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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1706574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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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于印欧人种和伊朗起源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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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于伊朗的了解起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波斯语［母语人士称之为法尔西语（Farsi）］同包括英语在内的大多欧洲语言、梵语、当代印地语和印度次大陆上的其他一些语言，在语法和词汇方面都有明显而密切的联系。例如，波斯语中一些表示人物和人际关系的基本词汇，像baradar（兄弟）、dokhtar（女儿，女孩）、madar（母亲），其他词汇如tondar（打雷）、setareh（星星）、nam（名字）、mush（老鼠）、tarik（黑暗）、dar（门）等，与英语或者欧洲其他语言中的词汇很相似甚至完全一致。之前的几个世纪，几乎无人关注此事。1786年，英属东印度公司法官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是第一位关注到这一点的学者。因为波斯语是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官方语言，所以他本人和公司其他员工必须掌握这种语言。威廉爵士推测波斯语和上述这些语言有着共同起源。由此，他开创了历史语言学这一现代学科，还翻译了大量波斯语诗歌和其他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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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语言具有毋庸置疑的相似性，但我们对于这些相似性，以及相似性起源的确切了解只停留在观察层面。从威廉爵士时代开始，大量解释这种相似性的学术理论开始问世。这其中，绝大多数理论认为这些语言有着共同根源。同时，许多学者都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即先前存在但现已消失的古印欧语是这些语言的共同祖先。一些学者还通过追寻最早的词汇和语法形式，试图勾勒出远古印欧语的轮廓。与此同时，考古学家和其他学者还试图寻找使用这种语言（或语族）的人群在历史上的生活时间和地点。他们的生活范围大约在今俄罗斯南部到黑海或里海北部地区。还有一些考古学家发现，他们可能就是那些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用一种名为库尔干（kurgans）的石冢墓来埋葬逝者的人群。学者们曾一度认为这些源自该地区并讲古代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古波斯语和梵语的人群通过迁徙进入今欧洲、伊朗和印度地区，同时把铁制工具和武器一并带到上述地区。还有学者认为这一迁徙也与上述地区首次驯化马匹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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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上种种理论还只是推断，远非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讲上述语言的人群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从他们最初的定居点，迁徙到今印度北部、伊朗高原、安纳托利亚（假如那时他们并没有已经在那里）、希腊、意大利和中北欧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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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同样无法确定迁徙和定居的性质。19世纪，当早期的民族主义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时，答案便倒向了战火与刀剑的暴力，即人口整体流动伴随着原先该地居民被清洗或被迫逃离。在这种原始的模式（尽管没有确切论证，但却经常在过去和当代强化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中，流血冲突经常伴随着语言覆盖。从那以后，人们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现实往往更加复杂，甚至更加暴力。一般认为，更多的时候往往是一小群人到达新的定居点，消灭了原先的统治精英，并确立其对更多的臣民的统治地位。久而久之，臣民就开始接纳统治群体的语言和文化。伊朗人的定居过程大概就是遵照这一模式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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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人员在伊朗发现了大量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文化遗迹，这些遗迹都早于古印欧语系人群或伊朗人定居于此的年代。在扎格罗斯山脉发现的一些农业遗迹甚至可追溯到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6000年。彼时，农业刚刚开始在此地发展。卡尚附近的泰佩·锡亚勒克遗址中的不同地区，在公元前5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之间几乎一直被占领。在伊朗西南部，从大约公元前4000年苏萨城建立之日起，埃兰王朝就是伊朗高原的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之间一个重要且充满活力的中间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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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可能一些操着某种伊朗语言（或者彼时多个伊朗语方言）、以放牧为生、处于游牧或半游牧状态的外来者，最开始以少量或小群体率先（于公元1000年之前的几个世纪当中）来到伊朗高原，融入当地定居的人群，随后统治当地原有居民，并最终同化了他们。伊朗各地的气候和地形地貌迥异，既有北部郁郁葱葱的亚热带森林，也有气候严峻地区的高山针叶林，到处都是半干旱或干旱地貌和沙漠地貌，还有广阔的沼泽、草原和其他大量的过渡地带。其中不乏优质良田（主要是位于南部、西部和北部的山谷与绿洲），也有许多适合季节性放牧的周边土地。这就意味着伊朗的绝大部分土地都适合游牧部落大规模的迁徙式和游牧式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的部落人群往往和周边定居的人群难以和平相处。双方关系通常是以交换为主的经济关系（交换物品为谷物、羊毛或肉类的初级制成品），同时也是外在威胁和自我保护的一种防卫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农业民族在面对更具有移动性的游牧民族袭击时往往处于弱势。（至少直到20世纪）游牧民族在类似的防卫关系中都一直占有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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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发现于亚述和巴比伦石刻中的证据（最早的石刻始于公元前836年）表明，伊朗人看起来像米底人，生活在今伊朗西北部。而波斯人则来自南部地区，与中埃兰时期的安善王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随后几个世纪中，米底人和波斯人统治着伊朗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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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1706574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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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在伊朗和世界历史中，琐罗亚斯德教有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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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罗亚斯德教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少数派宗教，其教徒主要分布在印度（尤其是孟买地区），伊朗也有少量信众，其他则零星散布在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和世界的其他地区，全世界的信徒数量不到20万。但是，在7世纪伊斯兰教征服伊朗之前，琐罗亚斯德教却在该地占主导地位。它对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有很深远的影响（对于后两者主要是通过犹太教产生间接影响，但也有一些直接的影响）。甚至在今天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那些从古代流传至今的琐罗亚斯德教传统依然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伊朗每年最重要的节日仍然是传统新年诺鲁兹节（Nowruz），即公历3月21日，也是一年一度的春分时节。此节日从古代伊朗的王朝时期一直流传至今。在伊朗官方日历中，每月的名称依然沿用琐罗亚斯德教中众神的名字，例如法瓦丹（Farvardin，波斯历一月）、霍达德（Khordad，波斯历三月）、蒂尔（Tir，波斯历四月）和奥尔迪贝赫什特（Ordibehesht，波斯历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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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界将琐罗亚斯德教的起源时间大大提前，甚至比该教自己记录和描述的时间更早。学界认为琐罗亚斯德教大约在公元前600年起源于先知琐罗亚斯德（Zoroaster），亦称作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当代波斯语称Zardosht）。但是，（自从学者玛丽·博伊西以后）许多人都认为琐罗亚斯德教的奠基者琐罗亚斯德本人生活于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200年之间，甚至更早。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因为在过去的数百年当中，信息传输的主要方式是口口相授（类似于早期梵语语篇那样），在萨珊王朝（始于公元224年）之前，可能并没有出现系统记录下来的文本。能够确定琐罗亚斯德教起源于更早时间的主要依据，是目前存世的最古老的该教典籍所使用的语言，也就是近似于琐罗亚斯德本人使用的语言（更接近梵语和古印欧语），与后期于公元前600年左右出现的文本大相径庭，该文本包含政治和文化生活等内容。而最早出现的文本［如《迦萨经》（Gathas）和《阿维斯陀经》（Avesta）］描述了当时人们已经开始从事游牧和放牛式生活，而这一时间与早期人群迁徙到伊朗高原的时间基本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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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罗亚斯德的神学理论来源于一项永恒且不可调和的冲突，冲突双方分别为创造真理、光明、正义的主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与谎言、黑暗、邪恶和不公正的化身阿里曼（Ahriman）。这就树立起一个强有力的道德框架，在这个框架里，人类的自由与选择权具有最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强调了良好思想、良好语言以及良好行为的重要性。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也包含了死后审判、天堂与地狱的内容，对犹太教和后世其他宗教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真理”和“谎言”的内容在早期的《阿维斯陀经》和存世的石刻中反复出现。同时，在希腊一些涉及伊朗和与伊朗有关事件的文献中也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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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可能是先前存在的）神祇也以天使或大天神形象嵌入琐罗亚斯德教的体系当中，例如，太阳神密特拉（Mithra）和河流女神阿娜希塔（Anahita）。六位天神（Amesha Spenta）分别象征动物、植物、金属、土、火和水。最高神明阿胡拉·马兹达是空气的化身，其地位相当于希腊天神宙斯，名字寓意“智慧之神”。因为在琐罗亚斯德之后的几个世纪中，其宗教信仰呈现出较大程度的多元化发展，包含多个“相似而有区别”的教派；也因为与其后来的（在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压力下产生的）发展轨迹相比，此时的琐罗亚斯德教呈现出多神特点，学者将后世的琐罗亚斯德教与早期的马兹达教（Mazdaism）作出了严格区分。（以“马兹达”命名宗教也反映出一个事实，即该教所有教派都把阿胡拉·马兹达当作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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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世纪的英格兰地区，圣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提出了重要的奥卡姆剃刀定律，即科学说明应当保持简洁，尽量少用全新的理论概念，不应提倡简单理论复杂化和新概念爆棚。该理论虽然被当今一些诸如教育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过度看重，但它从奥卡姆时代起在科学研究领域就具有重要地位。而在伊斯兰教之前的马兹达教却截然相反：它的宗教特点是将概念和教条以天神与天界实体的形式人格化，且其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多。例如，概念daena（良心、良知）意指一个正直男人死后的灵魂附在一名漂亮的处女身上。它所附带的人格化含义为这个男人生前所做的所有好事。随后daena这个词就成为宗教自身的代名词，此含义在穆罕默德得到启示之后（以阿拉伯语单词din）也被带入了伊斯兰教。另一个例子是识别出人类单独个体的五种不同的特质属性，除了肉体、灵魂和精神之外，还有adhvenak和fravashi。Adhvenak是每个人在天堂的原型，其寓意与男性精液和繁殖相关。Fravashi同样是精神世界的一种实物载体，其含义多与展示英雄力量、保卫世间生灵（比如守护天使）、收集死后的灵魂有关。（这样来看，这种形象有些类似于日耳曼神话中的瓦尔基里女武神。）以上和其他的天神人格化特征也为日后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的天神特点描绘了雏形，同时也与柏拉图主义中的理型论有相似之处，有学者就认为柏拉图本人曾受到马兹达教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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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世主弥赛亚是马兹达教的另一个显著特征，这一人物在后来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都再次出现。在公元前600年之前的至少几个世纪中，马兹达教产生了苏什扬特（Saoshyant）(1)这一概念。他的出生充满了神秘色彩。一位身怀琐罗亚斯德留在世间英灵的未婚母亲在终审之日将他诞生在人间。与其他宗教（或另外带有宗教性质的人类组织）一样，马兹达教的信徒主要来自教士阶层，即祭司（Magi，被希罗多德列为米底人中的高级部落）。祭司在琐罗亚斯德时代之前就已存在。他们在翻译并吸纳马兹达教的教义、教条和宗教礼仪时，既满足了自身需求，又令人惊讶地忠实保存了口传心授这一传统。马兹达教对基督教产生影响的一个标志，就是《圣经》中《福音》篇有关耶稣诞生的描述中存在三个来自东方的祭司，这段内容充分表现出已有宗教对新生宗教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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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人和犹太人在古代拥有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时而重合，时而交错。公元前720年亚述人征服了位于北方的以色列王国之后，大量犹太人迁移到米底地区，并在埃克巴坦那（Ecbatana，即今哈马丹）建立起犹太人永久社区。犹太人大量迁离的第二波浪潮发生在尼布甲尼撒统治时的公元前590年和公元前580年，目的地是巴比伦地区。尼布甲尼撒在公元前586年毁掉了所罗门神殿。在公元前530年前后，巴比伦地区受波斯人统治，随后大批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犹太人绝不会忘记巴比伦之囚所带来的巨大伤痛，也不会忘记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带给他们的恩惠。带领犹太人从巴比伦返回应许之地的领袖之一、书记员以斯拉，成为最早开始写下新版《托拉》（《旧约》前五卷，即“摩西五经”）的人。在此后的数百年里，离散的犹太人和马兹达教徒在今中东地区的城市里不断流动又相互依存。他们首先经历了波斯帝国统治，随后又听命于希腊人。显而易见的是，马兹达教的许多理念已超越自身，被其他宗教接纳。死海古卷就有力地印证了马兹达教的部分教义对其他宗教的影响。马兹达教在后来也产生过较大影响，例如公元前2世纪和罗马人摧毁耶路撒冷之后的公元4世纪、5世纪。犹太文本对波斯人的态度大都积极，这与希腊经典文献中对波斯人的凶恶描述大相径庭。如此鲜明的对比也印证了马兹达教对后世宗教产生的经久持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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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于马兹达教及其发展的解释十分复杂并存在一些问题，但天堂与地狱、人类对于善与恶的自由选择、神圣审判、天使（和天神）、单一造世主，以及类似弥赛亚的救世主等概念，都是玛兹达教早期的真实特征，都对后世宗教产生了巨大影响。至少在西方世界里，马兹达教基本上是第一个超越邪教和图腾崇拜的宗教理论体系。其理念从注重个人选择和个体责任的立场升华至道德与哲学层面。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可以称琐罗亚斯德本人发明（或揭示）了当代道德伦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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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1706574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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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居鲁士大帝在公元前6世纪建立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有何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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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49年，一个名叫居鲁士（Cyrus）的波斯人发动叛乱，并成功占领了米底王国的首都埃克巴坦那。这一事件通常被看作波斯人建立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开端。（该王朝的名称根据居鲁士的祖先阿契美尼斯命名。阿契美尼斯在波斯语中被称为哈卡梅尼什。）在此之前，波斯人受米底王朝统治，而从公元前549年开始，情况彻底翻转。居鲁士大帝统治伊始，其施政与米底人截然不同，他更加强调米底人和波斯人之间的共同合作。（在统治之初，米底人可能占据绝大多数，居鲁士本人则拥有波斯和米底双重血统。）除了米底人和波斯人，与早期埃兰帝国有关的一些人，以官僚和书记员的身份在阿契美尼德王朝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很多朝廷记录就是用埃兰文字书写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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