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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2015年7月在维也纳伊核协议是如何达成的？协议能否继续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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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鲁哈尼当选伊朗总统，使得外界对于伊朗将加速寻找核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期望大增。9月，鲁哈尼在其新任外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的陪同下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美英发言人很快就对伊朗方面采取的新的、更温和、更老练的解决方式表示欢迎。当联合国大会闭幕，各国政客和外交官员离开纽约之际，鲁哈尼同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电话会谈——这是两国领导人自1979年后首次交换意见。电话会谈之后，双方确定了进行核问题谈判的路线方向，伊朗国内强硬派人士对鲁哈尼的所作所为进行抨击，而哈梅内伊连续发表支持鲁哈尼的声明在此刻显得尤为重要。有了哈梅内伊的支持，有了伊朗民众赋予的巨大权威，鲁哈尼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对反对派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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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哈迈迪内贾德时期，伊朗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呈现紧张状态。随着其任期结束，伊朗同P5+1国家间的对话以积极姿态于2013年10月重新启动。当各国谈判人员于1个月后（11月24日）在日内瓦再次相聚时，他们成功达成一份临时性协议。伊朗同意停止提炼丰度5%以上的浓缩铀以换取外界放松价值高达70亿美元的制裁（美方认为此条款是“适中”的）。伊朗方面还同意将已有浓缩铀提炼至更高丰度使其无法用于制造武器，接受更为严格的核查，停止阿拉克重水反应堆的建设，停止开发改进的离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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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仅是一份临时协议，却受到外界一致欢迎，其中也包括哈梅内伊。哈梅内伊迅速发表声明称：“这份成功全部归功于真主的恩典和伊朗人民的支持。”虽然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美国国会内部都发出反对声音，但是奥巴马和他的内阁成员却态度坚定，使得这份协议成为伊朗停止和扭转核计划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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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协议最重要的方面是美国和伊朗双方共同看到了危险的前景，考虑到持续的对抗和矛盾升级可能引发的后果，所以各自决定作出让步，以对话代替对抗。伊朗方面本可以采用一种模糊化政策拒绝对其核计划的一切形式的限制，从而承受被孤立的代价以及制裁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美国也本可以继续采用小布什政府时期遏制伊朗成为富裕国家的政策，内塔尼亚胡总是时不时地在一旁煽风点火，要求美国如此行事，坚定地增加对伊朗制裁的压力，直至最后的武力打击。但是，奥巴马却改弦更张，选择信任伊朗人一次。这才是日内瓦协议真正的要义所在。随后各方展开谈判。事实上，人们后来发现，早在鲁哈尼当选总统之前，伊美双方从2013年3月开始就已经秘密地开展了双边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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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内瓦协议相关条款的约定下，敲定最终协议的谈判规定要在6个月内完成。但是，谈判实际花费的时间却更长。其他国家参与谈判是很重要的，然而谈判的关键还是在于美伊之间。与所有涉及这类承诺的倡议一样，在此过程中投入的士气和政治资本与技术细节同等重要。谈判的最后期限在2014年6月和11月被两次推迟，最终于2015年4月2日达成框架性协议，7月14日于维也纳达成最终确定性协议——《联合全面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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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核协议规定伊朗不得提炼丰度超过3.67%的浓缩铀，同时按此标准提炼的浓缩铀（15年内）储量不得超过300千克，将离心机数量从2万台减少至6000台以下，同时（13年内）不得研发更高效的离心机。其他条款包括停止利用位于地下的福尔多核设施进行铀浓缩15年，并将其改建成医疗研究中心；重新设计阿拉克反应堆，使其不再生产钚原料；让其境内核设施继续或多或少地接受外界检查，并应外界要求允许他们进入其他核设施。对伊朗制裁的解除将视其履行义务的情况而采用渐进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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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几天之后联合国安理会就决议通过了这份协议，但美国共和党却对此骂声一片。共和党对于伊朗的敌意是基于一种假设，认定伊朗屡教不改，不可信任。更多经过深思熟虑的反对意见来自从保守主义原则出发，对伊朗军控手段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自1979年以来对伊朗发自内心的厌恶，以及不愿看到奥巴马政府取得政策上的成功。最终，随着奥巴马的反对者无法争取到足够票数来推翻总统的否决权，美国国会反对伊核协议的势力土崩瓦解，但是这种厌恶伊核协议的情绪却保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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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秋，伊朗弹道导弹项目又招致潜在问题，并引发新的担忧，但是实际上，伊朗方面对于伊核协议相关承诺的履行足以达到放松制裁的标准，而且落实放松制裁步伐之快也超乎期待。2016年1月16日，国际原子能机构确认伊朗已经达到必要条件，放松制裁措施得以逐步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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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核协议的签订是由于美国和伊朗这两个主要谈判参与方都对此进行了巨大的政治投资。但这份协议的行之有效必须建立在各方都严格遵守相关承诺这样一个前提之下。在伊朗国内，那些在2016年2月大选中与鲁哈尼密切联系的温和派和改革派人士所取得的胜利被认为是伊朗人民对伊核协议的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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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伊朗同沙特阿拉伯、什叶派同逊尼派间的对抗为何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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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革命之后，霍梅尼同阿拉伯世界中的多位领导人，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国王和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展开骂战。霍梅尼如此行事是因为他认为那些领导人对神不敬，而且他们都是美国的盟友（例如同沙特阿拉伯国王的骂战），而并非因为他们属于逊尼派。霍梅尼的什叶派信仰，至少从传统的逊尼派同什叶派的分裂层面来看，仍然相对温和。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也反对对逊尼派穆斯林采取极具攻击性的极端什叶派传统（比如经常习惯性地攻击辱骂逊尼派前三位哈里发）。在伊斯兰革命的最初阶段，霍梅尼和其他一些革命人士不断地号召其他国家的穆斯林，不论是逊尼派还是什叶派，都起来反抗本国统治者并建立伊斯兰政府，就像伊朗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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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逊尼派来说，霍梅尼只能代表什叶派伊朗，所以他在伊朗以外的国家影响力并不大。全世界穆斯林人口中大约85%为逊尼派，多数逊尼派从不信任更不喜欢什叶派。伊朗伊斯兰革命在伊朗以外的伊斯兰世界的确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影响是间接的。伊朗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抨击在当时与时俱进的一个理念，即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中东国家按照西方模式发展就能进步，将伊斯兰教作为一个陈腐的中世纪遗留抛在一边，从而寻求更高程度的物质丰盈和西式政府体系。在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地方，一些逊尼派穆斯林对本国具有世俗思想、追求物质主义和倾心西化的统治者感到不满，他们更倾向于接受伊斯兰革命的信条。他们不能接受伊朗的领导层，但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又因为伊朗的成功而感到羞愧。对于他们来说，逊尼派才是伊斯兰教的正统形式，然而什叶派却率先起来反抗对伊斯兰教的不敬行为以及西方文化的侵蚀。所以，一些虔诚的逊尼派穆斯林觉得必须有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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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尼派对这种情绪的第一次释放来得又早又猛烈。1979年11月20日，伊朗革命成功后仅仅过了10个月，朱海曼·阿尔欧泰比（Juhayman Al-Otaybi）就带领200—300名武装分子占领了麦加大清真寺，他们批评沙特阿拉伯统治家族的腐败，以及对西方的过于开放，同时也抨击沙特阿拉伯教团对于这些邪恶缄口不言。朱海曼要求禁止电视服务，驱逐沙特阿拉伯境内的非穆斯林人口，号召穆斯林罢黜这些腐败的领导人，回归先知穆罕默德时期的生活方式。随后，沙特阿拉伯安全部队包围了朱海曼及其同伙长达2周之久，并在12月初（据说在外国帮助下）最终将其俘获。几周后，朱海曼一伙被施以斩首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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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件着实令沙特阿拉伯王室大吃一惊并颜面扫地。沙特阿拉伯建立在沙特家族同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Mohammad ibn Abd al-Wahhab）之间的一项协议基础上。瓦哈卜生活在18世纪，死于1792年，是一位清教徒式的具有改革精神的宗教学者和布道者。他所宣扬的逊尼派伊斯兰教带有原教旨、清教徒色彩，并十分严格，强调一神论（tawhid），反对创新（bid’a）和盲目崇拜（shirk）。当现代国家沙特阿拉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时，瓦哈比派也随之成立，并成为沙特阿拉伯国教。瓦哈比派坚决反对什叶派或苏菲派等穆斯林教派对其他圣人、圣地和圣墓的尊崇，以及他们在宗教思想方面对哲学和神秘主义等非经文内容的包容性。对于一些从小就受瓦哈比派思想影响的沙特阿拉伯人来说，朱海曼攻占麦加城伊斯兰教圣地的行为令他们感到内疚。外界批评沙特家族所秉承的基本信仰正在逐渐退化，而沙特家族在此批评面前显得那样的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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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卡利德国王与其说是打击宗教极端主义，不如说是通过安抚和接纳不同意见来预防进一步的异议和叛乱，此举一下将沙特阿拉伯从西方发展模式（至少表面上是）扭转成为严苛的瓦哈比派教义国家。从表层来看，公众着装发生改变，西式装束遭到禁止，男性和女性着装回归到传统的长袍、罩袍；电影院全部关闭。更为严重的是，瓦哈比派教团在政府中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尤其是在教育领域，从而导致授课回归到更为传统的方式。沙特阿拉伯政府加大了对其他伊斯兰国家传播瓦哈比主义的支持和资助力度，投建清真寺和学校以应对所谓的来自霍梅尼领导的伊朗的威胁（朱海曼占领大清真寺之后不久，沙特阿拉伯东部省份卡提夫省就发生了什叶派起义。此次起义是由警察镇压和禁止什叶派举行宗教仪式游行并且严禁从德黑兰传入言论引发的。起义也使得沙特阿拉伯1979年危机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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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9年开始，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双边关系就如同过山车一般高低起伏，但是由沙特阿拉伯资助的瓦哈比主义在伊斯兰世界的扩张却是无法阻挡的。更为狭隘的瓦哈比主义在多个国家取代了当地较为温和的伊斯兰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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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的做法部分是源于瓦哈比派教义，但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同阿拉伯世界里其他逊尼派国家一样对什叶派长久以来存在着反感情绪，这一情绪由该地区传统的社会和政治形态孕育而生。1918年之前，奥斯曼土耳其人在广袤的帝国内部利用该地区的逊尼派精英贯彻其统治权威。1918年，奥斯曼帝国和逊尼派哈里发国终结，尽管当地建立了新的殖民政府，但逊尼派精英依旧在奥斯曼帝国所辖疆土上施以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地王朝政府消亡，阿拉伯民族主义成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但是统治埃及和伊拉克等国的新的世俗民族主义者们依旧源于逊尼派内部。萨达姆·侯赛因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逊尼派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是这个区域的天然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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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萨达姆倒台后，一个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什叶派政府取而代之，这令逊尼派人士大感震惊。尤其是那些海湾国家的王室，他们作为逊尼派统治者也许并不喜欢萨达姆，但是对什叶派更无好感。他们将任何什叶派地位的改善都视作伊朗的地区扩张。努里·马利基（Nouri al-Maliki）于2006年当选伊拉克总理，其组建的政府在政治层面上的不成熟将这一事态进一步恶化，许多伊拉克逊尼派人士被排除在美国掌控的伊拉克军队和联合政府之外，他们感到自己更加边缘化了。伊拉克逊尼派所受到的羞辱以及瓦哈比教义的广泛传播直接孕育了“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生存土壤，引发了大量针对什叶派目标的自杀式炸弹袭击，特别是针对伊拉克境内什叶派圣陵的袭击。最早的袭击发生于2003年8月，针对目标是位于纳杰夫的阿里清真寺。自那以后，伊拉克境内其他的主要圣陵不断遭到袭击。最为严重的一起发生于2006年2月，袭击使得萨马拉清真寺的穹顶完全被毁，大量什叶派民众在各类自杀式和汽车炸弹袭击中殒命。作为报复，什叶派民兵敢死队在2004—2005年发动了针对逊尼派的大规模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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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冲突持续爆发，直到2007年美军增兵后才得到控制。但曾受政府鼓励而反对“基地”组织的逊尼派，后来又感到被政府抛弃，故而对马利基政府充满敌意，这就为日后“伊斯兰国”组织的崛起创造了条件。“伊斯兰国”组织领导人利用“阿拉伯之春”引发的叙利亚内战创建了自己的组织结构和战术打法，并在2014年5月攻占了摩苏尔。2007年之前，“伊斯兰国”组织是逊尼派叛乱武装的一部分，此后他们开始在该地区和其他地区大肆招兵买马，有大量成员来自沙特阿拉伯。无论沙特阿拉伯对于“伊斯兰国”组织的支持达到何等程度，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即沙特阿拉伯政府也支持其他反对阿萨德政权的逊尼派组织，包括“基地”组织分支努斯拉阵线，此举意在打击伊朗对于阿萨德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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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初，沙特阿拉伯处决了著名什叶派异见分子、教士谢赫尼米尔·尼米尔（Sheikh Nimr al-Nimr），导致事态进一步升级。谢赫尼米尔公开支持人民抗议沙特阿拉伯境内针对什叶派少数群体的不公正待遇，并用激烈的言辞号召推翻沙特阿拉伯王室。但是他同其他沙特阿拉伯的什叶派领袖一样并没有煽动暴力行为，也尽量和伊朗保持距离。其他同谢赫一同遭处决的46人中，多数为犯有恐怖主义罪行的瓦哈比派极端分子。由于瓦哈比派仍然需要安抚，因此谢赫尼米尔必须被处决。而沙特家族也明白，维系家族在沙特阿拉伯统治的最大威胁其实来自国内，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威胁是他们作茧自缚的极端瓦哈比主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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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沙特阿拉伯的双边对抗中并没有哪一方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双方都有过错。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伊朗政府主动远离了以往的什叶派极端主义。无论是伊朗政府还是什叶派，其破坏性都不能和沙特阿拉伯培养的瓦哈比派世界观相提并论，在这种世界观下，瓦哈比派制造了“9·11”事件，“伊斯兰国”组织犯下了一系列罪行。至少从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朗的政策本质上是以防御性为主，虽然有时在针对以色列的立场上会有特定且带有倾向性的例外，而伊朗革命卫队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关系，以及间歇性但极端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已经接近反犹太主义的边缘，二者共同导致这种倾向变得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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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恐惧和不安，沙特阿拉伯和伊朗都在积极寻求应对政策。伊朗人看地图时发现他们已同时被反什叶派的逊尼派国家和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其他盟友所环绕。这些西方国家的盟友时至今日还在议论更换伊朗国内政权，其公开表态也更倾向于遵循并安抚沙特阿拉伯方面关于地区紧张态势的说法。对于很多伊朗人来说，1980—1988年残酷的两伊战争深深地影响了他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在那场战争中，伊朗人在被孤立的状态下与一群或明或暗的敌人殊死战斗。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惧怕伊朗，部分原因是他们对伊朗过去的言论有合理的怨恨，同时也因为他们深知自己对于权力的掌控还比较脆弱：执政的食利政权依赖石油收入使统治下的民众保持温顺，他们掌握的武装力量未必有效，而且对因自身政策衍生出的恐怖分子充满畏惧。不幸的是，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不确定性及某种程度上的偏执，导致彼此敌意升级，并发展至同域外强权国家结为同盟关系，从而在中东地区形成了两个阵营之间对抗的局面。这是一个潜在的灾难性局面，对于叙利亚和也门来说，灾难已然发生。那些外部势力需要重新评估他们的动机以及在中东地区的真正利益所在。对于英国这类国家来说，要真正致力于中东地区稳定就必须向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释放一些坚定的且与过去卡梅伦政府和英国财政部所提出的“繁荣计划”（Prosperity Agenda）不一致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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