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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个题目的兴趣是从一九五九年八月底到达新德里担任《泰晤士报》（The Times）记者时开始的。那时，我立即投入本书所叙述的事件的报道工作。在我到达前几天，发生了中印边境上的第一次武装冲突，即朗久（Longju）事件。在随后的三年里，一直到边界战争的高潮过去之后，印度同中国的争端以及它所派生的各种问题，是我的工作的一项主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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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计划围绕一九六四年尼赫鲁的去世，写一本关于六十年代的印度的书。我开始重写中印争端的始末，就是想把它作为那本书的一个章节。当初，我把这项工作看成是对我过去随着这一争端的发展而写的成万字报道进行重新编排和加工的问题。可是，当我再次翻阅盈篇累椟的印度白皮书（其中记载着有关两国政府在外交辩论中所提出的论证），我认识到需要对问题作出更为全面、更为基本、更为深入的估价。这本书就是我后来进行重新估价的产物。不过，我之所以写这本书，仍然是因为我对新德里当时如何处理和看待这一争端，有些亲身的了解。各种人物都登台表演，而且互相影响；他们的态度，以至他们的情绪，在这一争端中以及有关的印度政治演变中起着重要作用。也许就是在这种地方，目睹事态经过的记者比事后进行探索的学者在条件上更为有利些。事情过后，只有写在纸上的证据，至于那些露出微笑或皱着眉头的表情，不快的或傲慢的语调，未入记载的独白等等，却都已遗忘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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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九六七年年中离开印度前，多次访问了过去负责处理这一争端的印度的政界人士和官员们以及曾试图在军事上贯彻政府的政策的军人们，并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以便再次探究中印争端真相。当我在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作研究员以完成这项研究并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试图首先从历史发展上来看中印边界争端，不仅把它看作是二十世纪中叶亚洲两个最大国家之间的冲突，而且看作是一百五十年来在喜马拉雅山的两边及其周围在政治上、军事上、外交上勾心斗角的继续。关于喜马拉雅地区的历史和这一地区内的各条边界的历史，历史学家以及其他学者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已经作过许多阐述。我在写本书开头一部分时，曾借助于他们的著作。本书的这一部分追溯了有争议的边界的历史。我想，这对理解后来发生的事情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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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布局大致上是按时间顺序的，不过在各章节之间也经常交叉。某一事件在某一章节里已经提到，也许在另一章节里又作详细介绍。或者是某一件事在某一章节里从一个角度写了，也许许在下一章节里又从另一个角度来写。《北京的观点》这一章是试图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这一争端，重新提到了许多在前两章已经描述过的事情。我认为这个尝试是需要的，因为人们一直是从印度的观点来观察整个争端的。而且，正如一位英国人在本世纪初评论另一位英国人时说的：“要使从印度来的人相信中国的观点也值得考虑，那无疑是困难的。”[注：见历史引言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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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可能，我对所引用的声明、讲话之类都注明了出处[扫校者注：除部分引文来自中国政府刊物之外，作者引文大多出自未翻译出版的外国文献，这类注解在扫校过程中未保留，读者如有需要请参阅原书]。但是可以看到：在关于边境战争及其酝酿阶段的章节里，这种注解大大减少了。在这几章里（以及在本书的其他一些地方），我引用了印度政府和印度军队的未经公布的档案和报告中的材料。有些官员和军官让我使用了这些材料，他们认为，现在该是整理出一部对事情原委的全面叙述的时候了。而他们相信我是能够把它写得公正的。当然，我不能写出他们的姓名，也不能注明我引用材料的文件或档案的出处。我只能感谢他们，并且希望他们不至于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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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克卡尔（D.R.Mankekar）在研究独立后的印度军队的历史时，也同样被允许查阅未经公布的档案；他让我从他的原稿中引用一份关键性的备忘录的内容，我向他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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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试图理解双方在这一争端中是受什么因素支配的。可以看出，有时候一方对另一方所持立场的误解，在加剧新德里和北京之间的分歧上是起了作用的。至少在这一点上，我是比较清楚了。我的意图只是叙述和澄清一桩历史事件；我认为这个事件是广泛地被误解了，而且当它发生的时候，我自己对之也有误解。我无意于指责任何一方，而且确信，双方往往是认为自己的正直精神受到了伤害而采取行动。这是看得出来的，当然这样做只能使冲突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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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出现一种不可避免的不平衡状态。这是由于我获悉边界争端的情况，在一方比在另一方方便得多。印度就其政治上的工作程序而言，一定可以算是世界上最公开的社会之一，而我为了写这本书进行研究时，这个好处使我得益非浅。不过，在中印争端问题上，印度政府也许由于它的公开性已经吃了些亏，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如果一个人仔细研究一个政府的公开言论和私下的（实际上是秘密的）态度之间的差别，那就不免使人们对它产生恶感。尼赫鲁的对外公开的讲话数量是如此之多，因此他就特别容易被人加以前后矛盾的罪名，而他故意含糊其词的地方，也是一下就被人看穿的。相形之下，就内部工作程序而言，没有哪一个政府比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要不公开。在追溯中国的政策形成过程时，我除了公开发表的材料以外，没有别的可供查考。公开的材料倒是非常丰富，不过，反映犹豫、前后矛盾、分歧以至表里不一的证据自然是完全找不到了，而在印度的政府和军方内部磋商的记录中这种证据有时是显露出来的。因此，谁在北京有象我接触印度的记录那种条件，那么中国的政策大概看起来不会这样前后一致，也恐怕不会这样讲究实效。也许将来研究这些事件的人们能够纠正本书中的不平衡状态，他们手头有了更充分的文件材料，将会发现我的叙述上的不足之处和解释上的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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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够有机会用将近两年的时间来写这本书，要感谢伦敦大学的东方和非洲学院，特别是它的主任菲利普斯（C.H.Phliips）教授，他的关心、鼓励和建议对我是极其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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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特别感谢的其他人士有：罗纳德·西格尔（Ronald Segal），在有关本书的许多事情上给我鼓励，向我提出意见；斯·戈帕尔（S.Gopal）博士虽然他肯定将完全不同意这本书的见解，但是鼓励我写这本书的热情从未因之而减弱；迈克尔·布里彻（Michael Brecher）教授严肃认真地读了原稿；阿尔斯太尔·蓝姆（Alastair Lamb）教授也读了原稿，对我很有帮助，并让我引用了他没有发表的一篇关于阿克赛钦的论文；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教授根据他本人对这些事件的直接了解，指出了一些细节和着重点上的毛病；多萝西·伍德曼（Dorothy Woodman）女士允许我引用她写的《喜马拉雅边疆》（Himalayan Frontiers）中的一些新材料；库尔边普·内雅（Kuldip Nayar）让我预先读了他写的《两线之间》（Between the Lines）；罗伯特·哈登巴克（Robert Huttenback）教授阅读和评论了我写的历史引言部分；《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编辑戴维·威尔逊（David Wilson）和《泰晤士报》远东问题专家胡理士（Richard Harris）阅读和评论了我写的中国对这一争端的观点的部分；约翰·艾迪斯（John Addis）允许我引用了他为哈佛大学写的关于中印争端的没有发表的论文。本书的地图是贝克（D.R.Baker）绘制的。格雷姆·格林（Graham C.Greene）始终如一地关心我的写作，对我是一种有力的支持。鲁宾（A.P.Rubin）博士读了我最后的草稿，对我很有帮助。对以上所有的人，我都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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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如有差错和判断不当之处，当然由我自己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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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对华战争 历史引言 帝国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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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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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强权政治的逻辑，处于扩张时期的帝国，总是要向外扩张它们的边疆，直至遇到强大邻国的抵抗、或天险的阻挡、或是向前推进的动力消耗竭尽时，才会停顿下来。在十八和十九世纪，英国在印度就是这样地不断扩张它在这个半岛形的次大陆上的统治，一直扩张到喜马拉雅山这个大弧形。在那里，它接触到另一个帝国——中国。在边境地区的中段存在着一些小国和土邦，于是双方就展开了对这些接壤地带的争夺，一直持续到今天。在西北和东北段，由于没有可以充当缓冲的独立小国，英国当局就寻求同中国建立安定的边界。但当时它没有能够做到达一点，这就导致了二十世纪中叶的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边境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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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英国在西北方向将边疆推进接近兴都库斯山脉（Hindu Kush）和喀喇昆仑山脉汇合处的时候，帝俄从另一方面也朝着同一处推进。征服一地之后，就有必要征服更多的地方。这就是促使两个大国向前推进的同一公式。俄国人解释过驱使他们向前推进的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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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与不少半野蛮的部落发生了接触，他们成为对帝国的安宁的经常性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要在俄国的边境上维持秩序，就只有使部落归顺。但是一旦做到了这点，新归化的部落又会遭受更遥远的部落的攻击。因此，就有必要在边远的人群中设立据点，并且显示武力使他们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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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英国人后来更加直截了当、更少自我辩解地把这种帝国向外扩张的劲头说成是“文明人要压服边境上的未开化人的一种天然冲动”。这两个日益互相迫近的帝国，事实上都是受同样的扩张野心驱使的，但是双方却又认定对方的推进是蓄意的威胁。圣彼得堡和伦敦都预计到两国会迎头相撞，从这一点出发，决定了他们的边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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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方面定下了一个始终一贯的基本目标，这就是要俄国人离开印度平原和政治上变幻不定的印度城市愈远愈好。但是，他们运用的策略，随着在伦敦和印度负责制定政策的人们的态度而变化，也随着这些人对作为第三因素的中国能起多大作用的看法而变化。当时的边境政策有两大派。一派是前进派，他们主张英国应向前推进，在尽可能远离印度平原的地方去直接挡住俄国的威胁。另一派是温和派，他们指出企图在遥远的、非常艰险的地区建立边界，代价高，风险大，因此提议把英国行使权力的界限确定在比较容易得到接应的地方。他们主张，为了挡住俄国人，最好用第三势力把狮子（英国）和熊（俄国）隔开。可能担任这种角色的有好几个：阿富汗是一个；有时候，象洪扎（Hunza） [译者注：即坎巨提] 这样的小邦看来也差不多。然而，总的说来，在英、俄势力达到这一地区前一个世纪就已在此立足的中国，最适合担当这种角色——假如中国人能够胜任，并且能被说通的话。可是，英国人后来感到这恰恰是难办的事。或许因为中国从同俄国打交道的经验中懂得，边界条约是邻近的帝国手中用以宰割中国领土的利刃。总之，中国对英国谋求确定共同边界的多次尝试都设法回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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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西北段的边界政策的历史，是前进派和温和派在伦敦和印度交替得势的历史。不过，这两派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都要划出一条边界线。这是现代国家所需要的东西。但是对他们的先辈来说，这是陌生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这些先辈认为，一个国家的主权伸展到无人地带就逐步消失了，从而形成一个使双方隔离而不是互相接触的边境。他们对这种情况更熟悉，也觉得更自然。寇松（Curzon）勋爵在本世纪之初说过，“标定边疆的想法，基本上是一个现代的概念，在古代世界中是没有或是很少有的。”他指出，在本世纪之前，“可以这样说，在亚洲国家中从来没有进行过标界，除非是在欧洲的压力之下，并受欧洲的人员的干预”。可是，疑虑重重的中国，在多数情况下，抵制了或是避开了英国的压力。因此，当中国和印度在二十世纪中叶独立时，在喜马拉雅山的两端仍然有无人地带把双方隔开。双方争吵的产生是由于在那些无人地带需要划定边界线，而对如何划法又不能取得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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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纪，英国方面对西北段同中国的边界并不很关心。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同阿富汗的边界以及被认为在它后面的俄国威胁。几十年来，在这个问题上，官方的态度时而偏向前进政策，时而偏向温和政策。温和派认为，“我们帝国的天然的、不可动摇的边界”是印度河。不过，英国在一八四九年并吞了旁遮普（Punjab）之后，继承了被征服的锡克（Sikh）王国的疆域，把他们的统治推进到开伯尔（Khyber）山口。到了那里后，他们感到帝国的逻辑又指引他们前进到喀布尔（Kabul），或许从那里再前进到赫拉特（Herat）。前进派的战略论点，恐怕没有比寇松勋爵表达得更好的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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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象一座要塞，两边有辽阔的海洋作壕沟，在其他方面有大山作城墙。在那些有时并非不能逾越、而是易于突破的城墙外面，延伸着一条宽窄不等的斜坡。我们不想占领这个斜坡，然而也不能坐视它被敌人占领。让它留在我们的同盟者和朋友手中也行，但是如果我们的对手偷偷爬上斜坡，呆在城墙脚下，我们就得进行干预，因为任其下去，就会越来越危险，可能有一天要威胁到我们的安全……谁要是在印度只把守城堡，而不住远处看，那他就是一个目光短浅的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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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八八O年，英帝国企图占领在阿富汗那边的斜坡，引起了伦敦方面所抱怨的两次战争，英国“使用了大量兵力，支出了巨额金钱，而原来希望它能成为强盛的、友好的、独立的那个国家却分崩离析了”。前进派因而失势，主张把阿富汗作为缓冲国的温和派在白厅占了上风。英国人放弃了坎大哈（Kandahar），再次撤回到他们由大山构成的城墙以内。问题变为如何稳定阿富汗，解决它同俄国和波斯的边界问题， [注：阿富汗完全有理由对英国和俄国给它定下来的边界感到满意（当然它们这样做，有它们自己的目的）。英国帮助阿富汗挡住波斯侵入赫拉持；伦敦又同圣彼得堡协议，给了阿富汗一条沿着奥克萨斯河（Oxus）的北部边界，使阿富汗拥有了河南面的一些地区，而如果不是俄、英两国都希望把阿富汗作为缓冲国维持下来，这些地区十之八九是会落入俄国的势力范围的，阿富汗只是对杜兰线不满意。关于阿富汗的边界问题的论述，见蓝姆写的《亚洲的边疆》（Asian Frontiers）。] 然后同阿富汗商定阿、英边界；而这是不大好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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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英国管辖的界限是沿着山麓丘陵，在它后面就是无法控制、骁勇善战的巴丹（Pathan）部落。英国去侵犯他们，总是要付出很高代价，而又不能得逞。阿富汗人声称他们对那些部落拥有主权，或至少有左右那些部落的能力；用寇松的话来说，阿富汗人爬过了城墙，呆在城墙里面，他们在那里就可以威胁白沙瓦（Peshawar）和印度河以东地区。因此，英国的政策是尽量排斥阿富汗对部落地区的要求。结果在一八九三年签订了一项协定，阿富汗的君主在该协定中接受了英国人沿着山顶所画的边界，这就是因英国谈判代表杜兰（Durand）而得名的杜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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