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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这个判断的依据是，我们发现另外两枚印痕，其上的字符组合起来能够形成上面那枚印痕上的字符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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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入第四枚印文后，我们甚至可以推断出，这个七字符的文本——或许是个短语而非单词——还有第二个词界。第四枚印文包含七字符文本中的最后三个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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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铭文中，单短线或双短线一眼看上去像是单词分隔符，上面的七字符印文就是一例。比对下面两组共五个铭文，这个解释看上去十分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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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铭文中单短线和双短线彼此紧挨着出现时，这个理论就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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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单/双短线最常紧随着铭文的第一个字符出现，这个位置对于单词分隔符来说相当奇怪；它们也会出现在铭文末尾，而这恰恰是最不需要单词分隔符的地方。同时，正如帕尔波拉所说，“如果这个符号真的是单词分隔符，那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它们在这么有限的文本空间里出现得这么频繁”。[21]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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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在语料库中出现得并不规律，而单词分隔符应当是规律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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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分文本的另一个比较可信的方法，就是利用“字符对频率”，统计每两个字符的组合在整个语料库中出现的次数。如果字符对频率高，说明这两个字符之间关联密切，因此这个字符对有可能是一个单词的一部分；而低字符对频率则说明两个字符间关系较弱，或许二者间存在词界。那么，对于一个六字符的印度河文本“ABCDEF”，例如下面这个马哈德万拆分的文本，我们计算相邻两个字符出现的频次，得到数值为AB83次，BC17次，CD1次，DE40次，EF9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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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字符对频率可知，两个频率最低的字符对（1次和17次）中可能存在词界，这样我们可以将这个文本按以下方式拆分（这里双短线符号虽然出现在词界旁，但并不看作单词分隔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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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方法，基本上所有长文本都可以拆分出构成文本的短语和单词”，马哈德万这样写到。[22]不过，当一个文本中的字符对频率相差不太大时，结果还是有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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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到这里已向大家介绍了学界在印度河文字上的共识，也列举了少数派观点。接下来的内容更多是推论，但其中的一些猜想相对更有依据。为了避免混乱——印度河文字解读中已经有太多此类风险了，我们会关注那些至少被一位权威学者认可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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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问题自然是印度河文字对应的语言。哪怕是提出一个猜想，也必须忽略印度河语言业已消亡的可能性。做出这种忽略也是有理由的，因为印度文明具有非比寻常的文化延续性，比如在现在的印度教中，四吠陀依然占有核心地位。那么，学者必须研究《梨俱吠陀》这一现存最早的印度文本，看看它能为印度次大陆上现行语言的起源提供什么信息。这些语言属于不同语言系属[23]：印度—雅利安语支[24]（北部）、达罗毗荼语系[25]（主要在南部，中部也有）、蒙达语族[26]（主要在东部）和藏缅语族[27]（喜马拉雅山麓），或许还要加上一两种其他语言，比如著名的布鲁夏斯基语（Burushaski），其使用范围仅限巴基斯坦北端、靠近中巴边境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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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俱吠陀》使用的梵语无疑属于印度—雅利安语支，但其中包含380个从上述其他印度语言中借来的外来词，说明这些语言在吠陀时代就已经存在了。毫无疑问，梵语最大的基语言[28]就是达罗毗荼语，侧面印证了公元前两千纪印度—雅利安语使用者和达罗毗荼语使用者之间的互动相当频繁。因此，学者们声称，吠陀时代之前，印度河文明的语言要么是印度—雅利安语，要么是达罗毗荼语，不过也没有完全否定蒙达语的可能性，威策尔和其他一些学者就支持蒙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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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认同印度—雅利安语是在印度河文明成熟期之后才（从中亚）来到印度河流域的，那么印度河语言是印度—雅利安语的假设就完全不成立了。而且，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发掘出的城市文明与《梨俱吠陀》中描述的游牧生活几乎完全不搭界——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之后会再探讨。但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拒绝接受这类按照时间先后的、采用比较方法的观点，并坚信印度河文字对应的语言与吠陀梵语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