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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1989年之后，吸毒和失业等社会问题是缓解了还是恶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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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革命并不仅仅是一场政治革命或政变，更是一场削弱特权阶级、给予大部分底层人民上升机会与希望的真正的社会变革。一些对于革命的描述，从某种程度上看，革命本质上（特别是对于左派人士来说）是为了那些“受压迫者”（mostazafin），他们是革命的首要受益者。但是，换个角度来看，特权阶级以及他们所掌握的种种特权却很难被撼动，“受压迫者”所承受的苦难也很难被根除，尽管一些人已经成功脱离他们与生俱来的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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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国内贫困水平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是国内高失业率的长期存在。2000年的伊朗官方数据显示，全国失业率在10%—14%之间浮动，青年（15—29岁人群）失业率几乎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左右，高达22%—29%，年轻女性失业率达到40%左右。然而一些经济学家却严重怀疑伊朗官方数据的准确性，一些人认为全国平均失业率已逼近20%，青年失业率则在40%左右，25岁以下青年失业率甚至达到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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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失业率是伊朗经济疲软的重要标志。国内经济增长的速度无法为每年进入市场的大量青年劳动力提供必要的新增就业岗位（进入21世纪后，伊朗新生儿出生率较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有所放缓，但2015年的数据显示，伊朗大约8000万人口中，30岁以下人口超过60%）。90年代初，伊朗政府还可以将经济不振归咎于两伊战争，现在已经开始甩锅给外界对伊朗的制裁措施（特别是2011年11月以后实施的更为严厉的制裁措施）。但伊朗经济长久以来一直受到结构性问题的影响，而结构性问题并不受其他因素制约。其核心是过度依赖石油。尽管伊朗不像其他中东地区富油国那样严重依赖石油，但也的确显示出所谓“食利经济”的种种令人沮丧的特征。在此种经济模式下，从一个国有资源中所获取的收入可以遏制甚至扼杀经济活动的其他领域。食利国家的一个特点就是倾向于向一个已经过度发展的公共领域继续倾斜，伊朗在两伊战争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中央集权主义倾向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以致伊朗在当前明显的高失业率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很大程度的隐性失业。其他观察人士还指出，食利主义倾向于加强国家的集权主义并且阻碍中产阶级的独立发展和发挥其应有的政治影响力。以上这些现象，人们在伊朗都可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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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失业率结伴而行的是一连串相似的社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一个要数毒品问题。伊朗位于阿富汗与欧洲之间的鸦片、海洛因等毒品的走私通道上，在伊朗许多大城市的贫民窟里都能发现大量的阿富汗难民，其中许多人都涉及毒品贸易。《联合国世界毒品报告》指出，2010年，15—60岁之间的伊朗人中，20%的人在非法滥用毒品，伊朗是世界毒品滥用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毒品成瘾还带来高犯罪率等更多破坏性的社会问题，也导致卖淫嫖娼猖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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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兰共和国体制下，高失业率还会带来在其他国家无法预见的负面影响。失业的年轻人无法结婚或者独立组建家庭，伊朗20多岁的青年人中有高达75%的人口仍然和父母一起生活。他们无法通过合法渠道进行性行为，一些评论人士将年轻群体中蓬勃发展的地下性文化浪潮归因于此。离婚现象在那些已经结婚的年轻人中也呈上升趋势，离婚率在2007—2014年从12%上升至21%。这种现象可能与大众，特别是女性，对于婚姻的期望有所变化相关，但也同经济状况困窘、吸毒比例高等因素有关。失业、贫穷、婚姻失败、卖淫嫖娼以及严重影响年轻人的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一些人认为伊朗社会正在走向崩溃。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2015年的《世界快乐报告》将伊朗在158个国家或地区中列在第11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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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伊朗到底有没有支持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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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美国政府实施《伊朗—利比亚制裁法案》，其首要原因是担心伊朗政府支持诸如黎巴嫩真主党、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哈马斯这些致力于通过使用暴力和恐怖手段摧毁以色列的组织（也有伊朗人权状况和核武器问题方面的考量）。许多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关的暴力事件往往有伊斯兰“圣战”组织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参与，这些事件的目标直指以色列。其他直接与共和国政府有关的事件都指向某些被认定为“国家敌人”的政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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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圣战”组织于1983年4月和10月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制造了两起大型自杀式爆炸袭击，使美国大使馆和机场附近的两处兵营受到严重损坏。美国大使馆袭击事件造成63人死亡；而驻黎巴嫩执行维和任务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法国伞兵部队军营遇袭事件中，将近300人失去生命。几次袭击事件都发生在一系列事态发展之后。外国军队最初在当地是受欢迎的，可是随着美国支持黎巴嫩军队并命令其军舰向内陆目标开火以后，人们开始对外来势力产生反感。军营袭击事件之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国际维和部队撤出黎巴嫩。11月，以色列位于提尔（Tyre）的军事基地又遭遇自杀式爆炸袭击，28名以色列人遇难。作为报复，以色列袭击了伊朗的贝卡军事基地，导致23名革命卫队队员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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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7月，伊朗库尔德民主党（Kurdestan Democratic Party）领袖阿卜杜勒·拉赫曼·哈塞姆卢（Abdul Rahman Qasemlu）在维也纳与伊朗政府代表谈判期间被杀（事实上，伊朗代表为情报安全部人员）。伊朗威胁如果伊朗政府代表被起诉将报复奥地利，最终两名遭到指控的凶手被奥地利政府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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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8月，沙普尔·巴赫蒂亚尔（曾于1979年初巴列维国王离开伊朗后短暂担任过政府首相）在其位于巴黎的寓所中被暗杀。他在海外流亡时热衷于反对伊朗伊斯兰政权的政治活动，还在1980年7月成功躲过暗杀行动。一名凶手被逮捕并被宣判有罪，但在2010年又被释放并返回德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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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3月，以色列位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使馆遭遇自杀式卡车炸弹袭击，临近几幢建筑（包括一所学校在内）也遭到破坏。袭击造成将近30人死亡和数百人受伤，大多数死伤者是与使馆毫无关联的阿根廷民众，其中包括数名儿童。伊斯兰“圣战”组织随后宣称对此事件负责，并表示袭击是为了惩罚以色列杀害黎巴嫩真主党首领。但是，美国却宣布他们已经掌握了伊朗政府参与此事的证据。1994年7月，第二起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摧毁了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阿根廷以色列互助协会（一个犹太社区中心），致使85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没有个人或者组织宣称对这一事件负责。调查人员随后确信有一伙黎巴嫩真主党成员策划实施了这次袭击，并声称伊朗驻阿根廷大使馆文化参赞、教士莫赫森·拉巴尼（Mohsen Rabbani）协助参与了这两次袭击。但是当地进行的针对第二起袭击事件的调查并不令人信服和满意，这也成为阿根廷政治的一则大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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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9月，包括萨迪格·沙拉夫坎迪（Sadegh Sharafkandi）在内的3位伊朗库尔德民主党领导人及其翻译在位于柏林的米科诺斯（Mykonos）餐厅遭遇谋杀。被杀的沙拉夫坎迪在哈塞姆卢于维也纳被暗杀后成为伊朗库尔德民主党新一代领导人。一名伊朗人和一名黎巴嫩人因此事件被逮捕并最终以故意杀人罪被判有罪。被判刑之后（1997年4月），柏林法官对伊朗情报部部长阿里·法拉希安（Ali Fallahian），以及拉夫桑贾尼和哈梅内伊发出全球通缉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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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曾将1996年6月沙特阿拉伯的胡巴尔（Khobar）大厦爆炸事件归咎于伊朗（该爆炸事件致使19名美国军方人员和1名沙特阿拉伯人死亡，372人受伤）。2001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基于部分秘密情报发布了一份起诉书，2015年一名在起诉书上被点名的沙特阿拉伯什叶派人士在贝鲁特被逮捕。但是在其他场合，沙特阿拉伯政府仿佛一直在指责“基地”组织制造了这次袭击，有人认为这与前一年11月“基地”组织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亚德制造的汽车炸弹袭击事件有关，而且有证据显示奥萨马·本·拉登承认制造了此次爆炸事件。此外，许多在联邦调查局起诉书中没有提到的证据都是沙特阿拉伯当局通过严刑拷打获得的可疑性供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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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都是与伊朗有关的主要恐怖袭击和暗杀事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对于伊朗仍然支持恐怖主义的批评声音大多基于伊朗对于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以及这两个组织针对以色列的暴力活动。但是，从总体上看，伊朗不良的国家形象还是源自此前伊斯兰“圣战”组织在黎巴嫩所实施的人质绑架事件、鲁西迪事件和（2000年之后）愈演愈烈的伊朗核计划。尽管如此，那些有意关注的人士也注意到，特别是在“9·11”事件之后，伊朗几乎没有或者基本没有直接参与恐怖主义活动（同时，在什叶派内部也形成一种共识，特别是自杀式袭击在原则上是不被接受的）。同时，逊尼派穆斯林的恐怖主义活动，利用沙特阿拉伯支持的瓦哈比派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无论是打着“基地”组织还是“伊斯兰国”组织或是其他组织的旗号，无论是以自杀式爆炸还是其他方式实施，都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此类袭击，特别是在伊拉克和巴基斯坦，通常都是针对什叶派穆斯林）。2015年夏天，有新闻报道称，随着伊朗同P5+1(4)国家达成核协议，伊朗停止了对哈马斯的资金支持。人们只能希望，自拉夫桑贾尼总统任期后半期以来，伊朗参与恐怖主义的下降趋势能够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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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伊朗影院有何特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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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和1979年的伊朗影院，同警察局、秘密警察办公室和银行一道，被定义为国家镇压或者外来干涉的象征，时常遭到革命派的破窗入室洗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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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8月阿巴丹的雷克斯电影院纵火案导致数百人丧生，就是此类事件最有力的例证之一（参见第四章），同时也是正在上升的革命浪潮中的一个重要时刻。伊斯兰革命人士从根本上将电影和戏剧视为道德败坏和西方价值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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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伊斯兰革命结束后不久，在伊朗上映外国电影以及在国内制作类似电影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然而几年以后，由于两伊战争所带来的压力，当局开始意识到电影在宣传方面所具有的潜力，（从1982年开始）对特定内容的限制性规定开始逐渐放宽，对于电影制作的投资也慢慢活跃起来。其实，伊朗国内电影制作人也从对外国电影的限制性规定中受益匪浅。由于限制的存在，每年只有少数外国电影能在伊朗上映，这就意味着行业竞争被人为消除。就像人们看到的那样，伊朗的文学形象在过去总是以塑造英雄的方式加以呈现，巴列维王朝时期的文学更多是散播政治主张和政治异见的载体。到了伊斯兰共和国时期，审查制度在很多时候终结了这一现象［当然也有少数例外，比较著名的就是诗人艾哈迈德·沙姆鲁（Ahmad Shamlu）］。审查制度往往会抑制言论自由，钝化文学工作者的创作努力，使得具备独立思想的作家、诗人不愿冒险将自己的真实思想跃然纸上。虽然伊朗文学自革命之后受到长期压制，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电影却在种种限制中脱颖而出、繁荣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该国文化界的领军行业。审查制度的种种限制并没有完全摧毁电影人的创造力，反而使得伊朗电影在通过使用间接和含沙射影的方式有效传递艺术、社会和政治等方面信息的过程中变得更加细腻。由于受到审查制度的限制，伊朗电影无法追随好莱坞潮流，用性和暴力作为题材去吸引观众，但这也使得伊朗电影免于使用符合潮流的快速剪辑和编辑手法，而是另辟蹊径。电影人通过多种策略规避潜在麻烦。一些电影以儿童为主人公，例如1987年的《何处是我朋友家》、1990年的《巴树，一个小小陌生人》、1995年的《白色气球》。也有很多人用类似纪录片的写实手法制作电影。在哈塔米担任总统时期，限制一度进一步放宽，由伊朗少数族裔制作，或者题材与少数族裔相关的电影开始涌现。巴赫曼·戈巴迪（Bahman Ghobadi）的《醉马时刻》和《乌龟飞上天》就是此类电影的代表作。这两部电影分别讲述了位于伊朗和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的故事。伊朗电影同时也呈现出两种不同风格的分化。一类以莫赫森·玛克玛尔巴夫（Mohsen Makhmalbaf）的《坎大哈》和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的《樱桃的滋味》为代表，是在平时鲜能看到的高水准艺术影片。这类影片往往在西方电影节上斩获大奖却很少能在国内与大众见面。另一类是伊朗影院常规播放的惊悚片和浪漫喜剧（这类影片几乎不在伊朗以外地区放映）。以两伊战争为题材的战争影片也是当时流行的高产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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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些电影制作人将流行的大众电影转变为更加复杂的、表达政治观点的产品。卡迈勒·塔布里兹（Kamal Tabrizi）于2004年拍摄的《蜥蜴》是这类电影最好的代表。尽管嘲讽了伊朗的教士阶层，但是电影在上映之初成功避开审查，在被全面禁映之前引来大批观影者的阵阵鼓掌叫好。另一部（非常与众不同）兼具娱乐性和艺术性（而且在伊朗以外地区也赢得好评）的电影，是阿斯哈·法哈蒂（Asghar Farhadi）指导的《一次别离》。但最成功的导演也许应该是贾法尔·帕纳西（Jafar Panahi），他所指导的作品《生命的圆圈》《深红的金子》和《越位》，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感人至深且直击灵魂。帕纳西于2009年游行示威事件后被捕入狱，至今仍然被软禁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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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电影似乎在告诉外界人士，伊朗并不仅仅像媒体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阴郁、严酷和充满政治压迫的国家。它所蕴含的丰富诗意以及道德准则都在一遍又一遍地强调着，当今伊朗与以前那个由伟大诗人、哲学家、艺术家和建筑师们共同营造的文化大繁荣时期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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