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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独立后,考尔向上爬得很快,他首先得到的是政治上的重用,并辅之以军事上的任命。一九四六年底,他被任命为负责陆军印度化(到那时为止,在陆军中英国军官自然还占压倒多数)的委员会的秘书;接着又被派到华盛顿担任武官,其后又充任了驻联合国的印度代表团的军事顾问。一九四八年,他回到印度。这时,他希望能让他指挥一营步兵,参加克什米尔战争,但又没有成功,结果是让他领导克什米尔民兵。后来,他同当时的克什米尔邦首席部长谢赫·阿卜杜拉闹翻了。尼赫鲁把考尔调开并予提升,让他指挥一旅步兵——这次他终于调回陆军。如果考尔要在部队中继续得到提拔,这一着是必不可少的。此后,政治和军事上的任命交替进行;不久,他被派参加在朝鲜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接着,被提升为少将,并指挥第四步兵师。在传统上,担任一个师的指挥工作,是被提升为少将以上军阶的必要条件,因而这是考尔生涯中又一个关键性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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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时,考尔也被克里希纳·梅农所看中。同样地,考尔在许多方面使得这位国防部长对他产生好感:首先,可能是由于尼赫鲁对他的明显的、尽人皆知的宠信,在尼赫鲁的提携下,考尔在十年间从一名低级联络军官一跃而为一个精锐师的指挥官;其次,是由于对考尔不满的那批高级军官当时也同梅农不合;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考尔的行政工作的干劲。最后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喧赫一时的“阿马尔(Amar)工程计划”上,这就是在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间考尔指挥第四师时,指令该师为官兵家属修筑约一千五百所住房的工程计划。当时陆军总部是反对动用作战步兵师参予这种修建或非战斗性工程的,而这个计划却得到克里希纳·梅农的批准。不管怎么说,当时官兵很需要住房,而工程又要在六个月左右时间内完成——当时曾授予考尔为完成这项任务所需要的特别权力和独立性。不论这项工程的功过如何,很清楚的是考尔也利用了它来进行自我吹嘘。工程开始时,梅农参加了奠基典礼;当这个住房区完工时,尼赫鲁和内阁的半数成员以及一些政界人物和三军首脑都亲临剪彩。考尔还专为这个场面编写了一首爱国的小调,并要全师官兵练唱。他后来写道:“当尼赫鲁听到这首激荡人心的歌词[由两万名官兵齐唱]的时候,他感动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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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九年五月,考尔又一次被提升,这次是违反蒂迈雅将军的意愿,被提升为中将并担任陆军总部中的一项要职。当时,军需局长——这是一项主要的参谋官职,由中将衔军官担任——出缺,为考尔的晋升提供了机会。还有两名少将,普·辛·贾尼(P.S.Gyani)和库马拉曼加拉姆(P.P.Kumaramangalam),资历都高于考尔,这是考尔晋升的障碍。蒂迈雅推荐贾尼担任军需局长。贾尼虽然过去工作成绩优异,但未指挥过步兵师,而根据陆军的晋升惯例,这二点却是提升中将的先决条件;根据这一条,梅农驳回了蒂迈雅的荐举。这样,就只剩下库马拉曼加拉姆挡住了考尔的前程,而要取代他则会招致人们的反感。库马拉曼加拉姆不但过去工作成绩优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荣获过金十字勋章(D.S.O.)[投笔从戎注:金十字英勇勋章(The Distinguished Service Order):1886年由维多利亚女王设立,用以表彰战时功勋卓著、特别是作战行动中表现勇敢的军官。获颁者在名字中追加D.S.O.后缀。库马拉曼加拉姆于1942年5月在北非战场获得了这枚勋章。],而且还出身于一个具有相当政治影响的家庭。[注:他的父亲是苏布哈拉扬(Subharayan)博士,是马德拉斯邦的国大党领袖,他在印度独立后出任大使。博士有三个儿子:老大担任印度文官职务;他是老二;老三莫汗·库马拉曼加拉姆(Mohan Kumaramangalam)是一名共产党员。博士常讲:通过他的三个儿子,不管印度政局可能如何发展,他统统都保了险。] 解决的办法是创造另一个需要晋级的空缺。结果就这样办了,库马拉曼加拉姆担任了军务局长。道路已经扫清,蒂迈雅再也不能够——除非他想因这件事引起一场争执——阻挡考尔提升为军需局长;虽然他对这件事十分反感——不仅由于军需局长是个关键性的职位,还因为担任军需局长的人会成为“陆军选拔委员会” [注:选拔委员会由陆军参谋长、各军区司令(即西部军区司令,东部军区司令等等)及陆军总部的各主要参谋官员组成。] 的当然成员,从而能够对于其他军官的提拔问题施加相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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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尔这时已成为在军官中起很大分裂作用的人物。在多数的军官食堂中,只要一提“你是亲考派,还是反考派?”的问题,大家就心照不宣。考尔又喜欢夸耀他和尼赫鲁的接近。一位高级军官曾悻然地说过:“考尔常常吹嘘这一点,他公开地吹嘘这一点。我们也常看到他总是去看望总理,他老是晚上去,晚上是总理感到最轻松的时候。”从官场的角度来看,这种接近既是考尔权势的证明,也是他的权势的来源。另一位稍低一些的高级军官回忆道:“陆军中没有一个人不非常害怕总理”;他接着讲到这位总理可不是个一般的人物:“历史上很少有人象他那样被赋予可以任意支配的全权。如果有谁讲话他能听得进去并且取得他的信任,那个人就掌握了巨大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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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正走运的红人,考尔不可避免地会吸引追随者——他的批评者把这些人叫做“考尔的崽子们”。[译者注:“考尔的崽子们”(Kaul-boys)在英语中与“Call-boys”谐音,后者有“侍从”的含义。]由于考尔是个从无实战经验的军人,因此人们对于受到公开宠爱的人的怨恨在他身上就表现得更加强烈。长期以来,他的同级军官虽然看不起他,但对他还有些亲切感,这时亲切感也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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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回蒂迈雅的荐举而提升考尔为中将这件事,对蒂迈雅来说,已经可以构成足够的理由来同梅农摊牌。蒂迈雅从多方面来讲是个杰出的军人,在陆军中受到很大的尊重和爱戴,然而他不愿意进行这类的斗争;后来又发生很多事情才迫使他采取行动。而他一旦行动起来又很任性,简直是草率从事,使得人家感觉他是不负责任的,甚至是无能的。三军的首脑们原来对梅农都已感到厌恶。这位部长经常当着他们的下属斥责他们,嘲笑他们;他对他们态度骄横,往往为一些微不足道的问题,不分白天黑夜召集他们来开会,有时到临开会时又宣布取消会议。尤其严重的是,他们感到他们所提出的一些技术方面的建议,往往被他以主观的和文不对题的理由驳回;因此,据说他们已商定准备共同往见总理,申诉对梅农的不满。但这时,就是在八月三十一日,蒂迈雅却如他后来对朋友们所讲的那样,由于一时的冲动也由于他已“忍无可忍”,写下了辞呈并递交给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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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参谋长的辞职,使尼赫鲁处于很大的困境。当时,反对党议员和报界已经在攻击克里希纳·梅农对三军专横无理以及干预军人提升等问题。几天以前,又发生了朗久事件,政府,特别是梅农,都受到了批评,说他们忽视了边境的防务。梅农的政敌会抓住蒂迈雅辞职的事件,来证明他不适宜担任国防部长。很显然,这种压力将迫使尼赫鲁不得不让梅农退出内阁——要说起来,梅农的政敌在国大党中的数量比在反对党中还要多。梅农无论在私人方面和在政治方面同尼赫鲁都很接近。尼赫鲁很了解,对国防部长的许多攻击实际上是对他这个总理的间接的攻击。让梅农下台,就意味着屈从于这些批评,不但如此,还将意味着使内阁中国大党的更加正统和保守的分子占据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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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以他惯有的政治手腕,处理了这个尴尬的局面。他把蒂迈雅请到自己的私邸,劝说蒂迈雅撤回辞呈。蒂迈雅本来是一时的冲动,这时也表示服贴。据蒂迈雅后来告诉同僚们说,尼赫鲁当时向他保证将亲自调查蒂迈雅所提出的不满,并将对梅农进行干预以消除军方不满的原因。蒂迈雅在同一天中递交了辞呈,又撤回了辞呈;但消息还是透露了出去,第二天早晨各报都以通栏标题报道了辞职的消息。这样,长时间来在政界流传关于梅农和军队领导人间冲突的谣言,一下子戏剧性地证实了。尼赫鲁原想避免的一场风暴刮了起来;但由于蒂迈雅已在事实上撤回了辞呈,这就加强了尼赫鲁处理这个问题的地位。尼赫鲁把整个事件说成是一场小小的风波,并且把责任全部推到蒂迈雅身上。尼赫鲁对国会说,蒂迈雅的辞职是“十分不明智的”,是“不该那么干的”,——简直是“十分反常的”。他说,国防部长和陆军参谋长之间的纠葛,归根结蒂是由于二人“在性情上”有所差异,是琐碎无聊,微不足道的。他还利用了印度政客对军人的潜在的不信任情绪,示意说在这个事件中应该维护文官的权威,并对克里希纳·梅农领导国防部的才能给予了热烈的赞扬。当一个反对党议员问起,总理难道不该对象蒂迈雅这样一位出色的军人说一两句好话的时候,尼赫鲁不得不对这一位“很英勇的军官”表示敬意,但还是坚持说,“我不能对他的辞呈表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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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就这样扭转了局面,利用这次流产了的辞职机会,对梅农给予赞扬,又使蒂迈雅受到一次公开的、不体面的斥责。经过这次事件,梅农更加趾高气扬,考尔地位也显著地加强了。蒂迈雅由于自行退却和接受了屈辱,在陆军中的威信受到了损害。尼赫鲁不但勾销了他将亲自调查陆军同梅农之间的纠葛的诺言,而且还公开地谴责蒂迈雅。如果蒂迈雅获悉这种情况后,再一次提出辞职并坚持到底,那末,可能以后几年的印度的历史将大大改观。事实上,蒂迈雅事件使尼赫鲁在军事问题方面更多地依靠梅农和梅农支持的一批军人。这次事件对于印度军人的教训是:从本行的角度对于文官处理军事问题提出反对意见,是得不偿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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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对考尔的依赖,以及考尔如何超越正规的陆军惯例而为之效劳,可以从蒂迈雅事件发生后不久另一事情中得到很好的证明。一次,总理问到他朗久地面的情况,他当即自告奋勇,要亲往视察。这次旅行用了将近三周的时间。由于他连朗久都没有见到就折了回来,因而难于相信,这位中将兼军需局长所亲自完成的使命,换一个更低级的军官就不能完成。但尼赫鲁总算得到了一份目击者的情况报告,考尔也从而证明自己的确是个能够在本职之内或者超出本职不顾艰险和不怕吃苦的人。对他最严格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往返于接近朗久一地的这次旅行,对于一个年近五十岁的人来说,是要作出相当大的努力。不久,他以类似的方式搭上一架俄国造的直升飞机,飞越拉达克的一些最高的山地,进行了一次有风险的飞行试验。这次飞行是他违反梅农的指示而直接下达命令的,因为他认为梅农正责成空军不经过必要的试飞就购买俄国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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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时,似乎有什么东西驱使考尔不断地去考验或者说去表现他的勇气。也可能这是由于他意识到自己从没有指挥过部队作战,而人们在这方面对他的嘲笑,也随着他军阶的不断提升而日益增加。但他所表现的那种勇气毕竟不等于胆略,而且如后来的事件证明的那样,那种自己故意跑到炮火射程之内的作法,也并不符合高级指挥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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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一年初,蒂迈雅到了退休的年龄,考尔再次提升的机会到了。蒂迈雅的继承人的人选,应在当时的南部军区司令普·恩·塔帕尔(P.N.Thapar)中将和东部军区司令托拉特(Thorat)中将二人中挑选,这两人的资历大体相当。塔帕尔的资历略高(确切地说,他的军龄比托拉特长两个月),但托拉特过去工作成绩更优异,因此蒂迈雅推荐了后者。但蒂迈雅的荐举又被驳回,塔帕尔继任为陆军参谋长;不但如此,又不顾蒂迈雅的积极反对,任命了考尔为陆军总部参谋局长,这个职位在当时的军事领导层中仅次于陆军参谋长。[注:印度陆军的组织是仿效了英国的体制。陆军参谋长下属四名主要参谋官员:即参谋局长(Chief of the General Staff),军务局长(Adjutant General),军需局长(Quarter-Master General)和军械局长(Master General of Ordnance);四人中参谋局长占最关键的地位。他负责协调、计划、作战、训练、情报、购买武器和有关装备及其分发等项工作。他还领导其他一些重要军官,如陆军总部情报处长,作战处长等。印度后来取消了参谋局长的职务。] 塔帕尔是个有能力但不很出色的军官,有些喜欢取巧;同时,他的任命是由于考尔为他施加了有力的影响,因而他对考尔也感恩戴德。为了报答考尔的恩情,塔帕尔让考尔当参谋局长,虽然考尔毫不具有担负这项重任所必需的条件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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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任命使得陆军提升的问题重新变成一项引起争执的重大问题。一九六一年四月五日,孟买的一家政论杂志《潮流》(Current)上刊载了一篇署名为“一批灰溜溜的陆军军官”的来信,控诉梅农是“独立印度的恶魔”,指责他操纵晋级,制造效忠他个人的派系。信件的内容表明投书人很熟悉一些军人的历史和最近一些任命的根据,这些材料是只有某些高级军官才能掌握的。信件警告说,最近的一些任命受到操纵,其目的是为考尔早日继任陆军参谋长扫清道路。在议会中,克里帕拉尼指出:一名几乎一直担任陆军后勤工作的军官出掌参谋局,这还是第一次。他说,考尔的任命,证实了近来使得“军官们感到痛心、士兵感到不满”的“掩人耳目”的作法;最后痛斥克里希纳·梅农:“我指控他在陆军中制造派系。我指控他降低了我们部队的士气。我指控他浪费了这个贫困饥饿的国家的金钱。我指控他忽视了我国抗御共产党中国侵略的防务工作。”但梅农冷漠地否认他曾干预提拔的问题,尼赫鲁也给他撑腰,这番抗议也就平息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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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尔感觉到,由塔帕尔当陆军参谋长,自己当参谋局长,他就可以大权独揽,而他很快地也使别人都感觉到这一点。他喜爱的军官都被陆续拉进陆军总部,担任要职;可以辨别出是属于反考尔一派的高级军官则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在蒂迈雅退休的前夕,政府人士和陆军总部中有人散布谣言说他正在策划一次军事政变,甚至还讲到了具体日期(说是要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日发动)。克里希纳·梅农把他个人的怀疑告诉海、空军参谋长,并警告文职官员要他们监视蒂迈雅的行动。已执行参谋局长职务的考尔,也要求蒂迈雅对被认为是可疑的部队调动做出解释。当时,在印度搞政变的条件根本不存在,这些谣言如果不是恶意的,至少也是毫无根据的。但接着又对据说是蒂迈雅在退休前夕讲过的一些话,组织了正式调查,并根据类似的指控而对托拉特将军和另一位斯·德·维尔马(S.D.Verma)中将进行了调查。这些调查又没有根据通常惯例由军务局长负责领导,而是由作为参谋局长的考尔本人负责领导。对此,塔帕尔也只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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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治迫害的气氛在马内克肖(Sam Manekshaw)案件上表现得最为突出。马内克肖少将当时担任威灵吞的参谋学院的院长,他在资历上比考尔仅低一年,但在每一个方面都是考尔的对立面。他毕业于台拉登(Dehra Dun)的印度军事学院,虽然如此,他在态度和工作上都比考尔更接近于桑赫斯特的标准。他是个有实战经验的军人,在缅甸战场上曾荣获陆军十字勋章[投笔从戎注:军功十字勋章(The Military Cross)。马内克肖在缅甸战场因异常的勇猛获得了这枚勋章。他在率领一次反攻时腹部受了重伤,师长科文少将(General Cowan)怕他死掉,赶快把自己的军功十字勋章别在他身上,并说:“死人是不能获得军功十字勋章的”。];他不大愿理睬那些政客们,更不愿理睬那些巴结奉承这些政客的军人。他敢说敢道、聪敏机智(“考尔的崽子们”这句双关话就是他创造的),而且不掩饰他对考尔的轻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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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军官代表着,或者说是象征着,印度陆军军官中两种不同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倾向。马内克肖(这是个帕西族(Parsee)的名字)体现了陆军中的英国传统。在它的最好的一面是:精通本行,热爱军职,厌恶阴谋和厌恶政治(这两个名词被认为是同义语),以及宁愿担任作战任务而不愿担任参谋任务。但这个传统也还有另外的一面,就是过多地强调英国部队军官食堂的那一套繁文缛节,而这些东西在独立后的印度往往会造成磨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多数的陆军食堂中,除了印度仆役以外,很少看到带有印度色彩的东西;在印度陆军中的印度籍军官一直居于少数地位,而且他们也都象英国人一样地英国化了:只有星期天的午餐才吃咖喱饭,而且要使用匙和叉;进食堂如不穿会餐制服,也必须要穿常礼服;不喝酒会被人认为有怪癖之嫌;吃素是士兵的事,军官没有吃素的;印度音乐象猫叫一样难听;用印度语讲话简直是丢丑。但在大战期间,随着陆军的不断扩充,新的一代和新的阶层的印度人当上了军官。他们大多是在城市里长大,出身于不那么富裕的资产阶级而不是贵族的家庭;他们都懂得些政治,甚至在政治上已有所从属,不象他们的上司们那样认为政治即便不是危害社会安全的东西,也是肮脏的东西。这新的一代军官的多数也适应了军官食堂的那一套传统习俗,但其中有些人却抵制和厌恶它们。对他们来讲,咖喱饭是正规的食品,而且应该用手抓来吃;无论那一种印度服装都比常礼服更可取,也更舒服;不喝酒、不吃肉只不过是根据本国人民的生活方式行事,完全可以根据每个人自己的好恶决定。在印度独立后,这些微不足道的琐事成为更加深刻的矛盾的两方斗争的课题,一方是那些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军官,责怪他们的上司们曾为英国人服务,也瞧不起他们处处模仿过去统治者的那副样子;另一方就是象马内克肖那样的人,他们认为军官食堂的礼仪的印度化,就意味着部队标准的降低。对于马内克肖一派人来说,这些传统之所以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不是由于它们来源于英国,而是由于它们历来就是陆军的传统。而他们的批评者们则认为,这不过表现了他们奴隶成性、矫揉造作,说明他们还没有能够接受印度独立的全部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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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尔本人虽然属于较老的一代,但在精神上却倾向于具有更多的民族主义色彩的较年轻的一代。他在自传中说明,他很早以前就不喜欢英国人,也不喜欢那些在他看来是企图“讨好主人,赢得廉价的声望,然后爬上去占居最高军事地位”的印度人。他有充分的理由厌恶这位颇为英国化的马内克肖。一九六一年下半年,有人报告说,马内克肖公开地对考尔进行了尖酸刻薄的嘲笑,同时也讲了一些对梅农很不尊重的话,这就为他提供了对马内克肖及其一伙进行反击的机会。如同考尔自己所讲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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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某些高级军官,惯于发表轻率的和有倾向性的言论,公开地反对我们的国家领导人,颂扬过去在印度的英国统治者。他们有时还暗示说,只有采取某种独裁统治,才能使我国的事务摆脱混乱状态。我了解到有关少数高级军官反国家的轻率言论的具体案情——其中有些话是当着外国人的面讲的。我把这些情况书面报告了……塔帕尔将军,他转达给国防部长,国防部长又上报给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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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组成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来审理对马内克肖的指控,指控是说他不逊地批评自己的上司和文职的领导官员,也就是说不忠诚。马内克肖进行了斗争,军事调查委员会指出他本来应该较为谨慎一些,同时不但宣布他无罪,还建议应惩处那些指控他的人——当然不是考尔,而是那些把马内克肖的一些话向上反映的下级官员。但无论如何,由于这次指控,马内克肖的提升被压下来了,而且如果没有发生一九六二年的那次大溃败,他会被迫退休,而退休时仍不过是个少将。[投笔从戎注:后来(本书写作之后),第三次印巴战争中,马内克肖在陆军参谋长任上表现杰出,获元帅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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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内克肖案件的教训是清楚的,它对已经受到损害的军官们的士气和团结进一步产生了破坏作用。军官们即使在朋友面前讲话,也都小心翼翼;因为大家都很清楚,要想得到提升,唯一的途径就是博得考尔及其一伙的好感。由于害怕告密而出言谨慎,再前进一步就是选词择句来讨好军职或文职的上司。使得高级军官都变得不是奉承拍马,就是唯唯诺诺,其代价之大,在后来边界战争中得到了可悲痛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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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一切的动机,倒不象它所产生的后果那样清楚。考尔想当陆军参谋长这一点是肯定的;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发生边界战争,他就会接替塔帕尔将军的职位。他是否还有更大的野心呢?一九六一年底某些印度的政治观察家认为他是有的。当时,孟买的一家政论周刊《潮流》写道:“考尔是个要当心的人物”,“他不但会当成陆军参谋长,终有一天他甚至会当成印度的总理”。但提出这种预言的思想是含糊的。“尼赫鲁对考尔将军已经有了信任,并且认为他是可以用来抵制任何破坏军队纪律和瓦解民主政治的保证。……”但《潮流》显然没有意识到这篇文章本身的矛盾,接着写道:“如果尼赫鲁想要指定一名继承人的话,他甚至可能甩开所有的那批知名的老国大党人,而不会反对选择象考尔将军这样的非正统人物。”说考尔会按照宪法的程序被选为国大党领袖,取得政权,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这种提法是荒诞的;但当时关于考尔的前途的推测,更多地是考虑到:通过由他发动的或由于文官统治的总崩溃而产生的一次军事政变,而使他取得政权。一个美国作家威尔斯·汉根(Welles Hangen)是这样描绘这种可能前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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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尔可能把军事统治强加给印度,而同时自己又小心地躲在幕后。他自己可以充当纳赛尔式的人物,而由塔帕尔或其他年高德劭的头面人物扮演纳吉布的角色。……此外,考尔也不会是一个毫无吸引力的军事统治者。正如他解释自己同梅农的关系时那样,说得头头是道,他也能够巧妙地讲一堆道理,使得印度民主政治的退位变得合理化。在这个暴风骤雨式的变革世纪后半期里,他的登台表演,一定会比优柔寡断的印度民主政治干得更有劲头,更为漂亮……他会成为一切秩序爱好者们的崇拜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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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推测也有些牵强附会,这不只是由于在当时(在六十年代初期,该作家写下上面这一段话的时候),进行军事干预的可能性极小,还由于考尔的权势来源于文官统治的本身,来源于尼赫鲁和梅农对他的宠信,因而很不可能由他来领导一次军事政变。如果说考尔要把自己的权力扩展到陆军以外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话,但看来考尔本人还是很可能曾经产生这种念头。上述这位作家基本上根据考尔对自己所作的高度估价写下他对考尔的颇为赞赏的长篇描绘,他曾经引证说:考尔“象一般印度人那样相信占卜而他的星占则预言终有一天他将统治印度”。[注:除了威尔斯·汉根对考尔的同情的描述外,还有两种对考尔的描绘。一个就是马诺哈尔·马尔贡卡(Manohar Malgonkar)所写的一部熟悉大战期间和大战后初期印度陆军内情的小说(书名《远方战鼓》(Distant Drum),Asia Publishing House 一九六O年出版),书中的一个名叫卡马拉·坎特(Kamala Kant)的角色就是影射考尔的,写的是一个好搞阴谋,有政治野心的军官,大战年代担任参谋工作,后来又回到步兵以谋求提升,之后又当上驻华盛顿的武官。他的描述笔调辛辣,是根据马内克肖派的一名军官的观点写成的。再就是考尔本人的自述,书名《没有讲过的故事》(The Untold Story),内容毫不坦率,但却颇有启发性。该书是在他下台后为了进行自我辩解和指控他的批评者们而写的,书中提到考尔的缺点之一可能是他对他自己的人品和作用作了不切实际的理解——这其中有些沃尔特·米蒂(Walter Mitty)的味道。][译者注:沃尔特·米蒂是美国作家詹姆斯·瑟克(James Thurker)所写的一篇小说的主人公。书中的米蒂是个很平凡的小人物,但喜欢从事幻想,以逃避现实。他曾梦想自己变成了一个不起的大人物,过着煊赫一时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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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农当时的动机也招致了怀疑。人们怀疑他要在陆军中拉上一伙人,制造派系,以便为自己建立基础,一旦尼赫鲁死后,能够从而争夺政权;《印度斯坦时报》在蒂迈雅辞职事件发生时,曾提到:“梅农先生所选定的一批军官秘密集会,认为武装部队将来有一天会奉命去执行一项政治任务,他们狂妄地把自己看成是必须为这种政治任务作准备的人。”但是,认为梅农为了自己的长远打算企图建立军事基础的假想,可能只不过是反映了人们当时对他的怀疑和厌恶之深;并没有什么证据足以说明他怀有超越宪政的野心。他自己又是很讲现实的人,不会沉溺于这类梦想之中。看来,梅农是和尼赫鲁一样地委身于民主政体的;此外,他也是忠于这位总理以及总理的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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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梅农是想替自己搞政变铺平道路,不如讲可能他是认为他在采取措施,以制止某些高级军人搞政变。在印度政客们的头脑中,一直对军人不信任,甚至害怕他们发动政变——可能他们从来也不象西方政治学家那样相信印度文官执政体制是无懈可击和生气勃勃的。梅农干预提升,把自己的人安插到重要岗位,不让那些他特别不信任人出头,他这样做可能是为了分化陆军最高指挥部,使之不可能策划阴谋。如果对于蒂迈雅和维尔马的指控并不完全是开玩笑的话,那么,梅农及其文职的同僚们肯定是有些担心某些高级军官正在发展政治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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