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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亦译为“索拉什特拉”“扫拉什特拉”等名称，本书采用“苏拉什特拉”这一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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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天气系统指的是大气运动的总体中，具有特定结构、天气表现和演变规律的相对独立的系统，具有典型特征；有时指气流分布的系统。各种天气系统都占有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尺度，都会引起天气变化。后文的气旋系统和季风系统都是天气系统，前者在本书指的是热带气旋，是发生在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的低压涡旋；后者则指的是构成和维持季风气流的大气环流系统，此处特指印度夏季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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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英文为“rainy season”，但中文有时会称这个季节为“季风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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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指胡麻属植物或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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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Jonathan Mark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Karachi，1998），p.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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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Marshall，Mohenjo-daro，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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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原书于2015年首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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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即硝酸钾，又称土硝、火硝、硝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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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Stuart Piggott，Prehistoric India to 1000. BC（London，1950），p.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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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神降临之前：在沉默中重现的印度河文明 [:1706578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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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神降临之前：在沉默中重现的印度河文明 第2章 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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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河文明最广为人知的讯息，也许要属它的发现。1924年9月，《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刊登了一篇文章，作者署名为印度考古调查局局长约翰·马歇尔。这篇文章的开头十分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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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们极少能够获得像海因里希·谢里曼[1][Heinrich]（Schliemann）在梯林斯和迈锡尼古城，或者奥莱尔·斯坦因[2][Aurel]（Stein）在新疆沙漠[3]中的那种机会，可以偶然间发现一个被世界遗忘已久的文明的遗迹。看上去，此时此刻，在印度河平原上，我们就站在新发现的门槛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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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大发现是由诸多重要但并不为人所察的小发现累积产生的，累积过程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体现哈拉帕的历史重要性的第一条线索来自19世纪20年代。当时，东印度公司的逃兵、后来的探险家詹姆斯·刘易斯（James Lewis）化名为查尔斯·马森（Charles Masson），骑着马在旁遮普地区游历。他在自己1842年的旅行记录中回忆道，在一个叫“哈里帕”（Haripah）的名不见经传的小镇附近，有一个“巨大的圆丘”，一座“破败的砖砌城堡”，一个“石头高台”上还有建筑遗存，古老的菩提树数不胜数，“它们的年龄诉说着它们是历史悠久的古物”；马森还补充道，“传说肯定了此地层曾有一座城市”，其范围[5]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13科斯[6]”（约等于45千米），最终“毁于统治者的奢侈和罪行”。[7]当时，古希腊人进入次大陆之前的印度历史完全是空白的，连佛陀的时代都无人知晓。马森试图把在当地发现的圆丘以及旁遮普地区的其他类似的圆丘归为亚历山大大帝攻占下的据点。但是，虽然他在遗址表层偶然发现了一些非同寻常的物品，却没有找到任何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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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0世纪20年代摩亨佐—达罗的照片，恰好拍摄于印度河文明发现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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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亚历山大·坎宁安（Alexander Cunningham），一位英军军官同时也是工程师，在旁遮普服役。他对哈拉帕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探访，拉开了日后无数探索和发掘的序幕。自1836年起，人们就开始解读阿育王石柱上的铭刻，到坎宁安造访哈拉帕前已取得了实质解读成果，人们对佛教考古的兴趣也与日俱增。坎宁安认为自己沿着玄奘法师取经的足迹，而非亚历山大东征的路径展开探索。玄奘法师在公元630年前后从中国出发，经西北印度，抵达恒河河谷中的佛陀之地，其旅程可谓不朽。玄奘法师记录了旁遮普地区一个叫作“钵伐多”或“钵伐多罗”的国家[8]，有四座塔、十二座寺庙和一千个和尚[9]，坎宁安认为这个国家就在哈拉帕[10]。不走运的是，直到他就任考古调查局局长一职第二年，即1872年，他才有机会在哈拉帕进行实地发掘。在调查阶段，新建的印度铁路的承包商从哈拉帕大肆抢掠砖块，打碎后用作从拉合尔到附近的木尔坦的铁轨的道床[11]。坎宁安再次造访哈拉帕时，一些他在1853年见到的大型砖墙（他认为是佛寺的遗址）就这样简单地消失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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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亚历山大·坎宁安，印度考古调查局（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第一任局长，1871—1885年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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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关键的发现是一枚印章——世界上第一枚刊印的印度河印章。用坎宁安自己的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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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拉帕发现的最稀奇的物品是一枚印章，由陆军少校克拉克所有[原文如此]。与它一同被发现的还有两个由深棕色碧玉制成的小物件，看上去像国际象棋里的卒子……这枚印章是一块未经抛光的圆润的黑色石头。印章上深深地刻着一头没有背瘤的牛，这头牛看向右侧，脖子下有两颗星星。牛的上方有一行铭文，由六个字母组成，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文字。它们肯定不是印度字；考虑到这头牛背上没有瘤，我认为这枚印章是域外传入印度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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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坎宁安很快就改变了主意。1877年，他推测，这枚印章上的铭文是用公元前5世纪的一种古印度字体写成的，也就是说比阿育王时期的婆罗米字体和佉卢文字体要早一点。他甚至提供了一个试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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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仍不清楚，马尔科姆·乔治·克拉克（Malcolm George Clerk）这位对古希腊钱币感兴趣的军官是怎么发现这枚印章的。在告知坎宁安这枚印章的事情后，克拉克于1892年把这枚印章捐给了大英博物馆。1912年，另两枚从哈拉帕发掘出的印章也被收入大英博物馆。这两枚新印章上的铭文明显使用了相同的文字，一枚上有一只“独角兽”（而不是牛），另一枚上没有动物图像。前者是一位地区军队主管发掘出来的，而后者被一个农民挖出，转手卖给了一位督学——这位督学恰好就是一位业余古文物收藏家，这样的收藏家在当时印度的英国官员中并不少见。1912年，这三枚神秘的哈拉帕印章被一同发表在《皇家亚洲学会期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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