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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1979年以来，伊朗社会中女性地位有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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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的女性地位问题自1979年革命以来就充满了矛盾（甚至要比伊朗社会其他领域更为严重），如果没有与之相反或者近乎相反的陈述以作平衡，就几乎不可能对此问题作出任何强有力的陈述。如果想要了解当代伊朗以及伊朗未来的重要发展趋势，至今几乎还没有其他哪一个复杂现象的重要程度能与这个问题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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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论述这个问题，需要从霍梅尼开始。霍梅尼对于女性地位的立场既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又具有多变性。1963—1964年，当他刚刚以反对国王而出名时，他曾抨击国王给予女性投票权的政策（却没有批评自己的土地改革的相关计划，土地改革在农民中大受欢迎，却损害了教士的土地红利）。但是到了1979年，霍梅尼承认女性在推翻国王过程中作出了相应的贡献，他决定不再违背历史潮流，从而保留了女性的投票权。然而，他却重新引入女性需要佩戴面纱的制度，取消了国王在1967年推行的《家庭保护法》中有关自由化的规定，并再次强调沙里亚法相关条款应发挥其作用以及家庭中男性至上的原则。这就意味着，除了别的权利外，女性一旦离婚就将失去孩子的监护权；在司法案件中，女性证词的重要性将不及男性，诸如此类。这导致女性不再可能从事法官或者律师等职业［希林·伊巴迪（Shirin Ebadi）于1975年成为伊朗首位女性法官，却在1979—1993年期间无法再从事自己的职业。多年后的2003年，她以伊朗人权律师的身份成为该国首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然而，取消《家庭保护法》所引发的其他变化，例如在理论上重新将一夫多妻制合法化，以及将女性法定结婚年龄下调至9岁（后又上调至13岁），却并没有真正起到多大作用，因为全社会都以此为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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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共和国在建立之初的几个月里对女性地位作出的许多改变，使得许多伊朗女性，尤其是但不仅仅限于那些曾积极参与1978年抗议示威活动的左派女性，痛苦地感觉到自己遭遇了革命的背叛。尽管如此，从长远来看，其他变化对于女性来说同样重要或者更为重要。两伊战争就是其中一个因素。当男性上前线作战时，女性就在工作中或者家庭里承担了男性的角色。教育领域所发生的变化也引发了其他一些重要改变，而这些改变却往往得不到外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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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高出生率和快速增长的人口，以及巴列维政府牺牲农村以换取城市发展的偏颇政策，巴列维国王从来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全民初等教育。而在伊斯兰共和国体制下，即使是最偏远的乡村也至少有一所学校，在几年的时间里，所有儿童都有希望接受基础教育。伊朗识字率迅速攀升，在2015年达到86.8%。与此同时，许多来自更为保守的乡村地区和外省城镇地区的家庭（家庭里的父亲）破天荒地乐于将自己的女儿送入学校，因为学校根据性别将学生进行分离，而且女孩（从9岁开始）上学期间必须穿着希贾布(4)。男孩和女孩上学开始成为日常，许多家庭要求子女去取得尽可能优异的成绩，在学校接受教育直到18岁，然后进入大学继续学习，这体现了伊朗社会存在的对于学习和知识素养的潜在文化尊重。政府对上大学持鼓励态度，在两伊战争后的几年时间里，一大批大学和自由大学（独立于政府财政支持，依靠学生学费自给自足的大学）在各省相继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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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际，伊朗出现了同西方国家中学教育阶段相类似的现象——伊朗女孩在青少年阶段的学习中表现得更为勤奋，考试成绩也相对优异。这也使得女孩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分数更高，所以在（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很多年里，大学录取学生中60%—65%为女性。紧接着，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女性离开大学，进入劳动力市场（尽管伊朗年轻人失业率之高令人泪目，年轻女性失业率甚至更高），多数人都能找到优渥的工作。在教育部门、神职岗位、私营经济、医药领域和国家公务员队伍中都存在着大量女性（当今超过一半的伊朗教师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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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女性地位的提高，可视为教士集团成功掌握伊朗政治和决策权所带来的一种结果。教团是伊朗传统的知识分子阶层。如果伊朗国内还有哪个阶层能毫无保留地将教育本身看作是一种优良品质的话，那必是教团无疑。女性接受更高水平的大众教育，以及更广泛地进入职场本身就是这种潜在观点的一种体现。同时，女性在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也引发另外一些现象。在伊朗许多家庭中，妻子的收入高于丈夫，更高的教育水平就意味着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有更多的选择。一般来讲，女性结婚时间有所推迟，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在选择婚姻对象时左顾右盼，甚至干脆选择不婚。一些观察人士注意到，在中产阶级女性中所发展出的关于家庭、职场和政治的自由派观点与女性自信心的提升和收入能力的增强存在密切关系。其他观察人士，特别是齐巴·米尔-胡塞尼（Ziba Mir-Hosseini）和查尔斯·库兹曼（Charles Kurzman），都提到伊朗进入了“女性一代”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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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人们也不应该对此过分夸大。以上现象大部分只出现在中产阶级女性中，大多数底层女性甚至不敢幻想能够找到一份收入良好的工作，她们仍然需要面对高失业率、不公正的性别歧视、极度贫穷等残酷现实，以及毒品、卖淫、家庭破碎等问题给她们带来的无法挽回的伤害。相当数量的女性仍然无法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中晋升到管理岗位。近年来，政府中仍有人试图在部分大学课程限制女性上课名额（截至目前，这种限制所产生的效果还不明显）。法律上的不平等待遇对于伊朗实现女性平等的合法愿望来说真可谓是一个持久且耻辱的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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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些伊朗女性社会地位的转变必将会对伊朗社会和政治产生更广泛的长期影响。从宏观层面上看，尽管社会还存在很多黑暗面，但这种变化是伊朗社会光明前景的特征之一，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人保持谨慎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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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伊朗刑罚为何如此严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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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国内刑罚十分严酷。国际特赦组织认为伊朗在2015年1—7月间处决了将近700人（尽管数字仍存在争议）。另外，据一些人的说法，伊朗的人均处决率高居世界之首。国际特赦组织还尤其关注遭处决的青少年人数——这也是刑事责任年龄相对较小的一种结果（男孩为15岁，女孩为9岁）。四分之三的处决与毒品有关，另外几乎全部指向谋杀或其他一些重罪。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被严格管制。记者、电影人和从事其他行业的人也会被捕入狱。监狱条件恶劣，关押人员经常产生病毒交叉感染，医疗条件简陋有时甚至根本没有。尽管宪法不允许虐待，但是虐待折磨在监狱和警察局里司空见惯（伊朗称之为刑罚，而非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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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伊斯兰教刑罚，例如石刑之于通奸，截肢之于偷窃，也时有施行，但是由于伊朗公众反对，以及政府面临来自国内外的压力，近年来使用频次明显减少。这部分缘于伊朗司法体系内部长期存在的不统一。一方面，伊朗有法典和正式的法庭体系。尽管存在滥用司法、不遵守法定程序、缺乏对辩护律师的适当规定等不足，但其运转方式总体上同大多数国家如出一辙。另一方面，特别是在地方省区，教士可以独立于司法体系之外，根据沙里亚法进行裁决。许多此类裁决（可能是大多数）都合理且人道，但是不能保证全部裁决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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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是一种存在教法的宗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所以严酷地处理犯人，其部分原因是伊斯兰教法允许在最恶劣的案件处理上使用严酷刑罚。处决率居高不下也反映出伊朗国内毒品问题（通往欧洲的毒品交易需要过境伊朗是此问题的部分原因）和其他一些社会问题的严峻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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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伊朗是“21世纪的苏联”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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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不是！这种提法经常见诸美国或以色列的媒体和其他行业。每当以色列出现反伊朗言论，这种论调就会出现。伊朗对于西方来说无论如何构不成苏联那样的威胁。此外，特别是2015年7月伊核协议达成之后，中东其他地方对于西方利益造成的威胁远大于伊朗。无论是否拥有核武器，伊朗的战略绝不会像苏联那样触及全球，也绝不具备支持这种战略雄心的攻击性武装力量，也无法维持如此规模的国防开支，国内也不具备如此全面的军事工业体系，做不到通过军事手段占领半个大洲，更做不到全面掌控国民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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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周边国家相比，伊朗的军事开支相对较小，在2012年只占到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3%。此数据是笔者撰写本书时能找到的年份最近的数据（这项由瑞典国际和平研究院评估的数据只截至2015年11月，可能并没有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相关花费，否则数值可能会提升0.5—0.75个百分点）。而在相同年份里，沙特阿拉伯的军费开支占GDP的7.7%（2014年上升至10.4%），以色列5.7%，阿拉伯联合酋长国4.8%。美国同年的军费开支为4.2%。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军费开支据估算高达15%—17%。所以，无论是在中东地区还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伊朗无论如何都算不上军费开支大户。如果将军费开支作为衡量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国家的指标，那么伊朗既不能算是军国主义国家，也不能算是扩张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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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苏联代表着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对于西方社会内部的一些人来说很有说服力，同时代表着西方民主内部冲突中的一方观点。而伊朗所持的伊斯兰意识形态在西方并没有市场（甚至在中东地区也只有少数人能接受）。也许有人会说，伊斯兰教信众在西方社会中很活跃，但这仅仅限于主要由移民构成的穆斯林社区内部。他们对于所持理念的呼吁总体来说影响力很有限，也没有像苏联的共产主义那样成为西方社会持续讨论的一个政治话题。另外，那些最活跃、最激进的穆斯林是受到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波斯湾南岸阿拉伯国家资助的逊尼派中的瓦哈比教派和萨拉菲教派，而并非受伊朗影响的什叶派。伊朗的什叶派属于穆斯林群体中的少数派，只是约占全球穆斯林人群的12%，这进一步限制了其意识形态的影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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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伊朗是否像苏联那样干涉邻国内政并试图播撒革命？是……也不是！当今的阿富汗、伊拉克政府或许可被称为带有初始民主国家色彩，他们受到美国和西方的支持，却更亲近伊朗，在伊朗的帮助下建立起国家。西方支持的这两国政要也得到伊朗的支持。2003—2009年，伊朗介入伊拉克境内叛乱已经成为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所以一些人试图将西方联军的困境归咎于伊朗。然而，更多证据表明，伊拉克境内支持起源于沙特阿拉伯的叛乱会造成社会不稳定，而这一点却常常被忽视。随后，类似模式又在阿富汗重现。在很大程度上，伊朗关于输出革命的言论未能在两伊战争初期阶段幸存。“什叶派新月带”（Shi’a Crescent）理论，即伊朗支持波斯湾地区国家底层什叶派民众起义，从而将什叶派连成一片，也被［特别是法国学者劳伦斯·洛伊尔（Laurence Louёr）］认为是一派胡言。伊朗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都存在相关利益与朋友，而利益就像边界一样，是永久性的（也许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不一样）。越靠近伊朗边境的国家，伊朗对其施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就越务实。2014年夏，随着“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出现，伊朗加强了对于伊拉克南部什叶派的支持力度，而这种支持后来逐渐公开。但是，伊朗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既定政策是促进这两个国家的稳定（从伊朗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因此，这对于西方和伊朗的外交政策来说都是严重的失败，我们和他们都没有充分利用好彼此之间强大的利益联盟关系。在许多什叶派为少数群体的周边国家里（或者在伊拉克和巴林这种什叶派为多数群体的国家），伊朗和伊朗教团同这些群体总保持着一定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不是掌控关系，至多不过是伊朗帮助他们自我防卫。由于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对于以色列都持敌意态度，因此伊朗同黎巴嫩真主党的关系较为紧密。尽管黎巴嫩真主党发布了很多激烈言论，但是他们的行动大体上来说也还是防御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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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伊朗政府的对内行动时，伊朗和苏联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反美依然是伊朗当局的基本意识形态，甚至在2015年夏达成伊核协议之后也依然如此。对美敌意和他们认为的美国干涉伊朗内政，仍被当局用作其对内控制的合法借口。如同苏联那样，意识形态已经日渐衰微，统治集团（自2009年开始）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国家安全机器来维持其日渐萎靡的权威。阿扎尔·纳菲西（Azar Nafisi，《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的作者）和拉米塔·纳瓦依（Ramita Navai，《谎言之城》的作者）描述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国内的一些社会情况：失业加剧了由政府伪善的本性以及民众被迫的妥协所带来的惨状；为此，许多伊朗人，特别是年轻人，在绝望中无所作为，辜负自己的雄心，还有一些人昧着良心与政府达成某种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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