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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因陀罗在吠陀中多为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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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梨俱吠陀》里的描写是让河流充盈，即打雷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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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此处应指婆罗门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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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巫白慧翻译为鲁陀罗，“荒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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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Thomas R. Trautmann，India：Brief History of a Civilization（New York，2011），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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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shankh”本身是“贝壳”的意思，“Shankhasura”就是名为贝壳的阿修罗。毗湿奴确实曾化身为鱼，杀阿修罗、夺回四吠陀，但那个阿修罗名为马颈（Hayagrīva）。可能是具体故事或版本不同造成了这一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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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Louis Renou，Religions of Ancient India（London，1953），p.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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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严格来讲，《摩诃婆罗多》并没有一个定本，目前可见的数种梵语本长度各有差异，但基本内容差不多。根据《摩诃婆罗多》中的叙述，学者们普遍认同，这部史诗至少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八千八百颂的《胜利之歌》，二万四千颂的《婆罗多》和十万颂的《摩诃婆罗多》，目前可见的就是最后的这个“十万颂”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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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Louis Renou，Religions of Ancient India（London，1953），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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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John Marshall，Mohenjo-daro and the Indus Civilization（London，1931），p.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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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即Wendy Doniger O’Flaherty，美国印度学家，主攻梵语和印度写本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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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此处同时还参考了巫白慧《＜梨俱吠陀＞神曲选》中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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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The Rig Veda，trans. Wendy Doniger O’Flaherty（London，1981），p.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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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Parpola，‘Indus Civilisation’，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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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神降临之前：在沉默中重现的印度河文明 第12章 印度河文明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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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饱含怀念地写下他于1931年和1936年亲历印度河文明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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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摩亨佐—达罗，这个位于西北印度的印度河谷中的城市；我站在一处圆丘上，环绕在我周围的是这座据称历史超过五千年的古城的房屋与街巷……[我]为自己的这个认识感到惊讶：居然有一个文明，能够像这样延续了五六千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而且并不是死板的、一成不变的，因为印度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和进步。在此后的历史中，她与波斯人、埃及人、希腊人、中国人、阿拉伯人、中亚人、地中海人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尽管她影响了他们，也被他们所影响，她的文化根基却一直有足够的能力存续至今。这种力量的法宝是什么？它来自何方？……令人诧异的是，她的主体是世俗文明，尽管存在宗教元素，但绝非主流……[在]印度历史的黎明时分，她表现得并不像个号啕大哭的婴孩，而已经在许多方面足够成熟。她没有无视生存之道，没有沉溺于浮华而虚幻的超自然世界，而在生活的艺术与便利上有了可观的技术进步，不仅创造出美丽的艺术品，还有实用的、更贴近现代文明典型标志的事物——优良的浴池和排水系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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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出版于1946年，次年，尼赫鲁当选为印度总理。尽管在政治上，他明显是个民族主义者，但在理智和情感上，他尊重印度河文明的国际主义、世俗主义、技术和现代性，并被深深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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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尼赫鲁的政治对手、巴基斯坦的“国父”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从未造访过摩亨佐—达罗，也没有对印度河文明的重要性做出任何评价；连尼赫鲁的导师、印度伟大的民族主义领袖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也没有。真纳的沉默之所以令人不解，是因为印度河谷就在巴基斯坦境内，而且更重要的是真纳本人就出生在信德省的卡拉奇，离摩亨佐—达罗并不远。至于甘地的无动于衷就更令人困惑了，不仅仅因为他出生在古吉拉特的苏拉什特拉，也是印度河的住民，还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他肯定也意识到印度河文明可能是印度教的源头，更何况它的运转并不依赖于军队暴力。然而，在《圣雄甘地作品集》这部有百卷之数的巨著中，甘地未曾留下对印度河文明只言片语的评价。唯一一条可算得上沾边的，是他与自己的秘书于1938年造访塔克西拉遗址时留下的话。塔克西拉遗址位于旁遮普北部，也是由马歇尔主持发掘的。圣雄的秘书记下了这句令人动容的话；当塔克西拉考古博物馆的导引员向圣雄介绍一对沉甸甸的银脚镯时，“甘地先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与我妈妈曾经戴过的一模一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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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夸张地说，尼赫鲁的热情与真纳和甘地的冷淡，恰恰代表了次大陆政治独立后这数十年来，人们对印度河文明的不同态度。自从20世纪20年代被英国人和印度本地人发现，印度河文明就引发了来自欧洲、美国、日本的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的最热忱的兴趣，他们在考古发掘和文明解读上起带头作用。但这种兴趣来自国际，而非印度内部。这些外国学者们多次与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考古学家合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仅限两国少数几位杰出个例，例如拉菲克·蒙兀儿和伊尔凡陀·马哈德万。进一步了解印度河文明的推动力始终来自国外，而非巴基斯坦或印度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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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造成这种窘境的原因之一是，1947年印巴分治后，边界问题一直引发政治紧张，造成了研究领域在物理空间和学术上的割裂。而雪上加霜的是，印巴两国面对这个问题也各有心结。对大部分巴基斯坦人来说，他们看上去并没有把印度河文明看作自己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巴基斯坦某一面值的纸币上[3]出现了摩亨佐—达罗遗址的形象），某种程度上，就像现代的埃及人并不真的与古埃及文化有多么深的牵扯。另一方面，包括甘地在内的大部分印度人更愿意关注吠陀文化，关注印度—雅利安人以及之后产生的印度教文化的史诗[4]。因此，考古学家恰克拉巴蒂才会在其2004年出版的学术文集《印度的印度河文明遗址：新发现》（Indus Civilization Sites in India：New Discoveries）中，发出这样的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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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印度中小学和大学的历史课本为依据，那么印度河文明在这个国家的历史意识中可以说无足轻重。它在课表中毫不重要，关于它的介绍也杂乱得令人绝望，这就是印度学界对印度河文明的典型学术态度。然而，这个公元前三千纪青铜时代最大的文明，理应获得远超目前情形的集中关注；它深深地扎根于印度次大陆，并在印度形成如今模样的过程中做出了根本性的贡献。仍待破解的印度河文字使我们无法在当下对其进行解读和讨论，但已发掘出的文物足以佐证这个文明如何兴起，如何繁荣，如何衰落，并最终成为整个次大陆文化潮流的一部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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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印度人不会对这一呼喊充耳不闻。他们可以像尼赫鲁那样，正当而合理地为这个事实感到骄傲：如同古苏美尔和古埃及的文化一样，对于次大陆来说，印度河文明本质上就是本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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