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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不是全部。像是没受够目前的羞辱，劳合·乔治坚持要哈林顿坚守立场，并在土耳其人威胁恰纳卡莱的时候加入战斗。寇松在巴黎或许已经签字放弃了海峡，但是这位首相想明确说明的是他将其给予凯末尔只是作为协商解决的一部分，而非向其军队投降。同时，如果战争真的爆发，劳合·乔治深信英国会取得胜利。他秉持此信念的假设条件在于：希腊军队并未真的被彻底击败，只是遭到了不忠的康斯坦丁国王的背叛，以及疯狂的哈齐内斯蒂斯的力不胜任。[4]考虑到康斯坦丁在1922年9月27日退位后，韦尼泽洛斯主义者已重获权力，劳合·乔治对一个重焕生机的希腊再次进入战争充满把握。劳合·乔治对他的主张愈加起劲，在刚获悉雅典爆发了革命之后，便向内阁解释道：“土耳其人将在色雷斯碰到的不会是康斯坦丁的疲软、涣散且毫无斗志的军队，而是受韦尼泽洛斯及革命激励的全民性抵抗。由于有大英帝国的支持以及老将军的复职，希腊部队将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劳合·乔治还明确地将自己的公信力下注在恰纳卡莱冲突上，他承诺道：“当凯末尔被击败并被控制之时，我们就能够强大到从恰纳卡莱转移到伊兹密特——在此处，我们投放一支相对小型的部队就能够切断他的交通设施，并迫使他屈辱投降。”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劳合·乔治在1922年9月29日星期五向哈林顿起草了一份最后通牒以转呈给凯末尔，上面写道：“如果他的军队未能在由你确定的时间内撤离的话，我们所有能够支配的联合军队将会在适当的位置，从海上和空中朝土耳其人发动攻击。”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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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发展没能朝劳合·乔治期盼的方向发展。莫里斯·汉基说，丘吉尔、劳合·乔治和全体内阁“整个星期六都在屏息等待着是否有枪支交火或者土耳其人撤退的消息”。但是，并无消息传来。事实证明，哈林顿曾找英国驻君士坦丁堡高级专员霍勒斯·朗博尔德进行协商，最终，他们两人都决定不将最后通牒转呈给凯末尔，以防招致战争。就此，劳合·乔治便被他的下属夺走了他极度渴望发动的战争，[5]而他在土耳其问题上的亲希［腊］政策的溃败也致使他从1916年领导至今的联合政府产生了分裂——保守党人终止了与自由党的联盟关系。在1922年11月15日举行的选举活动中，劳合·乔治及其自由党被彻底击败，他甚至未能当选反对党的领袖，而工党则超过自由党票数，第一次在席位上登上第二的位置。在躲过“一战”最后两年以及和平时期头四年的各种国际危机之后，劳合·乔治及其整个政党被凯末尔引进了被遗忘的政治角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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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约国的傀儡苏丹穆罕默德六世（瓦希代丁）成了凯末尔的胜利军的下一个受害者。1922年11月1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废除了奥斯曼苏丹，并将官方政权从高门转移到了安卡拉政府。两周之后，已成为普通公民的瓦希代丁乘坐（非常适当的时机）一艘英国战舰前往马耳他，再也没有回来。在苏丹被迫离开的暗示下——尽管外交上还没给予确认，所有之前由奥斯曼苏丹签署的条约和协议都被终止，甚至包括备受憎恶的《领事裁判权条约》。凯末尔此时终于能够以一个对等的政权形式同西方列强协商最后的和平协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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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存活了6个多世纪之后，奥斯曼帝国终于覆灭于“一战”的千钧重压之下。凤凰会从灰烬中涅槃，帝国也将以土耳其共和国的形式得以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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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楚贝伊德夫人绝不傻，她在看到儿子凯末尔身着军装后，说他的着装不太适宜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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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于担心会在希腊面临难以避免的军事审判或者民众的私刑处置，斯泰吉亚德斯借道罗马尼亚，转而去了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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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拉蒂夫本人在这场火灾中失去了大量财物。事实上，正是她面对损失时的泰然（“我不在乎，把所有都烧了吧”）才似乎引发了凯末尔的这番讲话，而非无意识的狂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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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同样令人宽慰却难以置信的理论层面上来说，包括首相古纳里和军队总司令哈齐内斯蒂斯在内的8位主要康斯坦丁主义者于1922年11月13日在雅典接受了审判，罪名是叛国——两周以后，他们被宣判有罪并被处刑（而这两位最不重要的人仅仅被判处终身监禁——这也是这件事常常被称为“六人审判”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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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虽然在自传中经常出现不符合事实的描述，但是劳合·乔治却没有对恰纳卡莱手下留情。“我当然想要开战，”他写道，“而且我很确定我们会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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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1706570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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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结语 《洛桑条约》和奥斯曼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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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分近东人口将有助于近东地区的真正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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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乔夫·南森（Fridtjof Nan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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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盟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在1922年12月1日洛桑和平会议上的发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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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超过11年之久的战火后，奥斯曼帝国此时终于迎来了和平。这一天也早该到来了。由于缺乏精确的记录，我们只能估算出1911—1923年所有前线（及后方）各种战役中的伤亡人数：大约有40万到50万名奥斯曼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丧生。但是，在我们或许可以称为奥斯曼连续战争的边境冲突中，这只占所有伤亡人数的极小部分。据最佳估计，1911年之前居住在奥斯曼领土的人口（大约2 100万人）到1923年时已经跌到不足1 700万人，其中只有少于1 300万人此时居住在被割去大片面积的凯末尔主义土耳其的边缘地区。虽然这些数字只是粗略的估计——而且有多少人死于迁徙或者疾病、营养不良以及其他与战争相关的直接因素中都不甚清楚——但是人们广泛承认一点：帝国的死亡人数在整体数字中接近20%。这是一个相当令人震撼的数字——尤其同西方战线上死亡人数比重最小的国家相比——法国只占3.5%。土耳其亚洲一侧战争的部分关键影响同样体现在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相对设备精良和受到悉心照料的英国远征军的伤亡率之上。据记录，仅在1916年就有20.7万名士兵因疾病而伤亡。大动乱的4位骑手——战争、饥荒、瘟疫和死亡——在奥斯曼土地上无情肆虐。直到1919年之后，它们才被凯末尔的英雄壮举击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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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伤亡人员的原始数据在奥斯曼战争的可怕故事中只是很小一部分。所有民族，或者说在某些情况下的所有国家都被赶出了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而他们赖以为生的生存方式也随之被破坏。1915年的亚美尼亚大灾难众所周知，但是在长达10年之久的时间里，这绝非独有：这10年以来，成千上万的巴尔干穆斯林因巴尔干战争离乡背井，不计其数的希腊基督徒在1913—1914年、1916年及1921—1922年反复遭到驱逐，还有无数名高加索边境上的鞑靼人及切尔克斯穆斯林在1914—1915年被驱逐出境，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在1915年遭遇了蝗虫灾害，数不胜数的土耳其穆斯林在希土战争中被烧毁了村庄和家园，更多的希腊人在1922—1923年冬天再次被赶出士麦那。更多的事例难以言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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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弄懂这些损失的重要性，以及探寻数百万难民面临流离失所窘况及同样多的痛苦的军人、平民死亡的意义，可以说绝无可能。无论如何，在一个世纪的变迁后，我们可以开始处理它造成的地缘政治后果。奥斯曼帝国在跌跌撞撞地走进了20世纪后，虽然已难巍然挺立，但却也尚存早期令人敬畏的威势。尽管欧洲以领事裁判权及经济监管的方式侵蚀着帝国，但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仍然被成千上万名奥斯曼属民、穆斯林、基督徒以及犹太人奉拜为苏丹，而一些更远地区的广大穆斯林把他视为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诚然，1908—1909年的剧变推翻了哈米迪耶政权，并且撼动了苏丹统治根基，但是，从远至英属印度传来的报告来看，直到1918年，全球的穆斯林仍对苏丹保持着某种程度的效忠：这甚至包括由青年土耳其党人控制的傀儡苏丹穆罕默德五世（拉沙德），到之后的穆罕默德六世（瓦希代丁）——后者在1922年11月1日被凯末尔废黜，并由阿卜杜勒·迈吉德二世接任哈里发（而非苏丹），直到1924年3月，土耳其最终废除了哈里发一职。在奥斯曼连续战争带来的所有持久变化之中，这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在废除哈里发一事上，穆斯塔法·凯末尔常因此受到人们的肯定或者责备（特别是奥萨马·本·拉登）。但是，实际上真正摧毁奥斯曼威势的乃是帝国在1918年的大惨败。在土耳其的例子当中，区别在于王朝的覆灭还毁掉了团结世界范围内的（逊尼派）穆斯林——并通过源自伊斯兰教古典时期的哈里发来联系他们的最后一处机构。似乎是为了强调这一点，侯赛因国王在1924年3月听到土耳其传来的消息后，便马上宣布自己为所有穆斯林的哈里发。不过，他在6个月之后便失去了对麦加的控制，后者由伊本·沙特领导的瓦哈比教派占得，但伊本·沙特并未宣布政权的正统性，因此，能够团结全球穆斯林的哈里发一职从1924年之后便不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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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球上消失的不仅仅是奥斯曼苏丹及哈里发。在一个接一个战役中苟延残喘了几个世纪之后，帝国本身终于分崩离析，再难回归。诚然，所有“一战”参战国都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包括俄国——同盟国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中瓜分了俄国一部分领土，当然，还有其他同盟国——德国、奥匈帝国和（范围相对较小的）保加利亚。但是从各方面考量，奥斯曼都是独一无二的。1938年，希特勒合并了土耳其的战时同盟国德国及奥地利，他们试图恢复旧时边境线。同时，为了重建依照《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之上的东方帝国，他们还在1941年实施了巴巴罗萨行动。但是，希特勒的策略为时不久，而且同1914年之前相比，德国和奥地利此时早已被割去了大片边境面积。苏维埃俄国在重新获取沙俄时期几乎所有领土方面显然更为成功，此外，它甚至（比如加利西亚和加里宁格勒等少数地区）还进一步扩张了自己的领土范围。由于凯末尔在1922年的军事胜利的完满，国外诸强也没有为争夺土耳其新确立的边境线而爆发严重冲突（除了在“二战”的时候，斯大林在其胜利末期曾对卡尔斯和阿尔达汉提出了领土要求——虽然他最后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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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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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由“一战”造成的地理格局上的大破坏中，一个奇怪的事实是：最稳定以及最不稳定的边界线变动都存在于前奥斯曼帝国。阿拉伯中东战后和解的脆弱性在近些年已变成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而一些被定义为“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家也于近些年在这些地区出现，并成为当前的不安因素所在（不过或许并非是最令人忧虑的）。然而，由千万名战士的鲜血锻造而成的凯末尔土耳其共和国——而非通过缥缈的外交文件确立——已经证明了自己同那些东南邻国一样坚不可摧。凯末尔作为一位政治家的成功之处在于：他们在1923年洛桑会议上确定的边界线一直沿用到了今天——除了在1939年的时候，土耳其通过法属叙利亚的公民投票从其手中吸纳了哈塔伊一地——这使得土耳其顺利实现了1919—1920年《土耳其民族宪章》中提出的最后一处领土要求。[1]根据早些时候同法国及意大利签订的协议，凯末尔总体接受了意大利对多德卡尼斯群岛的控制以及法国在叙利亚的统治。同样，他也没有对英国对摩苏尔的领土主张提出异议——尽管由于他们在此区拥有广大的土耳其人口（土库曼人），此地也包含在《土耳其民族宪章》之中，而且他或许还能在伊拉克轻易击败逊于自己的英国军队。作为自己对于胜利上的克制的交换条件，凯末尔要求永久废除受人憎恶的领事裁判权：最终，他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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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在主要目标上的持续成功——界定土耳其同其战时敌国的边境线——奇怪的一点在于1923年7月24日签订的《洛桑条约》并未得到一个好的名声。如果到今天还有人记得的话，那么洛桑首先代表了一件事：希腊和土耳其的人口交换。在士麦那落入土耳其人之手后，希腊东正教基督徒的撤退及被驱逐已经预示了这一点；签订于1923年1月30日的《希腊和土耳其人口交换公约》完成了这项始于战时的任务——在战时，位于希腊沿岸的加里波利和黑海前线便出现了选择性的驱逐运动。唯一的新动向在于：希腊的穆斯林属民此时也将被迫逃至另一个国家。在奥斯曼所有属民中，希腊东正教教徒或东正教出身的人大约有120万——包括那些已经逃走或者被迫离开的人（大概占3/4）——他们被赶向西边的希腊。与此对应，大概有40万穆斯林被驱逐至东边的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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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安纳托利亚被废弃的教堂沉默但生动地记录着基督徒的出走；另一方面，前奥斯曼鲁梅利（包括萨洛尼卡——不过它常因卓越的犹太教文化而遭人遗忘）的空置清真寺、澡堂和礼拜寺则提醒着来访者这座城市被湮没的伊斯兰文明。“如果你试图单从建筑上弄懂欧洲东南边缘的历史，”布鲁斯·克拉克（Bruce Clark）在《异乡人：从故土到他乡》中写道，“你也许会得出结论：一些极其严重的大浩劫——不论是人为还是自然因素造成，都对爱琴海两岸带来了重创……这个地区还未完全恢复。”洛桑会议上决定的“人口转移集合”原则在整个20世纪发挥了作用：斯大林在1944年对克里米亚鞑靼人，以及车臣人和其他切尔克斯穆斯林的驱逐，“二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对大量德国侨民的驱逐（早在1943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便明确引用《洛桑条约》以证明驱逐的正当性），1948年的印（度）巴（基斯坦）分治，以及大量阿拉伯人从以色列的出走/被驱逐，还有在那一年中东战争之后犹太人从阿拉伯国家的离去。最近，“洛桑先例”已经应用于（尽管经常没有得到明确的承认）诸多事例当中：1989年保加利亚对土耳其穆斯林的驱逐，前南斯拉夫战争后的种族清洗，亚美尼亚在1994年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开始对阿塞拜疆穆斯林的清洗，甚至还有进行中的极富争议的独立乌克兰分裂运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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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非常充足的理由为洛桑会议带来的遗留问题感到遗憾。尽管它标志着土耳其在赢得独立战争之后获得了承认，但是相比在战场上被击败的希腊人，土耳其人今天对于《洛桑条约》的抨击更为激烈。就人力资本来说，土耳其在人口交换中比希腊失去的更多——不管是数量（离开的人数约为接收人数的3倍）还是质量（离开的人一般接受了更高的教育，而且更富有；相形之下，接收的大部分为农民）。几十年以来，从商人到药师，直至工程师、熟练技工，土耳其共和国什么都缺。由于缺乏熟练工人，土耳其经战争毁坏并急需所有人努力复兴的经济在一开始就陷入了瘫痪。就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而言，到图尔古特·厄扎尔的20世纪80年代改革之前，土耳其经济一直没有真正起死回生。就文化来说，土耳其大概也未获得复兴。虽然如今涌入伊斯坦布尔的旅客比任何时候都多，而且佩拉（今天的贝伊奥卢）的旧欧洲区已经恢复了它旧时国际大都会的些许风采，但是能够极大丰富城市文化、经济生命力的旧时希腊、亚美尼亚和犹太族群却一无所留。由于土耳其语言的拉丁化，大部分土耳其人无法阅读奥斯曼时期的文学、诗篇或者典籍——这将他们同自己的历史割裂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