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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伟大祖国的神殿内将躺满［敌人］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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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塔法·凯末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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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5月11日，《色佛尔条约》被送交给凡尔赛的奥斯曼代表。对于穆斯塔法·凯末尔的民族主义者军队而言，这或许是最好的招募海报。似乎想有意激怒更多的土耳其人，劳合·乔治的条款正好触动了他们所有最为敏感的按钮。1914年9月被废止的广受憎恶的领事裁判权被再次完全恢复，其中还包括由西方监督奥斯曼所有的政府收入及支出——部分原因在于确保土耳其能够支付同其作战的协约国的赔款。英法两国攫取对阿拉伯省份的控制权，或者说意大利控制了安塔利亚与阿菲永[1]之间的安纳托利亚中南沿海部分都还算在预料之中，但是关于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决定充满了争议性。由于美国拒绝进行托管，因此当时独立的亚美尼亚被划归的领土范围便不仅包括亚美尼亚人自己通过武力占领的土地，还包括奥斯曼先前省份的领土：凡城省、埃尔祖鲁姆（包括埃尔津詹）、比特利斯和特拉布宗。此时残疾的亲亚美尼亚派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则被邀请（以推波助澜）绘制最终的边界线。尽管这一条约未能从技术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国，但是为了支持广义定义上的自主权，它在国际联盟的主持下实实在在赋予了库尔德人公民表决的权利。希腊得到了色雷斯东部和爱琴海上所有有争议的岛屿的控制权，此外，规定在5年之后举行全民公投的士麦那也已被希腊军事占领。在战时条约中被承诺划归于俄国的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则由土耳其名义统治，实际上，却由国际委员会共同管辖。由此，奥斯曼“帝国”的残骸便只剩萨卡里亚河另一边的安纳托利亚的残余部分，这里只留有一些著名城市——安卡拉、埃斯基谢希尔、屈塔希亚、萨姆松和锡瓦斯的市中心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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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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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种自证预言式的逻辑下，劳合·乔治苛刻的和平条约从原期望在君士坦丁堡签署的苏丹政府处榨干了所有剩余的政治合法性，并将帝国缩减至只剩残渣大小的领土。1920年3月17日——就在协约国军队解散首都的奥斯曼议会的第二天，穆斯塔法·凯末尔便以惊人的魄力极其迅速地召开了新的大国民议会。毫不令人意外，很多在君士坦丁堡时逃出了协约国为诱捕他们而设立的包围圈的议员被选为新的议员（在布满君士坦丁堡大街小巷的通缉告示中，所有庇护民族主义者的人都受到了“死亡”威胁）。1920年4月23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在安卡拉召开，而这一天之后也被确立为土耳其主权日及儿童日。[2]次日，凯末尔被选为议会议长。尽管出于不愿违背奥斯曼或伊斯兰传统的打算，凯末尔宣布大国民议会正扮演着捍卫此时由君士坦丁堡的协约国占领者“囚禁”的苏丹—哈里发的角色，但是他也阐明，议会代表着这块土地上的最高权威，所有人都必须服从。实际上（而非根据法律），土耳其统治权在此时已经从君士坦丁堡转移到了安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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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色佛尔条约》帮助凯末尔及民族主义者扫清了政治障碍，但是安卡拉的战略蓝图却不容乐观。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此时占据土耳其的兵力已超过5万人，远远多于奥斯曼的剩余军队。希腊则在士麦那的桥头堡投放了超过10万兵力，同时，他们对于向内陆进发已经显得“急不可耐”3。俄国革命造成的国内混乱暂时移除了奥斯曼传统的东、西部威胁，但是这同《蒙德罗斯停战协议》（迫使土耳其从外高加索撤离）一道，给了新亚美尼亚共和国大展拳脚之机。到1919年2月，奥斯曼人在协约国的监管下将其西部边境线完全恢复到了1914年之前的模样。英国的小股部队4月份一离开卡尔斯，亚美尼亚军队便占领了此地；此外，他们还迅速夺取了亚历山卓普—卡尔斯—萨勒卡默什铁路线，并将其兵力分散至北部的阿尔达汉省及南部接近卡厄兹曼的地带。在1919年5月10—11日的周末——希腊占领士麦那的同一个星期——亚美尼亚达什纳克党主席亚历山大·卡蒂西安（Alexandre Khatisian）于“历史悠久的使徒教堂”参加主日崇拜之前在阅兵仪式中穿过了卡尔斯。在教堂里，他宣布亚美尼亚军队将很快扫荡艾拉斯克特（Alashkert）平原，以获得历史上亚美尼亚的剩余地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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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亚美尼亚征服卡尔斯对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而言都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性，但实际上，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事业同俄国一样虚弱。像所有的战争一样，内战会带来陌生的同盟者，卡蒂西安在耶烈万据支配地位的达什纳克党——尽管它创立之初是作为反对沙俄及奥斯曼压迫的社会主义政党而存在的——却发现自己为了阻止红军攻占外高加索而在俄国内战中站在了白军一边。[3]与此同时，凯末尔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本着对协约国——协约国支持白军（尽管热忱程度不同）和亚美尼亚人——的共同恨意，正设法同布尔什维克党开启外交关系。由此，胚胎中的亚美尼亚共和国发现自身正处于一种不确定的境况之中——出于特殊的国家利益考量，劳合·乔治在1919—1920年冬天离弃了白军事业，解除了在波罗的海对彼得格勒的封锁，并中断了对白军的援助。当白军在1920年2月以惨重的代价撤离新罗西斯克后——这将志愿军（邓尼金辞职后，由P. N.弗兰格尔男爵接任司令）逼退至克里米亚半岛——红军向南部推进消灭独立的外高加索共和国便只是时间问题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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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4月，红军席卷里海沿岸，并在穿过独立阿塞拜疆的边界之前夺取了彼得罗夫斯克（Petrovsk，达吉斯坦首都，在停战协议签订之后曾被土耳其人短暂占领）和杰尔宾特（Derbent）。1920年4月28日，应一个布尔什维克革命委员会（此时称为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邀请，红军在破晓前不久便以势如破竹之势推进至巴库。5月7日，格鲁吉亚在明显的军事压力下同苏维埃俄国签订了条约。在条约中，苏维埃承认格鲁吉亚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政体，同样，这也向耶烈万——其边境线环绕巴统省，包括克洛齐（乔鲁赫）谷和其他亚美尼亚声称占有的区域——的达什纳克党传达了明确的信号。5月10日，卡尔斯和萨勒卡默什爆发了支持布尔什维克党的暴动——这两个城市由亚美尼亚共和国在最近获得。次日，红军进军至卡拉巴赫——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之间的一处充满激烈争端的区域（甚至持续到了今天）。尽管达什纳克党坚持要求独立，但是到1920年5月底，亚美尼亚共和国被亲布尔什维武装从多个方向慢慢扼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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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末尔主义土耳其和苏维埃俄国之间正处于萌芽状态的战略联盟——协约国高级专员在君士坦丁堡时曾为此徒劳地警告过劳合·乔治——此时得以结出累累硕果。双方建立在对英国和协约国敌意之上的共同利益早已长期存在。当这两个国家已经搁置领土争议的时候，协约国很难再组织有效的干涉行动。在俄国内战如火如荼地进行之时，向莫斯科派赴使者甚至也变得充满危险——当多方通过秘密方式进行谈判（比如恩维尔帕夏和布尔什维克党通过柏林取得联系）的时候，这极易造成混乱。当红军于1920年4—5月推进至外高加索时，将凯末尔与布尔什维克党阻隔开的便只有受到围困的亚美尼亚共和国了。[4]达什纳克党曾指望英国和法国的帮助，此外，它还将其政治资本押在白军事业上。虽然这个政策在“一战”末期以及1919年秋天（当尤登尼奇的西北军对彼得格勒形成威慑之时，邓尼金也在朝北部的莫斯科进军途中取得了进展）看起来足够明智，但是到了1920年，这已经过时。俄国白军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而英法最后一批军队则途经巴统离开了这个区域（尽管协约国最高理事会曾赞成至少在理论上向亚美尼亚军队提供武器支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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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亚美尼亚受到了孤立，但是共和国的覆灭结局并非不可避免。亚美尼亚国民军曾在1918年同努里帕夏的伊斯兰军的战斗中取得胜利，他们在12月（或多或少）击败了格鲁吉亚人，并在1919年攻克了卡拉巴赫和卡尔斯的大部分地区。据保守估计，亚美尼亚军队优于埃尔祖鲁姆的卡拉贝克尔的第十五兵团——在《蒙德罗斯停战协议》规定遣散军队后唯一一支完整幸存的奥斯曼兵团。即使是在规模上远胜于亚美尼亚武装力量的红军，也曾犹豫是否要直接消灭对手——部分原因在于布尔什维克党想要遵循并吞阿塞拜疆的相对兵不血刃的方式来拿下共和国。卡拉贝克尔也并不急于同亚美尼亚人较量，或者说，他至少还未集结能够确保胜利的足够多的军队。1920年6月8日，此时被任命为东线司令的卡拉贝克尔下令进行部分动员，不过进展缓慢。6月18—22日，亚美尼亚人侵入富有争议的边界地区奥尔图。他们虽然遭到了鞑靼人及土耳其非正规军的抵制，并在埃尔祖鲁姆遇到了十分激烈的抗议，但是卡拉贝克尔方面的回应并不明显——凯末尔还未授权卡拉贝克尔同亚美尼亚人开战（部分原因是就在那一周，希腊便在协约国的授权下向前推进并越过了士麦那）。奥尔图入侵事件非但没有使亚美尼亚—土耳其重启杀戮，还促使耶烈万和安卡拉首次交换外交照会。尽管这次交换并无定论，但是它显示了这对宿敌间正在滋长的某种谨慎的尊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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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同苏维埃俄国的谈判还在进行中，耶烈万同安卡拉便有充分的理由保持谨慎。1920年的夏天对布尔什维克党而言是一场登上世界舞台的大型聚会。尽管波兰在1920年4月对乌克兰的入侵（目标在于基辅）令红军暂时处于下风，并使弗兰格尔的白军一直存活到11月，但是到了8月份，随着红军向华沙推进，事情开始朝莫斯科方向发展。在这个月，共产国际第一次召开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大会，遍布欧洲的代表们在红色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经历了令人极为惊讶的历程，其中的特殊贵宾在刚从白军和波兰手中重夺过来的乌克兰展开了胜利之旅。1920年9月1日，很快就成为传奇的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在巴库召开。这次大会通过广播传递出信息：苏维埃俄国同世界受压迫民族站在一起反抗欧洲帝国主义。[5]随着共产主义的世界性革命——或者至少是红军——似乎赢取一个又一个胜利，整个地区的外交焦点便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了莫斯科。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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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布尔什维克党仍在规划他们自己的对土及对外高加索政策。在这个夏季的情绪高涨时段，当红军向波兰进军的时候，凯末尔民族主义政府派出的使节、切尔克斯人贝基尔·萨米（Bekir Sami）同苏维埃外交部部长格奥尔基·奇切林签订了合作条约：布尔什维克党开始向安卡拉提供武器；作为交换，土耳其将凡城和比特利斯两个省份的部分区域划分给亚美尼亚。然而，当这个信息传递给凯末尔的时候，战线上的情势变化已经极大地削弱了俄国和亚美尼亚的战略地位。当波兰在8月份将红军击败于华沙之后，他们又在9月份重新掌握了主动权，并将俄国人逼退到尼门河后，直至乌克兰。经过巧妙的时间安排，凯末尔批准卡拉贝克尔在1920年9月20日——莫斯科正在向华沙乞和的时候进入卡尔斯。9天之后，奥斯曼军队夺取了萨勒卡默什。由于亚美尼亚人正朝卡尔斯撤退，他们只遭遇了散漫凌乱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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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0月16日，凯末尔凭借此时强大的实力砝码，向奇切林做出正式回应：土耳其将不会让出任何已经占领的土地。到如今，在几乎失去了独立的希望后，亚美尼亚遂请求莫斯科成为其保护国，以换取耶烈万至少对卡尔斯和阿尔达汉的控制权（如果不能获得西方协约国在色佛尔上承诺过划分给它的所有领土的话）。凯末尔在掌控主动权（以及红军全体到达高加索之前——之后，红军肃清了克里米亚半岛的弗兰格尔白军残敌）的同时继续向前推进。1920年10月24日，他命令卡拉贝克尔进击卡尔斯。在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件中，苏维埃全权大使鲍里斯·列格兰（Boris Legran）在10月28日同耶烈万签订条约，承认卡尔斯为亚美尼亚共和国的一部分——两天之后，卡拉贝克尔征服了卡尔斯大本营，俘获了超过2 000名亚美尼亚士兵。11月，卡拉贝克尔继续朝卡尔斯东部边界线推进，迫使耶烈万求和。1920年12月2日，亚美尼亚共和国同安卡拉的大国民议会签署了惩罚性的《居姆吕克条约》——这也是凯末尔政府签署的第一份正式条约。4天之后，红军进驻耶烈万，以吞并无法抵抗土耳其进攻的亚美尼亚共和国。在一种奇怪的半敌半友关系下，卡拉贝克尔的第十五兵团同红军随后继续朝前行进，以瓜分外高加索的剩余部分——红军吞并了格鲁吉亚大部分地区并率先拿下巴统，土耳其人则占得阿尔达汉省的大部分地区以及阿尔特温。1921年3月16日，凯末尔主义土耳其和苏维埃俄国在莫斯科签署了条约，双方承认了由武力缔造的新的边界线：土耳其人复得卡尔斯和阿尔达汉2/3的区域，俄国人得到了巴统。卡拉贝克尔在卡尔斯立下的战功确保了土耳其东部战线的安全——这也一直保持到了今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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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安卡拉还有许多战线值得担忧，这个条约对于它而言便显得十分有利。由于法国人日渐忙于叙利亚方面的战事，当土耳其于1920年6月在奇里乞亚夺取了波赞特之后，法国遂同其签订了临时停战协议——不过战斗仍在托罗斯山脉持续了整个冬天，其间土耳其人在10月份突袭了由法国—亚美尼亚据守的萨因贝利（Saimbeyli）要塞，不过之后又于1921年2月在经受法军长达10个月的围困之后失去了安泰普（加济安泰普）。意大利人由于遭到对手的重挫，也未能在1920年给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带去任何麻烦。即便如此，安纳托利亚中心地带仍然硝烟弥漫，凡在凯末尔民族主义影响力羸弱的地方，总是有切尔克斯及库尔德的不同部族强盗在横行肆虐：比如起始于士麦那的内陆地区，伊兹密特沿岸，环绕屈塔希亚及博卢附近的山脉，甚至还有通往安卡拉的西部通道。不论民族主义者何时能够投入正规军，他们要驱散这些反叛者易如反掌。但是，凯末尔要想凭借自己掌控的有限军力从所有方位开展进攻却分外困难——他最多只有1万或者1.5万兵力，而且这些士兵装备匮乏，缺乏充足弹药。凯末尔在现阶段的真正成就在于将战争限制成为自己能够获胜的小型战役，并且阻止他的众多敌人——亚美尼亚共和国、奇里乞亚的法国—亚美尼亚占领者、意大利人、希腊人和英国人——联合起来对抗他。只要希腊的对手不使它越过士麦那，凯末尔就能够继续挑选实力逊于自己或者至少没有过于优于自己的对手进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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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扭转局势的是一场规模相对较小的战役。1920年6月上旬，一小股土耳其民族主义军对靠近伊兹密特的博卢山山坡下方的反叛分子实施追赶。与此同时，一支为守卫通往君士坦丁堡亚洲方向的要塞工事的英国营部刚好驻扎在这里。尽管伊兹密特湾上的协约国战舰的炮火击退了土耳其人对英国前哨的进攻，但是当地指挥官在意识到敌方兵力远大于己方之后，便下令炸毁储物库，做好被围困的准备。这是凯末尔的民族主义者同英国占领者之间的第一次正面军事冲突，同时，这也是相当严重的一次。由于在君士坦丁堡只有4 469名步兵，另外有2 272名步兵守卫着伊兹密特和阿菲永（南部）之间的铁路线，如果凯末尔发动猛烈攻势，英国将无足够兵力包围首都，而附近也无增援部队（除了657名守卫着达达尼尔海峡沿岸炮台的士兵）。当然，如果在伦敦掌权的是另一个不同类型的人，这些现实问题可能会使英国人重新考虑迫使土耳其人签署一个明显难以接受的和平条约的明智性——尤其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占领军队予以支撑。但是同其他协约国以及自己的大多数顾问不同的是，劳合·乔治决心完全遵从《色佛尔条约》——强制性瓜分土耳其的政策。他一得知英军无法完成任务的消息，便在1920年6月14日召唤韦尼泽洛斯到伦敦，并问他希腊军队是否能够为英国完成这件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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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用这种间接的方式开启了对土耳其的第二阶段入侵。为了让法国及英国的内阁批评家赞同自己的政策，劳合·乔治立即同意将希腊的进军范围限制在士麦那的东部及北部，一直到班德尔马；同时，希腊人将向位于伊兹密特的米尔恩将军的部队临时调派一个师。刚开始，整个军事行动还是遵循计划进行的。在韦尼泽洛斯精心挑选的指挥官莱昂尼达斯·帕拉斯基沃普洛斯（Leonidas Paraskevopoulos）的领导下，希腊军队在1920年6月22日从士麦那分三路呈扇形分散至内陆区域，其中的先头部队“列岛师”急速行军至靠近班德尔马的铁路——7月7日，班德尔马和巴勒克埃西尔失守。希腊人随后向东部转移，并在7月8日拿下了布尔萨。尽管在战略上并不重要，布尔萨却是奥斯曼（奥斯曼土耳其人）帝国的第一个首都：帝国缔造者奥斯曼即埋葬于此处，而且此地一直是土耳其穆斯林的一个重要宗教文化中心。毫不意外，布尔萨的陷落在安卡拉激起了一波哀痛悼念的浪潮，黑色旗帜在窗户上被挂起；据说很多大国民议会议员流着泪，悲恸到连话都讲不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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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而言，希腊的攻势到此便结束了。虽然帕拉斯基沃普洛斯还想继续朝前推进，但是韦尼泽洛斯怕辜负劳合·乔治的信任，所以在1920年7月7日告知位于斯帕的协约国最高理事会，希腊军队将原地待命直到苏丹签署《色佛尔条约》。然而，希腊人却在暗中继续往前推进。通过巧妙的隐瞒手段，帕拉斯基沃普洛斯从班德尔马和士麦那分别拔出一个步兵团和一个师部的力量，以加固色雷斯的希腊武装。1920年7月26日，希腊人进入阿德里安堡——继布尔萨之后，奥斯曼的第二座首都——由此引发了安卡拉又一轮哀哭。8月下旬，希腊人移进乌沙克，随后又在9月上旬进入盖迪兹和坎德拉（Kandira）。9月5日，希腊军队长驱直入亚洛瓦——马尔马拉海东南海岸最为重要的港口城市——马尔马拉海也正是在此处注入伊兹密特湾（直到现在，大部分马尔马拉海的轮渡都是去往旧斯坦布尔的）。这些入侵极其严重地违背了韦尼泽洛斯向最高理事会做出的承诺以及劳合·乔治在春季确定下来的条款且未受惩罚。正如协约国内部调查委员会对1920年夏季的这些进攻做出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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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在推进途中烧毁了成百上千座村庄和城镇，并且袭击了当地居民，刚开始占领艾丁省时施行的大屠杀虽然没有再度系统性发生，但是其暴虐残酷使得成千上万名土耳其人逃至土耳其战线后方。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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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暴虐的希腊军队充当着劳合·乔治的攻城锤角色时，由协约国操控的傀儡苏丹穆罕默德六世（瓦希代丁）派遣代表在1920年8月10日签订了《色佛尔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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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戏码换来对手的最终妥协后，协约国的强制性条约的正式签订却已显得索然无味。安卡拉顿时又一次陷入如丧考妣的悲恸之中，君士坦丁堡这一次也未能得以幸免：店铺关停，黑旗悬挂在建筑物上，道路交通停顿。大国民议会适时向苏丹政府中那些支持签订条约的人提出了强烈谴责（“叛国罪”），但是在8月的时候他们还无动于衷。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奥斯曼议会——此时位于协约国力所不能及的安卡拉——还没有通过这个条约，所以这个条约其实还未获得批准，或者说，至少还难以解决问题。凯末尔和民族主义者明显不承认条约的效力，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心思迁就条约，对它进行讨论。除了希腊人在9月上旬进驻亚洛瓦以外，大部分战线都暂时陷入了停顿，直到卡拉贝克尔开始朝卡尔斯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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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希腊国内的民众对土耳其战争的厌倦情绪也开始增加，韦尼泽洛斯也被迫在9月份举行新的议会选举。韦尼泽洛斯感觉到自己历史性的机遇时刻有可能就此烟消云散，遂下定决心在冬季来临之前——或者，最理想的是，在11月的希腊选举开始前——进一步推进至安纳托利亚。1920年10月5日，受到围攻的希腊首相向劳合·乔治发送了一份长文电报，建议“以决定性摧毁［安卡拉］和本都周边的民族主义武装为目标”发动两栖进攻，并建立一个沿黑海沿岸，同协约国创建的（至少以书面形式确定在《色佛尔条约》中的）大亚美尼亚邻近的新的希腊超级国家。为了掩护自己的侧翼，韦尼泽洛斯请求英军从伊兹密特进发，以巩固萨卡里亚河盆地。同时，英国人还被要求向希腊人提供武器、羊毛制服以及每月300万英镑的补助金。为了进一步诱导英国人履行承诺，韦尼泽洛斯含蓄地威胁称，如果这些条款得不到满足，他们将撤出安纳托利亚。1920年10月下旬，韦尼泽洛斯令部队朝前做出有限的推进，希腊军队遂开往布尔萨以东的山坡，并攻占了伊内格尔、卡拉米塞尔和拉里萨（耶尼谢希尔）。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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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韦尼泽洛斯走得太远。由于法国和意大利——以及劳合·乔治的大多数内阁成员——对于进一步刺激凯末尔怀有慎重态度，所以即便是作为主要希腊主义者的劳合·乔治也没有鲁莽地支持希腊人在如此紧张的时间表上从爱琴海朝黑海挺进的举动。虽然劳合·乔治还在思考如何处理韦尼泽洛斯的爆炸性提议，厄运却已降临雅典。9月30日，年轻的“韦尼泽洛斯主义”国王亚历山大——在1917年支持协约国的政变中替代了亲德派康斯坦丁一世——在塔托伊宫御花园中散步。在追赶跑入灌木丛中的宠物狗时，国王被一只猴子咬中了小腿。刚开始，亚历山大的伤势还不严重，但是很快，他高烧不退，并在1920年10月25日死于败血症——此时，韦尼泽洛斯开始在安纳托利亚发动新的攻势。考虑到哀悼期，希腊将选举推迟至11月14日。由于复位的事突然冒了出来，声援康斯坦丁一世的反对浪潮遂将这场选举变成了某种针对韦尼泽洛斯及其所有外交政策的全民公投。让所有人（不过不是全世界）吃惊的是，韦尼泽洛斯主义者在选举中遭到挫败，他们在议会369个席位中只赢得了118个。韦尼泽洛斯做出的决绝相当彻底，他随后在必然会面临的不信任投票之前辞去了职务，而另一场关于让康斯坦丁一世复位的全民投票则迅速被安排在12月上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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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看上去，猴子咬伤事件带来的政治上的负面影响预示着希腊会向土耳其做出让步。亲德派康斯坦丁一世身处伦敦和巴黎时，一直不受欢迎。早在1920年12月4日——就在安排为康斯坦丁复位进行全民公投的前一天——协约国最高理事会就发表公告对这位国王“在战争期间的不忠态度和行为”进行了谴责，并称为其复位投票的行为将会被看作“对其敌意的一种认可”；同时，如果国王成功复位，协约国将会收回对希腊做出的承诺，包括进一步的经济援助。不管怎样，康斯坦丁在1920年12月5日星期日举行的全面公投中获得了大部分选民的支持（60%左右），并在两个星期后胜利返回雅典。由于协约国援助资金的中断以及对行政部门和军队中的韦尼泽洛斯主义者的清洗行动很可能在短期内到来，希腊人对安纳托利亚的占领也将时日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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