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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人似乎把杜兰线看作是一种单行道，只朝着英国人一面树立“禁止进入”的牌子，而他们自己却继续越过杜兰线同各个部落打交道。当时英国人无意把管辖权扩展到杜兰线。他们把划定杜兰线当作排除阿富汗人在那里公开出现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作为扩充英国领域的一个步骤。作为边界线来看杜兰线不是一条很好的边界，“从人种上、战略上、地理上来看，都是不合逻辑的”；但是它适合英国的目的。条约使阿富汗承担了远离英国管辖地区的实际界限的义务，而且杜兰线给英国以把柄，在阿富汗对部落地区的影响太大时可以据而提出抗议。俄国一般说来是尊重阿富汗的缓冲地位的。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结束以前，巴丹部落一直是摆在英国人面前的一个问题；然而，杜兰线还是保持下来了。这条线全长一千五百英里，有许多地方已经标了界。[注：虽然新近出版的词典也还把“标界”（demarcate）和“划界”（delimit）两词当作同义词看待，但是这两个词早已各有不同含义。一八九七年，亨利·麦克马洪把这两个字加以区别，这对于使任何边界的讨论具有明确的概念是有关键意义的。象他后来所说的：“我把‘划界’（delimitation）看作含有用条约或其他方式来确定一条边界线，并且用文字或口头的形式加以明确肯定的意思；而‘标界’（demarcation）则含有在地面上具体地标出边界线，用界桩或其他有形的东西加以表明的意思。”在本书中，这两个词将始终按照这两种不同的含义加以使用。] 这项极其艰巨的任务由一八九三年派往喀布尔的杜兰代表团成员亨利·麦克马洪（Henry McMahon）出色地完成了。关于他，后面还要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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彪悍的巴丹部落的问题，在十九世纪里使西北边境的阿富汗段成为英国人最感头痛的问题。此外，与新疆和西藏接壤的克什米尔（Kashmir）段也时常引起伦敦和印度的战略家与政治家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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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什米尔作为第一次锡克战争的果实之一，在一八四六年落入英国手里。但是，英国无意自己去占领，而宁愿把克什米尔树立起来作为“北部边境的守护者，以避免因并吞它而树敌、花费金钱和增加责任”。（当时的总督认为谁企图并吞克什米尔，就应当“受到惩罚，而不是封官晋爵”。）因此，英国把克什米尔交给了当地多格拉（Dogra）族的统治者古拉伯·辛格（Gulab Singh）。锡克人曾拥戴他为查谟（Jammu）山邦的总督，而他却背叛了锡克人，转而替英国效劳。英国于是制造了查谟-克什米尔邦，把印度教的统治者强加在穆斯林人头上，从而在次大陆的英国权力的两个继承者之间撒下了激烈争吵的种子。这样，正象对边境很敏感的印度总督寇松勋爵所说的，英国人“把战略边界推进到喜马拉雅山的心脏”。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阿姆利则（Amristar）条约把古拉伯·辛格置于英国的宗主权控制之下，而辛格本人又是一个雄心不小的帝国缔造者，他在几年前就已经征服了拉达克（Ladakh）小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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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印度河上游河谷海拔一万二千多英尺的拉达克，直至十世纪还是西藏的一部分。十世纪时，它从西藏分裂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到十四世纪，伊斯兰教征服的浪潮冲到了拉达克，随即退去，到了十六世纪又回来，这个王国当时便成为莫卧儿（Moghul）帝国的藩属。随着莫卧儿帝国的衰微，拉达克人再次主张独立。不过由于他们信奉佛教，又处在拉萨的文化和政治的影响范围内，因此在没有强大的征服者足以使它摆脱西藏的情况下，拉达克趋向于重新归附西藏。所以，在19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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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拉达克是西藏的一部分大体是最妥当的，其地位与西藏高原的河谷地带中的其他小邦十分相似。它们都对拉萨政府有某种从属关系。拉萨政府的权力来自达赖喇嘛的超凡的地位，而由喇嘛寺院组织管辖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加以贯彻。西藏当时毫无疑问是在中国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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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八三四年，古拉伯·辛格指挥多格拉族人侵入拉达克，使拉达克归顺于自己，从而也成为旁遮普的锡克统治者的藩属。不仅如此，他们还企图征服西藏使西藏从效忠于北京变为效忠于拉合尔（Lahore）。一八四一年春，多格拉人向前挺进，击溃了派来阻截他们的西藏军队。到夏末，他们占据了一直到包括兰嘎错湖（Rakas Tal）和玛法木错湖（Manasarowar）等圣湖在内的所有地区，使锡克王国同时也控制了一些羊毛产地，很赚钱的开司米羊毛披肩贸易所需的羊毛大部分产自这一地区。印度历史家们一直把这一战役作为赫赫武功来颂扬，并且得意扬场地指出，这次战役是在印度斯坦的天然的高山屏障之外进行的。然而，这位多格拉族的将军轻率地决定在西藏过冬，以致被困于“高达一万二千英尺的冰天雪地之中”，终于全军覆没。接着，西藏人又前往解放拉达克。但在刚要到达列城（Leh）的时候，被古拉伯·辛格的增援部队所挫败。由于双方互有胜负，两军的首领在一八四二年十月签订了一项实际上是互不侵犯条约。它规定双方尊重对方的领土，但并没有规定双方之间的边界，而只是提到“古老的、久已存在的疆界”。这种不精确的提法对西藏人和多格拉人都是可以接受的。这似乎反映了以下的事实：虽然他们的领域是邻近的，然而并不是明显地接连着的；任何一方要派遣远征军进攻另一方，首先要越过山峦重叠的无人地带。双方对自己的边境在哪里都有一个大致概念，但是，由于双方的边境是隔开的，就没有必要加以明确规定，而且由于双方对地理的概念都是很粗浅的，大概也就难以明确规定。[注：六年后，一位英国官员奉总督的指示研究一八四二年协议，他竭力否定该协议有任何法律效力。他指出，西藏方面的签字者是“奉命消灭入侵西藏的多格拉人，而不是同他们订立条约”，而且这项“在军事失利的压力下[从西藏人那里]勒索来”的协议，双方政府都没有批准。甚至在这位官员提出上述报告之前，哈定（Hardinge）勋爵就已经单方面地取消了一八四二年协议中据他看来是有损英国利益的那些章节，而这一行动，就等于是废除了整个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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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对古拉伯·辛格这次未成功的侵犯感到忧虑，怕中国会“把锡克人（古拉伯·辛格是替他们效劳的）入侵中国领土归咎于英国政府的挑动”，从而作出不利于英国的反应。一八四六年，当英国人承认古拉伯·辛格为查谟与克什米尔的大君时，他们就怀有上述忧虑，并且担心“进行掠夺和复仇的欲望”，会诱使他再次进攻西藏，而这次更有可能把英国卷进去。因此，阿姆利则条约不准古拉伯·辛格未经英国的同意擅自扩大领土。为了防止他暗中进行扩张，该条约还规定了要标定西藏和拉达克之间的边界，英国人希望从此消除“东方的一切纠纷的最通常的起因，即未定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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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英国同时写信给拉萨和中国中央政府的两广总督，将英国对于标定边界的建议，通知了中国政府，邀请中国方面参加。当时在北京没有英国的使团，同中国政府联系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得到答复了。在这一问题上，英国得到近似于答复的，只是两广总督的一句托辞，他说：“这些领土[即西藏与拉达克]的边界业已充分清楚地确定，故恪守此项古时安排，最为适当，无庸再行勘定。”后来，这位中国官员表示，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将派出代表团，参加标定边界的工作。然而当英国的边界事务官员到达边境时，不仅看不到中国官员在那里等候他们，而且还遇到西藏人的敌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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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界只能在划界（即有关政府商定边界的走向）之后进行，而且必然要双方联合进行。既然中国和西藏都不同英国合作，那就不可能在一八四六年标定西藏和拉达克之间的边界。[注：见下文注] 但是，英国的第一个目的是划出一条线来约束古拉伯·辛格，不许他越过这条线进行扩张，而这是英国单方面就可以做到的。因此，英国官员奉命勘察边界，并且在地图上画出界线来。他们得到的指示是“要记住我们所要的不是多一块或者少一块贫瘠的或甚至是富饶的领土，而是一条清楚的、明确规定的界线”。换言之，他们不但要考虑到人数稀少的当地居民是怎么想和怎么做的，而且要用自己的判断来决定一条实际的界线应当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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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英国官员，经过一八四六和一八四七两年的工作，划了一条从班公湖（Pangong Lake）稍为偏北的地方到司丕提河（Spiti River）的界线，并到此为止。对于从班公湖到喀喇昆仑山口（Karakoram Pass）继续往北的一段，有一个英国官员说，它“应被看作是未知的地区，因此，朝东北方向的西藏边界无法准确地加以确定”。他认为，既然那个地区渺无人烟，因此边界走向就关系不大。这个结论证明是错误的。一百多年后，正是那个地区，成了中印边界争端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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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测量局的一个名叫约翰逊（W.H.Johnson）的官员后来提出了一条边界线填补班公湖到喀喇昆仑山口之间未划的一段。他在一八六五年到了和田，经由阿克赛钦（Aksai Chin，意即“白石滩”）返回。这个海拔一万七千英尺的荒凉的高原，夹在喀喇昆仑和昆仑两大雄伟的山脉之间，寸草不生，无人居住，在二十世纪中叶竟成为印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角逐之地。虽然这个地区一片荒凉，人迹罕见，寒风刺骨，根本没有饲料和躲避风雨之处，然而，对人们说来，也还有它的重要意义。一条古时的商路穿过此地，在短促的夏季，中午前后几个钟头，溪流里的冰融化可供牲畜饮水时，载着生丝、玉石、黄麻、食盐、羊毛的牦牛队，就从现在的新疆经过这里前往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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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根据他那次往返和田的冒险旅行，在一张地图上把阿克赛钦以及一大块喀喇昆仑山以北的地区都画入克什米尔境内。有人认为，约翰逊对边界线的画法，反映了克什米尔的统治者扩张主义的强烈欲望。由于约翰逊画了那条线后，很快就被委派为克什米尔驻拉达克的专员，因而这种推论也就得到了某种间接的证明。当时别的英国人对约翰逊替克什米尔提出的领土要求都表示怀疑。其中有一个写道：“克什米尔的大君同我一样对[喀喇昆仑山口以北的]赛图拉（Shahidulla）并不拥有任何权利。”“他[在那里]从未拥有任何权利，尤其令人惊异的是我们最新地图却把他现已放弃的要求重新画进去，把一块他并不拥有一寸土地而居民又全是另一国家的人民的地区画入了他的境内。”另一个到过这些地区的旅行家说，一条沿着喀喇昆仑山脉东麓，自喀喇昆仑山口到羌臣摩河（Changchenmo River）的线，“从地理上和政治上的角度来看，可以明确规定为克什米尔大君北部领域的界限”。尽管如此，在一八六八年出版的地图集中，约翰逊线却成为克什米尔的边界，随后这条线又出现在根据这一画法绘制的许多其他地图上。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对这一地段的边境政策，如当时的总督所规定的，是以对克什米尔的统治者（当时是古拉伯·辛格的儿子）“外松内紧”为特征的。这也许是约翰逊边界画法得以流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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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英国方面梦想大大发展印度同中亚细亚之间的贸易。这对英国这一时期的边境政策产生了影响，而中国最西部的地区发生的一次叛乱又助长了这种幻想。一八六六年，以勇猛的阿古柏（Yaqub Beg）为首领的独立国喀什噶尔（Kashgaria）出现了。与他所赶走的中国人不同，他非常向往同英国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于是，伦敦和印度对开辟一个销售印度茶叶和英国产品的新的、几乎是无限广大的市场，满怀着希望。（与此同时，俄国已经占据塔什干（Tashkent）并且正在考虑占领浩罕（Kokand），也认为阿古柏的领域大有贸易前景，并且深信喀喇昆仑和昆仑山脉的障碍将会阻止英国人的进入。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在以后的十五年中，英国时而希望同喀什噶尔发展贸易和对之施加影响，时而担心俄国人会在那里抢先一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英国满以为可以开辟一条通往羌臣摩河谷的商路了。他们深信阿古柏的王国将是在中亚细亚保持均势的一个永久性的因素。但是，这个信念由于中国人的胜利重返而归于破灭。一八七七年，中国人打回喀什噶尔，收回了英国认为北京已经永远失去的那个地区，并把它改称为新疆，意即新抚之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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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英国一面要进行贸易，一面要同俄国人在喀什噶尔的势力进行竞争，这就支配了英国的边境政策。实际的边界位置问题英国几乎完全无暇顾及。然而英国人认为这样一条边界的天然走向，到了以后要划定时，一定会从羌臣摩河谷沿着喀喇昆仑山脉到喀喇昆仑山口。一八七三年，伦敦的印度事务部为外交部准备了一份标明上述走向的地图。但是俄国的势力挨得很近，而且不断向前推进，喀喇昆仑山脉可能很快“成为古老的英吉利和神圣的俄罗斯两国历史上第一条共同边界”；这种令人不安的前景助长了边境问题战略家中间一直存在着的前进派。就在同一年，即一八七三年，有一个前进派战略家极力主张把克什米尔的边界从喀喇昆仑山推进到昆仑山——阿古柏是把昆仑山看作他的领土南部边界的——从而囊括阿克赛钦的无人地带。但这次温和派占了上风，他们指出：地形上困难极大，要建立一条无法守住的边界是草率从事，而且俄国对印度的威胁并不是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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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政策仍然要使在中亚细亚的英国地区和俄国地区避免发生接触。俄国实际上也抱有同样的目的。当英国的军人提醒他们的文官上司注意俄国侵入印度的危险时，在沙皇军队里的军人们也担心英国越过高达近二万英尺的帕米尔高原，对他们发动进攻！两国政府也许都可以从十年前伦敦发给驻印度总督的一份指示里得到教益。该指示说，“军人的话你听得太多了，……你决不应信赖专家。如果你信赖医生，就什么东西都不卫生；如果你信赖神学家，就什么都有罪；如果你信赖军人，就什么也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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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俄国对于在他们的领域之间保持一个缓冲地带有共同的兴趣。一八九五年关于帕米尔的解决办法，显示了这一点。他们划出一个狭长的突出的地带（瓦罕走廊，Wakhan strip），同意把它作为阿富汗的一部分。当时打算使这个狭长地带同中国的西部边界接壤（中国拒绝参加解决帕米尔问题的讨论）；英国的政策是要诱使中国向外扩展，从而完成这个地区的缓冲状态，不留下俄国或者英国自己可以进入的真空地带。一八八九年，当时的印度总督兰斯唐（Landsdowne）勋爵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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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喀喇昆仑山脉和昆仑山脉之间的地区是没有价值的，那里很难通行，俄国人未必垂涎这个地区。我们不妨鼓励中国人取得这个地区，如果他们有意于此的话。这样比在我们同中国的边疆之间留下一个无人地带更好些。况且，我们在这个地方使中国强大些，就越能诱使它在整个喀什-叶尔羌（Kashgar-Yarkand）地区维持下去，它对我们就越有用，越可以起到阻碍俄国沿着这一线向前推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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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新征服喀什噶尔/新疆 [译者注：“喀什噶尔/新疆”中的“/”符号有“和（或）”的含义，下同。] 之后几年中，仿照阿古柏的做法，把昆仑山作为他们的领土的南部界限。他们不仅忙于重新控制和巩固刚收复的省份，而且忙于抵挡向东突进的俄国人，并伺机把俄国人推回去。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签订的一些条约，使中国在中亚细亚丧失一大块土地给俄国；俄国还利用阿古柏的叛乱，夺去了更多的地方。他们辩解说，他们之所以向前推进仅仅是为了平定他们边境上危险的骚乱。他们向中国保证：一旦中国在中亚细亚恢复了自己的权力，俄国将归还所占的地区。但事到临头，俄国人又想翻悔。这一时期俄国对中国领土的最大的并吞，却是发生在远东。十九世纪中叶，与别的欧洲强国一样，俄国利用中国衰弱的机会，再次向南突进，占据了黑龙江以北及其支流乌苏里江以东的全部地区，建立了海参葳港，把中国同日本海隔开。在一八五八年的爱晖条约和一八六O年的北京条约中，中国被迫承认丧失上述大片土地。从这次经验中，中国得到的沉痛教训一定是很明显的：千万不要在国家处于软弱地位的时候，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对边界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注：见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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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之初，中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英国人和俄国人都在觊觎的南部边疆。一八九O年，荣赫鹏（Younghusband）上尉（十四年之后，他带兵远征拉萨）被派遣到帕米尔地区，目的是查明中国的领土主张的理论上的界限，并鼓励中国人把势力扩展到那里去。中国人告诉荣赫鹏说，中国的边界是沿着喀喇昆仑山脉以及印度河与塔里木（Tarim）盆地之间的分水岭。一八九二年，中国人为了具体表明其领土主张，在喀喇昆仑山口树立了一个界石，界石上的铭文宣告中国领土自此开始。英国人对这个行动是欢迎的，“他们表示赞成中国把喀喇昆仑山后面的无人地区占领起来”。[注：不过，他们指出既然并没有联合进行标界工作，中国的界石从国际法说来不能被认为是有任何价值的，并且指出，边界协议需要有两方面参加才能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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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喇昆仑山口于是成为中印边界上确定了的、双方都接受的一个点，但是在该山口的两边边界线的走向仍然是不明确的。（关于往西自该山口至阿富汗的那一段，本书除简单叙述一九六三年的中巴协议 [注：见第2章注] 时曾提到外，没有涉及。）中国为了进一步表明边界是沿着喀喇昆仑山的，在一八九一、一八九二年间，派出一位名叫李源鈵的官员踏堪整个南部边疆地带。他溯喀拉喀什河（Karakash River）而上，到达哈吉栏干（Haji Langar） [注：这是W.H.约翰逊去阿克赛钦途中建造的一个石头房子，由他用当时和田的统治者哈吉·哈比布拉·汗（Haji Habibullah Khan）的名字命名。中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修建的公路经过这里。] ，接着向南，越过阿克赛钦，经过似乎是林济塘洼地（Lingzi Tang），到达羌臣摩河。李源鈵是一位吃苦耐劳、意志坚强的旅行家。但他不是一个勘察家。他所写的关于这次旅行的记载，是模模糊糊的。然而当时担任英国驻喀什噶尔的代表、英国人马继业（George Macartney）对李源鈵的旅行曾有所闻，也不怀疑他的报告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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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当局对自喀喇昆仑山口至羌臣摩河的那段边界已经有某些了解。他们主张阿克赛钦是他们的领土。他们在一八九六年向马继业表达了这种主张。马继业给在喀什噶尔的中国长官送了一本地图，地图上标着的边界和约翰逊所画的一样把阿克赛钦划入英国领土。中国人反对这种边界画法（看来，当时中国人曾经把新的地图拿给俄国驻喀什噶尔的官员看，后者指出了英国这种画法对中国不利），中国告诉马继业说，阿克赛钦是属于中国的。马继业向他的驻印度的上级报告这件事时，曾表示这样的意见：“大概[阿克赛钦]一部分是在中国境内，一部分是在英国境内。”同年，英国的情报部门所提出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了马继业的看法，并表示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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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此同时，前进派的一位有影响的战略家在伦敦极力主张：为了防止俄国向印度推进，英国不仅应当把整个阿克赛钦包括在英国边界以内，而且应当把根据约翰逊在一八六五年所画的边界走向划归克什米尔的绝大部分的领土，也划入英国边界以内。他是印度问题的老手陆军少将约翰·阿尔达（John Ardagh）爵士，当时担任英国参谋总部的军事情报处处长。他于一八九七年一月一日，向外交部和印度事务部呈交一个文件，提出了这个建议，阐述了前进派的见解和他们所担心的问题。他的建议虽然当时未被采纳，但是它在关于边疆政策的长期不断的辩论中却一直产生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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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达提出上述建议的前提是：中国过于软弱，“无法充当俄国和印度的北部边疆之间的缓冲”。他指出“[俄国]积极向印度推进其边界”，他预料俄国终将并吞至少是新疆的东部地区，然后就会“极力将其边界尽可能地向南推进”。他注意到英国政府已经习惯于把喀喇昆仑山当作印度在东北方面的天然边界，他也承认“一般看来，喀喇昆仑山形成一条可以接受的防御性的边界，它易于确定，难以通过，而且妥善地隔开了双方的居民”。可是，他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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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喇昆仑山的自然条件，它的广度、高度、交通极难以及人口稀少等因素，使得我们对它的实际分水岭进行警戒成为不可能。我们如果要充分地维护边疆安全并收集敌人行动的情报，就必需要在它的北面的斜坡下，沿着那些与山脉平行的河谷（在山的北面由于自然条件所形成的这些河谷距离山峰较近）自由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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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结论是英国的政策应当旨在“严密防止我们的敌人占领这些与山脉平行的河谷并进而准备对山口进行突然攻击”。为此目的，英国应当建立一条可以使英国拥有各山口北边的邻近地带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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