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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逻队派出的侦察小组到达了塔格拉山口,站在山口上看到了一个叫做“勒”(Le)的相当大的西藏村庄,却没有发现中国部队,这证实了中国人所说的他们在东段一直遵守着一九五九年协议,不在实际边界进行巡逻。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要隔那么久他们才对印度建立多拉哨所作出反应,虽然看来在这一哨所建立后,他们不见得不是马上就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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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巡逻队长(一名陆军上尉)把这个新建立的哨所留给一个下级军官指挥,自己回到提斯浦尔,直接向师长普拉沙德将军(就是他的叔父)报告。多拉哨所在达尔维准将管辖地区之内。达尔维对建立一个必然会引起中国的反应的哨所是否明智曾提出疑问。但是上级叫他“不要管”,因为建立新哨所事关国家政策——这是加勒万河谷事件的重演。普拉沙德将军鉴于三国交界地区的性质特殊,对多拉哨所的位置选择提出了意见。他建议,如果要把塔格拉山脊当作边界的话,哨所应该移至塔格拉山口。军部把他的报告和建议转了上去,终于送到了外交部。至少从一九五九年起外交部就很清楚关于麦克马洪线西端的一切情况,并一直主张塔格拉山脊是边界的标志。现在印度外交部不顾印度在一九五九年向北京所作的不改变这一地区状况的保证,答复说,陆军如果还没有把印度管辖权推进到塔格拉山脊的山顶的话,现在它可以这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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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印度由于向中国作过保证,因而起先并没有打算在兼则马尼地区设立另一个哨所,那么印度外交部事后批准设立多拉哨所,就标志着事情已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假使官员们那时建议说鉴于印度已保证不改变塔格拉山脊下面的现状,因此应撤销新的哨所,那末哨所本来可以悄悄地撤走,而不致有什么困难。陆军方面肯定不会反对。多拉哨所从战术上看是个负担,如果设在南面几英里处会更好一些。既然中国到那个时候还没有对多拉哨所的建立作出反应,那么把它迁到另一个地方去,也用不着害怕有人会指责政府屈服于中国的压力。也许外交部是忘记了它早先向中国作过的保证。[注:说印度外交部会干脆忘掉这样重要的一件大事,并非无稽之谈。一九六五年,印度政府极力否认库奇-兰恩(Rann of Kutch)地区的印巴边界存在任何争端。外交部简直忘掉了大约八年前,在与巴基斯坦订立的一个协议里,它曾经明确承认这样的争端是存在的。后来有一名记者提醒政府原来有过协议。] 不过,看来更可能的是官员们把建立多拉哨所看作是执行要在印度提出要求的所有领土上行使印度的全部权利的前进政策的组成部分。据后来透露,在新德里的军人们也给文官们造成了一种印象,以为陆军在东北边境特区是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一有机会,就能把中国人狠揍一顿。根据那种看法,在麦克马洪线上取得一个局部的胜利,就可以向中国显示印度是真正说到做到的,从而便于在西段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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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设立多拉哨所是被批准了的。但上级却没有对第四师澄清边界的位置,也没有批准把哨所移到塔格拉山脊的主要山口上去的建议。但第四师师部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多拉哨所的建立很可能引起同中国的纠纷。不仅印度陆军自己的地图上都标明该哨所的位置是在中国境内,而且五月间还在该哨所附近发现一块用中文写的木牌,七月份在提斯浦尔译出,原来是宣告:“这是我国山河”。印军为了防范起见,从达旺派了一个步兵连进驻多拉南面的伦坡(Lumpu),当时估计从伦坡到多拉是一天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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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拉哨所设立后,过了三个月,中国没有采取行动。这段时间里,印度在西段推行前进政策使那里的形势变得十分紧张,双方经常开火,互有伤亡。东段一直还是平静的。到了九月八日上午,中国军队用对付印度在西段的前沿哨所同样的办法,来对付多拉哨所。一支中国部队突然从塔格拉山脊开下来,逼近了哨所。哨所的指挥官已经担心了好几天,因为他派出的一个分队曾与中国部队遭遇,中国部队叫他们马上离开这一地区,否则就把他们撵走。他起初认为朝他的哨所开来的中国部队就是为了实现上述威胁的,后来他承认他向师部报告时夸大了中国部队的人数。第一支中国分队显然只有六十人左右,而他却报告说有六百人左右。他盘算着如果他把比较实在的数字报上去,上级就会叫他用他手头的小部队应付局面;而如果报告说他受到几百名中国部队的威胁,上级就肯定会派陆军来支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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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拉哨所没有被包围。中国军队没有迹象要进攻它。但他们在靠近和可以控制这个哨所的地方驻扎下来。他们重复使用了在西段对付印度向前推进的那套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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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在地面上采取行动后,接着在九月十六日在外交上提出抗议。北京的照会回顾了印度军队“一九五九年侵入了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兼则马尼,“赖在那里不走”。北京指责印度方面现在更侵入了扯冬。“这种步步蚕食的行动充分暴露印方侵略野心之大,也表明印方正积极扩大紧张局势到中印边境全线。”照会最后提出当时人们听惯了的警告,如果印度一意孤行,必须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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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想单方面对麦克马洪线作局部调整,中国对此的态度是始终一贯的。中国虽愿把麦克马洪线当作事实上的边界来遵守,但是这必须是麦克马洪所划的那条线,而不是印度企图加以修改的线。这条线没有经过联合勘测(在印度还没有同意举行全面谈判边界问题前,也不可能进行联合勘测),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的英藏换文,没有对该线作文字叙述;因此,在任何一个地点,那条线的位置只能由查看双方都保存有的条约原图上的经纬度并且把那些经纬度移到地面上来加以确定。按照这个办法,多拉哨所和塔格拉山脊,与兼则马尼一样,明明白白是在麦克马洪线以北,是在中国境内。在把麦克马洪线确切地移到地面时,如果为了适应地形状况需要作一些修正,那也只能由双方联合进行新的勘测来进行;在这之前,双方应当遵守原图上的边界线的经纬度。如果可以允许一方任意改变边界,北京问道:“中印之间还有什么边界可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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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这种态度,无论在实际上和法律上,看来都是正确的。任何一方为了适合地形和自己的方便而单方面地对麦克马洪线进行调整,不可避免地是着眼于使这一方得到好处的。印度所作的一切调整也的确都是把边界线向北推进,扩大了印度行政管辖的范围或增加了印度提出的领土要求。单是为了政治上的原因,印度政府就不可能把边界往南移而使自己被指控为把印度领土割让出去。由于同样的理由,假使中国从它自己的观点出发,开始单方面地修正麦克马洪线,其结果也只能是把边界推向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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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印度政府却坚持说,大家都知道麦克马洪的原意是要沿着山脊划定边界线,而塔格拉山脊又是在地图标界线稍北处一个明显的特征,因此边界线就一定是沿着塔克拉山脊的。印度政府一向坚决认为,麦克马洪线,也只有麦克马洪线,是印度的东北边界;现在更进一步地坚决认为麦克马洪线的确切位置只能由印度单独决定。三年前,尼赫鲁曾建议同中国进行讨论来决定有关东北边界走向的一些细小的问题。随着多拉哨所的对峙局面日趋严重,驻在当地的中国人员建议印度派出代表同他们的政治官员会晤,商定各方在当地的管辖的界限。这一建议从多拉哨所地区一直上报到当时在伦敦的尼赫鲁那里;他却断然加以拒绝。[注: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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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政府看来,塔格拉山脊已成为确定的、绝对的边界,多拉哨所象新德里一样,无可争辩地属于印度。对西段的加勒万河哨所或印度已设立的任何其他前沿阵地——这些哨所和前沿阵地都是设立在中国占有、而为印度所主张的领土上,——在理论上也都同样可以这样说。然而由于政治上和心理上的理由,印度政府对中国包围多拉哨所的反应,与它对中国针对西段的印度哨所所采取的同样行动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在西段,只是命令受到包围或威胁的哨所坚守下去,问题是看部队的毅力和后勤供应如何。可是政府对多拉哨所的决定却是不但应即予解围,而且应该把中国部队赶到塔格拉山脊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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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德里没有去考虑,沿着塔格拉山脊的这段边界线是印度单方面定下来的。新德里也忘掉了,中国派出部队越过了这条线,是对印度的行动的反应——虽然是为时稍晚的反应。新德里只看到中国部队现在已经越过麦克马洪线,其它就不管了。中国是公开的、有意地这样做,而且(新德里认为)是出动了大部队。对印度政府来说,这只能意味着北京已经开始实现它长期以来提出的警告,即如果印度方面坚持企图以武力来实现它在西段的领土要求,中国就可以按照同样的逻辑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东北边境特区。如果中国部队越过塔格拉山脊的行动是中国执行它自己的“前进政策”的第一步,那么听任它这样做就会招致中国沿麦克马洪线进一步入侵,中国的哨所也就会在东北边境特区建立起来,正象印度的哨所已在西段建立起来一样。由于东部边境线很长,而且印度陆军人力物力已捉襟见肘,一旦中国真正开始逐步入侵,印度将无法加以阻止。所以回答是显而易见的。必须对付塔格拉山脊的挑战,要给中国一次有力打击使他们不仅缩回到山脊那边去,而且放弃越过麦克马洪线进一步侵犯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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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印度对局势的看法,这样做的逻辑是很清楚的,然而这种做法却把前进政策推到一个更具有爆炸性的阶段。印度起初的想法只是派巡逻队渗入西段中国占领的领土,中国不会进行报复;后来的想法变为印度设立哨所以切断中国哨所的后路,逼使它们撤退,而中国不会进行报复;现在的想法则是印度向中国部队进攻,迫使他们从已经建立的阵地后撤,而中国也不会进行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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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新德里政界、官方和军方的想法有所不同,然而中国部队越过塔格拉山脊两天后印度报纸就报道说这是越过麦克马洪线的入侵,这就意味着,除非印度政府立即作出强有力的反应,否则就要遭受政界和公众一次新的强烈的批评。虽然议会还在休会期间,但是如果让中国军队留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就不难想象反对党和国大党的后排议员们将会如何利用这次事件。自从人们攻击政府说它允许中国进入阿克赛钦是失职以来,政府的发言人为了部分地开脱责任,就说政府对麦克马洪线沿线保持着戒备状态。他们表示,如果中国胆敢在东段进行侵犯,就会发现印度是象最激烈地批评政府的人所盼望的那样警惕果敢。政府一直坚持麦克马洪线是绝对的、明确的、不可侵犯的,这就使公众相信即使中国进行很小的入侵也是不会被容忍的。再者,官方发言人虽然有意渲染印度军队在西段对付中国部队时所遇到的自然条件和后勤支援上的困难;同时又唱另一个调子来进行辩解,表示沿麦克马洪线的情况刚好相反。他们说,在那里,一切不利因素全是在中国一边,相形之下,印度军队是处在有利于防守边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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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恰好相反。在西藏高原上,调动部队和修筑道路相对地说来是容易的,中国已经在雅鲁藏布江河谷修了一些东西走向的公路,往南又修了一些支线,有几处通到距麦克马洪线只有几英里的地方。这些公路都是全天候公路——在山北的西藏那一边,雪也下得小——能够行驶最大的军用车辆。适应气候条件,对中国部队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大批部队在西藏已经驻扎了多年,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参加过平定康巴叛乱的战役;中国士兵在体力上已经适应于在海拔很高的地方居住和作战,而且他们穿着暖和,装备充分。沿着山峰的印度这一边的情况,则迥然不同。布拉马普特拉河河谷和麦克马洪线之间的地形是山峦起伏、崎岖难行、丛林密布的地带。当地降水量很大,雨季大雨倾盆,冬季积雪很厚。河谷大都是南北走向,因而给东西走向的运动造成极大困难,甚至沿河谷上行也很吃力费时。那里的河流雨季涨水,冬天积雪,激湍倾泻,一年里大部分时间不能徒涉。有的地方,象在洛希特河和达旺河上,河水把两岸切成深达三百英尺的悬崖绝壁。一九六二年在这些深涧上曾架过桥,那只是一些用窄木搭起的八字桥或者是用绳索、竹子搭成的吊桥。骡子根本不能过吊桥,过木桥也是十分勉强,而且有危险。要修筑通过这样地带的公路,必须付出巨大的劳动,而且即使修成,也会被经常发生的山崩和雨季的大雨冲刷所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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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东北边境特区,条件对印度方面就是这样地不利的,而印度政府决定要对中国进行直接军事挑战的地方条件最为不利。有一条中国公路通到距离塔格拉山脊只需步行三小时的地方,公路可以行驶载重七吨的车辆。但印度的公路只通到达旺,从达旺到塔格拉地区,要步行六天;而从山麓到达旺,即便道路的情况许可,车辆也经得起颠簸,也还需要五天。这条路,沿着山脊的凹处蜿蜒而行,时而陡然上升,时而急剧下降。它是一年前才修好的——只能通到达旺——完全没有大部队迅速调动所必需的兵站设备和组织。耸峻的山口常有山崩和积雪,经常使这条路无法通行。因此刚从平原调来的部队,就不得不在一万三千多英尺高的地带,携带着他们所能够带的一切装备,徒步行军。他们到达达旺时已经精疲力竭,而且常常由于高原反应和用劲过度而得了肺水肿病。[注:这种病常被误认为肺炎。如不把患者送到地势较低的地方去,进行治疗,很快就会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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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尼赫鲁和外交部的官员们怎么会到最后还认为东北边境特区的有利条件都在印军一面,认为可以利用这些条件把中国部队好好打一顿呢?考尔和陆军参谋长塔帕尔将军在去年十一月间曾由公路前往达旺,因此,他们应当领会在麦克马洪线上作战所面临的后勤上的困难非常大。但迟至一九六二年十月,尼赫鲁还在告诉记者们说,东北边境特区的有利条件在印度方面。很清楚,总有人是在搞欺骗。不是尼赫鲁蓄意哄骗公众,就是他的高级军事顾问们蓄意哄骗他。梅农也必定是不幸被人哄骗,或者是他故意哄骗别人。但不论是谁在进行欺骗,到一九六二年九月它在印度已被公认为是事实。因而公众期望政府迅速采取坚决行动把中国部队从塔格拉山脊赶回去的心情,就更加迫切,更加不可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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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并不需要公众的或政界的压力来推着它采取行动。甚至在关于中国部队越过塔格拉山脊的消息发表之前,政府就已经作出了要在该山脊之下打击中国部队的决定。九月九日上午新德里国防部举行会议,决定立即以武力把中国部队赶出去。但是,这是“政府”在作决定吗?“印度政府”倒底算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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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会议是由梅农主持的,塔帕尔将军和东部军区的森将军参加了会议。当时考尔还在克什米尔休假。内阁秘书凯拉(S.S.Khera)和国防部一位联合秘书施·克·萨林(S.C.Sarin),大概还有包括马立克在内的一、两位其他官员也参加了会议。尼赫鲁已经在九月八日前往伦敦出席英联邦总理会议。他的习惯做法是当他离开印度时,对于应由谁实际代他主持政府的工作,一向很小心不作任何表示。倘若他作出表示,从当时的环境来看,会被当作是他对那个老问题——“谁是尼赫鲁的继承人?”——的各种答案表示倾向性的意见,而尼赫鲁一直到最后是不愿意作任何这种表示的。如果内阁在他不在时开会,通常是由财政部长德赛主持的。但是,这次德赛同总理一起在伦敦。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当时的内政部长,是内阁国防委员会留在德里的资历最高的成员。可是梅农不打算召开国防委员会会议或是同夏斯特里商量;他自行作出了必要时使用武力把中国部队赶走的重大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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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尼赫鲁作风的自然结果。尼赫鲁习惯于不同内阁商量而作出重大决定。其他部长有时也如法炮制,处理自己主管范围内的事务。梅农同尼赫鲁关系最为密切,在这个问题上他断定印度作出强有力的反应的必要性是如此明显,甚至没有理由要同尼赫鲁商量。事实也表明他这个推断是对的。尼赫鲁立即得到了关于事态发展的报告,他把赶走中国部队的决定就作为他自己的决定。梅农起初并不赞成前进政策(考尔在一九六二年告诉作者和其他人说,这个政策是他想出来的,并且超越过梅农,“兜售”给尼赫鲁),他倾向于同中国谈判解决问题。可是,他在这些问题上没有能够影响尼赫鲁,反而跟着前进政策走,并且逐渐成为这一政策的最有力的鼓吹者之一。现在他在必须把中国部队从塔格拉山脊赶走的问题上,采取了强硬的、公开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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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九月九日梅农召开的会议的一些军官,提出与麦克马洪线有联系的多拉哨所的位置问题。他们指出在他们自己的地图上,这一哨所是在中国境内(第四师最先提出这个问题,他们向陆军总部提出的询问没有得到回答)。梅农交代他们不要去管他们的地图,把塔格拉山脊的山峰作为边界。塔帕尔将军接受了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显然没有表示异议。于是,电报就打到第三十三军:命令第九旁遮普联队(9 Punjab)(即最靠近多拉哨所的那个营,其中一个连早已在伦坡)立即进驻多拉哨所,第七旅的其余部分也应在四十八小时内赶到,所有部队都要准备好投入战斗,“不应示弱”;如有可能应对围困多拉哨所的中国部队进行包围。赶走中国部队的军事行动的密码代号是“里窝那”(Leghorn)。[注:大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欧洲服役过的一个印度参谋人员,联想起意大利港口里窝那(即利伏诺Livorno),所以如此命名。看来这一军事行动不是用Leghorn这个词的另一义(一种白色的鸡)来命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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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命令是许多类似的命令的第一个,是陆军总部自始至终所采取的做法的典型。它响应政府的政治要求,尽其职守,但忽视了最基本的军事考虑。它不经事先侦察,也不考虑部队的补给问题,就命令一个旅进驻地形险阻、情况不明的地区。它表现了任何军队中最糟糕的参谋人员所特有的一种疑虑,即认为如果不是自上而下严厉地轰着前方的官兵们向前走,他们就会“表现懦弱”,不去打仗。而且,他们没有获得有关多拉哨所附近中国兵力的可靠情报,就命令印度军队在到达多拉哨所后立即主动出击。这第一道命令还包含了一项警告:在这种军事行动中,政治因素始终是要压倒军事因素的;这一点后来得到了充分的贯彻。在新德里的决策人士中,没有人出来阐释真正的军事上的各种考虑,或者,至少没有人能够使得别人听取他对这方面的意见,并且自己有决心一定要使会议在考虑到军事上的因素后再作出决定。后来有一位与塔帕尔共事的文官这样评论他当时所扮演的角色:“他简直是随波逐流,把他的兴趣随时转向别的方面;他不时让他的部下,特别是那些他认为可以缓和梅农的脾气的部下,充当他自己和国防部长之间的缓冲。”当时考尔将军固然休假不在场,但参谋局的其他人员也象文职的领导人一样,对军事上的前景一直是抱着一种不在行的、过分乐观的、根本不合理的观点。东部军区司令森将军驯服地把命令接过来,又传下去。部下提出的反对意见,他一概置之不理或断然拒绝。他还使自己成为新德里的打手,被用来对付那些被认为在前方贯彻命令不力的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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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东部军区和第三十三军关系的破裂,指挥系统中的裂缝不可避免地逐渐扩大。上面的军官随时听从文职领导人及其政治要求,而且相信文职人员提出的中国不会作出激烈反应的保证。而下面的军官却对于后勤的和战术的因素、中国部队的能力以及印度军队的命运,给予较为充分的估量。森将军和第三十三军乌姆拉欧·辛格将军之间长期以来的个人怨恨,又加深了这种军事上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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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二日乌姆拉欧·辛格提交了一份关于当时情况的意见书,把看法上的尖锐分歧摆了出来。他向上级军官保证他决心采取迅速的行动,但他提出,这种行动的性质应当根据他的部队的能力来决定。他指出,中国方面能在达旺以北很快地集结一个师的兵力,因此,不管印度能够投入塔格拉地区的增援兵力有多大,中国总是能够超过的。印度给多拉哨所附近的部队的一切补给都要空投,而中国的公路则到达了塔格拉山脊后面仅仅几英里的地方。他的部队要在海拔一万三千至一万六千英尺的高地作战;冬天就要来临,因此需要厚衣服和帐篷。乌姆拉欧·辛格最后提出建议:多拉哨所应当干脆往南撤三英里左右,撤到地图上所标的边界线上(如同印度在一九五九年撤出了在塔马顿的哨所那样 [注:见第一章第一节] );如果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不能这样做,那么陆军承担的任务应当只限于两个营,部署在多拉哨所以南和地图上所标的麦克马洪线以南,以对付中国军队进一步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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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二日,森将军前往提斯浦尔,亲自向乌姆拉欧·辛格、普拉沙德将军(第四师师长)以及其他军官重述了上级的命令:必须把中国军队赶回到塔格拉山脊那边去,因为政府不允许越过麦克马洪线的任何侵犯。不要再去怀疑塔格拉地区的边界走向,也不要去管陆军地图所提供的证据——边界就是沿着塔格拉山脊的。如有中国武装人员进入印度境内,军队可以伺机开枪。为了备案存查,乌姆拉欧·辛格再次说明他自己的以及师长、旅长们关于赶走中国部队的任务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看法,并且指出,如果企图这样做,只能使达旺失去掩护。然而森将军重申了上级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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