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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3080 所有这一切都是真的，因而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对洛桑协议以及它代表的不友好的多数主义—种族国家主义保持谨慎。在1911—1923年的剧变之前，很少有牵连进人口交换的民族像希腊人或者土耳其人一样将其自身划入国家范畴——他们只是将自己看成同基督徒或穆斯林一样的类群。虽然成千上万人——特别是居住在安纳托利亚的希腊人基督徒——已经被逐出了他们的社区或者被迫成为劳工，但是那些在1923年依然生活在故土的人却从未得到过询问，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被告知要打包离开家乡的时候表现出了可以理解的困惑。如果征询他们的意见，似乎很清楚，这些被驱逐者很少会愿意离开他们及其先祖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园——尤其是这些漠视其迁徙自由的令人震惊的条款（洛桑协议命令人口进行“强制性交换”，并且规定“这些人在没有土耳其政府或是希腊政府的各自授权下绝不允许返回土耳其或希腊居住”）。甚至连那些在一开始期望能幸免于难的少数群体，比如遗留在卡帕多西亚（1911—1923年，这个地区实际上并无种族之间的紧张局势）的5万名基督徒，也在最后被送上了难民之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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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3082 以现代人的情感来看，所有这一切会令人感到强烈不快。然而，在没有理解这些政治家试图解决的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谨慎对其进行评判。希腊和土耳其及西方外交家不过是在设法终结这场残酷的战争。他们同样还要应付严峻的难民危机。在这个过程中，成千上万名平民从这两个方向的交战区逃离而去，他们都需要迁入新的家园安居乐业。尽管这些决定对那些想待在自己愿意待的地方的人来说残忍又不公，但是它却营造了一种虚假的人道主义观：他们以命令房屋当前所有人离开的方式为那些即将到来的难民打开了家门。对于洛桑的决策者而言，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相互分离似乎成了“人道主义的解决方法”：事实上，提出此类建议的人正是挪威探险家及外交家、首任国际联盟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弗里乔夫·南森。“拆分近东人口，”当洛桑会议在1922年12月1日召开之际，南森做出如下提议，“将有助于近东地区的真正和解。”尽管这些人会难以避免遭受微不足道的伤害和不公，但是实际上的人口交换进行得相对平和，少有暴力事件报道。虽然很多西方的自由派报社对此表达了强烈抗议，批评声称南森使得自己成为土耳其及希腊政府美化自身恶意的工具，但是洛桑会议上一致通过种族—宗教分离的事实却依旧没变。为了帮助斡旋人口交换，南森甚至于1922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虽然这份殊荣是为了表彰他早期在欧洲进行的活动，但是也明确地提及了他“当前在小亚细亚和色雷斯的难民工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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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3084 当一个帝国坍塌之时，我们不该忘记大量混乱和痛苦会随之而来。此外，人们还会为世界大同黄金时代的逝去而备感哀恸，这是一种能够想象得到的宽容。但是在被经年冲突以及1919——1922年的战争——已经变成邻里间最为残忍的种族内部间的杀戮——撕裂的安纳托利亚，世界主义或者仅有的一点儿宽容已经所剩无余。对于希土情谊的突然衰退，两国世仇在1912—1913年、1917—1918年以及1919—1922年因传统、老式的领土争端而引发的战争都负有明确的责任。因此，去责备一个终结了这些争端的和平条约显得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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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3086 前奥斯曼中东地区的阿拉伯语国家对奥斯曼垮塌表现出来的悲恸之情就更容易理解了。尽管作为征服者及统治者的土耳其人并不受爱戴，而且他们的统治实际上一直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但是帝国却使数百万无宗派的人统一在一起，并赋予了他们同样的身份。依照伊斯兰教法，所有非穆斯林的地位不平等，但是大部分黎凡特的基督徒和犹太人在奥斯曼人的统治下非常吃香，而且到了现代，他们还凭借自己在贸易与同西方列强联系中的重要作用获得了某种特殊的身份。诚然，这些少数民族的昌盛兴旺常常会招来憎恨和迫害，但是只要奥斯曼的威望以及与此相对应的穆斯林属民位于社会顶端的骄傲还完好保持，那么这期间就会存在一种大致的均衡以保护多数基督徒和犹太人免受最严重的伤害。正如哈布斯堡帝国及霍亨索伦帝国的瓦解在中欧产生了一个褊狭和反犹太主义的时期一样，奥斯曼的崩溃在中东地区也开启了一个祸患时期。1948年的中东战争及其结果致使数以万计的阿拉伯穆斯林、基督徒（从巴勒斯坦）和犹太人（从包括叙利亚和伊拉克在内的阿拉伯国家）被迫出走，超过50万人被赶出了他们的家园。巴格达曾一度兴盛繁衍的犹太社区到今天几乎归零。伊拉克和埃及的古老基督教族群从奥斯曼时期到现在只剩一小部分，而且每年都在缩减。[3]黎巴嫩内战更使近100万居民背井离乡。没有人知道叙利亚的恐怖内战将会如何结束，但是根据过去的区域性先例来看，其注定的结果在于：不论哪个交战派系（逊尼派或什叶派/阿拉维派）失败，德鲁兹派和基督教少数族群必会遭遇不幸。然而，所有这些仅仅会成为即将到来的大动荡的前奏。当前，泛伊斯兰主义运动，比如基地组织，尤其是伊斯兰国家对早期国界线肆意破坏，甚至连波及范围更广的什叶派—逊尼派战争也在不断从叙利亚和伊拉克往外蔓延——这不仅会使“伊斯兰国”，还会让两个主要国外支持者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卷入纷争，并投入一场为伊斯兰精神而战的至死方休的战争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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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3088 尽管如此，自从帝国瓦解之后，不管中东历史多么混乱和暴戾，我们都不该浪漫化奥斯曼的过去。这是因为西方世界不知晓在阿拉伯半岛、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或巴勒斯坦发生的大量事端并不意味着中东地区在“一战”介入之前就是一派田园牧歌式的宁静景象。在1914年的时候，阿拉伯半岛就已经处于多层次内战中部，而其结果仅受别处军事结局的影响。如果欧洲的影响真的有决定性力量，那么麦加的侯赛因无疑会成为整个阿拉伯半岛的国王（或者，相反地，奥斯曼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会使恩维尔一方的人——伊本·拉希德获得这个头衔）。但是相反，伊本·沙特的瓦哈比兄弟战士——尽管他们也希望像哈希姆家族一样能享受来自英国的资助金——却在阿拉伯半岛缔造了自己的历史，这段历史同他们缺席的1914—1918年的战争并无太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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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3090 当然，同阿拉伯半岛相比，叙利亚在“一战”期间更为直接地卷入了纷争之中。尽管如此，早在1914年以前，对于它在后奥斯曼时代的争议性控告就已经在进行之中了。彼时，阿拉伯的秘密社团同位于大马士革的法国外交官以及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络，恳求得到从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到德皇威廉二世间每一个人的谒见。“一战”使其得以公开，将其中的深层次种族—宗教裂痕展现在黎凡特世界之中，并刺激了外部列强对他们加以利用。协约国的胜利使得法国提出了对叙利亚的领土主张，英国也开始了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扶持。鉴于土德胜利将会延缓所有这3个帝国（或者说准帝国的）的计划，人们可以争辩说“一战”在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间播下了持久冲突的种子。然而，巴勒斯坦内部的紧张局势已经处于长期沸腾的状态了——虽然还未到达白热化程度。1917年夏，德国大使问时任大维齐尔塔拉特帕夏，德国是否能够通过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给予英国人重重一击。由于曾于1915年亚美尼亚人遭到驱逐及大屠杀期间出任内务大臣，并因此具备非常丰富的处理奥斯曼少数民族问题的经验，塔拉特回复道：“我会很乐意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国家。”只可惜，在他看来，付诸实践的意义不大，因为“阿拉伯人只会把犹太人杀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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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3092 那些因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内部无休止的冲突而责备英国和法国的人对帝国由来已久的“分而治之”政策似乎有着非常正当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一运用于已经难以驾驭的地区的策略会加剧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逊尼派和什叶派教徒等之间业已存在的紧张关系。然而，他们应该记得这些占领国早已在1946年和1947年就撤出了所有军队，此时第一次中东战争还未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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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3094 在两次海湾战争以及第三次——使得美国及其盟友同伊斯兰国家进入对抗关系后，伊拉克可能已经变成了一个比以色列/巴勒斯坦还要令人难堪的痛点。很清楚的是，英国外交官在“一战”后确立的边境线并没有很好地经受住检验，比如在1990年，萨达姆·侯赛因便率领军队越过了由珀西·考克斯爵士绘制的将伊拉克和科威特分开的“沙漠界线”。奥斯曼摩苏尔和其他北部的库尔德（及土耳其）区域从未同南部的主要为阿拉伯人的奥斯曼行政区巴格达和巴士拉结合在一起过。由于逊尼派三角地区十分接近巴格达和什叶派圣城纳贾夫及卡尔巴拉，所以逊尼派—什叶派在伊拉克的分界线要比伊斯兰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的都更反复无常，这也导致了两派十分危险的离心倾向——什叶派把目光投向了东部的伊朗，逊尼派穆斯林则把目光投向了南部的阿拉伯半岛以求救援和资助。在这些教派冲突，以及伊拉克内部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和土库曼人之间的种族争端和零星战争中，人数更少的基督徒和犹太人通常设法保持低调，以避免被卷入争端。伊拉克的复兴党政权在2003年遭到颠覆之后，该国的恐怖暴力连同其他沉痛教训已经教给了世界一点：他们曾依靠历史上最残酷的独裁者之一来平息这个（由大英帝国胡乱拼凑而成的）破碎国家的种族间、种族内部及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的紧张态势。后奥斯曼时代伊拉克国内的严重暴力从1920年便开始，并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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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3096 所有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同样真实的是，奥斯曼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1914年之前也同样是一个充斥着暴力的地方，虽然这些暴力事件并不突出（也没引起西方的注意）。当时一些来自欧洲的访问者记录了这一地区有关建筑学上的一种奇特特征：尽管位于地球上最热的国家之一，当地房屋并没有安装窗户，这是为了避免居民被枪炮震碎的玻璃波及。贝都因人对村庄、城镇甚至奥斯曼守备军的突袭非常普遍，普通人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游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是一件十分不明智的事。英国驻巴格达领事并不愚蠢，他在底格里斯河来来回回的时候都是乘坐着一艘特殊的装甲艇。根据1914年5月卡尔·菲多尔（Karl Figdor）在《福斯报》中的报道，德国巴格达铁路公司被迫建造复杂的、加固的营房来确保工人的人身安全。“一道不断延伸的装有倒钩的铁丝网环绕着营地，”菲多尔说道，“只有正对着受到保护的内部庭院的门窗才能够打开……处于最危险区域的位置根本就没有窗户，只有墙里的有角裂缝保护着这些位置，使其免受贝都因人的枪弹。”甚至连穆斯林雇员也不得不“每天在武装警卫的护送下前往工作场所”。5在战争期间，英国、奥斯曼及德国士兵都为死伤于贝都因战士之手的人遭受到的虐待备感震惊——这些盘旋在所有战场上的贝都因人就像秃鹫一样劫掠着死人和掉队的士兵。“阿拉伯人，”一位德国老兵汉斯·吕尔斯写道，“将那些战亡者完全剥光，任其赤裸裸地横尸荒地之上，他们还常常对其进行毁坏或者亵渎。”6不论这些边境线是以何种方式或者被何人界定，伊拉克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易于管理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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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3098 如果说奥斯曼统治在战后转换为哈希姆（实际上是英国）政权的过程中有什么遗失掉的优点的话，那么它应该是奥斯曼在管理上的高明手段。奥斯曼并未对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施行太多暴政，当然，这也是因为它根本就不愿进行管理。1920年夏，当伊拉克起义正处于高峰之时，劳伦斯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中沮丧地写道：“我们的政府还比不上旧土耳其体制。他们在当地征召的士兵多达1.4万人，并且在每年平均杀害200个阿拉伯人以维持和平。我们有9万名士兵，还配备了飞机、装甲车、炮艇和装甲列车。我们在这个夏天大概杀了1万名阿拉伯造反者。我们不能指望维持这样的平均数。”7不管劳伦斯所提供数据的准确性如何，他正在弄清楚英国人以及之后的美国人在伊拉克面临的重要问题。由于不同部族之间，逊尼派与什叶派，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存在着长期不和，所以几乎没有一个交战派系（除了少数民族土库曼人）对土耳其人抱有好感。但是，他们至少都是穆斯林，他们要求的合法性都是通过奥斯曼哈里发付诸实现的。除了人数不多的犹太人及基督徒，很少有伊拉克人愿意接受欧洲人（或者美国人）的统治。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理解为何穆斯塔法·凯末尔决定不与英国争夺摩苏尔了——尽管此地有大量众所周知的石油储备。1918年之后，伊拉克终于不再是土耳其的梦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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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3100 总的来说，奥斯曼—阿拉伯世界在战前比（由英法监管下的）战后更为平和一些，但是它在战前却不一定更稳定。到了1914年，奥斯曼的统治权在诸如美索不达米亚这样的地方很大程度上乃是一个假象——尽管它或许是有益、积极的那种。同俄国逐渐接管土耳其东部和波斯北部一样，欧洲外交官、工程师和商人在此区长期的大量涌入也有可能会在不用发动大国战争的情况下就将巴勒斯坦、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拽进西方势力范围。奥斯曼帝国已经在意大利战争和巴尔干战争中分别丢掉了非洲和鲁梅利欧洲一侧的大部分地区；此外，爱琴海大部分海域和多德卡尼斯群岛也不再属于帝国了。关于土耳其决策者做出介入“一战”决定的最好理解是：这是他们为通过对德国加以利用，并对抗那些更为危险的、对奥斯曼领土怀有企图之心的列强——俄国、英国和法国（大致是这样的排序）——以延缓帝国衰退和分裂做出的最后一丝努力。即使同盟国能够赢得这场战争——正如他们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时，就以为自己已经取得了胜利——一个得胜的德国很有可能会对土耳其的行政机构和经济实行强制监管。即使那样，一个半胜利状态下的英国仍然会以接受德国在俄国和乌克兰的地位为条件，对奥斯曼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实施占领。考虑到帝国在1914年面临的安全问题，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能够使其无限期维持某种原状的现实方案，他们只有糟糕与更糟糕的选择。最终，在1918年恩维尔的高加索进攻战失败之后，凯末尔和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经过分类，放弃了难以控制的帝国及其难以管辖的少数民族，转而支持建立一个他们能够紧紧掌握的、排他的、单一民族国家。在这一目标中，他们获得了预料之外的成功。在土耳其的边境线之外，奥斯曼战争还在激烈地持续着，看不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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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3102 [1]这两幅地图并不完全相同，凯末尔在洛桑会议上同意将色雷斯西部让给希腊，将摩苏尔让给英国。1923年，哈塔伊同样被划出了土耳其范围，但是16年之后，土耳其又将其合并。除了这几点之外，这两幅图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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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3104 [2]最终，有两个著名的例外。在君士坦丁堡，土耳其代表们希望驱逐出境的东正教教堂主教被允许留了下来，不过其旧有的政治功能（比如在税收方面）却丧失殆尽；同样，足够数量的希腊人也被同意留下来以确保城市正常运转（大部分希腊人的最终出走到1955年才发生）。作为交换，10万名穆斯林被允许留在色雷斯西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土耳其将这块领土让给希腊，同其强硬派进行和解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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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3106 [3]就伊拉克来说，这部分人口在10年前降至5%，随着2003年战争带来的死亡及出走（超过100万基督徒），这一数据已经只剩1%或更少。在2011年被冠以“阿拉伯之春”之名的运动浪潮后，生活在埃及并于中世纪就已构成了人口大多数科普特派基督徒到今天据信只剩不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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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3111 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1706570544]

1706573112 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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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3114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负债累累。开始研究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仍受聘于安卡拉的比尔肯大学，我欠阿里·多拉马哲（Ali Doğramaci）太多。他向我提供了一份学院的真正工作，并陪我坚持到了最后。然而，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写于我搬到伊斯坦布尔的科克大学之后。在这里，我必须要对奥姆兰·伊南（Umran Inan）校长以及萨米·居尔格兹（Sami Gülgöz）院长给予的鼎力支持，以及我的历史系同事迪莱克·巴尔拉斯（Dilek Barlas）、永贾·柯克萨尔（Yonca Köksal）、詹·纳卡尔（Can Nacar）、阿斯利·尼亚佐格鲁（Aslı Niyazoğlu）、马克·贝克尔（Mark Baker）和亚历克西斯·拉帕斯（Alexis Rappas）表示感谢。此外，科克大学董事会的努尔·亚尔曼（Nur Yalman）和厄梅尔·科克（Ömer Koç）也给予我他们所能提供的最为暖心的鼓励。我在之后同土耳其错综复杂的学院官僚制度发生冲突与这些受人敬重的朋友或者同事并无干系，但这促使我最近又搬到纽约州安南代尔哈得逊（Annandale-on-Hudson）的巴德学院（Bard College）。关于安排我目前在巴德学院就任历史学教授一事，我要感谢利昂·博特斯坦（Leon Botstein）校长及米谢勒·多米尼（Michèle Dominy）院长，还有我的历史系新同事——格雷格·莫伊纳汉（Greg Moynahan）、理查德·奥尔德斯（Richard Aldous）、马克·莱特尔（Mark Lytle）、奥马尔·舍塔（Omar Cheta）、迈尔斯·罗德里格斯（Miles Rodriguez）、塔别塔·尤因（Tabetha Ewing）、克里斯蒂安·克劳奇（Christian Crouch）、卡罗琳·德瓦尔德（Carolyn Dewald）、迈拉·阿姆斯特德（Myra Armstead）、艾丽斯·斯特鲁普（Alice Stroup）、德鲁·汤姆森（Drew Thomson）和真纳迪·什克利亚雷夫斯基（Gennady Shkliarevsky）。尤其是格雷格，他远远超出自身的职责要求来回答我无穷无尽的问题，并在其他重要事情中向我施以援手——他为我的孩子找到了相当好的日托班。马克和理查德将他们积累的知识无私分享给我，让我备感亲切。尽管这本书只有最后几章写于此（安南代尔），但是我已经发现巴德学院是一处非常适合教学与写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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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3116 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时常有一种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感觉。时光回溯至2002年，除了在刚开始邀请我加入他的土—俄中心外，诺曼·斯通还教会了我大量关于土耳其和俄国的知识以及其他相关知识。由于我从事这项工作已经好多年，因此我知道，如果不吸收埃德·埃里克森（Ed Erickson）在奥斯曼军事史上的专业知识，是无法开始理解土耳其军队的。埃德经常不厌其烦地为我解答各种疑问，我也对此表示感激。就我所知，穆斯塔法·阿克萨卡尔（Mustafa Aksakal）的《奥斯曼战争之路》（Ottoman Road to War）是关于土耳其在1914年介入“一战”的论战的最好介绍，而迈克·雷诺兹（Mike Reynolds）的《破碎的帝国》（Shattering Empires）则是研究俄—奥（斯曼）冲突在地缘政治影响上的必读之书。虽然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大量问题，迈克却从不吝惜自己的宝贵时间，从不犹豫对我的提问做出回答。同样，我还从贾斯廷·麦卡锡（Justin McCarthy）那里学到了大量的奥斯曼历史——除了他的书籍之外，还有他多年前在萨拉热窝做的一个关于英国如何在1915年败走亚历山大勒塔和奇里乞亚的精彩演讲（我制作的关于加里波利登陆的地图就是受他启发）。对麦卡锡的仰慕者和批评者而言，他主要是以社会历史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著称，但是我却发现他同样相当精通与奥斯曼后期事务有关的所有问题，包括军事和战略学。对于《蒙德罗斯停战协议》和《洛桑条约》之间的时期——如果没有我在比尔肯大学的已故前同事斯坦福·肖（Stanford Shaw）的开创性多卷历史著作《从帝国到共和国》，我肯定会迷失方向。这项稍微有些古怪的研究将各处档案文件中久远、原始的参考引文整理在了一起，并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帮助。幸亏有肖，一般人才能够在家或者在办公室舒适地研读这些资料而无困难，他们还可以通过阅读得出自己的结论——不管这与肖的结论吻合与否。尽管在某些方面有些过时，但是威廉·艾伦（William Allen）与保罗·穆拉托夫（Paul Muratoff）的经典旧作《高加索战场》对于研究俄土战争仍然不可或缺。如果没有这本书，我亦寸步难行。此外，我还想对斯科特·安德森（Scott Anderson）表达敬意，虽然我从未见过他，但是他在《阿拉伯的劳伦斯》中惊人歪曲的新研究也是我在阿拉伯一方的着墨重点。勿用多说，我对这本书中出现的错误或失误承担单独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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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3118 尤金·罗根（Eugene Rogan）刚刚出版了自己关于“一战”中东战场的雄心勃勃的历史著作。我只后悔没能在此之前获得一份原始底稿。但愿这两本书能够帮助恢复奥斯曼帝国在“一战”史中应得的中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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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3120 首先建议我展开这项巨大而重要课题的是企鹅（美国）出版社的斯科特·莫耶斯（Scott Moyers），同时，他还相当专业地指导我完成了这项任务。我的代理人安德鲁·劳尼（Andrew Lownie）使这个课题最终成形。我非常感谢他宝贵的时间及犀利、批判性的眼光。企鹅（伦敦）的西蒙·温德尔（Simon Winder）仔细研读了本书稿，他提出的有益建议也使本书的最终结局获益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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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3122 多年以来，在这项课题上帮助我的人遍布各国，难以言尽，不过我想特别提及纽约公共图书馆的保罗·弗里德曼（Paul Friedman），他在2014年整个盛夏的下午为我扫描材料，以在极为紧迫的截止日期前交付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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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3124 如果没有我耐心、宽容的妻子内斯林（Nesrin），以及我可爱的孩子艾拉（Ayla）和埃罗尔（Errol），我不可能写出这些或者其他文字。我是为他们而写——即便孩子们还没有到阅读这一类型的书的年龄。我热切地期望，他们有一天能够拿起我写作的书籍，并且会喜欢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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