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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政治生活中有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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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被许多伊朗人简称为赛帕（Sepah）。该组织于1979年作为保卫革命政府的准军事化力量组建，直接听命于霍梅尼。建立之初，革命卫队的主要任务是同库尔德分裂势力和人民“圣战”者组织（MKO）作战。两伊战争爆发后，革命卫队得以迅速发展壮大并转而成为伊朗最重要的武装力量。自那以后，伊朗政府开始大力宣传革命卫队在与萨达姆军队作战时所取得的种种胜利，不过革命卫队的确在许多关键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承受了巨大的伤亡代价，特别是在1986—1987年跨年的冬天进行的代号为“卡尔巴拉4” “卡尔巴拉5”的两次攻势中。在其他战斗中，革命卫队的伤亡也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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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梅尼非常清楚，革命卫队绝不应当积极参与政治，然而宪法所赋予他们保卫伊斯兰共和国政权、应对来自内部和外部一切威胁的职责，为他们留下了一块灰色地带。在霍梅尼死后几年时间里，革命卫队在伊朗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1999年夏，几名卫队指挥官致信警告当时的总统哈塔米，如果政府不对德黑兰学生抗议示威活动采取必要措施，那么共和国卫队就将介入。虽然卫队最后并没有这么做，但是他们对于2009年因总统选举所导致的抗议游行的镇压在事实上加强了他们在伊朗政治体系中的作用（凭借哈梅内伊对其的依赖）。革命卫队与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关系之密切在伊朗众所周知，无论是出任总统后还是先前担任德黑兰市长时，艾哈迈迪内贾德都多次为革命卫队输送利益，特别是在工程建设方面。2009年10月，一家与革命卫队相关联的公司以大约80亿美元的价格购得国家垄断的电信行业的控制股权，此举进一步加强了革命卫队在伊朗经济领域的作用。2011年秋，外部对于伊朗的制裁日益加剧。许多观察人士指出，革命卫队通过走私和在打破制裁的一系列行动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尽管这种指控很难被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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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卫队在伊朗政体中的角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在这种政体的其他领域内却出现了多种意见。这种现象的一个表现出现在2009年总统选举期间，革命卫队前任指挥官莫赫森·雷扎伊公然反对艾哈迈迪内贾德。当哈梅内伊同艾哈迈迪内贾德闹翻之后，革命卫队选择站到哈梅内伊一边，而不是鲁莽且放肆的艾哈迈迪内贾德一边。共和国卫队指挥官们的意见在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the Suprem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和伊朗体制内，占有很重的分量，但却不一定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且决议都是由集体进行决策。哈梅内伊依赖革命卫队，但由于哈梅内伊和宗教法学具有至高权力，因此革命卫队也依赖哈梅内伊，依赖宗教法学的各项原则。如果某一天革命卫队，或是卫队的某位高级指挥官突然介入并统治伊朗，这也并非不可想象。然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军队传统与土耳其或者埃及有着天壤之别，在伊朗从没有发生过类似的军事政变或者军政府统治，因为此类事件一旦发生，将直接违背自1979年以来所形成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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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卫队对于伊朗人具有双重重要性，这也反映出国内政治主张存在分歧。虽然许多人仍然将革命卫队视作两伊战争的英雄和伊朗独立的重要保障，但也另有许多人视其为执行伊斯兰共和国强硬路线的顽固且具有压迫性，有时甚至腐朽的政策推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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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不是一个独裁者？究竟是谁在掌管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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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中包含多个不同的权力中心。它也包含多种西方民主国家特征，例如民选总统、民选议会、一整套司法体系、一个政府和各部行政长官，等等。然而，这些政府实体却往往不能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履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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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伊朗宪法的一种理解是，它试图同时迎合两种理念，即伊斯兰政府理念和人民主权的理念。在这两种理念之中，伊斯兰原则在宪法文本中占据主导地位。相比之下，总统和议会的选举办法被清晰地表述出来，而人民主权的原则却不见任何直接陈述。人民主权在宪法条文中是隐性的而非显性的。1979年以来，显而易见的是，在具体的政治行为中，伊斯兰原则是高于民主原则的。但是，尽管存在种种限制、局限和滥用的情况，代议制政治对于事件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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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规定，伊斯兰政治权威中最具学识的人是领袖（rahbar(2)），当前是由阿里·哈梅内伊担任。在西方出版物中，他通常被称作最高领袖。这一称谓也适用于伊朗国内，但在宪法中仅称之为领袖。领袖在伊朗国内拥有最高权力，他有权任命包括革命卫队在内的武装部队指挥官和司法体系领导官员。总统和议会是经选举产生的，然而，候选人在选举前需要得到宪法监护委员会批准，这就使得权力再次落入领袖的掌控（宪法监护委员会由12位人士组成，其中6人直接由领袖任命，其余6人由司法界推选。但司法界官员本身也由领袖选取）。审批过程非常残酷，有志参选总统的绝大多数人都会遭到宪法监护委员会淘汰，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获批。领袖还可以任命“星期五礼拜”（主麻日）的主持人、巴斯基民兵组织指挥官、国家宣传系统负责人。国家司法制度和伊斯兰指导部共同行使媒体审查职能，但是领袖及其幕僚能够以控制宪法监护委员会为手段从而操控国家体系中的民主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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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领袖拥有绝对权力，但是国家体系却并没有按照独裁制度运转，甚至在霍梅尼时期也没有。哈梅内伊将政府日常事务交由总统和各部部长负责，重要决策必须经集体讨论后才能作出。参与讨论的既包括他身边的幕僚集团（涉及外交和国防的重要决策），也涵盖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而哈梅内伊是该委员会主席。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包括总统、外交部部长、所有武装部队指挥官和革命卫队指挥官。总统在国家体系内的作用是有限的。以往，每当总统试图抗衡最高领袖，或者试图分割部分权力时，最高领袖最终总能将其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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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远不能称伊朗为一个独裁国家，有时批评人士往往还提出相反的观点，即这种国家体系是各种权力中心混乱聚集而成的。革命卫队、总统、情报部门、军队、最高领袖、宪法监护委员会相互角力又各自为政。这一现象有时也被用以解释伊朗为境外恐怖主义和叛乱团体提供支持的指控。革命结束后的最初几年，伊朗国内各个权力中心彼此无序争夺的景象更为明显，霍梅尼利用这种混乱来巩固伊斯兰共和国政权。今日，很多权力中心还依然存在，但是伊朗政体已经发育成熟，而它们无一脱离控制。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国家首要机关，确保中央掌控政策，也确保维护国家权力和最高领导人权力。不安定因素在伊朗几乎没有任何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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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依然不时举行。总统和议会由选举产生，这反映出（尽管无法完全反映）国内民意，各个职能部门人员不断更迭，从而对政治活动产生影响。这一点很重要，绝不应该被轻易摈弃。但是最高领袖和他的幕僚集团出于伊斯兰教利益和维护国家体系的需要仍掌握最终话语权。从这一点看，伊朗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民主国家。人们可以称之为一个“带有家长制作风的伊斯兰半民主国家”（a paternalistic Islamic subdemocracy），或者一个“伊斯兰化共和国”（an Islamic Re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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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鲁哈尼2013年当选总统对于伊朗来说有何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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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国内长久存在对于异见的管控，以及观察人士所谓的审查制度（情报部或者其他部门对于新闻、政治活动、境内外自由出入等行为的控制），在2013年6月总统选举拉开序幕前，最保险的预测莫过于这次选举将重演2009年总统选举的一幕，即通过在各个必要层面操控选举过程以确保当选者是同最高领袖及其核心幕僚保持一致的那位候选人。5月，宪法监护委员会审查候选人名单时将拉夫桑贾尼排除在外，这仿佛印证了这一预测。这是一个震荡性事件——前总统遭到宪法监护委员会否决的事实仿佛再次强调了伊朗国家体系发生右倾的程度之深。而拉夫桑贾尼貌似受到了自己对2009年总统大选所发表的批评性言论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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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并不是这份候选人名单的唯一有趣之处。艾哈迈迪内贾德所欣赏的候选人也被排除在外，这是对他最后的怠慢。宪法监护委员会共批准了8名候选人，5名是强硬的保守主义者［分别为贾利利（Jalili）、卡利巴夫（Qalibaf）、雷扎伊、维拉亚蒂（Velayati）和哈达德-阿德尔（Haddad-Adel）］,1名温和保守派［鲁哈尼（Rouhani）］,2名改革派［阿莱夫（Aref）、加拉齐（Gharazi）］。名单无法令人感到欣喜。卡利巴夫、维拉亚蒂和雷扎伊在以前的总统选举中都有过败北的经历；阿莱夫和加拉齐寂寂无名；而鲁哈尼以外交官身份被世人熟知，从未以政治家身份参加过以往选举。但其中3名候选人（维拉亚蒂、鲁哈尼、贾利利）有着丰富的外事经验，这至少意味着伊朗当局希望找到一位能够解决核问题和确保减轻外部制裁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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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困局、外部制裁和核计划这三种危机左右着本次总统选举。贾利利，曾在艾哈迈迪内贾德政府里担任首席核谈判官，起初颇受当局青睐。但是，在总统候选人辩论的重要时刻，维拉亚蒂（也许是所有候选人中与哈梅内伊走得最近的一位）批评贾利利在核问题谈判中过于固执且缺乏想象。这一批评史无前例地将最高领导层内部的意见不合公开地呈现在公众面前，也释放出政策正在转变的另一个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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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竞选活动不断向前推进，阿莱夫和哈达德-阿德尔渐渐落后。鲁哈尼不仅争取温和派选民、支持拉夫桑贾尼的选民和自己的核心票仓，更是试图争取改革派选民的支持。他通过发表关于支持女性地位平等、释放政治犯和言论自由等言论赢得了改革派选民的好感。6月14日的正式投票前不久，哈塔米对鲁哈尼的公开支持使得其人气大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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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票统计结果显示，鲁哈尼以50.7%的得票率赢得总统选举。虽然才刚超过50%的最低门槛要求，但却足以确保他不再需要进行第二轮投票。同时，鲁哈尼所得选票领先第二名卡利巴夫3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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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相信2009年的总统选举存在舞弊行为的话，那么他们也能轻易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让2013年选举结果偏离一两个百分点使得投票进入第二轮对于领导层来说不费吹灰之力，而没有人可以预见鲁哈尼在第二轮投票中是否依然能赢。这就再次表明哈梅内伊和他的幕僚集团更看好那些有能力、有资质解决核争端的候选人。但是鲁哈尼的当选还具有另外一重意义。在艾哈迈迪内贾德充满争议的总统任期内，伊朗国内政治整体右倾。先抛开其合法性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谈，2009年总统选举的结局无疑增加了伊朗最高领袖对于革命卫队和其他国家安全机器的依赖程度，这是又一个危险的右倾举动。哈梅内伊所尊崇的偶像、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国父阿亚图拉霍梅尼在位时，总是力求在左翼和右翼之间保持平衡。尽管哈梅内伊和艾哈迈迪内贾德最终都安然度过了危机，但2009年选举后依然引发了1979年革命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抗议，这也一定给哈梅内伊敲响了警钟。如果不去贬低2013年鲁哈尼在竞选中所取得的成功，就结果来看，这很像对国内政治体系一次刻意的再平衡，人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回归到霍梅尼时期的权力平衡模式和一个基础（相对）更为广泛的政府。许多政治阶层都被重新吸纳到政府当中（虽然那些在2009年被称作“暴乱分子”的人依旧被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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