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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同巴基斯坦开始了边界谈判的时候，印度人的愤慨达到了顶点；这不只是再一次使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态度令人反感，而且也削弱了印度在克什米尔争端上的地位。中国对巴基斯坦所提出划定边界的建议，开始是采取了审慎的态度。这个建议是佐·阿·布托（Z.A.Bhutto）先生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率领巴基斯坦代表出席联大回国后提出的，在联大期间他同缅甸人的接触使他深信，北京的确准备同那些具有同样愿望的邻国求得边界问题的合理解决。但巴基斯坦的建议提出后，过了两年多中国才做出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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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大君（Maharajah）曾一度对巴基斯坦同中国的边境地带（从阿富汗到作为中印边界起点的喀喇昆仑山口）享有名义上的宗主权。自一九四七年大君归属于印度后，印度就对这一地带提出了要求。这个要求是法律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某些有关的地区从来就不是克什米尔本土的组成部分，也不能设想这些地区会在事实上变成印度联邦的组成部分。尽管如此，双方在一九六二年五月同时宣布为了发展友好睦邻关系和维护边界安宁，准备划定边界的时候，中国和巴基斯坦（后者出于自己方面的原因） [注：巴基斯坦的立场是：查谟和克什米尔是它同印度之间有争议的领土，这个问题应根据该地区人民的意愿，由联合国主持公民投票决定。因此，巴基斯坦并不主张，目前为它所控制的毗邻中国的这部分领土已在法律上构成巴基斯坦的一部分——虽然在事实上是把它当作巴基斯坦的一部分来对待的。] 都采取了一丝不苟的做法。他们把双方的边界描述为新疆和“由巴基斯坦控制其防务的地区相接壤的”一段边界；并声明双方将达成的协议是属于临时性质的；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解决了克什米尔争端后，如有必要可重新进行谈判。这样，签约双方就避免了在克什米尔归属问题上承担义务。而印度的立场是：克什米尔大君的一切领地都是印度的一部分，克什米尔的争端是不存在的；要讨好印度政府的都必须同意这个观点。印度这一次的反应特别强烈，因为新德里一直认为中国在克什米尔争端的问题上是偏向印度一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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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对中国提出抗议说，“巴基斯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没有共同边界”，并指控要在法律上属于印度的领土上划定“一条不存在的共同边界”的建议，是“为了达到中国近数年来一直追求的侵略印度的目的的一个步骤”。（到了一九六二年夏季当中，新德里和北京之间外交信件来往中所使用的语言已经变得很激烈。）此外，印度接着说，“在这一段没有边界争端……”并宣布他们将否认中、巴之间的任何边界协议。[注：以前，巴基斯坦曾从反面警告安理会说，“无论是印度或是中国，对于有争议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领土所采取的立场或所做的任何调整，都是无效的”。自由克什米尔（巴占区）主席卡·哈·胡希特（K.H.Khursheed）说，如果中国“瞒着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同印度达成任何协议，将“意味着对印度的扩张主义政策给予道义上的支持”。另一方面，该邦印占区总理巴克希·吴拉姆·穆罕默德（Bakshi Ghulam Mohammed）则警告印度政府说“克什米尔人和拉达克人将不会接受对拉达克领土的任何割让”。中、印边界争端和印、巴对克什米尔争端之间的相互纠缠，将使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更加复杂化。现在中国将会坚持，在克什米尔归属问题解决前，中国同印度对边界西段可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是属于临时性质的；因为如果不这样，就等于默认印度对克什米尔的主张，从而会牺牲中国同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而另一方面，如果印度签署这样一个临时性质的协议，就等于自行放弃它长期来坚持的主张——就是说在一九四七年克什米尔邦的大君归属于印度时，克什米尔的法律地位就已最终地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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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在复照中悻然地质问印度“是不是在制造了中印边界纠纷之后，也希望在中巴之间出现同样的纠纷呢？”事实上，对这个问题的扼要回答应该是“是的”。自从一九六O年以来，印度政府就一直企图教训巴基斯坦，在北方边界的问题上对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目的是要巴基斯坦采取与印度同样的立场。正如尼赫鲁所说的，“我们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曾以友好的态度对待巴基斯坦政府，因为我们认为在这个边界问题上，他们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应该同我们正在采取的行动一致起来，而不应该相互矛盾”。印度的立场是：从阿富汗到喀喇昆仑山口之间这一段边界，已为习惯、传统和条约所划定，因此，它也同中、印边界一样，不能成为协商的题目。印度要巴基斯坦追随它的做法，否认边界争端的存在——这就是说，坚持要中国接受巴基斯坦对边界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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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地，巴基斯坦同意了中国的看法，即认为两国边界从未正式划定，并于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三日在北京开始谈判。（并非偶然的是，在同一天中国同它另一邻国蒙古签订了一个边界条约。）在进行了一番巴基斯坦代表称之为吃力的但是合理的谈判之后，两国政府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共同宣布，已经完全“取得了原则协议”，并建立了有关的程序着手进行签订边界条约的准备工作。[注：中巴联合公报发表的时间，正是印度代表团抵达拉瓦尔品第拟同巴基斯坦就克什米尔问题进行一系列会谈的时刻，很多人推断中国选择这个时间发表公报，是为了对这次微妙的外交谈判制造障碍。事实上，倒是巴基斯坦外长布托先生说服了北京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发表联合公报，他是希望这个巴、中友好亲善的见证，将促使美国加强对印度的压力，使之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妥协。不管美国施加多大的压力也达不到上述目的，这个策略，同谈判本身一样，都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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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三月签订的条约，划定了巴基斯坦同中国之间的边界，这条边界的大部分都是循着一八九九年英国向中国所建议的边界线。新线同一八九九年线的最显著差异是有利于巴基斯坦的，使巴基斯坦在从星峡尔山口（Shimsal Pass）到穆斯塔格河（Muztagh River）之间的一段，取得了一条跨过喀喇昆仑山的边界；这个地区是洪扎享有放牧权的地区之一，过去是属于中国管辖的，北京把这个地区给予巴基斯坦意味着后撤，同时也是背离了指导其他地区划界的分水岭原则。这样，巴基斯坦放弃的只是地图上的要求，而中国却在实际上让出了约七百五十平方英里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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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和缅甸一样，也发现了中国在边界谈判中所坚持的只不过是要以边界并未正式划定为出发点（就中、巴段的边界来讲，就连印度也不能为自己的主张找出条约上的根据）；而在此之后，就准备同它的邻国取得妥协，决定一条为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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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到中国同缅甸和巴基斯坦 [注：中国同阿富汗、尼泊尔和蒙古都分别签订了边界协定。中国在边界方面其他悬而未决的主要问题，是解决同苏联的边界问题。一九六O年周恩来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在地图上有很小一点点差别，很容易解决。”这种乐观看法很快就落空了。] 如何解决边界的情况，打断了前面的叙述。现在要回过头来，从一九六一年春天讲起。在一个一目十行、不求甚解的读者看来，印度官员所提出的报告是支持印度主张的浩瀚文献。它也大大加强了尼赫鲁的信心，满以为它会使中国看出自己的错误所在。他在八月对人民院说：“我不能设想，他们读了这份报告却不感到自己的立场软弱无力。”为了要了解中国的立场是否有所改变，外交部秘书长拉·库·尼赫鲁（R.K.Nehru，尼赫鲁总理的侄儿）在他从蒙古返国途中，曾奉命去北京，见到周恩来。他发现中国的立场并没有改变。中国仍然准备着——实际上是渴望着——同印度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而且再度暗示在谈判时，中国将同意麦克马洪线。但中国不拟接受印度所主张的西段边界。印度既然坚持西段边界既不能妥协又不能谈判，因此解决边界的道路依然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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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秘书长曾到北京讨论边界问题的消息传出后，在印度又触发了过去对尼赫鲁的猜疑，怕他不惜任何代价地主张和平，怕他为了渴望解决边界问题而对中国姑息，把被认为属于印度的领土奉送给中国。印度总理只好拿出他那老一套的辩解，再度告诉人民院说，“会谈并不意味着谈判。”他甚至说，外交部秘书长之所以去北京只是因为从蒙古回国最方便的路线是经过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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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赫鲁和周恩来的会晤中，对于发表官员报告以后的下一步行动未作决定。除了相互提出外交抗议、指控和谴责之外，政治僵局仍然继续。地面上的情况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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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前进政策还没有实行；陆军继续抵抗政府要他们向中国所主张的领土推进的压力。一九六一年三月，陆军总部解释说，由于空运的限制，拟派往拉达克的那个旅不可能派去；目前在该段的小股兵力只能阻止中国军队越出他们的主张线（对方并没有打算要这样做的迹象）和防卫列城。四月，陆军接着警告说，拉达克的供应情况万分困难，陆军甚至连防卫这一地段也力所不及。当时署理参谋局长职务的考尔将军（蒂迈雅仍然是陆军参谋长）在写给国防部的一封信中说：“按照目前的状况，不得不承认，如果中国军队想在他们所选定的地点大举入侵我国领土，我们将无力抵挡。”六月，参谋局提出：除非空军能把当月计划向拉达克空投物资的数量增加两倍，陆军最近所设立的哨所中，有几个将不得不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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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一年夏天，印度陆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维持着一条哨所和巡逻线，该线全程几乎都同中国在西段的主张线相距很远。线的极南端是例外：印度军队在碟穆绰克——在中国主张线内，北京称之为巴里加斯（Parigas）——设立了一个哨所并曾于一九六一年从那里派出巡逻队。八月间北京指责了上述行动以及印度越过斯潘古尔（Spangur）湖附近的中国主张线进行巡逻的行为，说这是印度“任意在中国边境地区进行武装挑衅和扩大非法占领范围”。新德里复照反驳说：中国所说的地区是属于印度的，“所谓印度军队到印度领土的一部分去就是在进行侵犯，这种说法显然是荒谬的”，印度在其境内为保卫其领土而采取的措施与中国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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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尼赫鲁对人民院说，“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发现[中国]进一步侵略。”但到了十月间，印度在迟迟回答中国的抗议时，却又指责中国“最近多次入侵”。照会列举了十一件事例，其中只有二件是在一年内发生的，而且有一些是微不足道的（有一件提到对方侵入八十码），而其他的事例又讲得含糊。中国认为印度这些指责是企图为自己向前推进制造借口。但印度接着举出了中国设立的三个新哨所，并说它们都在印度领土之内，“确凿地证实了中国人进一步的侵略”。这个指责的消息公布后，在印度就爆发了猛烈批评政府的高潮，人们愤怒地责备政府未能阻挡中国咄咄逼人的蛮横的推进。印度政府认为中国在一九五六年提出的要求同一九六O年提出的要求之间有差异；印度报纸和反对派就据此责备政府让中国推进到一九六O年要求的边界线。他们在地图上把据说中国新近设立的一些哨所用线连结起来，包括的面积估计就有二千平方英里，他们于是就指责政府把这么大的一片土地丧失给中国。尼赫鲁争辩说：“这是可笑的，这并不是事实。”凡是中国人占领一个新的据点，他们“只是在这个据点的附近实施某些权力”，但并不是影响到那么大的地区。他的批评者并不信服。一位人民同盟的议员说：“他们推进了十英里，这就是说，十乘一百，就等于一千平方英里的边境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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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的中国的新设哨所有两个是在库尔纳克堡废墟以北，照尼赫鲁的意见，它们是“确实在国际边界上”，就是说，在印度所主张的边界线上。[注：印度所主张的边界线，在这个地点上是穿过库尔纳克堡，而不是沿着自然地理特征而行。甚至把印度主张的疆域画得很大的那些地图，也把库尔纳克堡画在中国领土之内很远。例如，根据印度测量局一九三八年地图而绘制的美国陆军绘图处第五类（Series V 502，NI44-9）。] 十一月间当议会就中国新哨所提出质问时，他承认“这些哨所究竟是在边界线这面的一、二英里地方，还是在那面的一、二英里地方，他还不十分肯定，因为在这些山脉纵横的地区很难确切说出边界线究竟在哪里。”尼赫鲁这么一承认，就引起了反对派议员的叫嚷：“那末，这些哨所必定是在我们这边。如果有疑问的话，那就显然在这边。”这是怎么推理的，不太清楚，但尼赫鲁却接受了这种看法。他说：即使这些哨所确实是在国际边界上，也是“侵略心理……和侵略行动的标志”。他这句话的含意是：印度把哨所设在它所认为的国际边界上是很正常的，而中国即使将哨所设在印度所主张的边界上也是“侵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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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陷进了印度政府自己造成的困境之中。印度指责中国“重新入侵”，议会就要求政府解释为什么让中国把手伸得那么长。为了替自己辩护，免遭有失职守的指责，尼赫鲁又力图缩小中国推进的范围，指出两年来中国只设立了三个新哨所；如果讲推进的话，只是比以前的阵地稍为推进一些。他要人们注意印度的反措施：“我们在拉达克已设立了半打以上的新哨所，都是重要的哨所。”但是这番话却引起人们谴责他因循自满，他的批评者也可以据此而说他是在缩小中国的罪行，所以他又不得不转过来，说即使中国的新的推进是很小的，即使在某个地区中国人并没有明显越过国际边界，中国仍然是在进行侵略。这是尼赫鲁的特点，听了批评者的反对意见就随风转舵，结果，他自己的提法也就逐步更趋极端——可能比他原来的打算更为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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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指责中国建立的第三个哨所是在奇普恰普河谷。它成为一九六一年在总理办公室召开的一次关键性会议上的重要议题。参加那次会议的人，除尼赫鲁外，还有梅农、新外事秘书马·贾·德赛（M.J.Desai）、新陆军参谋长普·恩·塔帕尔将军、考尔、情报局长马立克（B.N.Malik）和其他官员。这次会议产生了一项实行前进政策的新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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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的官员和马立克从中国在奇普恰普河谷设立新哨所这件事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是有目的地向前推进，把占领地区扩展到它所主张的边界。陆军参谋长塔帕尔说，虽然他的部队在九月间第一次看到这个哨所，但不可能判断它是在什么时候设立的。马立克却坚持说，那是在一九五九-一九六O年之后设立的。他争辩说，中国有意要推进到他们的主张线，但是凡遇到驻有印军的地方，即使只有十几个人，中国人都会避开。所以，他建议陆军应迅速推进以填补真空，否则，中国军队几个月内一定会把真空地带填满。马立克的看法是，印度越过中国的主张线设立哨所，对方除了提出外交抗议之外，不会有其他的反应——肯定不会采用武力。外交部的官员也同意这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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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日会议所产生的指令中，有关军事行动的几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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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拉达克，我们要从目前的阵地朝着国际边界尽可能地向前推进巡逻。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设立我们的哨所，以阻止中国继续向前推进，并制止中国利用他们已在我国领土建立的任何哨所来进行控制。在这样做的时候，除进行自卫的必要外，必须避免同中国军队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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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北方邦[即中段]和其他的北部地区，没有象在拉达克那样的困难。因此，我们应按照实际可能向前推进，把整个边境地带加以有效占领。如有任何空隙，必须以进行巡逻或建立哨所的方式弥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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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鉴于军事行动上和行政管理上有许多困难，应沿我国边界努力集中主要兵力，驻扎于前沿哨所后面适当的地方，以便使这些哨所能够得到后勤供应，并一旦得到通知，就能立即开赴边界以恢复那里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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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段话的措辞和先后次序，反映了会议上两种观点的争执情况，表明意见分歧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只能在两种相反的行动方针中作出选择：不做好准备就立即向前推进呢？还是先集结兵力（这必然是迟缓的），然后再大大向前推进呢？在指令中，这两种行动方针都有所反映，但立即采取行动的冒险主义的方针反映得较强烈些：“关于拉达克，我们要尽可能地向前推进巡逻……”。然后又照顾到军人们提出的“军事行动上和行政管理上有许多困难”；接着表示让步说，“应沿我国边界努力集中主要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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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处理问题要有轻重缓急的正确原则，一个谨慎的指挥官有充分理由把指令中所讲的几件事情的先后次序颠倒过来，暂不在拉达克进行巡逻和设立哨所，而是先集中主要兵力以支援这种向前推进的行动。西部军区的道拉特·辛格将军正是一位这样谨慎的指挥官，这可从他过去所提出的推行前进政策的必要条件的意见中看出来。但他没有机会选择那条比较正确的方针。在发给有关的两个军区指挥官的命令中，关于集结手中兵力的字样全部被删掉。塔帕尔将军十二月五日发给西部和东部军区的信件中说，政府最近审查了在边境进行巡逻和设立哨所的政策，并作出以下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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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达克]我们要从目前的阵地朝着我们所承认的国际边界尽可能地向前巡逻。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建立更多的哨所；新哨所的位置应能阻止中国人继续前进， 并能控制中国人已在我国领土上建立的任何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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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里加着重点的那句话和原来的指令第一段对比，就可以看出原来指令中含糊的地方已经去掉，概念更强化了。塔帕尔在信件中继续写道，“执行这一‘前进政策’时，除非进行自卫的必要外，必须避免与中国人发生武装冲突。”下一段讲到中段和东段，是重复了政府指令的第二段。但这封信最后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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