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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尼赫鲁经常所说的要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究竟有多牢靠？在50年代期间，他讲了许多一再向中国表示友好和积极关怀的话，当印度群众为欢迎来自中国的正式访问者高喊中印人民是兄弟的口号时，他当然使印度成为当时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利益的公开和积极的支持者。结果就造成了对他和印度更广泛的关于1962年边界战争是北京的背信弃义行为和对朋友背叛的观点和说法的欣然接受。但是尼赫鲁私下的以怀疑、敌意和想取得领土为特征的对华态度，从那时以来已得到说明。这种见解不是来自批评者，而是来自一个对总理极为佩服甚至到献媚程度的人。这个人几乎在整个尼赫鲁的任职期间都是一位密切而有影响的顾问。他就是N.B.穆立克，情报局局长，在1951年便被委任负责国内外的情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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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立克自称是一个说孟加拉语的比哈尔人（从名字看他是个孟加拉人，显然他不希望被看作是孟加拉人），在印度独立前曾在印度警察部队干过十多年。他1934年与尼赫鲁的首次接触导致他受到国大党领导人的斥责，后者当然对所有印度警察部队的成员甚为卑视，特别是印度人竟然扮演英国统治的强制推行者——这使得穆立克饮恨多年。[注：B.N.穆立克：《我同尼赫鲁相处的岁月，1948-1964》（联合出版公司，新德里，1972年），第一部。] 但在独立后，他加入情报局，于1950年成为局长，昔日的怠慢被置于脑后，如他的三部曲《我同尼赫鲁相处的岁月》中所清晰和最充分表明的，穆立克无论作为个人或政治家，都对总理崇敬起来。事情也很清楚，不仅从穆立克的报告来看，而且从情报局在尼赫鲁所支配的政府政策的那些领域变得能发挥影响甚至威力来看，尼赫鲁对穆立克的洞察和判断的回应充满着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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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穆立克的陈述，在1952年当他就印度的战略方向寻求尼赫鲁的指导，以便确定情报局工作的主要目标时，他得到的指示是，中国必须被看作是“两个敌人”中的一个，另一个是巴基斯坦。因此，他被告知要向反对北京的西藏流亡者提供一切支持，“以各种办法帮助他们并保持他们的斗志”。[注：穆立克前引书，第84-85页。] 穆立克是曾经敦促派出印度远征军以阻止和反对中国占领西藏的人之一，他迅速地与达赖喇嘛的兄弟和在人民解放军抵达拉萨后立即逃往印度的西藏统治集团的其他成员建立起支持性的关系。这必然会导致他与中央情报局进行合作，后者的代理人至少是在印度的默许下，大约从1956年起便进行工作，在西藏煽动于1959年暴发的叛乱。[注：A.汤姆·格隆费尔德：《现代西藏的建设过程》（The Making of Modem Tibet），（M.E.安尔派公司，纽约，1987年），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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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穆立克的看法，尼赫鲁预见到与中国在边界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拖延着以争取时间。因此，他保持其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真诚的友谊姿态，哄骗中国使它有一种安全感，而印度则实现其对边界的主张。尼赫鲁自己在争端在印度成为一个公众性问题后，在议会为自己的策略进行辩护时，也以某种方式肯定了这种解释。他说，政府“正是从第一天”起，便注意到北部的边界问题（设想其存在）。决定不向中国提出这个问题，但是宁可在地图和声明中清楚地说明印度将边界放在哪里：“在我们感到对它有把握时，我们干吗要去问中国[并提出]这个问题呢？……我们觉得我们应当坚持我们的立场，随着时间的消逝，各种事变将确认它，而在那时前，也许当挑战[从中国]来临时，我们将会处于一种更强有力得多的地位去面对它。” [注：马克斯韦尔：《中国和印度：未经谈判的争执》（China and India：The Un-Negotiated Dispute），《中国季刊》，1970年7-9月，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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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保护边界内政部的责任，情报局就是在它下面工作的，正是在有关实施尼赫鲁的政策这件事情上，穆立克的影响最为有力而广泛。执行尼赫鲁沿着整个边界“尤其是在那些可能被认为是有争议的地区”建立哨所网的指示是穆立克的职责，用他的话说是他“要一心一意努力去完成”的职责 [注：穆立克前引书，第190页。] 。值得多引用几句他关于此项工程的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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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按我们所了解的方位沿整个边界建立哨所的工作中，我们常常与陆军司令部和外交部两方面发生冲突。我们常常被指责进入有争议的领土或者超越了我们的边界，尽管除了我们某些巡逻队由于地图上的缺陷有时跨进西藏和新疆外，我们一直将哨所定位在我们主张的边界之内。如果我们过于靠近边界，我们便会被指责为要造成挑衅。我们没有罢休。我们的论点是，既然将保卫边界的责任交给了我们，我们便有权在我们认为最对我们有利的地方建立哨所……。此外，一旦我们主张一块领土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便可不受约束地去到那里建立我们的哨所，不管中国人是否对我们的主张有争论和提出抗议。[注：穆立克前引书，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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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立克知道他在军方和外交部的指责面前有尼赫鲁坚定支持的盔甲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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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是颇有信心：当[政府内部的]争执提到总理那里时，他会作出对我们有利的决定，因为我们只是执行他特别下达给我的命令……。在陆军总部或外交部向总理状告我们时，这种情况发生过不止一次。案卷返回时上面的批语是：既然我们已经建立了哨所，我们就毋需从哨所撤退，但我们应当仔细看看：我们没有侵入中国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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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立克承认，在有些时候其巡逻队的确侵入了他勉强承认的中国领土，有一次深入新疆40英里；但是即使在那种“外交部非常恼怒”的情况下，总理的评语是：巡逻队必定是让有缺陷的地图弄迷了路。“就这样，[情报局]躲开了进一步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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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西段的地形对印度来说是如此困难。而它在那里的边界主张是非常辽阔，以致穆立克得用好几年才能将其巡逻队推进到与这段的中国人接触。他终于到1959年10月获得成功，当时他特地组成的要在“国际边界”——穆立克这样称呼印度所主张的边界线——上建立一个新哨所的远距离巡逻队在空喀山口附近遭到中国军队的拦截。在随之而来的交火中，印度巡逻队吃了亏——死亡9人，其余被俘。那次冲突使尼赫鲁对穆立克行动的支持经历最严峻的考验。在一次高层会议上，情报局被军方和外交部的官员指责为像“侵略者和挑衅者”那样行事。军方坚持，不在事先得到军方的批准，穆立克的武装警察不得在边界沿线向前推进，“而总理只好同意军方的要求”。结果，穆立克遗憾地回忆道，“保卫边界的任务从此移交给了陆军，武装警察的一切军事行动要事先取得陆军司令部的批准”。[注：穆立克前引书，第242-244页。] 在新德里那些日子编织的典型的骗局对现实性的不同寻常的转换中，陆军承担保卫边界的责任被说成是政府要认真看待“中国威胁”的证据。事实上它是一项保护中国不受穆立克在尼赫鲁支持下一心要继续挑衅的措施，陆军认识到这些挑衅在那时定会将它拖入一场它只能失败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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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禁止印度巡逻队向中国占有的领土内挺进没有持续多久。在一个为政治干预和偏袒所败坏的陆军司令部进行的大换班，以奉承阿谀的军人取代了专业老战士 [注：国防部长克里什纳·梅农要对此负大部分责任，但是尼赫鲁也负有重大责任，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他的坚定庇护，使其心腹B.M.考尔得以升至远超过其能力的地位。] 。这意味着到1961年夏季时，陆军本身已开始实施“前进政策”并且不顾北京方面的抗议和警告，以及无视人民解放军在武器、人数和后勤方面的压倒优势，把军队推进到中国在西段占领的领土内以实现印度的主张。这一出自甘地萨特亚格拉哈（精神力量）的军事冒险主义所私生的轻率计划，其目的是想设法把中国人从印度声称是属于自己的阿克赛钦挤出去——实际上是在不用武力的情况下使他们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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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尼赫鲁启动其进程的碰撞彩排，或开始演奏。从1954年7月中国政府关于一支印度巡逻队入侵的措词温和的照会开始，来到被称为是边界中段的地区。在这段发生了什么事呢，看来是这样的：中国人支持西藏位于传统边界上的阵地，巩固了一条“科学的边界”。他们声称，这条边界不仅包括各个山口，也包括一些山口外面的地片，他们控制了它。在整个1954、1955和1956年间这个地区出现过巡逻冲突。外交抗议持续不断，直到两国政府之间开始进行讨论。这些均无结果。1956年下半年印度的一项照会中出现了不祥的语调，它将中国军队出现在新德里认为是边界标志的一个山口的印度一方——北京否认这种断言——说成是“侵略”。[注：一个邻国进行的“侵略”向一个国家提供可以借以实行自卫权的基础——但不是“指一个国家所声称要保护的其主权存在着争议的领土，在边界争执中肯定会有这种情况……”A.O.卡克瓦拉：《国际法中边界争执的解决》（The Settlement of Boundary Disputes in International Law），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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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意义上的边界争端，在中国公布建成一条穿越阿克赛钦联结新疆与西藏西部的公路后表面化了。中国人在刊载于1958年7月号《中国画报》上的一篇论述他们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就的文章中描述了这项值得注意的工程业绩，并将它标明在一张地图上。这条公路的建设在其进展过程中曾引起情报局的注意。穆立克曾敦促建立部队和武装警察哨所去监视或阻止它。但是，据穆立克的说法，于1959年1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陆军在外交部的支持下驳回了他的要求。当时参谋长蒂迈雅将军所表达的陆军方面的看法是，这一条路对印度在战略上不构成任何威胁，而在这个地区建立军事哨所非陆军后勤力量所不能企及，总之，试图在这个地区在军事上约束中国是愚蠢的。外交部的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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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领土对印度没有什么用处。即使中国人不侵入它。印度也不能将它派上用场。那里的边界并未标定，而英国人就变动过不止一次。这里有一条丝绸古道[穿过它]，……中国只有将它改善[以开辟他们的道路]。就一些印度无法实施其主张的问题进行争吵是不得要领的。[注：穆立克前引书，第204-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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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春天使之成为可能时，一支巡逻队被派出去探查这条公路的位置，然而在8月末以后没有听到它的消息。接着到11月3日，新德里得到通知：巡逻队被拘留，其人员被递解出境。中国要求不再发生此类“非法入侵”的保证，并且警告说，这些是不符合友好关系的。[注：本书作者在《印度对华战争》中对此给予了充分详细和有文件根据的说明，大部分取自由印度出版的一系列《白皮书》中的外交通信。这里的引文除另行说明外均源自这些《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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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的建设和对巡逻队的拘留表明阿克赛钦是牢牢地处在中国的控制和行政管辖之下，并在实际上处在印度的权限之外。但是印度从1954年起发行的官方地图却将公路穿越的领土画为无可怀疑的是印度的。现在，印度政策从一开始便不可抗拒地要走向的僵局来临了。要么印度政府改变其在解决边界问题上绝对的单方面态度，要么中国政府从一块对他们来说在战略上至关重要的、它认为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的领土上撤退。这样，一支不可抗拒的力量，或者总之是一项不可得到缓解的要求，遇上了一个岿然不动的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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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与间谍巡逻队被派出去调查公路的同时，外交部一反几个月前它所提倡的态度，向北京发出一个正式照会——不是关于公路本身，而是关于地图所表明的国际边界及《中国画报》上有关它的文章。照会指出，这些同印度最新出版的地图所表明的印度边界不符。（杂志上小型示意图，象中国发行的大多数地图长期所表明的那样，将中国的边界画为西起喀喇昆仑山脉东至布拉马普特拉河谷边缘；现在所有的地图依然这样。）1958年8月21日的这一照会回顾道，尼赫鲁1954年访华期间在同周恩来讨论时曾婉转提到纠正此类地图绘制方面的矛盾，并且得到保证说：“现行出版的地图是以老地图为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来得及改正这些地图”。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已存在了“许多年”，印度“相信这些改正会很快作出。”照会似乎是故意以一项令人不快的提议作为结尾：要赠送一本印度最新出版的官方地图以引导北京的制图人员。[注：在新德里和北京之间交换的照会在发出或收到的同时立即被印度政府公布，并定期收集起来以系列的《白皮书》出版。除另有说明外，照会和总理信件的引文来自这些《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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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时的历史背景的政治环境下，这项照会令人感到惊讶。它专横的语调即使是写给锡金和不丹的统治者也是不得其所的，而它的政治含意非常巨大。实际上，它要求中国通过修改其地图，首先是使麦克马洪与西藏人的秘密交易具有事后的合法性，这样就使后者根据主权的含意拥有缔约的权利；其次，承认阿克赛钦地区是印度的领土，因而中国在那里的行政管辖的发展工作就无异于是“非法的入侵”。很快得到证明：这项照会中所采取的立场决不是为在外交的讨价还价中留有充分余地而作出的公开报价：印度政府是在提出一项不可谈判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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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答复只是重复周恩来对尼赫鲁说过的话：现行出版的地图是以国民党政府授权的画法为根据的，而且单方面修改对他们边界的画法也不合适，必须等待勘察和同有关各国商量的结果。1958年12月尼赫鲁以给周恩来的一封信亲自加入了贯穿于冲突升级期间与正式外交照会交换平行进行的个人通信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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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的语调是热诚的，尽管有某些段落是棉内藏针。在谈到曾经抱怨过的地图时，他伪装惊讶，声称他“在以前的任何时候从未意识到在我们两个国家之间存在任何边界分歧”。他回顾了他们在1954年会晤时周恩来关于复制解放前旧地图所作的保证，但是说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掌权9年之后“继续发行这些不正确的地图”是“令人尴尬的”。关于麦克马洪线，尼赫鲁提醒周恩来，他们在当时中缅边界谈判取得进展的背景下于1956年讨论过这段边界问题，而周恩来向他们作过保证说，中国“建议承认与印度的这一边界”，犹如它正同缅甸所做的那样。尼赫鲁这封信的要点在于这句话：“印度的这些大片土地（在中国地图上表明是在中国境内）只能是属于印度的，这是无疑问的。而且对这些土地不存在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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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1959年1月迅速地作出回答。简而言之，他的论点是：（1）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过。就是说，中国中央政府和印度政府之间从未订立过有关中印边界的任何条约和协定。（2）“中印之间存在着分歧”，因此它们各自的地图对边界的画法不可避免地会有出入。（3）阿克赛钦是中国的领土，并且“一直处在中国的管辖之下。”（4）麦克马洪线作为国际边界线是没有合法性的，但是中国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和环境下接受它的走向，犹如它同缅甸在谈判中所正在进行的那样。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出一项可能解决办法的轮廓：中国将使麦克马洪线的走向合法化，使之作为印度东北部的边界，印度则放弃或断然修正其对阿克赛钦的要求。但是走向这一解决的道路只能是通过谈判。周恩来说，北京现在在准备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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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近来在边界一些地方发生的巡逻队摩擦事件，周恩来在信的结尾建议说，“作为一种临时性的措施。双方暂时保持边界的现状，即双方暂时保持目前各自在边界上的管辖范围，而不越过这个范围。”在中国看来这种措施是进行谈判的必不可少的起码条件，否则，公众对在有争议地区武装冲突的反应将会破坏或毒化谈判。然而，尼赫鲁认为，达成这样一种协议是对中国通过“侵略”占领印度领土的默认，甚至是宽容。从而心照不宣地使它合法化。替代的办法是保留在必要时使用武力以维护印度主张的自由。（在将近40年之后才有一届印度政府对尼赫鲁的立场进行反思，并接受中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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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尼赫鲁对周恩来建议的直截了当的拒绝会带来不受欢迎的后果。它等于是明确宣布：印度要坚持将其部队推进到它主张的所有领土；可是确切地说，这正是尼赫鲁政策的中心意图。如果公开说出，会暴露同印度爱好和平的国际形象和威信相矛盾的好战性，并激起中国立即采取防御措施。所以。在他3月间的复信中，尼赫鲁支吾其词，采用起日益成为印方外交论据特征的诡辩术。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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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意双方应该尊重在最近的那些争执发生之前所存在的情况，双方都不应该试图采取片面行动去行使自认为属于它的权利。再则，如果有任何土地为最近所取得的话，这种情况应予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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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尼赫鲁乍看起来是同意周恩来的建议，事实上是拒绝它。他的第二句话与第一句话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它期望恢复在印度看来是可以接受的原状，而不是周恩来所建议的现状。这预示着在不久之后印度会顽固地坚持，中国必须先通过从阿克赛钦撤出来以“取消其侵略”，才可能进行谈判。正如尼赫鲁在其（1959年9月26日）下一封信中所说：“除非中国军队先从他们目前在传统边界的印度一侧据有的哨所撤出，并且立刻停止进一步的威胁和恐吓，谈判是不会有成效的。”因此，[这]实际上是规定：中国将不得不改变其立场，至少是中止其要求，并从印度声称拥有主权的领土上撤出，然后才能进行谈判。尼赫鲁堵塞了一切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的可能性。自那时近40年来，没有任何一届后继的印度政府得以——或者谋求——克服这一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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