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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周边国家相比，伊朗的军事开支相对较小，在2012年只占到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3%。此数据是笔者撰写本书时能找到的年份最近的数据（这项由瑞典国际和平研究院评估的数据只截至2015年11月，可能并没有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相关花费，否则数值可能会提升0.5—0.75个百分点）。而在相同年份里，沙特阿拉伯的军费开支占GDP的7.7%（2014年上升至10.4%），以色列5.7%，阿拉伯联合酋长国4.8%。美国同年的军费开支为4.2%。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军费开支据估算高达15%—17%。所以，无论是在中东地区还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伊朗无论如何都算不上军费开支大户。如果将军费开支作为衡量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国家的指标，那么伊朗既不能算是军国主义国家，也不能算是扩张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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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苏联代表着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对于西方社会内部的一些人来说很有说服力，同时代表着西方民主内部冲突中的一方观点。而伊朗所持的伊斯兰意识形态在西方并没有市场（甚至在中东地区也只有少数人能接受）。也许有人会说，伊斯兰教信众在西方社会中很活跃，但这仅仅限于主要由移民构成的穆斯林社区内部。他们对于所持理念的呼吁总体来说影响力很有限，也没有像苏联的共产主义那样成为西方社会持续讨论的一个政治话题。另外，那些最活跃、最激进的穆斯林是受到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波斯湾南岸阿拉伯国家资助的逊尼派中的瓦哈比教派和萨拉菲教派，而并非受伊朗影响的什叶派。伊朗的什叶派属于穆斯林群体中的少数派，只是约占全球穆斯林人群的12%，这进一步限制了其意识形态的影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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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伊朗是否像苏联那样干涉邻国内政并试图播撒革命？是……也不是！当今的阿富汗、伊拉克政府或许可被称为带有初始民主国家色彩，他们受到美国和西方的支持，却更亲近伊朗，在伊朗的帮助下建立起国家。西方支持的这两国政要也得到伊朗的支持。2003—2009年，伊朗介入伊拉克境内叛乱已经成为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所以一些人试图将西方联军的困境归咎于伊朗。然而，更多证据表明，伊拉克境内支持起源于沙特阿拉伯的叛乱会造成社会不稳定，而这一点却常常被忽视。随后，类似模式又在阿富汗重现。在很大程度上，伊朗关于输出革命的言论未能在两伊战争初期阶段幸存。“什叶派新月带”（Shi’a Crescent）理论，即伊朗支持波斯湾地区国家底层什叶派民众起义，从而将什叶派连成一片，也被［特别是法国学者劳伦斯·洛伊尔（Laurence Louёr）］认为是一派胡言。伊朗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都存在相关利益与朋友，而利益就像边界一样，是永久性的（也许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不一样）。越靠近伊朗边境的国家，伊朗对其施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就越务实。2014年夏，随着“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出现，伊朗加强了对于伊拉克南部什叶派的支持力度，而这种支持后来逐渐公开。但是，伊朗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既定政策是促进这两个国家的稳定（从伊朗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因此，这对于西方和伊朗的外交政策来说都是严重的失败，我们和他们都没有充分利用好彼此之间强大的利益联盟关系。在许多什叶派为少数群体的周边国家里（或者在伊拉克和巴林这种什叶派为多数群体的国家），伊朗和伊朗教团同这些群体总保持着一定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不是掌控关系，至多不过是伊朗帮助他们自我防卫。由于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对于以色列都持敌意态度，因此伊朗同黎巴嫩真主党的关系较为紧密。尽管黎巴嫩真主党发布了很多激烈言论，但是他们的行动大体上来说也还是防御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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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伊朗政府的对内行动时，伊朗和苏联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反美依然是伊朗当局的基本意识形态，甚至在2015年夏达成伊核协议之后也依然如此。对美敌意和他们认为的美国干涉伊朗内政，仍被当局用作其对内控制的合法借口。如同苏联那样，意识形态已经日渐衰微，统治集团（自2009年开始）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国家安全机器来维持其日渐萎靡的权威。阿扎尔·纳菲西（Azar Nafisi，《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的作者）和拉米塔·纳瓦依（Ramita Navai，《谎言之城》的作者）描述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国内的一些社会情况：失业加剧了由政府伪善的本性以及民众被迫的妥协所带来的惨状；为此，许多伊朗人，特别是年轻人，在绝望中无所作为，辜负自己的雄心，还有一些人昧着良心与政府达成某种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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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2015年7月在维也纳伊核协议是如何达成的？协议能否继续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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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鲁哈尼当选伊朗总统，使得外界对于伊朗将加速寻找核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期望大增。9月，鲁哈尼在其新任外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的陪同下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美英发言人很快就对伊朗方面采取的新的、更温和、更老练的解决方式表示欢迎。当联合国大会闭幕，各国政客和外交官员离开纽约之际，鲁哈尼同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电话会谈——这是两国领导人自1979年后首次交换意见。电话会谈之后，双方确定了进行核问题谈判的路线方向，伊朗国内强硬派人士对鲁哈尼的所作所为进行抨击，而哈梅内伊连续发表支持鲁哈尼的声明在此刻显得尤为重要。有了哈梅内伊的支持，有了伊朗民众赋予的巨大权威，鲁哈尼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对反对派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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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哈迈迪内贾德时期，伊朗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呈现紧张状态。随着其任期结束，伊朗同P5+1国家间的对话以积极姿态于2013年10月重新启动。当各国谈判人员于1个月后（11月24日）在日内瓦再次相聚时，他们成功达成一份临时性协议。伊朗同意停止提炼丰度5%以上的浓缩铀以换取外界放松价值高达70亿美元的制裁（美方认为此条款是“适中”的）。伊朗方面还同意将已有浓缩铀提炼至更高丰度使其无法用于制造武器，接受更为严格的核查，停止阿拉克重水反应堆的建设，停止开发改进的离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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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仅是一份临时协议，却受到外界一致欢迎，其中也包括哈梅内伊。哈梅内伊迅速发表声明称：“这份成功全部归功于真主的恩典和伊朗人民的支持。”虽然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美国国会内部都发出反对声音，但是奥巴马和他的内阁成员却态度坚定，使得这份协议成为伊朗停止和扭转核计划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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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协议最重要的方面是美国和伊朗双方共同看到了危险的前景，考虑到持续的对抗和矛盾升级可能引发的后果，所以各自决定作出让步，以对话代替对抗。伊朗方面本可以采用一种模糊化政策拒绝对其核计划的一切形式的限制，从而承受被孤立的代价以及制裁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美国也本可以继续采用小布什政府时期遏制伊朗成为富裕国家的政策，内塔尼亚胡总是时不时地在一旁煽风点火，要求美国如此行事，坚定地增加对伊朗制裁的压力，直至最后的武力打击。但是，奥巴马却改弦更张，选择信任伊朗人一次。这才是日内瓦协议真正的要义所在。随后各方展开谈判。事实上，人们后来发现，早在鲁哈尼当选总统之前，伊美双方从2013年3月开始就已经秘密地开展了双边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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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内瓦协议相关条款的约定下，敲定最终协议的谈判规定要在6个月内完成。但是，谈判实际花费的时间却更长。其他国家参与谈判是很重要的，然而谈判的关键还是在于美伊之间。与所有涉及这类承诺的倡议一样，在此过程中投入的士气和政治资本与技术细节同等重要。谈判的最后期限在2014年6月和11月被两次推迟，最终于2015年4月2日达成框架性协议，7月14日于维也纳达成最终确定性协议——《联合全面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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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核协议规定伊朗不得提炼丰度超过3.67%的浓缩铀，同时按此标准提炼的浓缩铀（15年内）储量不得超过300千克，将离心机数量从2万台减少至6000台以下，同时（13年内）不得研发更高效的离心机。其他条款包括停止利用位于地下的福尔多核设施进行铀浓缩15年，并将其改建成医疗研究中心；重新设计阿拉克反应堆，使其不再生产钚原料；让其境内核设施继续或多或少地接受外界检查，并应外界要求允许他们进入其他核设施。对伊朗制裁的解除将视其履行义务的情况而采用渐进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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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几天之后联合国安理会就决议通过了这份协议，但美国共和党却对此骂声一片。共和党对于伊朗的敌意是基于一种假设，认定伊朗屡教不改，不可信任。更多经过深思熟虑的反对意见来自从保守主义原则出发，对伊朗军控手段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自1979年以来对伊朗发自内心的厌恶，以及不愿看到奥巴马政府取得政策上的成功。最终，随着奥巴马的反对者无法争取到足够票数来推翻总统的否决权，美国国会反对伊核协议的势力土崩瓦解，但是这种厌恶伊核协议的情绪却保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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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秋，伊朗弹道导弹项目又招致潜在问题，并引发新的担忧，但是实际上，伊朗方面对于伊核协议相关承诺的履行足以达到放松制裁的标准，而且落实放松制裁步伐之快也超乎期待。2016年1月16日，国际原子能机构确认伊朗已经达到必要条件，放松制裁措施得以逐步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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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核协议的签订是由于美国和伊朗这两个主要谈判参与方都对此进行了巨大的政治投资。但这份协议的行之有效必须建立在各方都严格遵守相关承诺这样一个前提之下。在伊朗国内，那些在2016年2月大选中与鲁哈尼密切联系的温和派和改革派人士所取得的胜利被认为是伊朗人民对伊核协议的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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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伊朗同沙特阿拉伯、什叶派同逊尼派间的对抗为何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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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革命之后，霍梅尼同阿拉伯世界中的多位领导人，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国王和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展开骂战。霍梅尼如此行事是因为他认为那些领导人对神不敬，而且他们都是美国的盟友（例如同沙特阿拉伯国王的骂战），而并非因为他们属于逊尼派。霍梅尼的什叶派信仰，至少从传统的逊尼派同什叶派的分裂层面来看，仍然相对温和。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也反对对逊尼派穆斯林采取极具攻击性的极端什叶派传统（比如经常习惯性地攻击辱骂逊尼派前三位哈里发）。在伊斯兰革命的最初阶段，霍梅尼和其他一些革命人士不断地号召其他国家的穆斯林，不论是逊尼派还是什叶派，都起来反抗本国统治者并建立伊斯兰政府，就像伊朗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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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逊尼派来说，霍梅尼只能代表什叶派伊朗，所以他在伊朗以外的国家影响力并不大。全世界穆斯林人口中大约85%为逊尼派，多数逊尼派从不信任更不喜欢什叶派。伊朗伊斯兰革命在伊朗以外的伊斯兰世界的确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影响是间接的。伊朗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抨击在当时与时俱进的一个理念，即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中东国家按照西方模式发展就能进步，将伊斯兰教作为一个陈腐的中世纪遗留抛在一边，从而寻求更高程度的物质丰盈和西式政府体系。在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地方，一些逊尼派穆斯林对本国具有世俗思想、追求物质主义和倾心西化的统治者感到不满，他们更倾向于接受伊斯兰革命的信条。他们不能接受伊朗的领导层，但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又因为伊朗的成功而感到羞愧。对于他们来说，逊尼派才是伊斯兰教的正统形式，然而什叶派却率先起来反抗对伊斯兰教的不敬行为以及西方文化的侵蚀。所以，一些虔诚的逊尼派穆斯林觉得必须有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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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尼派对这种情绪的第一次释放来得又早又猛烈。1979年11月20日，伊朗革命成功后仅仅过了10个月，朱海曼·阿尔欧泰比（Juhayman Al-Otaybi）就带领200—300名武装分子占领了麦加大清真寺，他们批评沙特阿拉伯统治家族的腐败，以及对西方的过于开放，同时也抨击沙特阿拉伯教团对于这些邪恶缄口不言。朱海曼要求禁止电视服务，驱逐沙特阿拉伯境内的非穆斯林人口，号召穆斯林罢黜这些腐败的领导人，回归先知穆罕默德时期的生活方式。随后，沙特阿拉伯安全部队包围了朱海曼及其同伙长达2周之久，并在12月初（据说在外国帮助下）最终将其俘获。几周后，朱海曼一伙被施以斩首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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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件着实令沙特阿拉伯王室大吃一惊并颜面扫地。沙特阿拉伯建立在沙特家族同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Mohammad ibn Abd al-Wahhab）之间的一项协议基础上。瓦哈卜生活在18世纪，死于1792年，是一位清教徒式的具有改革精神的宗教学者和布道者。他所宣扬的逊尼派伊斯兰教带有原教旨、清教徒色彩，并十分严格，强调一神论（tawhid），反对创新（bid’a）和盲目崇拜（shirk）。当现代国家沙特阿拉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时，瓦哈比派也随之成立，并成为沙特阿拉伯国教。瓦哈比派坚决反对什叶派或苏菲派等穆斯林教派对其他圣人、圣地和圣墓的尊崇，以及他们在宗教思想方面对哲学和神秘主义等非经文内容的包容性。对于一些从小就受瓦哈比派思想影响的沙特阿拉伯人来说，朱海曼攻占麦加城伊斯兰教圣地的行为令他们感到内疚。外界批评沙特家族所秉承的基本信仰正在逐渐退化，而沙特家族在此批评面前显得那样的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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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卡利德国王与其说是打击宗教极端主义，不如说是通过安抚和接纳不同意见来预防进一步的异议和叛乱，此举一下将沙特阿拉伯从西方发展模式（至少表面上是）扭转成为严苛的瓦哈比派教义国家。从表层来看，公众着装发生改变，西式装束遭到禁止，男性和女性着装回归到传统的长袍、罩袍；电影院全部关闭。更为严重的是，瓦哈比派教团在政府中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尤其是在教育领域，从而导致授课回归到更为传统的方式。沙特阿拉伯政府加大了对其他伊斯兰国家传播瓦哈比主义的支持和资助力度，投建清真寺和学校以应对所谓的来自霍梅尼领导的伊朗的威胁（朱海曼占领大清真寺之后不久，沙特阿拉伯东部省份卡提夫省就发生了什叶派起义。此次起义是由警察镇压和禁止什叶派举行宗教仪式游行并且严禁从德黑兰传入言论引发的。起义也使得沙特阿拉伯1979年危机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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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9年开始，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双边关系就如同过山车一般高低起伏，但是由沙特阿拉伯资助的瓦哈比主义在伊斯兰世界的扩张却是无法阻挡的。更为狭隘的瓦哈比主义在多个国家取代了当地较为温和的伊斯兰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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