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580613
1706580614
吠陀教主神被称为“提婆”（deva），“闪耀的存在”。他们大多与天空、天界（heaven）有关，而不是土地、动物和丰饶的奥秘。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后面的这些属于“重农耕”的印度教的领域。吠陀教天父“Dyaus Pitar”[7]（特尤斯，相当于希腊神话里的宙斯或者罗马神话里的朱庇特）和地母的结合成为《梨俱吠陀》中最早的创世神话。但我们对特尤斯知之甚少，他的位置被守卫神圣法则和宇宙秩序（rita）的伐楼那取代了。伐楼那生有千目，时刻监查恶行，是吠陀神祇中行事永远合乎道德的神灵之一。但伐楼那又被生主（Prajapati）取代；生主化身为“原人”，众神以其为祭品行祭祀，由“原人”身体诸部位生出包括四种姓在内的有情世间。[8]其他的神祇还有正直（integrity）与友谊之神密多罗[9]，他是伐楼那的对偶神；太阳神苏利耶；火神阿耆尼，他食用贡品，并以此将人间的贡品传达给其他神灵；苏摩，这个词既可以指这位神灵，也可以指永生的神药苏摩酒（之前已经有所讨论）；死后则有死神阎魔（Yama），执掌亡者的灵魂。还有一些重要的女神，比如大地女神，曙光神乌莎（Ushas）以及语言之神瓦珂（Vac）。然而，最重要的神灵是战神、气候之神因陀罗[10]，他功绩卓著，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和北欧神话中的雷神索尔颇有类似。因陀罗用雷杵击杀了恶魔弗栗多，释放了生命的水源[11]；在大祭司（high priest）[12]的帮助下，他击败了另一个恶魔，解救了太阳（这也许是一次日食的记载）。他还摧毁了敌人“达萨”的堡垒（惠勒曾引用过）。一只神鹰将他驮去天宫（heaven），他为神和人取回了苏摩酒。在喧闹的酒宴上，他常常痛饮苏摩酒至醺然大醉。
1706580615
1706580616
在《梨俱吠陀》第一次出现的许多神灵，比如伐楼那、苏利耶、阿耆尼、阎魔和因陀罗，也被传统印度教继承，不过与吠陀教相比，他们在印度教中的重要性各有不同。但是，印度教中两个最重要的神祇——湿婆和毗湿奴，在吠陀教“万神殿”中几乎没有踪迹。实际上，湿婆的名字并没有出现过。印度—雅利安研究专家托马斯·特劳特曼（Thomas Trautmann）认为，吠陀典籍中的暴雨神楼陀罗[13]（Rudra）“是一个性格暴躁多变的神灵，与其说是供奉这个神灵，不如说是要平息他的怒火，此后它融入了其他的概念，形成印度教中湿婆神的形象”。毗湿奴的名字倒是出现了，但不过“是个侏儒，他三步跨越天地，为神灵赢得了地、空和天，并将恶魔们放逐到地下世界”。[14]确切地说，只有少数几个吠陀神成为印度教中的主要神灵，而吠陀教主神中，只有太阳神苏利耶还在之后的印度教艺术中保有较为核心的位置，即君王神（dynastic deity）。客观地讲，尽管现在的印度教徒对四吠陀崇敬有加，吠陀神和当代印度教诸神间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关联。
1706580617
1706580618
1706580619
1706580620
1706580621
图52 “毗湿奴化身为摩蹉鱼，杀死了恶魔Shankhasura[15]，救回四吠陀”，绘制于约1760年
1706580622
1706580623
半个多世纪前，杰出的印度学家路易·勒努（Louis Renou）就意识到，“吠陀教对印度教的影响，特别是在印度教崇拜活动和阐释（speculation）方面，并不是很大；在神话上的影响相对大一些，但处处都经过了深刻的重建。就算有些地方可以说是体现了延续性，比如楼陀罗—湿婆，其间的不同也远比相似之处更突出”。[16]
1706580624
1706580625
这个令人惊讶的事实马上引出了一个问题：“传统”印度教中这些非吠陀的元素是从哪里来的？其中很多元素应当是在吠陀时期之后到《摩诃婆罗多》“定本”[17]可能的成书年代（公元4世纪左右）这个时间段内发展出来的，或从本土宗教崇拜（比如古吉拉特的鳄鱼崇拜）中吸收的。但勒努认为，有一些元素应当可以追溯到印度河文明时期：“如果印度河印章和小雕像体现出来的宗教形式，与印度次大陆的宗教形式有某些久远的联系的话，那么它与印度教的宗教形式的相似程度要大于与吠陀教的相似程度。尽管我们只能推测，但这里所说的这种印度教，一定在吠陀时期，甚至可能在更早时期就已经存在了。”[18]
1706580626
1706580627
如果勒努的推测是正确的，那么“传统”印度教的起源最可能既存在于印度河文明中，也存在于吠陀文化中。吠陀文化独立发展形成，与印度河文明的差异相当大。但在公元前两千纪，就是印度河文明衰落、印度—雅利安人迁徙的时期，这两种完全不相关的文明的习俗、仪式和神话可能发生了混杂与融合，形成了“传统”印度教的基础，现代的印度教无疑是从“传统”印度教发展而来的。
1706580628
1706580629
在《梨俱吠陀》的文本中就体现了印度河文明与吠陀文化有多么不同。《梨俱吠陀》中，只有几次提到了村落，但完全没有提及村镇和城市；里面提到了纺织和皮革制品的工艺，但没有一字提到砖块制造和首饰制作；偶尔有几次提到了铁（印度河文明并不知道铁的存在），但冶金和采矿方面的事情只字未提；也有几处提到了远行，甚至是小舟和大船（不过大船可能是种隐喻），但是商人和贸易——无论是长途还是短途的，则完全没有记载，更不要说度量衡系统了。除此之外，在《梨俱吠陀》关于战争和祭祀的描写中，出现了防御性的盔甲以及马匹；而如我们所知，印度河文明目前还没有发现铠甲或战争的证据，马匹也没有出现。基本可以肯定，《梨俱吠陀》的绝大部分内容与祭祀、仪式和神祇有关，它们大多有名称，并且多次描绘自然环境和自然现象、创世、女性、动物（特别是牛和马）、放牧、战车、战争和死亡。
1706580630
1706580631
以上的分类比较，不论其他，多多少少能证明“印度河文明是吠陀文明的起源”或者全然相反的论调都是错误的。毕竟，如果是前者，那么如何解释一个文明由大型砖砌城市建筑发展到完全没有建筑的境地？如果是后者，那么一个文明又怎么从极重视征战发展到铠甲、马匹全无踪影的地步？如果是吠陀文明发展出了印度河文明，并在此后产生了“传统”印度教，那么奶牛就会先从神圣的变成世俗的、再变成神圣的动物。马歇尔第一个这样写道：“无论我们从什么角度审视这两个文明，都不可能找到一个共有的源头，或者找到一个比这个理论更能解释二者迥异特质的假设：吠陀文明在二者中出现更晚，而且是独立产生的。”[19]
1706580632
1706580633
这并不是说印度河文明时期的文化就与吠陀时期的完全不同。举个例子，印度河先民好赌。目前出土了很多印度河文明的黏土制棋盘，还有用普通的芦苇、螺壳、黏土和石头块制成的骰子，还有每个面上都刻有圆圈的象牙筹。吠陀时期的人们喜欢赌博，在《梨俱吠陀》中就有对赌博场景的描写。扣人心弦的《赌徒忏悔录》篇的第七颂和第八颂中这样写道（采用温蒂·多尼格·奥弗莱厄蒂[20]的翻译）[21]：
1706580634
1706580635
骰子行诱骗，譬如钩与鞭；
1706580636
1706580637
欺诈复奴役，沉溺游戏中。
1706580638
1706580639
如稚童送礼，收回返赢家；
1706580640
1706580641
糖衣裹蜂蜜，赌徒难相抵。
1706580642
1706580643
骰子队游戏，三队各五十；
1706580644
1706580645
如提婆莎维[掌管太阳东升西落的神]，规律不可移。
1706580646
1706580647
纵遇神大怒，亦不示屈服；
1706580648
1706580649
国王前来此，亦要敬骰子。[22]
1706580650
1706580651
此外，吠陀时期人们可能居住在小的定居点内，进行一定程度的农业劳作（《梨俱吠陀》中有几次提到犁），雇用木匠和铁匠制造和维修他们有轮的战车，用珍贵的首饰打扮女性，并支持商贩们在村子间往来。但是，除了吠陀时期人们口传的文本以外，这些物件和活动并没有持久到（也没有多到）足够留下什么今天还能找到的痕迹，至少考古学家们至今还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无论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多么希望吠陀文明与印度河文明间有明显的相似性，仍然没有任何人可以解释，吠陀文献中在世俗问题上如此寡言少语，如何能将四吠陀中描述的社会和印度河文明的物质文化结合起来。
1706580652
1706580653
1706580654
1706580655
1706580656
图53 摩亨佐—达罗出土的游戏棋子，表明印度河文明时期赌博或许是家常便饭
1706580657
1706580658
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教的起源又是何种样貌？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错综复杂的”。就我们所知，印度河文明也并不是自成体系的；它受到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影响。吠陀文明或许也是这样；它从次大陆本地的达罗毗荼语中吸收词汇，同时也可能吸收了达罗毗荼宗教的元素。帕尔波拉一生致力于通过创造性地研究语言、文字、艺术和留存至今的习俗，梳理分析这些不同的影响。他这样论述道：
1706580659
1706580660
历史上的南亚地区保留了哈拉帕文明[即印度河文明]，这样期待是合理的。晚期哈拉帕居民的人数要比说印度—雅利安语的移民多。随着通婚和能使用两种语言的人的增多，这两个主要人口群体的融合进行了数个世纪。新移民需要与多数人口打交道，使得本地的首领和祭祀有机会以中间人的身份活动，并在形成中的新社会秩序中占据一席之地。[23]
1706580661
1706580662
印度河考古遗迹数目繁多、历历可观——但印度河先民始终保持沉默。吠陀文明声韵浩大、情感充沛——但仅仅存在于书页上。“湿婆原型”将一直是现代印度教中某个神祇最引人注意但又无法证实的印度河文明先祖，直到印度河字符得到解读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