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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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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第二十章 士麦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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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傲慢的敌军已经被击败。战士们！你们的首要目标是地中海！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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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9月1日，穆斯塔法·凯末尔对军队的讲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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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安纳托利亚的战争此刻进入了一种奇怪的平静状态。虽然土耳其人输掉了每一场交战，但是他们最终在萨卡里亚河彻底击败了希腊人，并以损失800人的代价俘虏了敌方1.4万人。尽管如此，为了拯救自己的部队，帕坡拉斯早已在放弃指挥权之前及时撤回了部队，并摧毁了安卡拉以西的铁路、主路和桥梁，以确保土耳其人无法实施追赶。在埃斯基谢希尔和阿菲永的部队重组之后，希腊人开始掘壕固守。除了挺过这个冬天，以及为凯末尔随时发动的袭击制造尽可能多的麻烦之外，他们并无其他计划。据英国驻士麦那领事哈里·兰姆（Harry Lamb）向伦敦汇报帕坡拉斯在撤退时实行的焦土政策时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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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已经意识到自己不得不撤退，但是他们决心罔顾他人的利益，在身后留下一片废墟。所有有时间或者能够搬运走的东西都将被他们转移至希腊，土耳其人则会遭到烧光抢掠。安纳托利亚的命运将单单由鲜血和大火决定，无一幸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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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希腊理想的陨灭，希腊士兵待在安纳托利亚的动力也不复存在。1921年10月辞去第二军团的指挥官职务之后，安德鲁王子从士麦那向家乡寄去一封信：“必须迅速采取措施把我们从小亚细亚的噩梦中解救出来。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们必须停止虚张声势，面对真实情况。因为，到最后哪种结局会更好呢？——是掉入大海还是被按进［水中］之前逃离？”希腊阵营的士气相当低沉。很多被批准了假期以返回希腊本土的军官却再没回来。普通士兵则在文物及一些他们希望能带回家的掠夺品上寻求慰藉，却发现在他们烧毁土耳其村庄之后，已无太多值得夺取的东西。希腊驻士麦那的高级专员阿里斯蒂德·斯泰吉亚德斯（Aristides Sterghiades）看到希腊逃兵在1922年开始大量涌入士麦那的情况后，感到非常震惊。他告知美国领事乔治·霍顿（George Hor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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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处的士兵们烧杀抢掠，在他们的麻袋里塞满了沉重的、毫无价值的东西，在烈日下连日徒步前行。打开这些麻袋，我们发现里面装着石头、砖块、没用的普通土罐……甚至难以成对的旧鞋子……当我们把袋子腾空，询问他们为何要带这些一文不值的物件走这么远时，他们只是呆呆地望着我们，做不出任何应答。在得到食物并且经过一两天休息之后，所有这些如同一场梦境都已过去，而他们也重新变得温顺、理性，并表示要重返战场，继续战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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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坡拉斯的真正希望所在以及他的占领军唯一能指望的是劳合·乔治会以某种方式使他们摆脱困境——魔法似的变出足够的资金和战略物资，使希腊人重新掌握对凯末尔的主动权。1922年1月12日，希腊首相季米特里奥斯·古纳里斯同劳合·乔治以及英王的外交大臣乔治·寇松在罗马进行了会面。这一次，这位亲希（腊）派首相由于受到寇松及内阁剩余成员的反对，无法给予希腊任何承诺。2月，古纳里斯前往伦敦继续磋商此事。他在一封给寇松的信件中描述了帕坡拉斯军队的悲惨境况，并且威胁如果英国不进行援助，他们将撤出土耳其，留英国独自面对凯末尔。寇松并未受到触动，而劳合·乔治在最终得到来自内阁的示意之后，也拒绝了古纳里斯见最后一面的要求，直到他返回雅典。而希腊士兵却被要求坚守阵地，到最后再进行大撤退——对于英国人而言，他们希望最终的撤退成为战后和平协议的一部分，能够有序进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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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在萨卡里亚的溃败并非削弱他们在伦敦谈判立场的唯一因素。由于多年以来英国人一直听闻的是小亚细亚的单方面（即土耳其）暴行，所以当英国的普通民众得知希腊军队以及散兵游勇在土耳其西部的残忍作为之后感到尤为震惊。一个反映了希腊人在土耳其践踏人权的可靠消息来源于阿诺德·汤因比的报道——他是伦敦大学学院研究希腊中世纪及现代史的教授，而他的职位则是由希腊船主捐赠的——发布消息的报纸是《曼彻斯特时报》，它是一份传统的支持希腊（反对土耳其）的格莱斯顿式的自由派报纸。当1921年5月——亚洛瓦—盖姆利克半岛落入希腊人之手后，汤因比刚从君士坦丁堡乘渡船来到亚洛瓦便告知《时报》的读者，除了两个村庄，这个地区的所有穆斯林村庄都被希腊军队或者散兵游勇烧毁（他并不确定到底是谁所为）。6个星期之前，亚洛瓦的土耳其居民尚有7 000人，而此时只有不到700名幸存者，而且“整个穆斯林族群都遭受着恐吓威胁，每天都面临着死亡的危险”。汤因比在6月朝东部的伊兹密特进发，随后“当场看见希腊军队在烧毁土耳其村庄”——他强调道，穿着制服的正规军“冷酷地烧毁了村庄以及停靠在岸边的船只”。汤因比继续前往那些被希腊征服的区域，目睹每处被烧毁的房屋的“废墟之下都掩埋着被烧焦的尸体”。总而言之，他总结道：“希腊人在凡是能在地图上找到的土耳其人聚居的地方对其实行的破坏及毁灭——极其成功。”由于对这些事情的大胆报道，汤因比被解除了伦敦大学学院的希腊历史学教授职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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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因比并不是唯一目睹如此暴行的人。他的报道也得到了其他人的广泛证实，首先是他的妻子罗莎琳德——她在给自己母亲的信件中描述了几乎完全一致的场景。61921年夏天，美国高级专员、海军少将马克·布里斯托尔在向国务院发送的大量报告中对希腊人在亚洛瓦—盖姆利克半岛的暴行进行了描述。7来自瑞士的红十字会代表莫里斯·格里在率领一支协约国内部观察委员会参观这个区域被毁灭的村庄之后，看到了“每一处都掩埋在冒烟的废墟之下，以及少量居民。剩下的人逃到了深山之中。8具尸体，4具是女性……一些已经遭到了肢解”。一位随行的希腊军官为了对幸存者声称来自希腊内陆的正规军都是罪犯的言论进行辩驳，便传唤了一个“小女孩儿”，他认为“从孩子口中得到的才是事实”。“这个孩子，”格里记录到，“安静却直截了当地指出正是希腊士兵犯下了这些罪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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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土耳其人在战争中也实施了很多暴行。但是，在“一战”期间盛行的模式的鲜明对比之下，他们的所作所为未在西方引起关注。1921年夏天，当希腊人还在进军的时候，一艘希腊战舰对黑海主要港口伊内博卢实施了轰炸——这个港口主要是将来自布尔什维克党俄国的黄金和武器运往安卡拉。出于报复，当地的土耳其指挥官“大胡子”努雷丁（此时）帕夏（美索不达米亚战役英雄）下令将15—50岁的希腊男性驱逐至内陆。至少有2.5万名希腊人因此被赶出了家园，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死在了半路上，不过鲜有报道。单单在1921年下半年，一个为了审判民族主义叛徒而设立于萨姆松的独立法庭就宣判了485人死刑，其中大多数是希腊或亚美尼亚非正规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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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非但没有激起西方对土耳其的反对，而且使希腊人因残酷的希土战争向黑海沿岸蔓延受到了普遍谴责——他们违反协约国禁令，通过海峡输运战舰进入黑海以达成自己的军事目的。伊内博卢只是开始，希腊战舰随后在1921年夏天对萨姆松、锡诺普和特拉布宗实施了轰炸，使成千上万名平民横尸岸边。此外，希腊人还炫耀性地登上许多据说（并不总是不准确的）由布尔什维克党送至凯末尔的装载着武器的船只。英国驻君士坦丁堡的新任高级专员霍勒斯·朗博尔德（Horace Rumbold）爵士在1921年7月30日及8月4日向寇松汇报了希腊人的违规做法，并由此进一步激发了英国外交部对希腊的不满。10因而，寇松在那个冬天对劳合·乔治请求帮希腊人摆脱困局泼冷水的做法便不足为奇了。“我不太确定，”寇松在1922年2月给英国驻雅典大使弗朗西斯·林德利爵士的信件中写道，“招致我们对贷款要求的厌恶和他们得到战败的耻辱会比他们在被击败，以及得到贷款之前（如果它成功的话）离开小亚细亚更好。”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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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作为伦敦宠儿的希腊却在此刻被遗忘在了冷风中。雅典在西方心目中的地位下降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在1922年3月22—26日于巴黎召开的法—意—英峰会上，没有一个国家建议希腊坚守士麦那，更不用说它仍然占领的更东部的安纳托利亚。寇松倒确实主张希腊撤退应以土耳其根据《色佛尔条约》接受和平解决为条件。但是即使是这个也超过了法国和意大利的接受度，他们已经开始同凯末尔做出了自己的安排。前任法国总统（此时任总理）雷蒙·普恩加莱否认《色佛尔条约》的合法性，并坚持希土的停战应以希腊的撤军为前提条件，而非相反。值得注意的是，鉴于法国自身在武装奇里乞亚的亚美尼亚军团中扮演的角色，普恩加莱甚至否定了寇松关于将奇里乞亚、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归还给（苏维埃）亚美尼亚，以及派遣国际宪兵队保护土耳其亚美尼亚人的提议。普恩加莱争辩道，凯末尔同亚美尼亚和苏维埃俄国的双边条约早就木已成舟，并受到了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武力支持和接受；如果协约国试图改变，那么他们就得向凯末尔开战。寇松告知伦敦内阁，甚至连他的《色佛尔条约》的精简版——剥夺了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在初稿中被允诺的大部分领土——此时也被法国视为“完全中立，并表示了公开敌对；意大利人也只对此予以了不温不火的支持”。最终在巴黎达成的停战协议要求希腊完全撤出安纳托利亚，不过，它能够保留色雷斯西部，包括阿德里安堡和加里波利（英国人希望它不要落入土耳其人之手）。同时，土耳其人也被要求恢复领事裁判权以保护西方人的基本利益（就算不一定是希腊人）。在意识到这可能是希腊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之后（尽管被夺走了英国对其为战争努力提供的经济援助），希腊议会接受了这些条款，条件是向安纳托利亚派驻国际宪兵队保护希腊基督徒。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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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传来的回应却未给足情面。首先，他们坚决拒绝恢复领事裁判权。他们的推论足够合乎逻辑：列强要求签订停战协议仅仅是因为“希腊军队在萨卡里亚战役之后不再适合发动攻势”，但是凯末尔却并不愿放敌军脱身。“我们没时间进行和平谈判。”他在一次非正式场合中告知英国使节，“我们现在处于能够向希腊和协约国施加我们的条款的有利位置。”1922年4月22日，安卡拉向高级专员提交了他们对协约国停战提议的正式回复。尽管措辞客气，但是凯末尔坚决要求希腊立即无条件撤出安纳托利亚，并且拒绝了派驻国际宪兵队的提议。正如他预料到的，这些条款遭到了寇松，尤其是劳合·乔治的异议，后者曾在整个冬天坚决主张希腊军队尽可能长久地留在安纳托利亚，以迫使凯末尔接受最严苛的和平协议。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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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末尔拒绝屈服，有坚实的物质原因。安卡拉政府的外交转向随着伊诺努和萨卡里亚战役而来。这两场战役之后，安卡拉此时已不如希腊孤立无援。意大利对希腊在土耳其的利益诉求一直怀有敌意，而法国在1919—1920年的政策却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在法军撤出奇里乞亚后，他们甚至将多余的武器和制服交给了土耳其人（包括至少1万支步枪和500箱弹药）。同时，据协约国高级专员预料，劳合·乔治亲希腊的侵略政策已经促成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与莫斯科结成了事实上的同盟关系，凯末尔正在收获他的果实。布尔什维克党向安卡拉输运黄金的行为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其中包括红军于1920年9月征服布哈拉后抢掠的好几百块金锭；同时，这些黄金也为凯末尔的军队提供了物质保障。14白军在1920年11月最终撤出克里米亚后，布尔什维克党同样感到向安卡拉运送大量武器装备及弹药已经不再危险了。到1922年春天，他们已经运送了大约37 812支步枪、324挺机关枪、近4.5万整箱弹药、66门大炮和20万发炮弹。当凯末尔在1922年4月获悉协约国的停战条款时，他对莫斯科给予援助很有信心，并请求俄国向他支付一笔1 000万卢布的特殊款项以助其在夏天发动攻势。如果希腊侵略者不愿撤军，或者其伦敦的金主要求他们不撤军，那么土耳其人将只好通过自己的方式使他们离开。凯末尔以一种布尔什维克党人能够领会的方式（他们也曾在俄国国内革命期间驱逐过外国军队）向俄国大使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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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好，我们应该以武力证明我们存在的权利。直到我们扫净家园的干涉主义者，人们才会意识到这一点。同个体一样，一个国家很难得到注意和公正，除非它用行动证明自己的价值并且展示自己的力量和能力。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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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末尔关于在1922年夏发动进攻的决定是一场赌博，但是这场赌博经过了周密的设计。希腊人在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军事态势一天比一天危险，而土耳其军队则在不断调集力量。对安卡拉来说，他们唯一的真正战略风险来自劳合·乔治——为了拯救希腊人及自己摇摇欲坠的政策，他有可能继续让英国人加入对土耳其人的作战中。但是出于很多原因，这种可能性极低。到1922年，伦敦越来越多的决策者开始明白如果重新与土耳其交战，凯末尔仅仅靠夺取摩苏尔附近的产油区就能够在这个地区给英国的利益造成更大损坏而非相反。美索不达米亚非但没能成为帝国策划者希望得到的战利品，反而早已变成了马蜂窝——当地阿拉伯人和贝都因人在反抗英国人统治的战争中使其在1920年和1921年至少损失2 000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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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类似于此的人造火山上，以及获悉凯末尔在萨卡里亚的决定性胜利之后，英国驻美索不达米亚的高级专员珀西·考克斯很自然请求伦敦采取行动“以确保伊拉克边境线上的友国的安全”。此时出任殖民地事务大臣的丘吉尔向内阁递送了一份备忘录，并发出警告，“几千名土耳其人进驻摩苏尔行政区的举动”将迫使英国要么撤出这块产油区，要么调遣更多兵力进行增援。说得更直白一些，英军驻开罗情报机构长官理查德·迈纳茨哈根（Richard Meinertzhagen）上校曾在现场向英国军官和外交官概述了自己的观点：“我们必须同土耳其人成为朋友，并且停止我们的亲希腊政策；或者我们必须冒着被逐出君士坦丁堡和摩苏尔（即便没有巴格达）的风险……只要还有一名希腊士兵在土耳其领土，我们就绝不可能同土耳其讲和。”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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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通过反对来自现场的顾问的建议，坚持要求希腊军队待在安纳托利亚，劳合·乔治在不知不觉中给了凯末尔以可乘之机。与同土耳其人进行的接触相反，劳合·乔治把协约国的谈判立场押在一支被充满敌意的平民包围的疲惫之师身上——其中的大部分军官和招募士兵只是简单地想要回家。这并不影响乔治·哈齐内斯蒂斯（George Hatzianestis）将军——安纳托利亚军队总司令帕坡拉斯的继任者——被他的同僚军官广泛视为心理失衡。乔治·哈齐内斯蒂斯在1922年6月视察了前线之后，表现出一反常态的冷静，不过这可能不是一个好征兆——因为他总结道，如果凯末尔发动进攻，前线将很容易被占据。诚然，希腊人仍在安纳托利亚保留着22.5万名士兵，而且他们的机关枪、野战炮和运载车辆等装备都比对方精良。但是战场上的士气则是另外一回事。希腊人坚守的阵线将近400英里（约644千米），包括从盖姆利克（位于阿菲永东南部的马尔马拉海上）延伸出来，并沿着门德雷斯河流域折回东南部的爱琴海和地中海的一种巨大三角半岛。而且，通过由协约国提出并被希腊议会接受的停战协定，所有这些土地都将归还土耳其。因而，这些士兵倦怠冷漠的状态便十分容易理解了。哈齐内斯蒂斯在巡视前线的时候同样未能发现共产主义思潮在希腊军队中的快速蔓延——由于凯末尔同莫斯科的战略同盟关系，土耳其人帮布尔什维克党将宣传册分发至希腊军中——“敦促僵持中的希腊人回家，并让他们的土耳其同志留下”。对于很多疲倦而又意志消沉的希腊士兵来说，共产主义者的宣传将战争归咎于“英国帝国主义”头上，并为他们的退出提供了合理化的理由。“到1922年夏天，”迈克尔·卢埃林—史密斯（Michael Llewellyn-Smith）在《爱奥尼亚憧憬》（Ionian Vision）中写道，“希腊军队就像一个内部被虫子或病害侵蚀的苹果，表面看起来完整结实，但在重击之下会随时碎裂。”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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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末尔似乎对注定会被击败的敌军怀有同情之心，一直从6月等到了8月，以看希腊人是否会明白这一点，并决定自行离开。即便希腊人选择离开，这个过程也不会那么容易，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要面临的困难将会越来越多。大部分连接阿菲永和埃斯基谢希尔到沿岸的铁路都是单行轨道，这将对运输容量形成严重制约（而且他们之前对铁路线的破坏行为会使自身在撤退中易受攻击）。由于希腊人还可能从陆路撤退，这意味着他们将只能赶在9月的雨季之前出发。似乎是为了检测进行适当撤退所需的基础设施，哈齐内斯蒂斯在7月将两个营和三个步兵团撤至色雷斯——由于此举对协约国而言只是在君士坦丁堡面前的一场表演，所以这场撤退仅仅削弱了他抵抗凯末尔的兵力，并进一步孤立了希腊。1922年7月29日，高级专员对哈齐内斯蒂斯警告道，希腊军队对中立区首都的任何侵犯都会遭到武力回击。在8月4日面对民众的一场演讲中，劳合·乔治抱怨协约国“不允许希腊人拼尽全力作战”时，却或多或少对这一警告做出了回应，并且赞颂希腊人在“通过进入［安纳托利亚］长达几百英里的狭隘通道”时呈现出来的“勇敢大胆的军事进取心”。但是，尽管劳合·乔治的动员讲话在雅典得到了广泛宣传（很多报纸都把他的讲话作为头条报道），对于奋战在土耳其前线的希腊士兵来说，这仅仅如同一杯无味淡茶——尤其是协约国毫无援助的动向。尽管有劳合·乔治的讲话支持，希腊人却只能依靠自己。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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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以来，凯末尔都在有系统地准备着主动发起进攻。2月，他颁布了新的征兵令，要求在1881—1901年出生的年长土耳其人加入已经服役的新建部队。此外，他还以被逮捕的逃亡者的家属参军为条件，对他们进行了部分大赦。成百上千名在战争期间被沙皇俘虏的经验丰富的前奥斯曼军官也被布尔什维克党交还给了土耳其，以替补在萨卡里亚战役中战死的大量土耳其军官。土耳其同布尔什维克党、法国分别签订的分别关于新高加索边境以及奇里乞亚的协定也使得这些边境线上的大部分民众解放出来，填充进军队以对抗希腊人。到1922年夏天，凯末尔已经集结了大约20万名士兵以及8 568名军官，还有将近8万只马匹和驮兽。尽管货车不足，机关枪及大炮也劣于敌方，土耳其军队却有更为优秀的骑兵部队以及最为重要的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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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7月底，希腊人撤退的时机很明显已经过去。同拯救自己的军队相反，哈齐内斯蒂斯佯攻君士坦丁堡的举动进一步削减了军队实力。对充满斗志的土耳其军官来说，这无疑等同于在公牛面前挥舞红旗。7月28日夜晚，凯末尔同战地指挥官在前线附近的阿克谢希尔会面，他的借口是来参观两队军官之间的一场足球比赛。在那个夜晚，他们终于决定在8月中旬发动进攻：由努尔丁帕夏率领第一集团军对位于阿菲永以北制高点的希军凸出部分发动袭击，第二集团军同时向巴士拉发动佯攻。8月17日，凯末尔再次在极度保密的状态下离开了安卡拉。为了掩饰自身意图，他指示下属传播消息称自己将在21日位于钱卡亚的住所处邀请主要军官进行茶会［为了增强效果，凯末尔甚至对自己的母亲楚贝伊德撒谎，在赶赴前线的当晚称自己将参加一场茶会］。[1]在接下来的几个晚上，第一集团军在来自第二集团军分队的支援下，趁夜色进行了转移。1922年8月25日，凯末尔到达第一集团军军部以指挥即将展开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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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晨光划破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天空时，土耳其第一集团军开始沿所有战线展开炮火轰击。大部分敌军观察哨都被摧毁，希腊炮手也因此很难进行回击。尽管如此，当土耳其步兵试图突袭阵地时，希腊人还是进行了十分顽强的抵抗。在一整天的时间里，双方在长达25英里（约40千米）的战线上来回拉锯，许多山顶要点不断易手。一位土耳其指挥官雷沙特上校曾向凯末尔承诺他将在半小时以内拿下目标——西吉尔峰。由于未能完成任务，他居然自杀身亡。到黄昏的时候，土耳其人少有收获，希腊人很明显守住了自己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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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土耳其人很快就迎来了突破。1922年8月27日，在这场战役的第二天早上，由凯末尔丁·萨米率领的第四兵团刺穿了希腊人的阵线，并拿下了位于克门山的制高点——阿菲永西南部的重要阵地之一。一支土耳其骑兵兵团随后穿过希腊阵线中的一条缝隙，到达了敌军后翼的开阔场地。由于担心遭到包抄，希腊第一兵团指挥官特里库皮斯将军下令撤退，并将大量军需品留在了阿菲永——凯末尔随后就在此地建立了自己的新指挥部。这次突破相当迅速，以至于特里库皮斯失去了同师部指挥官的无线联络，并使得希腊人从凸出部分退却的时候陷入了巨大的混乱。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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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萨卡里亚的结局不同，这一次的追赶极为迅速和持续。土耳其人在赶上敌军之前甚至没有停下来消化胜利，这也使得特里库皮斯难有时间进行恢复。由于前方的骑兵侦察情况显示特里库皮斯第一兵团的剩余兵力正在试图重新加入由迪肯尼斯将军率领的希腊第二兵团——他们在位于多鲁佩纳尔（Dumlupınar）附近，前往士麦那途中，阿菲永以西30英里（约48千米）处——凯末尔遂在8月31日下令土耳其第二集团军从北边冲将下来将多鲁佩纳尔截断，同时努尔丁帕夏从南边将其围住。由于此法会使希腊第三兵团从靠近马尔马拉海的北翼逃脱，所以凯末尔强调他们的主要目标在于包围并压制南部的希腊主力，以打开通往爱琴海和地中海的道路。1922年9月1日，凯末尔在位于多鲁佩纳尔以北的一所房子里颁布了一道迅速为世人所知的命令：“战士们！你们的首要目标是地中海！前进！”土耳其人没有让凯末尔失望，他们立马越过了整支希腊军队，并在9月2日接受了里夫金和迪肯尼斯的投降。他们的行动是如此敏捷，以至于特里库皮斯在被土耳其人俘获两天之后，被雅典方面任命为安纳托利亚新任总司令（哈齐内斯蒂斯则被解除了职务）——他们沦陷的消息显然还没传到国内。在俘获了特里库皮斯之后，凯末尔向他提供了咖啡和雪茄，并且安慰他，战争不过是一场运气游戏，“优者常败”。这在残酷的战争中是极为罕见的人性一幕。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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