伯合作者提供的便利非常重要，我们要从中尽全力获取最大利益。”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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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语并非空洞无效。英方从来不吝啬给予侯赛因及其儿子的补助金在此时得到了戏剧性的大幅攀升。刚开始，英方每月向其支付一笔5万英镑的定金，当“叛乱”在1916年6月发生后，侯赛因在1917年冬季将这笔定金增加到12.5万英镑，之后又变成20万英镑。当劳伦斯激发了艾伦比的想象力之后，英方给予“阿拉伯叛乱”的补助金在1917秋天又达到了惊人的每月50万英镑，以1917年美元来算相当于每年超过20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一年20亿美元——这笔费用通过阿拉伯人唯一信任的现货金镑支付。在战争的末期，罗纳德·斯托尔斯估算英国已为“阿拉伯叛乱”花费了大约1100万英镑，而在当时，开罗政府的总黄金储备只有260万英镑（这意味着侯赛因的补助金基本上是由伦敦的国库支付，即由英国的纳税人——以及美国的债券买家买单）。无怪乎在50年之后，一位贝都因酋长在看了大卫·里恩的电影后询问其是否还记得“阿拉伯的劳伦斯”时，干脆地回答道：“他是一个拥有巨额黄金的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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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钱是否得到了明智的投资，则是另外一回事。费萨尔和他的大约1000名部族战士在被运到亚喀巴之后，首次受到一名新联络官皮尔斯·查尔斯·乔伊斯（Pierce Charles Joyce）中校的适当训练。后者虽然不及劳伦斯富有魅力，但他似乎很精通自己的工作。尽管如此，这支自吹自擂的“阿拉伯军团”——即使从战俘营里得到2 500名奥斯曼老兵的进一步扩充——却从未受到重用，他们甚至不如艾伦比埃及远征军右翼中的一支小型辅翼部队；同时，他们也从未被艾伦比放心地投入战场予以使用。至于被派送到东部进入叙利亚南部沙漠以煽动当地贝都因人进行“叛乱”的劳伦斯，则完全未能完成艾伦比向他安排的主要作战目标——摧毁位于德拉以西15英里（约24千米）处、耶尔穆克峡谷（Yarmuk gorge）附近的一座高拱形的铁路高架桥，以对奥斯曼的交通设施形成骚扰。同往常一样，这支贝都因人部队中的很多人在朝目的地行进的路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劳伦斯的最终失败还归结于糟糕的运气：一个士兵失手掉落了步枪，声响巨大，被土耳其哨兵发现。阿拉伯人遂迅速逃离，劳伦斯不得已也加入其中。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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