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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九六一年中期,印度在西段的兵力经过极大的困难才稍有加强,但与中国对比,它的地位则发生了急剧的、不利的变化。当时,印度的公路还没有修到列城(一九六一年十月运输队第一次试验性地通车到这个地方,在此以前部队给养全靠空运或骡驮),而中国人修筑的公路支线已到达他们最西部的哨所。中国人施工处的地形相对平坦,并拥有充分的劳力和筑路装备。新德里把中国人在阿克赛钦的加紧活动看做是一种带有挑衅性质,甚至是威胁性质的发展。除了某些军人之外,没有任何人曾经想到中国人会对印度的外交姿态和军事集结——虽然是小规模的、缓慢的——做出反应。看到了这种可能性的一个军人后来曾提醒政府:阿克赛钦公路是中国的一条重要战略公路,如果印度的行动威胁到它,即便是遥远地威胁到它,中国将会做出强烈的反应。[注:见本章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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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九六O年底,印度军事情报部门对中国在西段的兵力重新作了估计,认为中国的兵力为一个师,还有一些装甲部队,此外中国的公路网和摩托化运输使他们具有高度的机动性。于是,西部军区向陆军总部提出,为了遏制中国的威胁,需要部署一个整师的印度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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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是一个师,而印度能部署的军队只有一个正规营和两个民兵营。中国集结的速度和力量,远远地超过了艰难行进的印度人,这种情况突出地说明了前进政策在军事上是不现实的——但印度政府看不到这一点,还是继续催促推行这个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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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政府要推行这个政策,并不是由于公众的压力。在一九六O年四月新德里高级会谈的高潮过去之后,公众对于边境争端的兴趣就冷下来了。六十年代是印度困难不断增加的年代。独立初期的那种勇往直前的乐观情绪和对国家前途的高度信心,很快地消失了,政府和公众在一九六O年面临着许多比中国人出现在人迹难到的阿克赛钦荒原更形迫切的问题。印度人称之为“分裂倾向”的某些地区和部族要求独立性,使新德里开始感到忧虑。经过长期的骚动之后,中央政府做出了让步,把它曾希望能保持使用两种语言的孟买邦划分为二,但坚决反对锡克族人自己建立一个邦的要求。[注:一九六六年底终于同意了这个要求。] 在东北部,那加族人继续进行着要求分治的游击战争;在南印度出现了反对以印地语作为全国官方语文的骚动;克什米尔问题倒还平静,但远没有解决。第三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人们在头两个五年计划提出时所具有的信心,现已丧失殆尽;这种信心现在只能在计划规定的指标上还有所反映,但人们对这些指标的实现已不抱任何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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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事务方面,一九六O年九月同巴基斯坦签订了印度河水条约,这似乎表明:只要双方怀有诚意、耐心和进行公平的调解,最棘手的争端也终能得到解决。但在条约签订后尼赫鲁和阿尤布的会谈却说明克什米尔依然是问题的核心,在这个问题上印度所愿做出的最大限度的让步,仍然远远没有达到巴基斯坦所能接受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同尼赫鲁的会谈使阿尤布深刻地认识到:希望说服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同意达成某种可接受的妥协方案是不现实的,从此印、巴关系不断恶化,终于在一九六五年九月爆发了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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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候以前,巴基斯坦及其西方盟国一直满怀希望想在次大陆搞联合防御。这种想法早在印、巴分治的时候就产生了,当时曾考虑要成立一个永久性的联合防御委员会,一九四八年尼赫鲁还在制宪会议中讲到:“联合防御的问题,对于印度和巴基斯坦双方都是个重要的问题;当条件成熟的时候,政府将乐于考虑这一问题。”但当一九五九年,阿尤布总统提出了联合防御的建议时,情况已大有变化,尼赫鲁马上就打掉了这个建议,反问道,“联合防御吗——防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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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尤布的建议中没有公开说出的含义是:只要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妥协(这就意味着至少要把克什米尔河谷让给巴基斯坦),那么,印度和巴基斯坦就可以结束争端,并协调双方的防御政策;这就足以使印度感到整个联合防御的念头是荒唐的。此外,巴基斯坦又是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国,因而在尼赫鲁看来,任何引向联合防御的行动,都将导致同西方集团的挂钩,从而损害印度在对外关系上的基本立场。在巴基斯坦看来,这个念头本身同样是不现实的:巴基斯坦认为,只有印度是对它造成威胁的国家,正如印度认为对它造成威胁的只有巴基斯坦一样。阿尤布总统所提出的“联合防御”的建议,只不过是巴基斯坦用以哄骗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玩的一个把戏,这些人喜欢把几个相互联结的防御条约想象为沿着中国边境而建立的强大而又能遏制的锁链。巴基斯坦提出的联防建议不过是要说明:由于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不妥协态度,给共产党进攻整个次大陆提供了机会——事实上,尽管巴基斯坦是一些条约组织的成员国,它同印度一样认为这种可能性是远非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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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O年新德里高级会谈后,中印边境起初比较平静,只出现过一些孤立的和微不足道的事件。但这些事件也成为双方相互提出正式抗议的根据,双方都指责对方破坏了两国总理关于避免摩擦的协议。双方也抗议对方飞机越境。北京说,飞越印度东北部高空的不是中国飞机,而是从曼谷起飞的美国间谍飞机 [注:在一九六一年中期,有这样的一架从福摩萨起飞的飞机在缅甸上空被击落。] ;中国方面又转而抗议印度飞机飞越阿克赛钦。新德里拒绝了这个指责,但并没有否认它,因为对印度政府来讲,在阿克赛钦中国占领的领土上空进行侦察飞行,不能被认为是侵犯了中国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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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在边境的对方地区定居的国民,也尝到了争端的恶果。在西藏的印度商贩和放债人感到障碍愈来愈多;印度指责说,被认为是印度国民的克什米尔穆斯林受到了刁难和恐吓。中国回答说,这些人除非自愿选择印度国籍,应当作中国人看待,并否认有任何人受到虐待——参与了最近的暴乱的人除外。中国就某些居住在加尔各答和噶伦堡的中国人被驱逐出境一事,提出指责;印度回答说,被驱逐的几个住在印度的中国人,曾从事于损害印度国家利益的活动。印度在中国驻噶伦堡的商务机构周围布置了岗哨,驻西藏的印度商务机构以及根据一九五四年协定进行旅行的印度官员,也遇到愈来愈多的困难。八月份,印度政府驱逐了新华社记者,并封闭了新华社在新德里的分社,说新华社记者“不是从没有什么地位的报纸、就是从反对政府的报纸……选用批评性的评论并突出报道与政府相反的意见”,因而他的报道所描绘的印度的形象是片面的。[注:这是印度政府到目前为止所驱逐的第一名、也是唯一的一名外国常驻记者。政府官员对被认为是消极甚至是反印度的报道虽然感到不快,但是不使这种不快发展为制裁。新德里对外国记者来说还是个最自由的首都之一。] 印度抗议中国有关当局没收了一名印度香客所携带的草药;中国回答说,这些药品有很大的毒性。中国提出,印度哨兵曾举枪威胁一名前往噶伦堡中国商代处送豆腐、进行正当的买卖的商贩。印度回答说,最后还是让那个商贩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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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官员会晤审查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这是一九六O年四月高级会谈的唯一成果——于六月中旬在北京开始,九月在新德里继续进行,十一月-十二月在仰光举行了另一次会晤后结束。正如尼赫鲁所预见到的,双方提出了两种相互矛盾的报告,报告虽然篇幅很长,但不过是对双方在外交信件中已经阐述了的论点的加工和修饰。在上述会晤中,中国人第一次提出了一份标明他们对传统习惯线走向的看法的地图,这份地图同周恩来所说正确地标明了西段习惯边界的一九五六年的地图是不一致的。印度人抗议说,这份新地图对他们的领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两份地图间的差异被称为“偷偷摸摸进行绘图上的侵略”,此后,新德里又在其外交争论中和宣传中,就中国的“一九五六的要求”和“一九六O的要求”之间的差异大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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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六年的中国全图是个小比例图,边界线又画得很粗,线本身按比例就占有约十英里的宽度。这张图 [注:一九五六年的中国地图已收印在《印度北方边境图集》(一九六O年新德里出版)中,为图集中的第三十八张图。一九六O年的中国地图见《官员报告》第二六四页对面附图。可以指出,有时两国政府在边界问题上取得协议后,双方地图若放在一起比较,仍可能有显著差别。中国和巴基斯坦边界协议的双方附图就是个例证。只有对边界进行了联合勘测以后,才能指望双方的地图完全一致。] 标出的中、印边界西段,是从喀喇昆仑山口走向东南(而不是印度所主张那样大体走向东北)。一九六O年官员会晤中,中国方面提供的地图肯定了这个走向,它所标明的边界是从喀喇昆仑山口沿着喀喇昆仑山的主脉走向东南,而不是象印度所主张的那样翻过昆仑山脉走向北面。但如把这两张图叠放在一起比较,也可以看出两图在这一段边界标记的走向稍有差异。由于这是两张不同的地图,使用不同的比例,这样的差异是当然会有的;这种差异可以是由于两图在测绘上的差别而产生——譬如说,在两张图上连接两地的同一条线所经过的经纬度可能稍有不同。一九六O年的中国地图也是个小比例图,画出了中、印边界全线各段;中国提出的理由是,由于他们所画的只是一条“传统习惯线”,而不是一条正式划定的边界线,所以只能标明大体近似的边界走向,否则是不现实的。印度人则坚持他们所主张的边界线是绝对的、确定的,并且断然地、详细地标明了他们的主张线,同时又指出两国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不同意味着中国目前的态度暧昧隐晦,有意在今后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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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些时候(一九五六年)的那份地图上并没有、而且从它的性质来看也不可能标明精确的边界走向,中国所说的“传统习惯线”在图面上的唯一明确的表达,就是一九六O年那份地图。因此,印度以两份地图的严格对比为根据,指控中国不断提出愈来愈多的领土要求,这种作法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也是缺乏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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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在一九六O年官员会晤中,都提供了不少地图,支持各自的主张。西方的制图家所绘制的地图过去和现在都具有世界范围的影响,但是他们的地图对印度边界的画法,或是直接地以印度测量局的地图为依据,或是间接地依照牛津大学出版社或《泰晤士报》印行的,被认为是权威的地图集的画法。因此,为十九世纪后半期英国地图广泛刊载的、约翰逊-阿尔达所主张的超越喀喇昆仑山的印度边界,出现在本世纪中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地图上——也继续出现在到目前为止刊行的地图上。另外一些制图师则采纳了一九五四年后印度对于中印边界西段的画法。至于说到东段,英国人很长时期没有把麦克马洪线刊印到自己的地图上,后来一般在制图中也延续了这种作法。这使得尼赫鲁所写的那本《印度的发现》(一九四六年)书中所采用的地图,也是把东北边界划在山麓小丘之下,而且根本没有标出麦克马洪线。中国人在他们的论辩和宣传中对此做了不少文章,这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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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边界争端的角度来看,大多数已发行的地图都没有很大的作为确证的价值;这些地图更多地反映了某制图师——或某政府——对于边界应该在哪里的看法,而不是边界确切走向的客观资料。只反映印度对边界看法的地图目前广泛流行,可能是由于印度政府禁止了不根据它的看法标明边界走向的书籍入口——而对不少书刊的销售来讲,印度的确是个不容忽视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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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O年高级会谈之后,关于边界争端是非问题的论辩也沉寂下来;到了当年年底,又在中国和缅甸签订的边界条约问题上重开争端,双方就此问题交换了一系列措词尖锐的照会。这是中国为解决边界问题所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当时中国同尼泊尔已达成谅解,但还仅只是处于正式协议的阶段),因此,它是值得研究的。[注:有关中缅解决边界问题的分析,可参看多萝西·伍德曼所著《缅甸的形成》(The Making of Burma),伦敦Cresset一九六二年出版;以及达夫尼·惠塔姆(Daphne E.Whittam)在《太平洋事务》季刊(Pacific Affairs)第34卷第178页和加塔特(N.M.Ghatate)在《印度季刊》(India Quarterly)一九六八年一月至三月一刊中所撰文章。] 此外,它和中印争端也是有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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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从一八八六年到一九三七年是印度的一个行省,从那以后到缅甸独立前又是作为一个单独的殖民地受英国的统治。英国在缅甸的边界问题上,与它在次大陆的其他的边界问题上不同,比较顺利地同中国达成了协议。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些条约,以及英、中两国一九四一年交换的照会,确定了边界的中段和南段的大部分;但北段,也就是大约从北纬二十五度到中、缅,印三国交界处,并未划定。麦克马洪线延伸到北段的部分地区,但中国既没有承认麦克马洪线的这一段,也没有承认在它西面的麦克马洪线的主体。一九四八年,中国国民党政府通知新独立的缅甸政府说,缅甸地图上所标明的边界是不能接受的(它也同样地通知了印度)。一九五O年,缅甸向北京的新政府提出建议,要求谈判边界问题。中国人把它拖了下来。一九五五年,缅甸部队在瓦邦(Wa State)边境地带追击逃窜的中国国民党军队时,同执行同一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发生冲突,从而使这个问题变成急待解决的问题。缅甸认为瓦邦以及在北纬二十五度以北的一大块,是自己的领土,中国在自己的地图上认为这是属于中国的。双方有争议的地区共约七万平方英里。缅甸要求中国将部队撤出瓦邦,退到英国人一九四一年提出的边界线外,中国人回答说,他们不承认这条线——虽然国民党政府曾同意过这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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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缅甸和中国就面临着四年以后印度和中国所面临的同样局面。中国的地图对缅甸认为是属于它的一大片地区提出了要求(同缅甸本身的面积相比较,这片地区的确很大,超过了缅甸领土的四分之一),北京否认英国人过去企图确定的边界,主张边界必须重新谈判。一九五五年的冲突,是比后来朗久和空喀山口交火事件规模更大的冲突,显示出危险。但缅甸并没有象印度后来那样,指控中国侵略,把缅甸国旗插到英国所主张的边界上,拒绝谈判;相反地,缅甸总理吴努于一九五六年访问了北京,寻求解决。他发现:中国断然否定过去同英国达成的边境协议,而在事实上却准备就以英国所建议的边境线作为谈判的基础。中国所不能接受的是包含在“不平等条约”中的这些边界线的来源,这些条约是英国强加给中国头上的,而不是英国所建议的边界走向本身。北京并不愿接受这样的划线,中国在历史上也的确反对过这样的划线(甚至在一九三五年把争端提交国联);但独立的缅甸继承了英国的主张,而缅甸政府又是同中国友好的,因此北京准备以此作为谈判解决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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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提出了吴努称之为解决中缅边境全程的一揽子交易。中国建议:两国边界在北部沿着麦克马洪(当然,没有提到这个讨厌的名字)所划的线;然后通过萨尔温-伊洛瓦底江的分水岭,联结到同英国签订的条约中已划定的边界。中国对处于英国建议线缅甸一侧名叫片马地区的三个村庄,提出了要求,并说缅甸从英国继承下来的对“南碗指定区”(Namwan assigned tract)[译者注:按即“猛卯三角地区”。]保持的“永租”的旧有安排应予废除,因为它违反时代精神。中国人说,他们所设想的关于南碗地区的新安排是仍让缅甸占有该地,因为中国注意到联结缅甸两个省份的一条重要公路经过该地。缅甸方面则应象英国人一样,承认中国长期以来对片马几个村庄的要求是合理的。吴努在把中国的一揽子建议提交议会讨论时说,这是一项公平合理和切实可行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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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两国外交交涉中,对这项一揽子建议的解释发生了分歧。中国同意把南碗地区让给缅甸,希望缅甸给与大小相当的地区做为交换;中国还主张片马村庄应是包括约一百五十平方英里的地区,而缅甸说它只有五十六平方英里。这时缅甸的政治舆论已开始在边境争端的问题上喧嚷起来,吴努的回旋余地也受到了限制,直到一九五八年奈温将军夺取政权以前,谈判没有取得新的进展。奈温上台后重开谈判,他在其他方面都坚持了其前任的立场,只是同意以一块大小相当的地区交换南碗地区。他表示愿亲往北京,达成协议。在北京谈判五天后,奈温在一九六O年一月二十八日签署了边界协议,协议肯定了缅甸独立以来所寻求的边界线;协议的边界线,除了几处微小的差异外,就是英国过去所主张的边境线。[注:中国肯定了一八九四、一八九七和一九四一年同英国签订的协定,并接受了在最北部麦克马洪线的走向。中国让出了南碗地区,并放弃了根据一九四一年协定所赋予的,可在边境的缅甸一方开发某些矿产的权利。缅甸方面则让出了片马地区五十九平方英里的土地,以及在一九四一年线缅甸一方毗邻中国的一块土地,这样,根据中国人的说法,就“调整了[班洪和班老]部落辖区被一九四一年线不合理地分割为中国和缅甸两部分的状态”,这个地区约六十五平方英里,和南碗地区的面积相同,双方对有关地区界限的不同看法将由联合边界委员会解决,委员会将测量、划定边界,并起草边界条约。] 奈温赞扬了中国人和他自己在解决一个“将近一百年没有能够得到解决”的问题时的政治家风度。后来,吴努(他在此后不久又重任总理)又颂扬了中国领导人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所表现的“善意和谅解”。周恩来后来讲到,中缅边界问题要比中印之间的问题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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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立即指出这个协议对那些“寻求合理地解决其边境争端的亚洲国家”所提供的教训;北京的《人民日报》接着问道:“中国和缅甸之间能够办到的事情,为什么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之间不能办到?”但当奈温将军在北京签署了一个条约,表明中国接受了麦克马洪线的走向时,尼赫鲁却仍然拒绝同周恩来会见讨论中印边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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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忽视了缅甸和中国的协议对于印度自己的边界争端所具有的积极含义,而且直到一九六O年十月这个协议变成了正式条约之前,没有对它发表过评论。[注:中缅边界的勘界、划界工作进行得很快——虽然那里的地形使这项工作变得十分艰巨——在吴努再一次访问北京参加一九六O年十月一日国庆典礼时,条约已制定完毕,等待签字。] 缅甸和印度接壤,因而中缅边界的西端必然成为中印边界的东端;由于中印边界争执未决,这就给中、缅双方在起草上造成了问题。[注:中国和巴基斯坦解决它们之间的边界问题时,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中巴边界与巴基斯坦-阿富汗边界,即杜兰线相接,而阿富汗对杜兰线是有异议的。] 他们设法避开了这个问题,在条约的措词上只提到他们的共同边界的“西端”,而未标明它的位置。但条约有一个附图,在图上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了;每一条线——除非是圆圈——最终都要有一个终点。条约的附图标出中缅边界的终点在底富山口(Diphu Pass),与麦克马洪线的划法一致, [注: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在德里由英国和西藏两方代表签署的地图上,清楚地标明了底富山口,地图的比例是一英寸等于八英里,麦克马洪所划的线恰好穿过底富山口。] 这看来是给予了印度坚持以麦克马洪线作为中印边界的主张以新的有力论据。但是印度不单是抓住这一点,而且争辩说,三国交界处不是在底富山口,而是在底富山口以北五英里! [注:这个矛盾产生于英国人改变主意的结果。麦克马洪原来的划线是穿过底富山口,但后来的测量表明,对英国来说,在它以北五英里的塔卢山口(Talu Pass)是更好的边界地形。因此,英国地图就开始把边界画为穿过塔卢山口。照尼赫鲁说,缅甸在一九五七年接受了这点,但中国人主张,他们虽然准备以麦克马洪线为事实上的边界线,但只是麦克马洪划的那条线,而不是英国人和印度人所修改的线。] 与中国在其同缅甸的协议中接受了麦克马洪线这个事实对照来看,这就离题过远,但印度依然指责中缅条约附图把三国交界处标错了,“对印度的领土完整有着不利的含义”。北京回答说,只有等到有关三方都愿意合作,换句话说,只有等到印度同意通过友好谈判“求得边界问题的合理解决”时,三国交界处的位置才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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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所交换的照会,只是使印、中两国间的僵局更加突出。印度重申,它同中国之间的边界不容谈判,声称边界是已确定了的,“无需进一步或正式划定”。中国回答说,“这种……拒绝商谈,企图将它们片面主张的边界线强加于中国的态度,实际上是拒绝解决边界问题”;它警告说,只要印度坚持这种态度,并继续进行“无理纠缠”,中国就“绝不能”从自己原有立场“作丝毫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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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心平气和并且公平合理地同它的其他邻国解决边界问题,这使印度的立场显得理亏。北京戳到了这个疼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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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缅甸政府和尼泊尔政府能够通过谈判同中国友好地解决了边界问题,既然巴基斯坦政府也……协议了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为什么印度政府不能同中国政府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呢?这样一个常识性的问题,确实是有些使人为难的。但是,对中国恼火是没有用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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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同其他一些国家的边界问题的解决提高了中国的声誉,因此在当时就有人争辩说,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有人示意说,中国签署这些边界协议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使印度为难。这种解释是产生于这样的一种看法,即认为中国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是根据某桩事本身是否合情合理和实际可行,而是别有用心或怀有恶意的。对这样的解释就无从反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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