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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印度—苏美尔”解读方法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先举一例，为什么b中的“鱼”符号与“鲤鱼”符号同时出现？而所有缺陷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印度河印章卓越的艺术性和“许多印章是鱼的收据”这个概念间巨大的不匹配。但与皮特里一样，金尼尔·威尔逊的尝试确实也有一个优点：它警示我们在不同文化间比较相似符号的风险，以及如果我们要进行此类比较，就必须注意，不要为了证实我们的先入之见而操纵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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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解读”来自考古学家什卡里普拉·拉甘纳特·拉奥（Shikaripura Ranganatha Rao），他主持发掘了洛塔尔遗址，曾任印度考古调查局局长。1982年，拉奥出版了一本详细的大部头著作，提出了自己对印度河文字的解读，其中至少有三个假定是相当激进的。第一，拉奥认为，印度河字符大部分是更小的符号的聚合体。由此，他将一些印度河字符拆解成包括在内的一系列简单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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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得出印度河符号一共有62个的结论。这个数字比几乎所有学者提出的可能的印度河字符数都要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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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河遗址中发现的涂鸦的产生年代应当比印度河文字的成熟时期要晚（印度河文字消失于约公元前1900年，这些符号应当来自之后的几个世纪），在研究这些涂鸦后，拉奥假设称，印度河字符最终发展为一个更小的符号群，总共约有2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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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他推测，印度河字符最终演化成了拼音文字，创造出了字母系统，并在公元前两千纪中期传播到了巴勒斯坦，但他并没有说明这个过程是如何实现的——这是他的第二个假设。（学界普遍认同，字母系统是巴勒斯坦的“原创”产物，是在“邻居”埃及的象形文字的单辅音符号基础上创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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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拉奥得以比较最早的闪族语系字母表、“哈拉帕”（成熟期）符号和涂鸦中的“后哈拉帕”符号。[10]要注意，和这两个常见的印度河符号并没有对应的闪族语系符号（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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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注意这是第三个推断——拉奥将闪族语系字母的音值[11]赋予他的印度河“字母表”，便可以读出印度河铭文的发音了。根据这样解读的结果，拉奥发现印度河语言与吠陀梵语十分接近，于是从吠陀梵语中找出闪语字母表中“丢失”的两个常用符号的发音，而非从缺少这两个符号的闪语符号中承继。经过他的解读，铭文内容呈现为姓名、头衔和其他绰号（epith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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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奥的这三个假定没有任何独立的考古、文化或语言学证据支持，特别是他还确信，闪族语系的音值可以对应到梵语这一印欧语系里。这不得不让人推测，出于民族主义的原因，拉奥也不过是另一个要证明印度河语言是梵语的祖先、因此梵语肯定是本地土语而非外来语的印度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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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也是本书介绍的最后一个“解读”由阿拉迪努的发掘者沃尔特·费尔瑟韦斯提出。这位考古学家在印度河谷和周边区域（还有埃及）的发掘上花了数十年时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提供了部分资金支持。1983年，他在《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后于1992年出版成书。与拉奥一样，他也在文章中信心满满地认为自己已经“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想起了大英博物馆印度河印章部分的馆长，当时他刚刚听完来博物馆的费尔瑟韦斯“读”的印章内容，因为觉得匪夷所思而一脸滑稽。）但不同于拉奥的是，费尔瑟韦斯并不认为印度河语言最后发展成为早期梵语，而认为它是达罗毗荼语的一种早期形式，现在印度南部所使用的就是达罗毗荼语系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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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瑟韦斯的解读既简单又复杂。说它简单，是因为它可以归结为以下三步。首先，从象征或形象上确定一个印度河文字“看上去”像什么。其次，从一个达罗毗荼语系的语言中选一个符合这个视觉意义的词汇。最后，以选定的达罗毗荼语词汇的定义出发，以考古、文化和语言学证据为基础，确定这个印度河符号可能代表的含义区间。而这个方法的复杂性也很明显——上述每一个步骤都会产生歧义。同样的符号在不同的人看来有不同的含义（第一步）；对任一选定的“象征符号”，一般有多个词汇可以对应（第二步）；最后，不同学者可能从相同的证据中得出南辕北辙的结论，当这些证据彼此冲突的时候尤甚（第三步）。更别提最重要的一个事实是，就算印度河语言是达罗毗荼语，那也是比现存最早的达罗毗荼语还要早2000余年的语言了，要知道目前已证实的、现存最早的达罗毗荼语词汇发现于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的一个古泰米尔语铭文中（约公元前3世纪）。一种语言经历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发展变化，用它来做它早期形式的索引指南，可信度有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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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说明这些困难的最好例子大概要属这个符号了。大多数学者认为它代表“鱼”的形象，只是在它的意义上有所区分。但是，费尔瑟韦斯倾向于认为这个符号代表拧转、圈环或者绳结的一部分。他给出的一些原因确实可供思考，例如事实上印度河刻写员（scribe）似乎总是以从下到上的笔顺刻画这个符号，就像一个人画圈那样（但大概不会这么画一条鱼）；这个符号的许多变体有小“身体”和许多“尾巴”，这是事实；以及实际上所有已知的印度河谷鱼类都有多个鳍，而不是只有一对。在直觉的指引下，费尔瑟韦斯从诸多表示“拧转”“圆圈”和“网”的词语中，选定了“piri”这个词，并将其与另一个达罗毗荼语词“pir”联系起来，“pir”的意思是“头领”。由此，他将“鱼”符号及其变体（包括所谓的“鲤鱼”符号）“翻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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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r”一个常规等级的头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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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pir”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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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i-pir”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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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u-pir”大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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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同意他的观点，只要一个理由就足够了：他的翻译太过主观（而且他也没有接受过语言学方面的训练，至少肯定没接受过达罗毗荼语系语言的训练）。就连费尔瑟韦斯忠实的学生波赛尔也在总结所有这些重大的“解读”理论时不得不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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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这些符号的基础研究近乎于无，也少有学者分享纲领性视角，印度河语言的书写系统仍未被解读也并不令人惊讶。每个人都凭借自己的天赋试图直接拿取“圣杯”[12]，但所有的解读都太有特殊性了，不太可能用以进行一个有成效的、有扩展结果的研究。费尔瑟韦斯曾说：“我相信，通过这些[也就是他的]努力，[印度河]字符的最终破解只是时间问题。”我们基本没什么道理同意他的话；事实上，情况与他所说的恰恰相反。[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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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赛尔认为印度河文字缺乏基础性研究，低估了数位杰出研究者的研究果实，特别是接下来会谈到的马哈德万和帕尔波拉的研究。但是他的其他批评，即研究印度河文字的学者总是“单打独斗”、想要“独占鳌头”——一个破译玛雅文字过程中不可能出现的批评——确实有道理。不过也有人会反驳，印度河文字的谜题太棘手，只有那些对自己的直觉十分自信的人才有胆量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