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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夫桑贾尼的经济政策在早期带来了成功，1990—1991年，伊朗的经济增长率达到12.1%，1991—1992年为9.9%，非石油类产品出口和农产品生产都有所增长。1990年8月，萨达姆入侵科威特造成石油价格短期上涨，随后油价又迅速回落，从每桶30美元跌至14美元左右。随着进口增加和收入锐减，伊朗外债迅速膨胀（大约300亿美元），政府不得不将大部分的外汇收入用以支付债务。本国货币同美元外汇比价降低，政府在1993年底施行货币贬值，也没能阻止与美元汇率的进一步降低。货币贬值使得进口和债务偿付成本提高，从而进一步扩大国内通货膨胀，这一数字在1993年高达35%，最高时可能达到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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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夫桑贾尼时期的经济困难给他的声誉造成重创。他曾将自己塑造成问题化解高手、实干家、一个务实精明并能解决这个国家症结的人，同时他也暗示其他宗教人士和怀有革命意识形态的人不具备这些能力。这场货币危机给他带来的损害极大，因为几乎没有哪件事能比货币贬值在和平时期给一个国家带来更强的屈辱感，毕竟货币是一个国家的国家地位和经济实力的重要象征。1993年，拉夫桑贾尼再次当选总统，但是支持率明显降低。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他必须直面来自右翼议会的更大阻力。他在私有化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议会随后介入，使得大部分私有化改革后的企业被控制在各类慈善基金会手中，以另一种形式有效地延续了国家对于企业的掌控。他还努力改善伊朗遭到外界孤立的局面，争取外国投资，但这些努力被伊朗与恐怖组织的联系、鲁西迪事件，以及美国于1996年实施的伊朗—利比亚制裁措施所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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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拉夫桑贾尼的总统任期接近尾声，伊朗国内已经不再对他以及伊斯兰共和国的整个领导集团抱有任何幻想（拉夫桑贾尼的个人名誉因家人腐败的传闻而被进一步污化）。社会最穷困阶层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大幅改善，依然停留在很低的水平。社会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更有抱怨称，修复战争所破坏的各项工程尚未完成。此外，民众对于言论自由和政治活动的种种限制感到不满，也对那些体制内人士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傲慢之情感到气愤，仿佛这个国家属于他们并且将永远属于他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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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哈塔米执政期间（1997—2005）的改革尝试为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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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5月，民众对于拉夫桑贾尼的不满最终导致了穆罕默德·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的意外当选。哈塔米曾在米尔-侯赛因·穆萨维政府时期担任文化与伊斯兰指导部部长。他在拉夫桑贾尼政府中也曾短暂担任过这一职务，但由于强硬派人士对他所推行的扩大言论自由政策不满而最终被迫辞职。1997年伊朗举行总统选举，哈塔米起初只是个局外人，他之所以最后能赢得选举，部分原因是当局批准的参选人能力不够，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他在担任部长职务时交往的媒体人士对他的大力支持。他赢得大选的原因还包括他所倡导和呼吁的改革、更大程度上的言论自由、公民社会等都为他赢得了很多伊朗民众的支持，特别是妇女、少数族裔、学生和年轻人。他个人谦逊的外表、平静而富有魅力的性格、聪慧而真诚的品质同样帮他赢得了不少选票。随着投票日期日益临近，民众对于他的支持也与日俱增。最终，投票率高达80%，而哈塔米以70%的选票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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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一场十分广泛的运动，不仅仅只涉及哈塔米一人。大量像哈塔米这样的左派政客都转向推崇自由派立场，要求实现更多的政治自由。阿亚图拉蒙塔泽里，这位一度被霍梅尼指定为接班人而今却被拘禁在家的政治人物也支持哈塔米。一些宗教学者，例如卡迪瓦尔（Kadivar）、索鲁什（Soroush）、沙贝斯塔里（Shabestari）、埃什卡瓦里（Eshkevari）等，认为伊斯兰共和国应该成为一个更加自由的国度，这一观点也与哈塔米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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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塔米执政的前三年，新闻出版行业蓬勃发展，伊朗出现大量新报纸和期刊读物，其中大部分支持改革行为。他在实行开放的外交政策和改善同西方关系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他治下的政府通过谈判成功地解决了鲁西迪事件，同意和英国以及其他欧盟国家加强外交关系。在1997年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CNN）采访时，他甚至暗示伊朗有可能同美国改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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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哈梅内伊为中心的强硬派右翼人士，以及宪监会、伊朗信息与安全部（MOIS，伊朗秘密警察）和革命卫队中的右翼人士，对哈塔米及其倡导的改革计划毫不买账，他们从新政府成立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在努力推翻它。哈塔米政府也从未在经济改革方面取得多大进展，尽管这项改革有可能让那些憧憬改善生活而为他投票的大量普通人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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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强硬派人士并没有直接攻击哈塔米，而是攻击他的内阁部长们。最终，哈塔米的内阁一人被处决，一人被关进监狱，第三位则被迫离职。1998年底又发生了一系列针对作家、记者和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政客的杀人事件。1999年初，伊朗秘密警察出乎意料地承认该组织内部的一个所谓的流氓团伙制造了这些杀人事件，而杀人事件在此时也达到了顶峰。这些刽子手们被认为是削弱哈塔米政府的手段，但哈塔米成功地将责任推给秘密警察，迫使他们对杀人事件负责。2000年5月，改革派人士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得到了议会的大多数席位。一些人认为，议会选举胜利意味着改革派能够成功地推进他们的改革计划，建立一个民主政府，但事实却令他们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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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届议会在任期的最后几个月，通过了一部新的更具限制性的新闻法。新一届议会上任伊始就将推翻这部法律作为首要任务。当他们的行动开始时，哈梅内伊介入其中，致书禁止这项动议。2000年夏，许多改革派报社被迫关闭。一些新闻人坚守立场，更换名称开办新报，又再次被迫关停。一些记者和编辑因此被捕入狱。尽管人们不断斗争，但哈塔米总统任期前三年逐渐开放的言论自由开始被慢慢收紧。新闻自由问题在哈塔米的整个改革计划中具有象征意义。自2000年夏开始，哈塔米行使总统职权时开始变得步履蹒跚（尽管他在2001年再次当选总统）。此后，政府几次尝试将新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但都被宪监会拒绝，没能最终成为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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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哈塔米在伊斯兰共和国进行改革的尝试也不能说是彻底的失败。它启发并激励了一代年轻人，鼓励他们去坚持自己的初心。一些新闻记者和其他国人坚持将自身视为改革者，并等待着机会以推行他们的理念。妇女们则继续坚持反对衣着限制，这一限制在哈塔米时代已经放宽，这是一种非常明显和重要的抗议形式。几年之后，改革因“绿色运动”(3)再次兴起（详见第六章关于2009年总统选举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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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革命以来，伊朗是如何对待少数族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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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问题一样，伊朗的民族和宗教构成从外在看具有误导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给外界的总体印象是一个由相对单一的讲波斯语的什叶派穆斯林人口构成的国家，但实际情况要比外界印象更具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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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以最宽泛的标准来看待伊朗的少数民族问题，例如把来自里海岸边区域讲马赞德兰语和吉拉克语的伊朗人视为少数族裔，而不是作为占主导地位的波斯语族群的一部分的话，则这个讲波斯语的族群自身就可以（狭义地）成为一个少数族群。但是，如果把他们算作什叶派波斯语使用者这一主体族群的一部分，那么这个群体占到总人口的60%之多，而少数族裔和其他宗教群体占40%。阿塞拜疆土耳其人是伊朗最大的少数族裔，占到总人口的16%，其次是库尔德人（占总人口的10%），鲁尔人（包括巴赫蒂亚里人，共占6%），阿拉伯人和俾路支人（各自占比均不到2%），塔里什人、卡什伽人、土库曼人（各自占比1%），其他民族（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信仰基督教的亚述人和犹太人）组成了其余的1%人口。伊朗的宗教构成高度单一，90%的人口信仰什叶派的十二伊玛目派，8%为逊尼派（主要是俾路支人、土库曼人、库尔德人和其他阿拉伯人），2%则信仰其他宗教（例如基督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雅兹迪教和曼达教等）。巴哈伊教徒可能同基督教徒数量相当（大约30万—35万），但是在遭遇迫害之后就很难估算他们的准确人数，同时由于伊斯兰共和国不承认巴哈伊教，所以他们不会出现在官方的统计数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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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少数族裔中，阿塞拜疆人的同化程度最深。像本书之前介绍过的那样，来自突厥的统治者和王朝在伊朗历史上曾扮演了重要角色。许多声名显赫的教士和当代政客都是阿塞拜疆人，包括哈梅内伊和米尔-侯赛因·穆萨维。阿塞拜疆分裂势力得到了一些支持。尽管从1989年开始伊朗北部新成立的主权国家阿塞拜疆国内的一些人试图煽动泛突厥主义和分裂情绪，但这并没有给伊朗国家和地方政治造成太大风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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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民族之中，库尔德人一直坚持争取更多的自治权，俾路支人和阿拉伯人也紧随其后。这些民族（包括一些敢于直言的阿塞拜疆人）抱怨他们在伊朗国内的少数民族身份导致他们遭到经济发展方面的剥削。这些民族的受教育水平出奇地低，库尔德人和俾路支人将这一现象归咎于中央政府坚持用波斯语进行教育，使得他们的孩子不得不在非母语环境中学习，导致教育水平下降。他们还抱怨道，每当中央政府为发展计划拨款时，他们总是排在最后（另外，库尔德斯坦地区在两伊战争中遭受的破坏程度比其他地区更为严重）。中央政府在处理少数族裔问题时总是出现大波斯沙文主义倾向，也多多少少表现出一种偏执的国家主义情结，少数民族呼吁更高权限的自治时，总是习惯性地被指控为与国外势力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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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还存在三个主要的非穆斯林少数群体，分别是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琐罗亚斯德教徒。他们拥有在议会中有自己独立代表的特权，并且这些代表的任命可以独立于常规的代表选举过程。这清晰地反映出沙里亚法的立场，即其他宗教的信众，作为“经书子民”，在穆斯林社会里也应当得到宽容与尊重。尽管如此，信仰以上宗教的人群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最多也只能算是“不和谐”，历史上他们也曾遭到迫害。基督教徒与当局的关系更为紧张，因为当局怀疑他们试图将穆斯林改造为基督教信徒，福音派新教徒比传统亚美尼亚、亚述基督教徒受到更多的怀疑。当局怀疑犹太教徒的理由是他们与以色列有关联。虽然自20世纪40年代始，很多伊朗犹太教徒迁往以色列，特别是1979年后，更多的人选择前往美国生活，但留在伊朗的犹太教徒仍然有大约2万—3万人，他们依然是中东地区以色列之外最大的犹太教群体。这些犹太教徒被要求公开表明反对以色列复国主义的政治立场，并时不时被强迫向反以色列复国主义事业捐款。1999年，一小伙犹太教徒在设拉子以为以色列充当间谍的罪名被捕，但外界普遍认为他们是哈塔米总统同他强硬的政治对手互相斗争的牺牲品。虽然他们最终被释放了，但这一事件却反映出伊朗秘密警察的惯性思维模式。对于这些少数族裔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在伊朗避开麻烦、过上好生活的关键在于保持低调，尽量避免引起当局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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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巴哈伊教徒比起任何其他少数族裔遭受了更多的不平等待遇，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被看作是伊斯兰教的变节者，也有人认为这与他们所持的宗教信仰受到英国人或前任国王的支持，或者他们在当今时代同以色列结为秘密盟友有关。1980年8月，伊朗当局逮捕了巴哈伊教国家灵体会（Bahai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y）全部9名成员，自那以后，这9人再也没有在公众面前出现过。巴哈伊教徒又选出9名新的灵体会成员，其中8人被逮捕并遭到秘密处决。据巴哈伊教徒的说法，这种屠杀一直持续到1984年，共有177名教徒惨遭毒手。此后，针对巴哈伊教徒的迫害并没有停止，只是不再如此高调，但仍不时伴随零星的杀戮和人员失踪。20世纪90年代后期，年轻的巴哈伊教徒被禁止上大学，他们不得不建立起自己的学术组织，但参与此类学术组织的教徒不时地因所谓的阴谋罪被逮捕，有更多人因此付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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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式上讲，宪法和伊斯兰教法给予少数族裔的保护应当涵盖所有族群的每一个成员。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体制内，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确存在着巨大鸿沟。当局更不应以中东其他国家的情况更为糟糕为借口推脱自身所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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