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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河文字解密》一书中的观点原本大概会被大多数人忽略，就像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大部分印度河文字解读一样，无论它们的提出者是印度学者还是非印度学者。然而，因为这本书中的观点潜藏有巨大的教育和政治意涵，它吸引了来自南亚甚至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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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几个月内，学者们就在印度的全国性新闻媒体和杂志上发表文章，轻轻松松证明这两个作者的“成功解读”是一派胡言。这些学者中尤为著名的有：印度河文字研究领域的印度权威专家伊尔凡陀·马哈德万（Iravatham Mahadevan），来自他国的权威专家阿斯科·帕尔波拉（Asko Parpola），以及哈佛大学梵语教授迈克尔·威策尔（Michael Witzel）和他的搭档史蒂夫·法默（Steve Farmer）。马哈德万称这本书中所谓的解读“完全无效……根本不可能”[16]。威策尔和法默所作最主要的文章《哈拉帕的马戏》（Horseplay in Harappa）[17]，他们在文中以令普通人都能明白的不可置疑的论述证明，这本书中给出的印度河文字字母表出奇灵活，作者可以操纵这些字符产生几乎所有想要的翻译结果。而且，比对书中那张残损印章的照片和其他类似但更完整的印章的照片之后发现，所谓印度河谷的“马”其实是铭刻中常见的一种“独角牛”。所谓的马的图像其实是作者之一伪造出来的，他本人在接受印度记者的采访时也多多少少承认了这一点。此人是个工程师，出生于印度、在美国学习，有电脑绘画的经验（和对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宣传的偏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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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学者们揭露了这本书在学术上没有可信度，2002年，印度出版的新的公立学校教科书中依旧在“印度河—娑罗室伐底河文明”中介绍了“马匹小陶像”，直到2004年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府倒台、新一届政府撤回这批教科书为止。更重要的是，在印度，依旧有为数众多的人支持这一观点，即梵语是印度河文明使用的语言、是本地原生的，这一观点甚至得到了部分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的支持。除非铭文上有新的重大发现、印度河文字得到令人信服的解读，否则印度河文明与后来的吠陀文明之间的真正关系就会永远是人们争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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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被发现和认识，历史上的娑罗室伐底河的文化重要性还是毋庸置疑的。从这方面说，印度河文明，或者说“印度河—娑罗室伐底河文明”（很多考古学家更习惯于以其最初的发现地将其命名为“哈拉帕文明”）更像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而非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条大河间发展起来，而埃及文明是尼罗河这唯一一条大河的“恩赐”。不过，印度河文明的地理环境要远比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复杂，这一事实对印度河文明进程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城市的存在这种显而易见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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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美索不达米亚（古希腊语中的“两条河间的土地”）的城邦还被局限在两条大河灌溉的土地上时，印度河城市（或许也是城邦）已经对极广阔的地域施加了直接控制。这种控制一般通过大大小小的定居点实行，这些定居点为城市输送包括铜在内的金属、半宝石、矿产品和木材。除了印度河谷冲积平原之外，印度河文明的地理范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西部的山区和山麓地区，北部蔓延的山脉，东部边境区域和塔尔沙漠（又名印度大沙漠），以及印度半岛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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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河谷以西的部分是今天俾路支省的高地和高原，沿崎岖不平的莫克兰（Makran）海岸线分布；在今巴基斯坦与伊朗的国境线附近，发掘了一个名为苏特卡根—多尔（Sutkagen-dor）的印度河文明定居点。北部的山区位于今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为了获取极受欢迎的青金石，印度河文明在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边界上、靠近阿姆河的位置建立了一个偏远的定居点，名为肖尔特尕伊（Shortugai），此地是青金石最重要的矿产地。印度河谷以东的部分是古娑罗室伐底河流域，与塔尔沙漠毗邻，今天印度的拉贾斯坦邦以及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古吉拉特邦的一部分都包含在内，印度河文明在这一区域建立了广泛的定居点，西北远达喜马拉雅山麓，向东则远至阿拉瓦利（Aravalli）山脉脚下；印度河城市从阿拉瓦利山脉获得皂石（用于制造印章）、铜和其他金属。印度河三角洲以东，今古吉拉特邦西部沿海地区的卡奇（Kutch）如今分布着巨大的盐碱滩，但在公元前三千纪时此处还是星罗棋布的岛屿；在今天的卡奇大沼泽地（Great Rann of Kutch）和苏拉什特拉[18]（Saurashtra）半岛，分布着很多印度河文明定居点，其中就有多拉维腊（Dholavira）和洛塔尔（Lothal），后者正是商船出发前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港口。但除了苏拉什特拉之外，在印度半岛上，印度河文明的定居点逐步减少；不过印度河文明从多丘陵的古吉拉特邦东部的拉杰比卜拉（Rajpipla）的矿井中获取了大量的玛瑙和光玉髓，或许还从遥远的印度南部获取了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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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的气候条件推断，当时这片广袤土地上的气候应当十分利于农耕。现在，这片区域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天气系统[19]，有时会有交叉重叠。西部高原山岳地带的气候受到冬季气旋系统主导，而在半岛地区则是夏季季风系统主导，这两种天气系统都会带来降雨。如果其中一套天气系统无法带来降水，那么另一套天气系统也总能予以弥补。因此，印度河谷从不知饥馑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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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当地年分六季：二月底到三月是春季，四月、五月、六月是夏季，六月末至九月为雨季[20]，十月至十一月是秋季，从十一月到次年二月依次是冬季和露季（dewy season）。这就产生了两个耕作季节。考古证据显示，在冬季和露季，印度河文明的农民们种植大麦（barley）、小麦（wheat）、燕麦（oats）、兵豆（lentils，又称小扁豆）、豆子（beans）、芥末（mustard）、大枣（jujube）和亚麻（linen）；在夏季和雨季，他们则种植粟（millet）、棉花（cotton）、胡麻（sesamum）[21]、瓜类植物（melons）、黄麻（jute）、大麻（hemp）、葡萄（grapes）和椰枣（dates）。尽管在南亚次大陆的某些地方，大米是原生物种，但似乎直到大约公元前2000年印度河文明成熟期末期，它才作为中耕作物引入印度河流域进行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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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不同地区，六季和两个耕作季节的情况也千差万别。例如，在印度河南段、今天的信德省，靠近摩亨佐—达罗的区域，降雨量通常很少或者没有，但印度河泛滥形成的淤积土十分丰富，弥补了降雨的不足。而在北边的哈拉帕周边，即今旁遮普地区，冬季和露季来自西部高山地带的降水在春季带来了丰饶的收获和广袤的草场。至于西部高山地区本身，冬季降水形式为降雪，导致耕作季节开始得更晚，春季播种、夏季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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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河流平原和沿海区域（这些地理环境）的并置，带来了丰富的原始生产资料，形成了季节性可支配资源的独特模式，迥异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埃及的情况。”乔纳森·马克·克诺耶（Jonathan Mark Kenoyer）这样说到[22]。克诺耶是印度河文明的主要研究人员之一，参与了哈拉帕遗址近期的发掘。环境、气候、物质资料的多样性对印度河文明的繁盛而言至关重要。在古埃及，尼罗河水一年一度的泛滥带来了肥沃的腐殖土，这是当地农耕生活的唯一关键推动力，而尼罗河泛滥的结果是福是祸则取决于洪水的规模。在古埃及，为了扩大尼罗河水泛滥的范围和存蓄水源，灌溉渠就十分必要了。相比之下，印度河文明遗址中尚未发现大规模灌溉的证据。可以推测，如果印度河文明的某个区域作物歉收，其他丰收区域完全可以通过已经建立的贸易网络向这一地区输送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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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5000年前印度河谷的气候真的与现在一样吗？在20世纪20年代的发掘后，马歇尔并不能对这个问题做出肯定回答。他在考古报告中称，摩亨佐—达罗地区的气候是“印度最糟糕的之一”，那里的气温低可至0℃以下、高可达50℃以上，冬天冷风刺骨，夏季尘暴多发，年均降雨量不超过15厘米，偶尔又会暴雨倾盆，成群的沙蝇和蚊子遮天蔽日。在他看来，“恐怕很难想象得出比今天的摩亨佐—达罗更令人心生不喜的地方了”。[23]他还提到，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的史学家们也报告了与今日类似的印度河流域干旱的情况。这种状况是不是在印度河文明[衰落]之后、[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时期]之前的那个千年内发展形成的呢？马歇尔注意到，摩亨佐—达罗的建造者们用的是窑烘的、因而也更坚固的砖头，而不是单纯以太阳烤干的、便宜却易碎的砖块，这也许能证明公元前三千纪前后，印度河流域的降水量比现在更多。他还提及，印度河印章上经常出现的动物形象，如老虎、犀牛和大象，它们在气候湿润、多丛林的国家比较常见，但现在并不生活在这一地区；像狮子一类更适应干燥环境的动物反而没有出现在印章中。不过，马歇尔却认为这些都不是[当时印度河流域降水更丰富的]决定性证据。砖窑烘干的砖头也许只能说明被发掘出来的建筑十分重要，或者是一种奢华的标志，而信德省内的老虎是在19世纪末期才完全消失的（可能是因为大量放牧造成老虎栖息地减少，同时还有狩猎竞赛的影响）。目前已有的几个研究尚无确定结论，对于印度河流域气候变化的观点依旧大有分歧。一项最近[24]的研究显示，公元前2100年前后，夏季季风突然削弱。然而，包括克诺耶在内的许多学者认为，自印度河文明时期起，印度河流域的气温、降雨量和季风模式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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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河谷南段面临的另一个变化是对河流的人为管控和大规模灌溉水渠的建造，前者自19世纪末开始，主要形式是筑堤和建坝，尤以1932年信德省北部苏库尔（Sukkur）完工的拦河坝为最。这于农民大有裨益，但对考古学家们而言毫无助益。短短几十年，包括摩亨佐—达罗遗址（现在已不再被印度河一年一度的洪水冲刷）在内的地区被过度灌溉，土地浸透了俗称盐硝[25]的无机盐。哪怕是些微的降雨，都能将无水无机盐转化为水合形式，使大地变得白茫茫一片，形成了“一层闪亮而易碎的外壳，一踩上去就在脚下咔嚓碎裂，好像白雪邪恶的嘲笑”，20世纪40年代一位在摩亨佐—达罗工作的考古学家曾这样描述。[26]伴随这种盐碱化进程的还有总含盐量超过300%的增加。含盐量增加对砖块来说是致命的，并会导致已发掘的遗迹在短短几年内化为齑粉。在哈拉帕，对遗址的损毁来自从遗址取砖块进行建设的铁路承包商和当地居民。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这两座已被遗忘的城市无疑是幸运的，印度河文明在世界上彻底湮灭之前，它们被发现了。接下来的一章就讲述印度河文明的发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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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摩亨佐—达罗，“白雪的邪恶嘲笑”。降雪导致的盐碱化正在侵蚀砖块，并给部分印度河谷遗址的发掘带来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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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enneth Clark，Civilisation：A Personal View（London，1969），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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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与中亚地区的“两河流域”（阿姆河—锡尔河流域）区分，本书中统一采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指称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古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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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旁遮普（Punjab）是波斯语“五水”的意思，五条河在此地区汇聚，故名为“五河之地”。旁遮普地区人口众多、幅员辽阔，1947年印巴分治后，旁遮普地区一分为二，分属两国，西旁遮普地区即巴基斯坦境内旁遮普省，东巴基斯坦地区在印度境内，包括现在的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喜马偕尔邦和德里中央直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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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即正东—正西—正南—正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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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ortimer Wheeler，The Indus Civilization，3rd edn（Cambridge，1968），p.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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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Jane McIntosh，A Peaceful Realm：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dus Civilization（Boulder，Co.，2002），p.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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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ohn Marshall，Mohenjo-daro and the Indus Civilization（London，1931），p.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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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Jawaharlal Nehru，The Discovery of India（London，1946），p.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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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依照我国现行的人名翻译方法，“Rajaram”应译为“拉贾拉姆”，但此种译法并不能反映这个名字背后的文化意涵；同时，为了突出这个人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身份认同，结合相关古籍和学术著作，译为“罗阇罗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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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解读”出来的河流名称，在现实中并没有这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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