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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0 卍字符出现在古吉拉特当代的一所房屋的雕花木立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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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这个陶制的印度河小物件出土于卡利班甘，与现在的湿婆林伽很相似。林伽是一种用于礼敬湿婆的器物，代表湿婆的阴茎。这是个巧合，还是印度教来源于印度河文明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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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尽管印度河城市对河流、水以及可能的“仪式纯洁”[4]多有关注，但印度教中十分重要的、与降雨和河流有关的特殊仪式，却并没有在印度河印章上的图像里出现。印度河印章上也没有猴子的形象，而印度教绘画和雕塑中，神猴哈奴曼的形象广为流传。尽管眼镜蛇在印度教神话中有重要地位，弄蛇术中也常有它的身影，但蛇的形象同样不见于印度河印章（但偶尔出现在陶版上）。此外，印章上和现有的考古发现都证实，在印度河文明时期，公牛，而非印度教奉为至宝的奶牛，是神圣的动物：印章上多次出现公牛，但从没有出现过奶牛的图案；而且从印度河“火祭坛”中发现的奶牛遗骨判断，当时奶牛很明显是祭品。人死后，印度河文明基本上进行土葬而不是火化，这又与印度教经典习俗有明显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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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比较引发了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印度教由什么界定？是种族，社会习俗，宗教仪式，神话传说，神学理论，还是这些都算？“印度”（Hindu）这个词最早是个地理概念而不是宗教概念，是大约公元前515年波斯的大流士王占领印度河谷时第一次使用的：这个词来自梵文“sindhu”，意思是“河流”，特指印度河。波斯人漏掉了“s”，以“hindu”表示“与印度河地区有关的”这个含义，这个地区就是现在的信德。在托勒密于公元2世纪绘制的那幅相当领先的世界地图上，从西方到印度的路径被标记为“Indiostena regio”，即“印度斯坦之地”（region of Hindustan）的拉丁语。此后，在公元8世纪占领信德地区的阿拉伯人逐渐延展了这个词的内涵，用“Hindustan”指称印度次大陆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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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内，大部分印度人（Indians）——除了佛教徒和耆那教徒——依自己的种姓或教派确定自己的身份。历史学家罗米拉·塔帕（Romila Thapar）是一位研究穆斯林统治前印度史的权威学者，她认为：“把所有的种姓人（caste）、无种姓人（non-caste）和教派都收拢在印度教徒这样一个标签下，对大多数印度人来说是很奇怪的，某些人甚至会觉得很反感，因为这样就把婆罗门、首陀罗还有不可接触者变成了‘印度教徒’这个宗教共同体中平等的成员。这对次大陆存在的各个宗教而言都是没有先例的。”[5]直到第二个千年，“Hindu”这个词才终于发展出现在的含义，即对一个宗教群体的群体性称呼。这一含义最早出现在14世纪，但当时使用得还并不频繁；《牛津英语字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中，这一义项最早出现在1655年，引用了一个造访过莫卧儿宫廷的英国旅行作家的作品：“印度斯坦住民往昔多为异教徒，总呼为印度教徒。”莫卧儿帝国统治时期，从17世纪起，英国人开始用“Hindu”（或“Hindoo”）这个词指称次大陆所有居民；18世纪晚期，他们将这个词发展为“印度教”（Hindooism）这个对宗教的称呼。到19世纪前，无论是英国人，还是反对殖民主义、但又希望把自己与穆斯林区别开的印度人，都用“Hinduism”（印度教）统称除佛教、耆那教、锡克教之外的所有印度本土宗教。20世纪20年代，人们构建了“hindutva”（印度性）这个词（“tva”是一个梵语词缀）来表示“印度教身份认同”，它首次出现于V. D.萨瓦卡（V. D. Savarkar）所著的一本小册子中。这本书名为《印度性：谁是印度教徒？》（Hindutva：Who is Hindu？），首次出版于1923年，现在已经被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奉为圭臬。然而，如同帕尔波拉所写的那样，“有些印度人反对用一个外语词汇称呼他们的宗教，而偏好用‘sanatana dharma’这个梵语词，意为‘永恒的法则或真理’，尽管古代文献中从没有用这个表述指称宗教系统”——连最古老的吠陀文献也是如此。[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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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反对声提醒我们，以上历史背景确实是有用的，但完全忽视了印度教体系内各种不同的信仰传统——或者说教派的基础，比如湿婆派（对湿婆的崇拜）和毗湿奴派（对毗湿奴的崇拜）。每一个传统都有其自身的神学体系和宗教仪式，印度教徒中不同信仰传统的区别可能就像基督徒眼中天主教和新教的差别那样大。这些“经典”的信仰传统最早出现的时间要大大晚于吠陀时期，大约是在印度教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形成的时候，即公元前300年左右。但是，许多“经典”的神祇，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古老的吠陀教的“万神殿”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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吠陀教主神被称为“提婆”（deva），“闪耀的存在”。他们大多与天空、天界（heaven）有关，而不是土地、动物和丰饶的奥秘。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后面的这些属于“重农耕”的印度教的领域。吠陀教天父“Dyaus Pitar”[7]（特尤斯，相当于希腊神话里的宙斯或者罗马神话里的朱庇特）和地母的结合成为《梨俱吠陀》中最早的创世神话。但我们对特尤斯知之甚少，他的位置被守卫神圣法则和宇宙秩序（rita）的伐楼那取代了。伐楼那生有千目，时刻监查恶行，是吠陀神祇中行事永远合乎道德的神灵之一。但伐楼那又被生主（Prajapati）取代；生主化身为“原人”，众神以其为祭品行祭祀，由“原人”身体诸部位生出包括四种姓在内的有情世间。[8]其他的神祇还有正直（integrity）与友谊之神密多罗[9]，他是伐楼那的对偶神；太阳神苏利耶；火神阿耆尼，他食用贡品，并以此将人间的贡品传达给其他神灵；苏摩，这个词既可以指这位神灵，也可以指永生的神药苏摩酒（之前已经有所讨论）；死后则有死神阎魔（Yama），执掌亡者的灵魂。还有一些重要的女神，比如大地女神，曙光神乌莎（Ushas）以及语言之神瓦珂（Vac）。然而，最重要的神灵是战神、气候之神因陀罗[10]，他功绩卓著，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和北欧神话中的雷神索尔颇有类似。因陀罗用雷杵击杀了恶魔弗栗多，释放了生命的水源[11]；在大祭司（high priest）[12]的帮助下，他击败了另一个恶魔，解救了太阳（这也许是一次日食的记载）。他还摧毁了敌人“达萨”的堡垒（惠勒曾引用过）。一只神鹰将他驮去天宫（heaven），他为神和人取回了苏摩酒。在喧闹的酒宴上，他常常痛饮苏摩酒至醺然大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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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梨俱吠陀》第一次出现的许多神灵，比如伐楼那、苏利耶、阿耆尼、阎魔和因陀罗，也被传统印度教继承，不过与吠陀教相比，他们在印度教中的重要性各有不同。但是，印度教中两个最重要的神祇——湿婆和毗湿奴，在吠陀教“万神殿”中几乎没有踪迹。实际上，湿婆的名字并没有出现过。印度—雅利安研究专家托马斯·特劳特曼（Thomas Trautmann）认为，吠陀典籍中的暴雨神楼陀罗[13]（Rudra）“是一个性格暴躁多变的神灵，与其说是供奉这个神灵，不如说是要平息他的怒火，此后它融入了其他的概念，形成印度教中湿婆神的形象”。毗湿奴的名字倒是出现了，但不过“是个侏儒，他三步跨越天地，为神灵赢得了地、空和天，并将恶魔们放逐到地下世界”。[14]确切地说，只有少数几个吠陀神成为印度教中的主要神灵，而吠陀教主神中，只有太阳神苏利耶还在之后的印度教艺术中保有较为核心的位置，即君王神（dynastic deity）。客观地讲，尽管现在的印度教徒对四吠陀崇敬有加，吠陀神和当代印度教诸神间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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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毗湿奴化身为摩蹉鱼，杀死了恶魔Shankhasura[15]，救回四吠陀”，绘制于约17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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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前，杰出的印度学家路易·勒努（Louis Renou）就意识到，“吠陀教对印度教的影响，特别是在印度教崇拜活动和阐释（speculation）方面，并不是很大；在神话上的影响相对大一些，但处处都经过了深刻的重建。就算有些地方可以说是体现了延续性，比如楼陀罗—湿婆，其间的不同也远比相似之处更突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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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令人惊讶的事实马上引出了一个问题：“传统”印度教中这些非吠陀的元素是从哪里来的？其中很多元素应当是在吠陀时期之后到《摩诃婆罗多》“定本”[17]可能的成书年代（公元4世纪左右）这个时间段内发展出来的，或从本土宗教崇拜（比如古吉拉特的鳄鱼崇拜）中吸收的。但勒努认为，有一些元素应当可以追溯到印度河文明时期：“如果印度河印章和小雕像体现出来的宗教形式，与印度次大陆的宗教形式有某些久远的联系的话，那么它与印度教的宗教形式的相似程度要大于与吠陀教的相似程度。尽管我们只能推测，但这里所说的这种印度教，一定在吠陀时期，甚至可能在更早时期就已经存在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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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勒努的推测是正确的，那么“传统”印度教的起源最可能既存在于印度河文明中，也存在于吠陀文化中。吠陀文化独立发展形成，与印度河文明的差异相当大。但在公元前两千纪，就是印度河文明衰落、印度—雅利安人迁徙的时期，这两种完全不相关的文明的习俗、仪式和神话可能发生了混杂与融合，形成了“传统”印度教的基础，现代的印度教无疑是从“传统”印度教发展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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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梨俱吠陀》的文本中就体现了印度河文明与吠陀文化有多么不同。《梨俱吠陀》中，只有几次提到了村落，但完全没有提及村镇和城市；里面提到了纺织和皮革制品的工艺，但没有一字提到砖块制造和首饰制作；偶尔有几次提到了铁（印度河文明并不知道铁的存在），但冶金和采矿方面的事情只字未提；也有几处提到了远行，甚至是小舟和大船（不过大船可能是种隐喻），但是商人和贸易——无论是长途还是短途的，则完全没有记载，更不要说度量衡系统了。除此之外，在《梨俱吠陀》关于战争和祭祀的描写中，出现了防御性的盔甲以及马匹；而如我们所知，印度河文明目前还没有发现铠甲或战争的证据，马匹也没有出现。基本可以肯定，《梨俱吠陀》的绝大部分内容与祭祀、仪式和神祇有关，它们大多有名称，并且多次描绘自然环境和自然现象、创世、女性、动物（特别是牛和马）、放牧、战车、战争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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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分类比较，不论其他，多多少少能证明“印度河文明是吠陀文明的起源”或者全然相反的论调都是错误的。毕竟，如果是前者，那么如何解释一个文明由大型砖砌城市建筑发展到完全没有建筑的境地？如果是后者，那么一个文明又怎么从极重视征战发展到铠甲、马匹全无踪影的地步？如果是吠陀文明发展出了印度河文明，并在此后产生了“传统”印度教，那么奶牛就会先从神圣的变成世俗的、再变成神圣的动物。马歇尔第一个这样写道：“无论我们从什么角度审视这两个文明，都不可能找到一个共有的源头，或者找到一个比这个理论更能解释二者迥异特质的假设：吠陀文明在二者中出现更晚，而且是独立产生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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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印度河文明时期的文化就与吠陀时期的完全不同。举个例子，印度河先民好赌。目前出土了很多印度河文明的黏土制棋盘，还有用普通的芦苇、螺壳、黏土和石头块制成的骰子，还有每个面上都刻有圆圈的象牙筹。吠陀时期的人们喜欢赌博，在《梨俱吠陀》中就有对赌博场景的描写。扣人心弦的《赌徒忏悔录》篇的第七颂和第八颂中这样写道（采用温蒂·多尼格·奥弗莱厄蒂[20]的翻译）[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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骰子行诱骗，譬如钩与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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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诈复奴役，沉溺游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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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稚童送礼，收回返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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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衣裹蜂蜜，赌徒难相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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骰子队游戏，三队各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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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提婆莎维[掌管太阳东升西落的神]，规律不可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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