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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第九旁遮普联队已在伦坡集中，并于九月十四日凌晨出发前往多拉哨所。新德里在九月八日发出命令后，只有这个营能够迅速依令行动——该营当时实际兵力也只有半个营，编制是八百名步兵，而当时只有四百名。这些旁遮普士兵是在去年冬季进驻达旺的；虽然他们由于缺乏供应过着艰苦的生活，但却已适应了当地的气候。这个旅的第二个营，即第一锡克联队（1 Sikhs），驻在色拉（山口）以东的德让宗，因为如果它也驻扎在达旺，补给问题就不好解决。第三个营驻在平原上的米萨马里（Misamari），正准备上火车到旁遮普去驻防。这个营，即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1/9 Gorkha Rifles）是一支有赫赫战功的精锐部队。不过他们在东北边境特区过了艰苦的三年，已经疲劳不堪，盼望着住到营房里，能够心安理得地休息一番。然而，他们却掉过头来并且奉命开往塔格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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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第七旅奉命在四十八小时内进驻多拉哨所时，实际上只有一个营，而且兵额只有半数。如果塔帕尔和森两人对此一无所知，那么，不是他们就是参谋局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或者是双方都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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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四日旁遮普部队开始从伦坡前往多拉哨所时，陆军总部接到报告说，在塔格拉山脊下面的中国部队的数目，比最初估计的要少得多，实际上只有五、六十人。多拉哨所的指挥官把中国部队最初行动的人数说成是六百人，这是决定印度的反应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假如报告的数字比较符合实际，说是六十人左右，印度的反应很可能就不会是那样的强烈。然而，即使现在报来的中国部队的数目大为减少，新德里仍然无意取消赶走中国部队的行动。相反地，陆军总部直接向旁遮普联队发出命令，要他们在九月十九日以前占领塔格拉，并在山脊上海拔一万六千英尺的两个山口上修筑工事！这项命令在九月十九日那天才下达到旁遮普联队，当时他们已在沿克节朗河的几英里长的前沿阵地上展开。克节朗河是一条水流湍急、河床很深的山溪，多拉哨所就建立在这里。他们可以看到，沿河的中国部队得到山脊后面大部队的支援。他们完全没有能力来执行上级的命令。如果部队要进攻固守的阵地并获得胜利，那么进攻的部队就应当至少有三比一的优势兵力，当然还要有充足的弹药和一些火力支援。旁遮普联队在人数上并没有超过他们可以看得见的中国部队——很明显，中国军队的主力还在山脊后面——而且他们只有子弹带里每人约五十发的子弹。达尔维准将那时刚到多拉哨所地区，他后来说，他“直截了当地拒绝服从这个命令，而且就这样上报师部。师长同意他的意见，并向第三十三军提出了抗议，三十三军则要求东部军区撤回这项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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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遮普联队在九月十五日一早就到达了克节朗河。从伦坡到克节朗河有两条路。一条比较短，要经过海拔一万三千五百英尺的哈东山口（Hathung La），有时要爬陡坡（有些地方要用绳子拉脚夫上去），或沿着长满青苔、很容易滑倒的大圆石的陡坡提心吊胆地往下走。[注：通过这种困难地段的部队感到恼火的是非但靴子不够，而且用于加固鞋底的平头钉和小铁片也很缺乏，背着很多东西的士兵不可避免地要经常摔下来，而且摔得很重。] 旁遮普联队背着很少的口粮和子弹带里的弹药向前运动，把重武器、炮弹和挖工事的工具都留在伦坡，经过二十四个多小时的强行军，才到达了前沿。那些还不能适应气候条件的部队，要花两整天才能到达河边，再有一天才到多拉哨所。背着东西的脚夫也要花上三天的白天时间才能赶到。（在东北边境特区的深谷里，太阳落得很早，在那个季节下午四点过后不久天就黑了。）这条经过哈东山口的路线的不利之处是：部队向克节朗河运动时，中国部队能够观察得清清楚楚。另一条路是从背后绕到多拉哨所去。但是这条路要通过更高、更难攀登的海拔一万六千英尺的嘎坡第一山口（Karpo La 1）。与其说行军，不如说是危险的爬山。这两条路上当然都没有蔽身之处。部队要在旷野露宿。旁遮普联队还算有冬衣——虽然不是供下雪天和零度的天气穿的——而其他各营是穿着布军衣在十月里越过那些山口的，挡风的只有薄薄的毛衣，每人只带了一条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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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节朗河因雨季涨水，河面宽达二十到五十英尺，无法涉水而过。象这一地区大部分高山里的溪流一样，河床很深，陡峭的河岸有二、三十英尺高。有几处用两、三根圆木捆在一起架了桥。印度部队溯河而上时，自东至西，把桥编了号。九月十五日，旁遮普联队在第二号桥处，在河流的两岸碰上一个连的中国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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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部队里有一个中国文职官员。他们用印地语喊道：印度部队应当从南卡曲（照他们的叫法是克节朗）地区撤走，因为这是中国的领土。他们说，印中人民有着牢不可破的友谊，这种友谊不应当被小小的边界事件所破坏。他们问道……为什么[印度方面]调来了正规部队？他们声称他们只是中国的边防战士，不是人民解放军的士兵。最后他们要求[印度方面]派[他们的]当地文职官员来讨论边界的确切位置，以便友好地解决问题，避免开枪和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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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响应中国方面的最后那项要求，负责该地区的印度政务官出发前往会晤他的中国对手。但是他到达伦坡时，却接到不要同中国人进行讨论的命令。这就是前面所述的上报给尼赫鲁的那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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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遮普联队奉命到达河边去为多拉哨所解围；如果通往哨所的补给线被切断，就要设法打通，并防止中国进一步入侵。因此印度指挥官就把一营人沿着河散开——两个连在下游的各桥旁，还有一个连在靠近第三号桥的多拉哨所附近。他派了一个排去到海拔一万四千五百英尺的居高临下的章多（Tsangdhar），那里有一块平地适于安放大炮或重迫击炮——假如这种武器能够运到这里来的话。旁遮普联队的各个阵地并不是互相呼应的，而且实际上在将近七英里地段铺开，走路就要化两天。守住这些阵地的目的不是为了防御，更不是为了进攻，而是为了防止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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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月十三日晚上达尔维准将得到命令，要他从驻达旺的旅部前往克节朗河。普拉沙德将军从提斯浦尔打电话给他，狠狠地训斥他没有“到前方去”，命令他“立刻”前往。对于命令的后面一点，达尔维置之不理。当时早已天黑，他对师长说，由于静电杂声的干扰，听不清楚普拉沙德的命令。据后来透露，是森将军叫普拉沙德好好训达尔维一顿，命令他到前面去的。这种非要高级军官到前方去不可的固执做法，贯穿在整个塔格拉山脊战役的军事集结中。普拉沙德以后也受到同达尔维一样的屈辱。后来竟从军部派了一名负责礼仪、薪金、年金、福利和军纪的高级参谋在战斗前夕来第七旅报到，这是上述做法荒谬到了极点的表现。达尔维对叫他到克节朗河去的命令有很恰当的评语：“我‘到前面去’干什么呢？旅长的任务不光是赶往‘发生情况的现场’，应当要求他们在一定的距离以外指挥和掌握整个部队，否则他们只会在战斗的混乱中迷失方向，对战术形势不能有正确的了解。当然，他们应当经常到前线去，熟悉地形和战斗形势，如果情况需要也可亲自担任指挥。这完全要由他们自己来决定，而不是由他们的上级来决定。”他在几个月之前，曾亲自到兼则马尼-克节朗河地区进行过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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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维从一九六二年初起指挥第七旅。他当时四十二岁，毕业于印度军事学院，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曾参加步兵在缅甸服役，受过表扬。大战以后，他的经历是广泛的，提升是正常的；他曾任驻西段军部的参谋，对前进政策在西段所造成的后勤供应上的困难有切身的体会。后来，他自告奋勇提出愿负责指挥第七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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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印度军队十分吃力地在克节朗河集结时，在这条小河另一边的中国部队却毫不费力地与他们齐头并进。九月十五日旁遮普联队同原驻在多拉哨所的阿萨姆步枪队那个排会合时，在这条小河与塔格拉山脊之间似乎只有两个中国步兵连。但是第二天又有一个连从塔格拉那边下来了。据情报说，还有一营中国军队驻在塔格拉后面的勒村；到了九月二十日，又有情报说中国方面在该地有两个团（相当印度的两个旅），师的炮兵和师的其余部分在错那宗，该宗在塔格拉北边，距塔格拉只约二十英里，有一条公路几乎可以直通塔格拉。此外，还有人看到，中国在棒山口（Bum-La）集结部队，达旺的古时商路即通过该山口。新德里的陆军总部收到了这些情报，但在十天至两个星期后才转到前方各级指挥部，如果要对制订计划和采取行动起什么作用的话，就太晚了。前方各级指挥部得到的情报是支离破碎的、没有加以适当评价的，也是不及时的。陆军本身的情报系统已经萎缩，而政府的情报局又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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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军事情报机关（简称M.I.）的衰落可以追溯到英国统治的末期。一九四七年以前，印度军事情报机关里没有印度人，因此一九四七年后，它的全部人员都是新手。而且，许多事都由警官组成的情报局（简称I.B.）来处理。军事情报机关的作用也缩小了。情报局的影响和作用日益增长，而军事情报机关则逐渐萎缩，它的一些高级职位渐渐变成闲职或是往上爬的垫脚石。前面讲过，在现任局长马立克的领导下，情报局在政府举行核心会议时讲话很有分量。这种影响，归根结蒂来自马立克同尼赫鲁的关系。在那些年代里，同总理接近和得到总理的信任，是在政府中具有影响的先决条件，而马立克充分具备这两方面的条件。他原先是一个警官，能说会道，机敏过人。他掌握尼赫鲁的许多同僚和对手的档案材料，而情报工作在印度国内政治斗争中又很重要，这也使他同尼赫鲁关系密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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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六十年代，马立克对印度国内政治的某些方面的意见愈来愈受到重视，而他对中国的行动的预言也几乎被当作事实一般而为人们欣然接受。他曾判断——还不如说他曾预卜——印度哨所一经设立，中国不会加以干涉；这是建立前进政策的信心基石。现在他又认为，如果印度对塔格拉山脊下面的中国部队使用武力，中国不会进行大规模的报复；这种看法同样地加强了文职领导人和新德里的军人们贯彻里窝那作战行动的决心。奇怪的是，这种无需担心中国方面会有强烈反应的信念，甚至否定了情报局本身提出的关于中国部队在麦克马洪线北面的一些地方加紧集结的报告，而且，这种信念也当然使尼赫鲁和他的顾问们充耳不闻北京在外交照会中明确地、反复地提出的警告：中国将作出反应，而且会作出最强烈的反应。马立克所依靠的显然是他的感官以外的知觉，而不是依靠搜集与分析情报的正规的工作规则。而尼赫鲁及其同僚们之所以那么过分地、不合情理地相信他的预言，其原因之一无疑的是他专拣尼赫鲁及其同僚们所要听的话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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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及其同僚们是多么地相信这种认为可以不费很多周折就能把中国部队赶回塔格拉山脊那边去的看法，这可以从麦克马洪线已被越过这条消息所引起政治反应的强烈程度来测量。这则从提斯浦尔发来的消息，由一家通讯社在九月十日加以传播。印度政府起初想说服那家通讯社撤回这个报道。官员们对企图证实这一报道的新德里记者们说，这一报道是没有根据的。可是，那家通讯社支持它的记者；而且从印度东北部接着又发来别的报道，充实了最初的那个报道的内容；到九月十三日，一位官方发言人证实“有一些中国部队出现于不丹三国交界地区……”。即使在那个时候以及后来几天里，外交部的发言人在例行的晚间介绍情况时，对记者们还是闪烁其词，避免直截了当地说中国军队蓄意越过麦克马洪线。他在九月十四日说，“有一些中国部队看来是到了我们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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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部队越过塔格拉山脊的消息，印度政府要掩盖或捂住，其企图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政府可以不受激动的政治舆论的牵制，那么不管应当怎么办，政府总能更方便地处理当时的局势。但这种企图自然是注定要失败的。不仅是因为有新闻自由，首都的印度政治记者也有本事，而且政府就象筛子一样把消息泄漏出去。无论什么时候，首都的记者总是能够打听到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总是知道得快些，而不是慢些。但这次政府最机密的决定在报上出现的速度之快是惊人的；关于这一点，后面还将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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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官方企图缩小塔格拉山脊所发生的事情的严重性就象企图用灭火器去扑灭燎原大火一样。批评政府的人认为，即使只有一名中国兵越过了麦克马洪线，而没有把他立刻驱逐出去，那么政府就违背了它向全国承担的责任；如果中国部队大举越过这条线，那么政府所采取的行动当然就应该激烈得多。自由党很快提出要尼赫鲁辞职，因为他“完全不能保护印度的边界”，人民社会党则要求政府对中国发出最后通牒。议会正在休会，但即使没有这个讲坛，一场政治风暴也显然正在刮起来，而这场风暴会比政府所曾经历过的更为猛烈。议会里的反对党当然是一片狂呼，然而危险的是国大党人对所谓中国再次无端的、横蛮的侵略同样地表示愤慨，对政府所采取的对策也同样地越来越感到不耐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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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发言人和官员后来同记者们的私下谈话又作茧自缚。他们在介绍背景情况时表示，在政府看来，印度不能对中国的挑战不闻不问，因为如果让中国部队在塔格拉山脊下修筑工事，驻扎下来，那么，中国部队就会沿麦克马洪线全线进行一系列的这种试探和渗透活动。向记者介绍背景情况的发言人和官员们就这样含蓄地表示政府将采取行动。之后，他们还表示印度完全能应付塔格拉山脊下面的形势，从而使他们自己处于更加为难的境地。他们就助长了那种主张采取激烈行动的政治要求，也更促使人们指望政府会很快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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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职官员们的上述表示，只不过是反映了高级将官们，尤其是东部军区的森将军所作的保证。他对第七旅在塔格拉山脊下集中所需时间的估计，一直是盲目乐观的。一部分的原因可能是他本人和某些参谋人员对东北边境特区情况的无知。地图上只有几英里路，那些在旁遮普平原呆惯的军官们估计部队在几个钟头内就可走到，而实际上部队可能要疲乏不堪地在高山中走上几天。不管如何解释，森将军起初告诉过文职官员，在九月二十一日前，在克节朗河地区将集中一个整旅的部队准备出动迎击中国部队。事实上，一直到十月初，才只有一个连的部队到达克节朗河增援那半营旁遮普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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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替部下撑腰的乌姆拉欧·辛格将军在第三十三军里必定是在进行拖延，换句话说，他不让陆军总部和东部军区逼着他把部队摆到他不能加以接济的地方，去发动一场他和他的下属指挥官们明知是不可能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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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帕尔将军虽然不接受前方指挥官们的看法，即认为要用能够在这个地区展开的兵力，把中国部队从塔格拉山脊下清除掉在军事上是办不到的；然而他对中国对印度的进攻可能作出的反应也感到不安。在九月二十二日国防部的会议上，塔帕尔说他觉得中国大概会对西段的印度前沿哨所进行报复，或许会把中国的主张线以东的所有印度哨所都打掉。他以前也曾表示过这种担心，但是文官们总是作出老一套的保证，强调申明中国不会发动全面攻击。国防部和外交部一致估计：在塔格拉山脊下面给中国部队一次猛烈的打击，以显示印度力量，不仅会使他们在那个地区后退，而且会使他们以后对印度在其他地区的行动采取更为默认的方针。他们认为，中国为了保持威信，可能不得不在西段采取一些局部性的小行动，来挽回在塔格拉山脊下面所遭到的失败。一、两个印度哨所，大概包括在加勒万的哨所，也许会丢掉；但为了把中国部队赶回麦克马洪线的另一边去，付出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这种看法是在外交部研究了中国政府的语调和态度后形成的，并且为马立克作出的估计所肯定。此外，与这种看法相吻合的是在新德里有一种普遍的信念，认为谁也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公开袭击象印度这样孜孜于和平事业的国家。中国尤其不会这样做，因为北京对印度在联合国和其他场合对它的支持是感激不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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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九月二十二日的国防部会议拒绝了塔帕尔关于如果印度坚持在东段执行赶走中国人的计划中国就会在西段进行报复的警告，并重申要陆军把中国部队从塔格拉山脊南面赶出去的命令。塔帕尔乃请求把这项命令写成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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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情况下，这一请求意味着抗议。梅农两天前已离开新德里去参加联合国大会，所以这位陆军参谋长满可以把他的疑虑讲出来而不必担心挨骂。但实际上塔帕尔提出上述请求只不过是要求按通常的惯例办事而已。按照政府正常的工作程序，这样一项事关重大的命令理应写成文字。而且，在这项命令中，应当联系到参谋局对情况的估计，应当申明采取这一作战行动所根据的国家政策是什么；这项命令应当是高屋建瓴地来谈这一作战行动，以便陆军参谋长了解他可以在其他地区进行什么部署（在这方面的关键问题是万一同中国发生战事，估计巴基斯坦会采取什么行动）。可是，非但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始终没有写成文字，而且自从紧急局面开始出现后，在新德里很少用笔头来肯定一项命令或作会议记录。从讨论中国部队越过塔格拉山脊的第一次会议起，梅农就规定不得作会议记录。他表示，这样更有利于保密。这种措施对保密其实并没有多少好处；不过，到要追查谁应该对会议所作的决定负责的时候，就使得真相难于查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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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们也跟着照这样办事。陆军总部常常是用电话给东部军区下达命令，由塔帕尔打给森，一般不再补发电报予以肯定；森事实上常到新德里参加会议，因此可以当面给他下命令，自然也是口头的命令。当时，只有军部和军以下的单位才按正常的工作程序办事，但后来即使在这些单位也不这样做了，也许军官们认为叫他们传达下去的命令是不妥当的或是无法执行的，因此不肯写成文字。这不能说成是改革军队的官僚主义来应付紧急情况。当时机紧迫，生命和国家的安全取决于指挥官们所作的决定的时候，书面记录的必要性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川流不息的军事电报和报告打成一式双份或三份，抄送给下级和上级单位互通情况，可以最有效地保证一个政府及其军队能根据已经了解的各种因素，经过全面考虑来作出决定，并使作出决定的人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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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帕尔将军到九月二十二日才请求把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写成文字，时间已经过晚了。这项命令下达给陆军事实上已有十天了。可是塔帕尔的请求仍然使文职官员们一时感到很为难。当时梅农在纽约，由国防部副部长科·拉古拉迈雅（K.Raguramaiah）代理他的职务。他认为肯定一项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命令，超出他正常的职权范围（平时他是管国防生产的，不过问部长的事），但他总算是给梅农挂了电话。即使到了这个时候——陆军参谋长对于发出对中国采取作战行动的命令是否妥当提出了疑问，总理和国防部长又都在国外——也没有同国防委员会或者是它的留在新德里的委员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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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塔帕尔用不着等多久就接到了书面的命令。几个钟头之后，命令来了，措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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