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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塔法·凯末尔和夫人拉蒂菲·哈尼姆，于19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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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劳合·乔治，英国首相，1916—1922年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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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温斯顿·丘吉尔、T. E.劳伦斯和埃米尔阿卜杜勒在耶路撒冷的外约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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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听到风声后，土耳其人在敌军阵线扔下传单，嘲笑默里道：“虽然你在战报上击败了我们，但是我们在加沙战胜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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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早在1914年，大约750名俄国犹太人就因其潜在的安全风险，被从雅法驱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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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1916年6月5日的一次意外巧合中，当基奇纳参加一个访问俄国的代表团途经北海时，不幸触雷身亡——几乎与他所计划策动的“阿拉伯叛乱”同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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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16年，在自己的政治黑暗时期（十分短暂），丘吉尔赶赴西线战场参加战斗，并负责指挥第六营皇家苏格兰燧发枪手团。丘吉尔作战勇猛到了几乎鲁莽轻率的地步，他曾亲自36次冲锋至无人地带，直至精疲力竭，返回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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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莫德的塑像被竖立在市中心，直到1958年革命才被摧毁。但是他的声名却并没有被人遗忘：2003年战争之后，英国位于巴格达绿区的指挥部便被取名为莫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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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据说直到劳伦斯向其提供了6 000金镑，他才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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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05年，在之后修建了汉志铁路的德国工程师海因里希·奥古斯特·迈斯纳帕夏提议向西部亚喀巴建造一条支线，使这座关键的港口城市在受到威胁时能得到土军的及时援助，而非依靠骆驼从118公里开外的马安兵站通行。英军和土军都在1906年向西奈派遣了军队，而亚喀巴危机也几乎演变为一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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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大卫·里恩的史诗电影中，土耳其人在亚喀巴布置了口径为305毫米的大炮，炮口正对着大海，这提示了劳伦斯从陆地发动作战行动。但是土军的大炮数量一共只有两门，这使得射程远超土军大炮的英国或法国海军能够轻易压制地方火力。同达达尼尔海峡相比，亚喀巴两栖作战将轻而易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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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1706570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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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第十六章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毒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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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克兰首都，牛奶和蜂蜜料想会被随意倾倒，而我们却连一片面包也无法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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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3月23日，威廉·格勒纳（Wilhelm Geoener）对埃里希·鲁登道夫说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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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奥斯曼帝国而言，列宁掌控权力的时机正恰逢其时。俄国的停火请求首先在1917年12月3日传至奥斯曼第三集团军耳中，随后，这个消息在12月17—18日夜晚传遍所有奥斯曼战场。在这之前的两周，君士坦丁堡内的面包配给量从原先本就不足的180克一天降至一半，帝都在那个冬天恐怕会遭遇大面积的饥饿。在布尔什维克党起义之前，塞瓦斯托波尔的“革命水兵们”正沿着土耳其海岸线进行常规突袭，其频繁程度吓跑了来自宗古尔达克的运煤船。转瞬间，列宁的停火使得运煤船向君士坦丁堡运输的活动得以继续进行，甚至连来自乌克兰的谷物也能穿过黑海运往目的地。土耳其人——至少那些幸运地居住在帝都的人——不用在那个冬季忍受饥饿或挨冻之苦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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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海海路的打通也很快熄灭了德土间日益加剧的关系危机的火苗，避免其陷入危险的边缘。1917年12月上旬，德军指挥部的鲁登道夫在俄军停战前不久便警告道，德国将不再向土耳其供应燃煤——这在土耳其出现粮草匮乏的情况外，又为其带去了燃料不足的隐忧。德国人因3月巴格达的陷落而广受指责：谣言风传德国军官在哈利勒·“库特”帕夏弃城逃跑之前早已迅速离开。在某种程度上，为了扑灭这种谣言并同时加固奥斯曼帝国的南方防线，鲁登道夫派法金汉接管新的“耶尔德勒姆”军团，只是这位德军前总参谋长却在后来忍受了耶路撒冷投降于艾伦比的奇耻大辱。此时谣言又盛传法金汉允许艾伦比进城，以阻止这座基督教圣城陷入混乱。3除此以外，德国人正因食物和燃料不足而照常受到大众媒体指摘。1917年9月6日，德国在奥斯曼帝国投资的标志性象征——柏林—巴格达铁路的旗舰站，海达尔帕夏车站——在一场大火中，被子弹、燃料以及爆炸物吞噬，并且产生了巨大的爆炸，以至于在海域另一边“位于培拉的房屋都被炸得粉碎”。尽管蓄意纵火遭到普遍怀疑，但是并没有罪犯受到逮捕。如果物资短缺持续到冬季的话，不知道德国还有什么资产会成为土耳其暴徒的袭击目标。此时，多亏了列宁，越来越不得人心的德国人才有机会通过海路向君士坦丁堡运送当地急缺的食物——不管是从友好的战后乌克兰，或是从被占领的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三角洲——这位德国上将正是在此地确立了自己刚获得的黑海掌控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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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斯曼前线，从彼得格勒传来的消息仍然非常鼓舞人心。如果首都的食物配给量不充足，对前线的影响会更糟糕——据利曼观察，当很快失去信任的法金汉在叙利亚的“耶尔德勒姆”军团的掌控权被接管之后，士兵们“被饿得半死，或直接饿死，且衣衫褴褛”。51917年春夏的革命激乱已经足够推翻俄军登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计划，且束缚住尤登尼奇计划在埃尔津詹开展的所有进攻。作为俄军在土耳其东部防御整合战线的一部分，穆什守军在5月份就撤离了。虽然如此，俄军部队仍扎营在防守薄弱的埃尔津詹、特拉布宗、埃尔祖鲁姆以及凡城湖沿岸等地。6虽然“1号法令”也被传达到了高加索和土耳其东部，但是出于明显原因——俄国高加索军队早在1916年便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此地的反叛氛围并不热烈。在1917年4月第比利斯召开的一次士兵苏维埃会议上，一位高级别将军居然被选为主席，这充分显示出士兵们对他们的军官仍然保留着些许尊重。布尔什维克党在整个夏天试图在高加索军队中创建革命基层组织，不过除了第二掷弹师和第一高加索师的一些团部之外，所获甚微。第比利斯苏维埃由支持战争的孟什维克党和克伦斯基的社会革命党掌控，除此之外，少量坚决想要击败土耳其人以报1915年大屠杀之仇的达什纳克党人和亚美尼亚社会主义者也掺杂其间。1917年11月8日，第比利斯苏维埃公然抨击布尔什维克党的政变的非法性，并暗示他们的士兵想要同土耳其人开战。但是，停火协议终止了一切。当这场战争已结束，大量被侵占土地的农民开始返回家园时，那些最为热心高涨的农夫，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在遥远的安纳托利亚坚守岗位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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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党的停战命令带来的后果非常值得我们进行强调——作为列宁的“和平、土地和面包”口号的关键政策要点，它也使布尔什维克党有别于俄国其他争权夺利的派系。按照自己的方式，孟什维克党、社会革命党、立宪民主党、保守党以及君主主义者都十分想要赢得这场同德国人和土耳其人的战争。从1917年11月的选举来看——克伦斯基的党派获得了40.4%的选票，已掌权的布尔什维克党获得了24%的选票，而与克伦斯基结盟的“激进社会民主党”获得了1%的选票——列宁的“和平”政策最多只得到了1/4俄国民众的支持。布尔什维克党的停火命令在本质上便已饱受争议，似乎为了进一步加剧这种争议性，当停火命令传达到前线的时候，一种带有恶作剧意味的指示也掺杂其间，俄军士兵开始同敌军“结交”。当总司令杜霍宁将军接到这些命令时，他拒绝服从。因此，列宁通过广播向军队传达命令，并宣称他们的总司令是一个“反革命分子”。捕捉到有利时机后，一伙激进士兵迅速将杜霍宁私刑处死。同高加索军队的逐渐瓦解类似，俄军总部的兵变并不产生于1917年的革命动乱大潮之中，而是出自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长期谋划。正是列宁——而非克伦斯基或者苏维埃抑或俄国民众——终结了对土战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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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列宁放弃所有战线的行为并不单单意味着奥斯曼帝国可以就此存活下来。在某种意义上，二月革命通过中止俄军从埃尔津詹经过的进程以及将高尔察克组织进攻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意图带进僵局，就已经给了奥斯曼一丝喘息之机。它的真正结果在于改善了奥斯曼在俄国前线的战略态势：将奥斯曼从单方面绝望的防御状态转变成双方都已极度疲惫的胶着状态。但是，在十月革命之后，敌军此刻正面临着崩溃瓦解。当俄军船舰还未遭叛变者破坏时，其依旧处于优越地位的黑海舰队便遵循停战协议，费力地驶回了港口。在安纳托利亚，停战委员会在距埃尔津詹以北45千米（约28英里）处的积尔积克（Kilkit）正式成立，以便从理论上适当地将当前的俄—土前线结合在一起。但是俄方的士兵却立刻开始回家，场面杂然无序。出人意料获得胜利的奥斯曼第三集团军司令维希普帕夏对俄国人在离开时的野蛮行径表达了极力抗议——后者所到之处总是伴随着烧杀抢掠，一片狼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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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时期将奥斯曼帝国从临终之际拯救回来的所有奇迹中，列宁的革命无疑影响最为巨大。上一个冬天曾见证着土耳其的岌岌可危：一旦俄军对君士坦丁堡的最后推进开始，英法两国做好占领奥斯曼帝国残体的准备，土方的残破军队将不得已进行绝望死守。此刻，俄军正值分崩离析，现任大维齐尔塔拉特帕夏认为列宁革命已经“为土耳其东部帝国的实现打开了大门”。奥斯曼一些清醒的刊物，如《今晨》（Sabah）正在讨论“即刻收复东部安纳托利亚及外高加索的土地”。反映到政策上，这意味着被送往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磋商停火协议的奥斯曼外交官们不但会要求收复土耳其在1914年同俄国确立的边境地区，还包括俄国在1877年最后一场俄土战争后占领的卡尔斯、阿尔达汉和巴统“三省”。甚至连巴库——俄国的石油产业中心及通往里海和中亚突厥各国的门户，此时也有可能被卷入纷争之中——不过此地的土耳其人会同他们的德国盟国产生竞争关系——后者对石油也怀有企图之心。在经过1916年的波折之后，恩维尔此时似乎决心要成为一位被载入史册的最伟大的土耳其人——要知道，他曾击败了帝国北境的最主要强敌。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