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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特别是在色诺芬（Xenophon）的《居鲁士的教育》一书中，居鲁士被塑造成一个智慧、公正的国王形象。色诺芬的著作虽然有许多虚构成分，但却真实地揭示了居鲁士备受世人尊崇的事实（尽管希腊人一直习惯性鄙视波斯人）。犹太人对居鲁士可谓心怀感激，感激他在占领巴比伦后将犹太人释放，并同意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居鲁士的这一举措在伟大的“居鲁士圆柱”被发现后也得到印证。居鲁士圆柱刻制于公元前539年居鲁士占领巴比伦（巴比伦人在当年奋起反抗米底统治者）后，并于19世纪在巴比伦的废墟中重见天日，现存于大英博物馆。与亚述人、埃及人和其他帝国的创建者常常在铭文中记录囚犯、来袭的敌人和毁坏城市等以纪念胜利不同，居鲁士圆柱上刻载了居鲁士的仁慈、大度和宽容，以及对巴比伦人的主神马尔杜克（Marduk）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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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以朋友身份进入巴比伦时，并以喜乐为准，在这天堂建立起政府时，伟大的神马尔杜克正在劝导宽宏大量的巴比伦人民去爱戴我，而我每天都不遗余力地崇敬他。我的大批军队在巴比伦境内行进，所到之处一片安宁祥和。我不允许任何人威胁苏美尔和阿卡德。我致力于捍卫巴比伦以及其他圣城的和平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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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鲁士允许他的属民，不仅仅是巴比伦人和犹太人，去信奉各自的神明。在他统治时期和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各属国人民仍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和法律进行自治，且管理者大多由本国产生。虽然并不是每一个居鲁士的后世君主都严格遵照他的模式进行统治，但总体来说，波斯人的统治明显带有松散和权力下放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居鲁士本人和他的继承者们无意将他们信仰的马兹达教强加给他人，但却将该教强调的道德品质和真理、正直、正义等融入全新、坚定且宽容的施政模式中。这些品质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后期的君主大流士一世时期的铭文中，比如贝希斯敦铭文和波斯波利斯圣殿（始建于大约公元前515年）的铭文中也有所体现。最近的学术研究对于大流士一世自称的正直与诚实提出了质疑，但是他所宣传的内容确实在不断强化“良政”的品质，虽然他本人的一些做法还未达到相关标准。波斯人不仅要把阿契美尼德王朝建成一个“刀剑的王朝”，更想把它塑造成一个“思想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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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居鲁士统治末期，他的帝国已经成为当时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面积涵盖了从爱琴海到印度河流域的广袤地带。他的儿子冈比西斯二世继续扩张，并征服了埃及。大流士一世也没有停止扩张步伐，不仅征服了色雷斯和马其顿，还挑起了波斯人和希腊人之间一系列的战争。这些举动深深影响了后世欧洲人对于波斯的看法，乃至对于整个东方的态度。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更倾向于将波斯人的形象描绘成颓废堕落、专横残暴的人，这种广泛传播的论调从没有得到完全的印证，甚至从来没有被印证过，然而希腊人对于自身凶残的一面以及其他方面的过失却视而不见。正如世人所看到的那样，《圣经》中有关阿契美尼德人的记载对于以上观念起到了更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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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对于阿契美尼德人的偏见也提醒着人们，世人（包括当代伊朗人）对于阿契美尼德历史的认知，无论是来自希腊古典文献还是19世纪转录的古代铭文，基本来自西方的记载和学术研究，而不是伊朗的历史传承。使用“Persia”（波斯）一词也反映了这一点。由于阿契美尼德人来自“波斯省”,所以希腊人称呼他们及其帝国的子民为“波斯人”。在此先例（以及其他惯例）的影响下，罗马人也称来自这一区域的人为波斯人。此后，欧洲人由于大量学习希腊和罗马的经典文献，直到19世纪仍一直称这些人为波斯人（欧洲人也同时吸收了希腊人和罗马人对于波斯人的各种偏见）。但是，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伊朗人一直称他们的国家为“伊朗”。最终在1935年，巴列维王朝的缔造者礼萨沙·巴列维（Reza Shah Pahlavi）正式要求各国驻伊朗使馆在正式的官方交往中称呼他的国家为“伊朗”（此举部分源自民族主义情结，同时也是为了将他本人缔造的巴列维王朝和被他推翻的恺加王朝加以区别，以确立自己的统治）。自此以后，“伊朗”一词成为大众普遍使用的名称。今日伊朗人仍然称他们的母语为法尔西语，即波斯语，因为在伊斯兰教进入伊朗之前，（古波斯）法尔斯省的方言就已经在文化上占据了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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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1706574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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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帕提亚王朝和萨珊王朝时期，王权和政府是如何交替变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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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的历史进程曾几次被外来势力打断。第一次发生于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入侵伊朗，阿契美尼德王朝覆灭。由于施行了与居鲁士相似的宽松统治，亚历山大大帝曾一度巩固了他对伊朗高原的占领。他虽然是一个独裁者（没有任何雅典式民主），但他对于治下的伊朗人给予足够的尊重，并试图鼓励通婚来融合希腊和伊朗文化。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在巴比伦驾崩。他死后，帝国也被手下的将军们瓜分，其中东部地区由塞琉古·尼卡特（Seleucus Nicator）继承（经过一系列战争后，战败的将军们被清洗，他们的领地也被别人吞并）。塞琉古延续了亚历山大大帝的统治方式，力求和治下的波斯人达成伙伴关系并下放了很多权力。但是他本人和他的继承者们从没停止过西征的野心，试图通过征服埃及、小亚细亚、希腊，重现亚历山大帝国的荣光。他们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但却未获全胜。相反，塞琉古帝国东部的一些地区发动叛乱并最终独立。帕提亚帝国（大约相当于今土库曼斯坦和伊朗呼罗珊省北部地区）就是其中之一，当地人一直过着古老的伊朗游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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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提亚是一个拥有马背文化的民族，他们的军队几乎全由骑马的弓箭手和小规模的装甲长矛骑兵组成。公元前250年至公元前80年，在经历一些阻碍和挫折之后，帕提亚人终于将自身势力扩展到塞琉古帝国的东部省份，并逐渐将塞琉古势力挤出位于帕提亚王国和不断东扩的罗马帝国之间的中间地带。罗马帝国的早期东征既与希腊人不断反抗塞琉古帝国统治有关（这些反抗者还包括大夏国的建立者，甚至是更东地区的人），又与方兴未艾、有着巨大利润的丝绸之路的商贸往来有关。丝绸之路贯穿希腊人定居的各个新兴城市，它所带来的商贸价值至少部分解释了帕提亚早期的君主们为何如此重视与希腊人的友好关系，他们甚至用希腊字母并按照希腊设计样式把单词“philhellenon”（热爱希腊人）刻在了本国货币上。像塞琉古人和阿契美尼德人那样，帕提亚帝国依靠当地贵族或总督维持着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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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琉古帝国被彻底消灭后，帕提亚人和罗马人在叙利亚与安纳托利亚半岛东部开始了直接对抗。公元前53年在卡尔海（Carrhae，位于今土耳其东部）战役中,帕提亚军队以少胜多，击败了由马库斯·李锡尼·克拉苏（Marcus Licinius Crassus）率领的罗马侵略军。这场战败给罗马人带来了空前的耻辱，令其难以忘怀，也激发了日后罗马的将军和皇帝们不断试图从克拉苏跌倒的地方站起来。起初，无人成功。直到116年，罗马皇帝图拉真（Trajan）利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抗击帕提亚军队，并成功夺取首都泰西封（Ctesiphon），他自封“帕提亚的征服者”（Parthicus）来纪念这场胜利。对于帕提亚人和罗马人来讲，战争部分是为了夺取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北部、叙利亚和亚美尼亚广袤富饶的区域，但更重要的则是为了尊严。泰西封只被短暂占领，图拉真的继任者哈德良（Hadrian）放弃了整个东部占领区。在随后的80年内，罗马人分别在164年和197年两夺两弃泰西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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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的不断上演导致帕提亚帝国在224年彻底崩塌。帕提亚的末代君主阿尔达班四世（Artabanus Ⅳ）战败,一个新的王朝——萨珊王朝的君主阿尔达希尔（Ardashir）登上波斯王位。阿尔达希尔和他的继承者们从不强调自己与希腊人之间有任何关联，反而一再强调自己的伊朗人、波斯人、马兹达教信徒的身份。阿尔达希尔之名取自阿契美尼德王朝一位重要君主——阿尔塔薛西斯（Artaxerxes）,而萨珊人与阿契美尼德人一样，都来自伊朗的法尔斯省。萨珊人与神职人员有着密切的联系，阿尔达希尔本人还有多位祖先是祭司。阿尔达希尔和他的后人沙普尔（Shapur）在建立萨珊王朝之后的几十年中取得了一系列对罗马人作战的胜利，仿佛以此证明他们比帕提亚人更有资格成为统治者。沙普尔最终在260年俘获了罗马皇帝瓦勒良（Vale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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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天平在作战双方之间左右摇摆，但到5世纪中期，罗马人和波斯人似乎达成了停火默契，因为他们共同面临一个来自北方的新的威胁——匈奴。萨珊王朝几乎覆灭，部分地区得以幸存也是因为匈奴人挥戈西进，转而攻击西边的罗马帝国。但匈奴人也只能算是萨珊王朝面临的诸多危机之一，饥荒、疾病、苛捐重税都推动着王朝走向衰落。关于这段时期的文字记载非常稀少，而且还是在许久之后才被记载下来。但这些危机却促成了一场带有共产主义性质的起义。这场起义由一位琐罗亚斯德教的异教先知马兹达克（Mazdak）领导。他对众人宣扬说教，提出既然私有财产和对于女人的占有欲望是导致世间一切罪恶的源泉，那么解决之道必然是将所有财产和女人公有化（但前提是必须女人自己同意，基本没有人会同意）。在起义发生之前，国内的贵族和祭司们可谓权势熏天又自命不凡，所以国王曾一度同马兹达克的起义力量结成同盟关系以打击这群人。可是当国王的目的一旦达成，他不仅立即与马兹达克分道扬镳，还组织了一个（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等）其他宗教领袖参加的公审大会来审判马兹达克。最终，马兹达克和他的追随者都被处死。整个事态完结后，国内随之形成了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国王在各个社会阶层之间扮演仲裁者和担保人的角色，平衡各个阶层势力并努力实现公平正义。一些人指出，这种社会分工与后来中世纪欧洲的政治形态具有相似性。中世纪欧洲君主也不断强化土地权贵的社会地位以达到强化军队和增强王权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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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王权模式在霍斯劳一世·阿努希尔万（Khosraw I Anushirvan）国王统治时期（531—579）达到顶峰。霍斯劳国王以他公正和睿智的统治而闻名。他不但骁勇善战，还鼓励发展科学，崇尚学习，组织收集并翻译来自世界各地的文献。回首历史，他在位时期后来（伊斯兰教在伊朗普及后）被誉为黄金年代，而萨珊王朝的治理模式在他统治时期也最终定型。在这种理论中，战争的胜利来自神的恩赐，并给予国王一种王室荣誉的光环，显示出他统治的正当性。但这种权利是有条件的——若国王施以良政，他的子民就会兴旺发达并支持其统治，国家税收丰盈，兵强马壮，形成良性循环；反之，若国王施以恶政，则民生凋敝，税收减少，国弱兵疲，国王最终将失去统治权（farr），形成恶性循环。他还会输掉战争，神将青睐反抗他和篡夺他权力的人。关键在于正义与良政。这些在萨珊王朝最后一个繁荣时期提出的施政理论（即使从未成为现实）在阿拉伯人征服伊朗之后，特别是750年后的阿巴斯（Abbasid）哈里发时期，又被重新解读和接受，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在几个世纪中最有影响力的施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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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世纪早期，萨珊王朝和东罗马帝国（后人称之为拜占庭帝国）战端重开并步步为营，几乎重现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疆域。可惜好景不长，拜占庭军队卷土重来，一举攻入萨珊王朝腹地，于627年在尼尼微（Nineveh）大败萨珊军，波斯人之前的所有胜利都付之东流。战争引起的武力冲突，对贸易活动的破坏，所带来的饥荒和疾病的传播，对于水利设施的严重破坏和毁弃导致的永久的耕地流失，都给双方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一般认为，这种破坏导致的萨珊王朝和拜占庭帝国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有利于穆斯林在632年伊斯兰教先知归真后在这一地区的迅速扩张，这也改变了伊朗历史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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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1706574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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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为什么穆斯林能迅速征服伊朗？为什么逊尼派和什叶派水火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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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帝国能够迅速扩张的原因之一是周边国家在先前的战争中国力消耗严重，而另一个主要原因则在于伊斯兰教这一新生宗教给予阿拉伯穆斯林军队的强大凝聚力和坚定决心。伊斯兰教早期历史对于伊朗的重要性，在于它解释了伊朗如何一步步成为一个伊斯兰国家，也解释了什叶派的起源问题。当今大部分伊朗人都信奉什叶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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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从613年起，先知穆罕默德开始在麦加宣讲伊斯兰教启示。由于在麦加受到反对和迫害，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在622年前往麦地那，他在那里被拥戴为伊斯兰教信众的领袖，同时也教化很多当地人皈依了伊斯兰教。随着麦加人在630年的投降，穆罕默德与麦加之间的战争以胜利告终。到632年穆罕默德归真之时，阿拉伯半岛上绝大多数人都已皈依伊斯兰教。穆罕默德死后，他的追随者们发生分裂，艾布·伯克尔（Abu Bakr）成为穆斯林的领袖哈里发，他通过发动一系列针对周边非伊斯兰教徒的战事来增强自身内部的团结。当然，战争的另一动机是传播伊斯兰教和归化新教徒。而伊斯兰教扩张的速度甚至可能令阿拉伯人自己都大为吃惊。仅仅20年间，他们就对拜占庭和波斯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并占领了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以及之前的萨珊王朝所有中心区域的领土。拜占庭勉强将其在安纳托利亚半岛大部和其他西部几个省的统治维持到11世纪，而萨珊王朝及其帝国则土崩瓦解。琐罗亚斯德教开始衰落，并逐步沦为一个少数派宗教。穆斯林把不得使用武力迫使异教徒皈依定为一条戒律，但经过几个世纪后他们发现，皈依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确有其必然的优势。此后的几百年里，伊朗人主要被来源于外国的王朝和贵族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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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阿拉伯人来讲，征服外族和成功后的喜悦让他们有了共同目标。然而整个穆斯林团体内部也存在着严重的分裂，而征服带来的所有结果和巨大财富又产生了更多的问题。纵观基督教历史，东正教和天主教的分裂，以及后来天主教和新教的分裂都是很久以后才出现的，并且很大程度上都是缘于神学观点的不同。与之相比，伊斯兰教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对立在穆罕默德先知归真（632）后就立刻产生了，其核心矛盾是领导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