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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将恩维尔变成一位伊斯兰战斗英雄的，并不真的是布尔什维克党为掌握权力所进行的种种活动。从列宁的角度来看，停战进一步加速了沙皇专制的崩溃瓦解，并根除了反革命最为危险的武器，这固然很好。但是这并不意味他接受俄国的敌人，借此建立起自己的帝国。他或许是一位机会主义者，但却真的并非克伦斯基和协约国政府所称，是一位德国间谍。当布尔什维克党外交部部长托洛茨基在1917年11月高兴地向《曼彻斯特卫报》发布《萨宗诺夫—赛克斯—皮科协定》的条款之时，他有意通过揭露所有参战国（而非仅仅协约国——他碰巧在档案中发现他们的相关通信）的赤裸裸的帝国主义使其窘迫。同样，列宁同意停战并向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派去代表的策略并不是为了满足德国人的需要，而是为了在俄国不得不签署明确繁重的投降条款之前，为复制革命在整个欧洲进行而赢取足够时间。正如托洛茨基后来解释道：“同其他协约国一样，在带着唤醒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劳工党的希望之下，我们开始进行磋商。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不得不尽可能长久地推迟协商会议，以为欧洲的工人们提供足够的时间去理解苏维埃革命。”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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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2月22—28日进行的第一轮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停战谈判有点儿像一场闹剧。两位布尔什维克党主要代表阿道夫·越飞（Adolf Joffe，是同为前孟什维克党员的托洛茨基的心腹好友）和列甫·加米涅夫（Lev Kamenev，列宁的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党心腹）倒是足够严肃庄重。但是与加米涅夫和越飞随行的还有一群杂七杂八的文化人和罪犯，比如从西伯利亚监狱释放出来的阿纳斯塔西娅·比岑科夫人（Anastasia Bitsenko，她的罪名是行刺总督）和罗曼·斯塔什科夫（Roman Stashkov）——他是越飞在到达目的地后意识到己方缺少一名“农民阶级代表”的情况下，从彼得格勒的大街上随便抓来的一名农民。[1]虽然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仍希望圣诞节气氛能够推动协约国政府向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派遣代表，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显得特别着急，同时，他们也缺乏一个合适时机。斯塔什科夫被看到用双手“通过那不修边幅的络腮胡”往嘴里猛塞食物。当被德国东道主询问想要红酒还是白酒来搭配晚餐的时候，斯塔什科夫高兴地回复道：“哪个酒劲儿更大（上哪个）。”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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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种友好的气氛之下，谈判桌的两边正营造出一种相当紧张的态势。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奥匈帝国在战争中的局势比经历过1916年勃鲁西洛夫攻势之后的土耳其更为绝望。当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在那年11月去世之后，在1917年，每一个人都期待着帝国就此沿国界线分崩离析，而这一切也差点儿得以实现。与给奥斯曼帝国带来的喘息之机相比，俄国革命对哈布斯堡帝国的拯救意义也同样十分巨大；而且维也纳的食物短缺情况也并不比君士坦丁堡更加乐观。奥地利的首席谈判代表奥托卡尔·切尔宁（Ottokar Czernin）伯爵被警告道，如果这场谈判被拖得时间太久的话，奥匈帝国将会崩溃。像是被圣诞节气氛（或者说布尔什维克党的和平宣传）勾走了魂魄的切尔宁做出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举动：他宣布如果协约国诸国能来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参加谈判的话（众协约国把列宁政府看作德国人的傀儡政权，因此他们都拒绝将此会议谈判看成是一次真正的和平会议），奥匈帝国将会放弃战争期间占领的所有领土。切尔宁的建议激怒了在场的德国将军及柏林的强硬派媒体，后者随即对德方的首席谈判代表里夏德·冯·屈尔曼展开攻击，并指责他任由切尔宁建议放弃“成千上万名士兵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土地。而保加利亚的小型代表团也同样对自己可能要交还他们所占领的塞尔维亚、上多布罗加部分地区以及索非亚十分觊觎的下比萨拉比亚（或者是奥斯曼在1915年放弃但此时又想收回的色雷斯西部地区）等感到非常恼火。正如外交大臣艾哈迈德·内西米的声明，土耳其的态度微妙，却又清晰依旧：在土耳其考虑放弃领土主张之前，俄国必须撤出它所占领的所有奥斯曼领土。鉴于这些胜利者之间不断出现的摩擦，谈判在1917年12月28日休会，以供每一方仔细考虑。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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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时间在自己一边的不止托洛茨基和列宁。布尔什维克党或许还期待着革命能在中欧爆发，并以此阻碍德国吞并俄国领土的计划。但是，德国人也同样可以以一种更为严肃的方式参与到这场游戏当中来：他们邀请了主张分裂俄国的独立派系前来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比如3位来自乌克兰国会或称拉达的代表——他们曾在12月宣布从俄国独立。同时，土耳其人在原先属于奥斯曼的卡尔斯、阿尔达汉和巴统鼓动民众重新加入帝国。1917年12月22日，恩维尔建立了一个“高加索委员会”，同土耳其的盟国商议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地区的重新合并问题。德国驻土大使约翰·海因里希·冯·贝恩斯托夫伯爵对恩维尔的要求提出了反对——他认为恩维尔的主张乃“东方式的讨价还价”，并给予了否定。14但是，据恩维尔所知，屈尔曼对土耳其人的愿望更为友好（他本人曾任驻土大使，实际上，他就出生于君士坦丁堡）。他支持乌克兰拉达式的解决方法，并建议土耳其就吞并事项在这些前奥斯曼行省举行公开投票。在屈尔曼为土耳其吞并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地区，及俄帝高加索军队压境助阵背书的情况下，恩维尔要想恢复土耳其1877年时的边境似乎只是时间问题。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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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布尔什维克党手中还握有王牌。十月革命之后，临时政府为控制俄国少数族裔建立的人民委员会由斯大林接管。12月，斯大林开始武装高加索军队中的亚美尼亚老兵，试图以此抵抗土耳其的渗透。到了月底，亚美尼亚军团——亚美尼亚人期望能发展成为一支国家军队的萌芽部队——由大约24个步枪营、8支民兵营和约1 000名骑兵组成——总共有2万人之众。161918年1月11日，列宁和斯大林联合签署了一份特殊法令，为1917年5月28日关于亚美尼亚人的一份模棱两可的宣言做出了修改和更新；这一次，他们对“土耳其亚美尼亚”的“民族自决”原则表达了公开支持。1918年1月20日，塔拉特帕夏向布尔什维克党武装亚美尼亚军团的行为提出正式抗议。17尽管布尔什维克党提出了和平号召，塔拉特控诉道，“俄国人依旧本性难移”。18随着布尔什维克党及亚美尼亚人取代了尤登尼奇多数由俄国人—哥萨克人组成的军队，战争在还未结束的情况下便又开始形成了新的战线。抛开所有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会议上进行的愉快交谈，高加索又将面临另一场残酷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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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在1918年1月9日重新开始，协约国仍无迹象参加的时候，一种虚假的感觉似乎正随着真正谈判的开始而遭到弃绝。布尔什维克党此时知道德国人打算将乌克兰从俄国分裂出去，而土耳其也正在准备重返高加索进行战斗。毫不奇怪的是，列宁令托洛茨基亲自接手谈判。正当托洛茨基强制其小组（斯塔什科夫也身在其中）在单独的区域休息饮食以和德国人隔开，以避免被免费的葡萄酒和香槟腐化时，假日乐趣戛然而止。这位布尔什维克党的演讲家随后同屈尔曼在关于“民族自决”（由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1918年1月8日的“十四点原则”中急切提出）的准确含义的争论中展现出了惊人的斗志。[2]奇怪的是，德国人竟然没有阻止全球媒体对谈判进程的报道，而托洛茨基对德国的帝国主义和伪善的抨击也因此得以传播开去。尽管深深困扰于谈判者的夸张举动，屈尔曼却在试图迫使托洛茨基在对人民主权的正义性（德国人主张通过大众投票决定是否将乌克兰和波罗的省份从俄国分割出去）的问题上进行摊牌的过程中勇敢地将讨论导向了愈加抽象的方向。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同托洛茨基相抗衡。很难插得上话的切尔宁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受够了“同这头野兽无止境的精神角力”，希望能够出现一位夏绿蒂·科黛（Charlotte Corday）将这位蓄着山羊胡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刺死在浴缸之中。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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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这场关于主权和民族自决的学术争论感到厌烦，马克斯·霍夫曼将军于1918年1月18日代表德军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最高指挥部向托洛茨基呈送了一幅划定了战后俄国边境线的拟议地图。在这幅地图上，德方出让了所有由德军占领的土地，包括波兰和波罗的海大部分区域。霍夫曼还在讲话中说漏了嘴，称“即使在和约签订一年后”，德国也完全没有从原先属于俄国的领土上撤军的打算——而屈尔曼和切尔宁随即对此表达了遗憾。由于无力改变德国军事行动的残酷事实，托洛茨基只能在请求休战以接收来自彼得格勒的进一步指示之前气急败坏地发出抗议：“全民公决怎么能成为体现所有人想法的最佳方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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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布尔什维克外交部部长此时进退两难。在第二次与第三次会议之间的休息期间返回彼得格勒后，托洛茨基发现自己正处在列宁主义者与布尔什维克党反对派的斡旋中心——双方在关于是否要签署屈辱和约或者发动“革命战争”对抗贪婪的帝国主义德国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当消息传到俄国首都，称德国人并不打算放弃他们在东欧的利益后，列宁遂召集布尔什维克党在各主要根据地的政党领袖前来彼得格勒参加会议——莫斯科、乌拉尔及首都本身。1918年1月21日，代表们就关于战争的3条可行性政策进行了表决。在63张选票中，列宁关于立即同德国人签署和约（尽管条件苛刻）的提议赢得了15张。怀着德国后方爆发革命[3]的期望，布哈林有关继续与同盟国作战的提议以32票获得了微弱多数。托洛茨基争辩道，如果与德国人的战事继续拖长，那么俄国失败的可能性将“十分清楚”；与此同时，他巧妙地提出了另一个折中办法：他曾在10月策划的布尔什维克党起义的翻版。他向有点儿目瞪口呆的布尔什维克党同僚解释道，他们应该做的是“宣布战争结束，不过我们拒绝签署德国强加的吞并主义和约”。布尔什维克党能够因此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进行一种“教育性的示威游行”。通过停止敌对行动以及以一种盛大的宣传姿态遣散俄国军队，他们能够立即实现两个目标：摧毁民众认为他们是“霍亨索伦王室间谍”的普遍看法以及向“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阐明这份由“德国刺刀”强加给俄国的条约并不具有合法性。托洛茨基的新提议随后又变成了标语“不战不和”，并在政党领袖会议进行之前仅仅赢得了63票中的16票。但是实权掌握在中央委员会手中，在这里，托洛茨基的折中办法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并以9∶7获得通过。带着这项奇怪的使命，托洛茨基返回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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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会议才是最受瞩目的。某种意义上，最重要的战后议题（乌克兰议题）到来之前的所有一切只是一幕开场戏。毕竟，波兰和波罗的海大部分地区在1915年便落入了德国人之手；因此，托洛茨基对这些地区从俄国脱离出去的抗议有点儿像竹篮打水。乌克兰拥有富饶的“黑土地”农田、煤矿资源和工业中心，是一份非常丰厚的“战利品”，因而，失去它对任何俄国政府来说都将是灾难性的后果。从战略方面来说，控制乌克兰，尤其是吞并于1783年的克里米亚半岛，乃是俄国在现代史上崛起以及奥斯曼衰落的核心要素。只要沙皇控制了黑海，那么不论是土耳其的北部沿海地区，抑或君士坦丁堡自身，都将永无宁日。相反，若是乌克兰中立化，那么当俄国沦为二流国家，奥斯曼首都的安全性得到保障的时候，奥斯曼领导者们将能够再一次开始重建霸权。此外，同外高加索不同，乌克兰是同盟国一致同意的一个议题。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在此地都无领土要求。诚然，奥匈帝国的担忧似乎有理：乌克兰独立将会为它自己的斯拉夫少数民族树立先例。但是，维也纳极度匮乏的食物状况轻易消除了此类顾虑：奥地利人真正想要的是粮食、土豆和煤炭。表面上，独立的乌克兰拉达（以及德—奥—匈的占领军）能够提供这一切。最重要的是，同盟国每一方在渴望削减俄国力量方面有共同的基本利益诉求，而将乌克兰分割出去则是最为明显的方式。1918年2月1日，停战谈判的第三次会期开始，塔拉特向恩维尔写信告知，与帝国主义者不相上下的布尔什维克党意在建立一个包含乌克兰在内的“俄罗斯联合共和国”。为了预先阻止北境诸如此类的传统威胁死灰复燃，大维齐尔向恩维尔保证道，他将同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合作，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承认乌克兰的独立，以将其从俄国独立出来。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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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将托洛茨基逼入困境，屈尔曼和切尔宁让乌克兰拉达代表在会议开始的时候上台发言。这位理想主义的年轻社会主义者遂针对布尔什维克党发表了一篇指责意味强烈的演说。在演说中，他训斥布尔什维克党背叛革命精神，攻击选举产生的议会，以及压迫乌克兰人民和其他少数民族争取自由的渴望。托洛茨基回击称拉达所代表的领土还不及德国人为其租赁的酒店房间大。据霍夫曼将军的记录，托洛茨基的风凉话有其价值所在。实际上，位于基辅的拉达正摇摇欲坠，而武装的布尔什维克党也正得到进一步壮大（一周之后——2月8日，他们将攻占这座城市，并将拉达驱逐下台）。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掌控了黑海舰队，并影响到了诸如敖德萨之类的港口城市——在这里，当地拉达向列宁政党宣誓效忠。22布尔什维克主义甚至在德国这边也取得了进展。正如德皇威廉二世在1918年2月9日发往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一份电报中的尖锐控诉，“布尔什维克政府”在停战谈判的掩护下，“使用明码广播向我的军队进行演说，并刺激士兵反抗及公开违背长官命令”。[4]23被布尔什维克党的两面派手法激怒后，德国人在奥匈帝国和土耳其的支持下，同乌克兰拉达进行了单独媾和。库尔曼随后告知托洛茨基，他要么在24小时之内签署和约，要么重新开始敌对行为。托洛茨基此时打出王牌，宣布俄国退出战争及遣散军队，不过他们拒绝签署“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和约”：德国及其盟国现在必须要向其厌战情绪高涨的民众解释为何他们还在与一个没有军队的国家作战。霍夫曼将军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只能结结巴巴地说道：“前所未闻！”托洛茨基对自己的宣传妙计感到十分满意，随后，他便返回了彼得格勒。或许是想到了双方之间的这种交锋，美国同列宁未被承认的政府的联络人雷蒙德·罗宾斯（Raymond Robins）称托洛茨基为“混账东西，但却是自耶稣以来最伟大的犹太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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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的新奇策略打乱了敌人的阵脚。1918年2月13日，德国人在王室会议上举行了早该数周之前就应进行的辩论。对于最高司令部而言，鲁登道夫称自己已经受够了托洛茨基的拖延策略。他希望迅速解放东部战线的兵力用来支援西部战线，以期在美国军队形成威胁之前凭借春季的压倒性进攻终结法国的抵抗。如果布尔什维克党继续抗拒签约的话，那么德国人应该朝彼得格勒进军并且推翻他们的政权。尽管同样对托洛茨基感到失望，但是屈尔曼代表外交部反对深陷“革命传染病中心”，并提议德国人采用1917年用过的《孙子兵法》中的战术，在东部战线无为而作，以避免激起反抗布尔什维克党的爱国主义反革命。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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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尔曼是一个讲逻辑的人，但是在王室会议上，他的情感却将他推向了另外一边。尽管德国人向布尔什维克党提供了全力支持，但是德皇威廉二世对其挑动他的军队叛变十分反感；他也开始接收布尔什维克化的彼得格勒“疯狂统治”的最新报告（比如政府颁发了“没收”私人银行账户的法令）。上了年纪的总参谋长兴登堡陆军元帅一向对鲁登道夫为其策划的主张全力支持，这一次，他说道，德国人不能冒险将乌克兰和粮食拱手让给布尔什维克党，消灭他们更好。贝特曼·霍尔维格首相的继任者乔治·冯·赫特林伯爵试图勇敢地进行调停，却遭到了德皇和众将军的否定。虽然是否要攻占彼得格勒的问题仍悬而未决，但是众人却下定决心要在1918年2月18日继续东线的进攻。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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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时十月革命的结果被认为理所当然，但是鲁登道夫对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虚张声势的看法却同这场虚张声势本身一样，是一个非常令人意外的决定。托洛茨基所持的经过授意的“不战不和”政策并不是注定的：这个政策在一场更大的政党会议中遭到压倒性的否决后，遂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中获得险胜——如果这场会议在一周之后举行——正值德国被大罢工撼动之时，这个决议或许会按布哈林的方式进行。俄军1918年1月29日下达的“志愿”遣散令在所有历史中也无先例可循。27同样，鲁登道夫关于1918年2月下旬入侵一蹶不振的俄国的提议极为不合常理——他意图推翻的布尔什维克政府或多或少是在德国外交部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此外，他为此争取的每个人都无法投入他计划的次月西线进攻当中。[5]或许德国人铲除自己在俄国种下的布尔什维克灾祸，或者在美国兵介入战场之前将所有资源投向在法国的攻势具有一定意义。但是，同时这样做太过于疯狂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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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刚开始的结果却令人印象深刻。在波罗的海战场，德文斯克在1918年2月17日不动一兵一卒的情况下落入德军之手。随后，德国人又向前进一步推进至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到了月底，德国战机开始朝彼得格勒投掷炸弹。在中心战区，德国人移到了白俄罗斯，并轻易拿下了明斯克和普斯科夫州。在更南部，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军队迅速进入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在1918年3月1日陷落，德国人因此得以开始与拉达草拟条款，将乌克兰的粮食转移到柏林、维也纳和君士坦丁堡。德军最高指挥部有意安排奥匈军队留在基辅城外，并让其转而进攻敖德萨。同时，正当麦肯森将军率领一支南部军团突袭克里米亚半岛的时候，德军的先锋部队在威廉·格勒纳将军的领导下开始朝哈尔科夫和顿涅茨克进军。到1918年5月8日，德国人已经身处顿河畔罗斯托夫（Rostov-on-Dom）和塔甘罗格（Taganrog），同时他们还派出侦察小组到达东部伏尔加河的察里津（Tsaritsyn，之后是斯大林格勒[6]）及南部的高加索。在短短10周之内，德国人便征服了比（战前）德国领土面积还大的一片辽阔土地。东部战线总指挥官霍夫曼将军带着几分幸灾乐祸注视着这一切的发生，“这是我经历过的最有喜剧意味的战争——人们几乎只坐在火车和汽车上进行作战。少量步兵携带着机关枪和一门大炮在火车上朝前行进，当他们到达下一个铁路站时，攻下它，逮捕布尔什维克党，再派遣另一支分遣队乘坐火车继续前行”。禁不住揭人伤疤的冲动使霍夫曼又补充道：“托洛茨基的理论无法阻止实际的发生。”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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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斯曼战线，进展几乎同样快速。由于对托洛茨基的乖张姿态怀有同样的厌恶，德国人遂改变了之前反对土耳其侵占高加索的主张，并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的终稿中规定：“阿尔达汉、卡尔斯和巴统地区的俄国军队……将被清扫殆尽。”重组后的奥斯曼第三集团军（此时它还吸收了来自已解散的第二集团军的兵力）在维希普帕夏的指挥下，于1918年2月24日拿下了特拉布宗——尽管过程充斥着杀戮（将近有600人死亡，700人在弹药库的爆炸事故中负伤；伤亡者还包括1 050名俄国人和250名希腊人）。30在埃尔津詹—埃尔祖鲁姆战线，新成立的高加索第一集团军在穆萨·卡泽姆·卡拉贝克尔帕夏（Musa Kâzim Karabekir Pasha）率领下于2月24日拿下了马纳·哈图。随后不久，他们又攻下了埃尔津詹。埃尔祖鲁姆于3月12日陷落。就此，1916年的糟糕裁定遂遭到了推翻，卡拉贝克尔和维希普此时又将边界线推回至1914年以前。1918年4月4日，似乎是为了帮恩维尔摆脱自1914年以来的阴影，奥斯曼军队推进至萨勒卡默什。接下来，当土耳其人正朝他们遗失的最后3个省份进军的时候，是时候将时钟调至19世纪70年代了。在几天时间里到达阿尔达汉省后，维希普帕夏在1918年4月12日接受了巴统的投降（历经数小时的散乱抵抗）。4月25日，奥斯曼第一高加索集团军势如破竹地攻进了卡尔斯。就此，奥斯曼帝国便在两个月内收复了丧失40年的领土。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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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同总部的参谋部地图上显示的情势相比，德国人和土耳其人在布尔什维克化俄国的胜利进军更为复杂混乱。为了控制乌克兰资源，德国人及其盟军几乎将这个国家翻个了底朝天。当德国人在1918年3月上旬向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行进的时候，这两个城市已经变成“布尔什维克据点”，并饱受各种“恐怖主义事件”的困扰——“武装团伙在城市中游荡、抢劫、偷窃、谋杀，逮捕资产阶级市民和官员，歇斯底里地制造混乱”。32当德国人3月13日到达敖德萨之后，震惊地发现石油已被劫掠一空，坦克燃着熊熊大火。煤料不论花多少代价也买不到，此外，由于这座城市的食物无法供应其本来的人口——再加上此时20万名从农村地区赶来的难民，他们对粮食盈余的期望便已成空。33尼古拉耶夫（Nikolaev）——黑海最大的造船厂所在地（俄国人正是在此处建造他们的无畏舰），已经被彻底布尔什维克化。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为夺取诸造船厂及电报站的战斗十分残酷：12人战死，40人受伤，另外70人失踪。34在赫尔松，4支德国连队遭到“一伙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埋伏。在海上，持续着一场奇怪的僵局：德国潜水艇对乌克兰港口形成了包围，但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反叛者已经接管了大部分战舰，而且意图不明，所以德国人仍然无法安全进入。局势愈加严峻，德国军队甚至请求身处奥梅丹的苏雄给予帮助——后者迅速派出新近修好的“戈本号”，并亮相于塞瓦斯托波尔、敖德萨和赫尔松。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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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军的黑海舰队极具价值，所以德国人期望能够完好无损地将其拿下。列宁政府在1918年3月3日签署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中规定，俄国战舰在“所有参战方获得全面和平结局”之前要“留”在港口——而德国人则妄图在此之前没收这些船舰。然而，在德国人到达乌克兰的沿岸港口之时，俄国船舰却已所剩无几。比如，在1917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维修状态的“玛利亚皇后号”无畏舰——人们希望它能继续充当俄军旗舰。很快，在布尔什维克党掌控了权力之后，维修工作停了下来。“玛利亚皇后号”再次下水，并迅速沉没——这一次，却是永远。俄军的黑海舰队剩余的——只有2艘（缺编严重）无畏舰、“沃利亚号”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号”以及5艘驱逐舰，一些运输船和鱼雷艇，及少量潜水艇——它们被送至塞瓦斯托波尔并抛锚在此处。由于所有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军官都遭到了处决，所以当德军第一波侦察队到达时，这些被交付的船舰几乎毫无用处。据一位德国舰长在1918年3月中旬报道，俄军无任何海军将领,或者是能够指挥舰队的军官留下。即使有这样的指挥官，他们也缺乏足够的煤料或石油启动船只，也缺乏弹药以填充炮塔（大部分炮弹和其他军械在船上的各种兵变中被扔进了海里）。然而，在二月革命之后，俄军舰队仍继续维系着正常化的作战，并同往常一样掌控着黑海，威慑土耳其沿岸地区——直到1917年秋天。据德国情报机构在1918年4月上旬估测，它的攻击力量已经削弱了99%。36此外，这个估测还是在1918年4月30日最严重的沉船事件发生之前进行的——30日这一天，在看到第一支德军野战炮兵连登上塞瓦斯托波尔上方的高地后，俄军便沉没了自己的最后两艘黑海无畏舰以及20艘鱼雷舰、驱逐舰和运输船。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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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落空后，德国同乌克兰拉达的关系急速恶化，甚至超过了同布尔什维克党。托洛茨基不乏生动地嘲讽道：基辅的社会主义学生证明了他们管理自己首都的无能，更不用说［管理］乌克兰了。铁路城镇周边的农村地区驻扎着德国军队；在这里，混乱肆虐，农民们纷纷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庄稼不受强盗团伙的侵害——包括德国及奥匈军队。在这片之前归属于沙皇而此时布尔什维克化的土地上，农民们很快采用了一种熟悉而痛苦的方式对待这些进行扫荡的军队：他们带着“诅咒你全家”的憎恶取消了市场交易，并将自己生产的粮食作物藏在地下贮藏库中。不论德国军队同拉达签署了何种协议，他们连粮食也无法获得。据格勒纳给鲁登道夫的信中叙述，德国人曾天真地以为乌克兰首都的“牛奶和蜂蜜”遍地都是，但是实际上，“我们连一片面包都无法得到”。因此，1918年4月23日，鲁登道夫批准格勒纳在食物供给无法到来的情况下推翻拉达，并建立法治政权，保护私产，以哄劝农民卖掉他们的粮食。4月28日，德国士兵占领了拉达，并逮捕了代表。在一次由官方授意的接触中，格勒纳拥立一位沙俄军队的哥萨克老兵帕夫洛·斯科罗帕德斯基（Pavlo Skoropadskyi）——哥萨克亥特曼国（Hetmanate）或者说哥萨克扎波里日亚寄主（Zaporizhian Host）的后裔，在1649—1764年，他们曾统治乌克兰中部一带——为盖特曼（最高军事官员）。在帮助知识阶层布尔什维克党如托洛茨基和拉达的乌克兰学生激进团体取得权力，又在威尔逊的民族自决问题上同托洛茨基进行了交锋之后，德国人此时已经解冻了一种自17世纪以来再没见过的哥萨克强人统治方式。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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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加索战线，各种战情不再给人以启发。在战争中四度易手的凡城见证着亚美尼亚人在俄国人离开之后进行的鏖战——大约有1 000人为争夺此城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39当卡拉贝克尔的军队在2月下旬抵达埃尔津詹时，他们报告道，“所有的水井都填满了尸体”，而且大部分都是穆斯林。沿着特拉布宗—巴统战线，维希普帕夏目睹了同样熟悉的骇人场景，他向位于第比利斯的俄军总部发去一封紧急文书，并请求采取措施抑制亚美尼亚人，他们“决心歼灭摧毁奥斯曼的穆斯林”。40位于高加索的亚美尼亚民族委员会也向德军最高指挥部发出了呼吁，并请求德军击退土耳其人。后者正通过进军阿尔达汉和卡尔斯对亚美尼亚人进行又一轮镇压——在这两个城市，“亚美尼亚人血流成河”，而俄国属民也未能幸免于难。“拯救亚美尼亚民族及其人民，”委员会毫无理由地宣布，“同德国息息相关。”41很清楚的是，奥斯曼在1918年春天发动攻势期间，高加索战线上的战斗情况依旧残酷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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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高加索的控制依然悬而未决。在列宁掌控权力之后的混乱中，各种各样的非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者（主要为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党和亚美尼亚的达什纳克党，少量阿塞拜疆鞑靼人也加入了其中）在第比利斯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类似于乌克兰拉达的雏形议会，称作塞姆。又一次，在乌克兰人的领导下，塞姆宣布与同盟国议定和约，并决定不宣告独立。由于无法组织代表团及时到达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塞姆便转而向特拉布宗派出了代表，以期同土耳其人签订双边和约，并获得其承认。这个外高加索的处于萌芽状态中的伪政府因此也发现自己在奥斯曼军队推进至阿尔达汉、卡尔斯和巴统的时候，在这场同自己的征服者的谈判中处于十分奇怪的位置。实际上，正是奥斯曼的将军们想要让塞姆宣布独立，这样一来，他们便可以效仿德国人对拉达的所作所为（在其式微之前），向其强加和平条款。在这场不利的开局中，塞姆在1918年4月22日——巴统陷入维希普帕夏之手后，便立即宣布外高加索民主联邦共和国独立。土耳其人此时有了自己的“拉达”可供摆布，而且他们马上就开始向其强加和平条款，其中包括“外高加索的所有铁路供土耳其人自由使用”。其中的意味已十分明显：奥斯曼军队打算拿下巴库。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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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基辅相似，第比利斯独立之曙光很快就消逝而去。一旦“外高加索”得到奥斯曼帝国的承认，它就开始在民族的派系存亡争夺战中分崩离析。格鲁吉亚人在放弃了与亚美尼亚人暂时结盟带来的便利后，请求德国人给予保护。刚刚从叙利亚赶来的克雷斯·冯·克雷森施泰因中校遂被立即派往第比利斯担任军事全权大使。在为柏林争取到优渥的采矿权后，克雷斯于1918年5月27日在第比利斯市政厅批准了格鲁吉亚独立的公告，这实质上结束了外高加索民主联邦共和国的短暂存在（塞姆也因此解散）。在遭到同类的基督徒格鲁吉亚人的离弃后，亚美尼亚人将他们的民族委员会从第比利斯迁到了耶烈万——后来成为新的亚美尼亚共和国首都。不可避免地，外高加索第三大民族性团体“阿塞拜疆鞑靼人”——或者我们今日称呼的“阿塞拜疆人”——此时也宣布独立——尽管他们受到奥斯曼保护，后者还承诺，“出于之后的国内稳定和国家安全考量，他们将在必要情况下向阿塞拜疆政府提供军事支持”。不言而喻的一点在于，尽管没有公开宣布，但是阿塞拜疆鞑靼人却希望土耳其人能帮他们夺取巴库（就像德国人为拉达重夺基辅一样），这座城市此时由当地布尔什维克党和亚美尼亚达什纳克党［大部分穆斯林人口于4月上旬在沙兰坎尔（Shamkhor）历经了残酷巷战之后逃到了山冈上。在这里，布尔什维克党—达什纳克党武装部队屠杀了几千名阿塞拜疆鞑靼穆斯林］拼凑成的一个激进“公社”控制。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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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高加索的这三个新国家当中，只有亚美尼亚将为其独立而战。5月底从亚历山卓普撤离后，亚美尼亚人在耶烈万城外的卡拉基利塞（Karakilise）和萨达拉巴（Sardarabad）进行了猛烈的抵抗，并使奥斯曼军队在1918年的进军中第一次真正尝到了失败的滋味。耶烈万并非亚美尼亚人对于首都的第一选择：第比利斯才是——尽管是格鲁吉亚王国的前首都，但是它却是亚美尼亚更为重要的文化中心：在战前人口中，亚美尼亚人就占40%，多于格鲁吉亚人的35%；此外，亚美尼亚人掌控着当地经济，并且拥有阅读量最为广泛的报纸。相比之下，耶烈万只是一座不兴旺的地方市镇，且远离外高加索的主要战略干道（从巴统穿过第比利斯直到巴库——在这条线上还有一条铁路线和石油管道）。尽管如此，维希普帕夏部分出于这个原因，同意将耶烈万割让给土方的敌人。眼下，亚美尼亚将得以存活下来。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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