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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一直是印度拒绝就维持边界现状达成协议，但是这种在实际上不对争端进行谈判的拒绝是不好公开讲明的，因为印度是以一贯主张在所有国际争端中不设任何先决条件进行和平谈判而知名的。[注：边界战争后，周恩来在最后一封信中质问尼赫鲁：“在过去你总是劝说其它国家不设定任何前提条件，通过谈判和平地解决争端，为什么印度政府在对待中印边界问题上却采取了一种截然相反的态度？”《白皮书》，第四卷，第13页。] 所以，再次乞灵于诡辩术。印度的拒绝谈判的态度，实际上为用语义学上使人困惑的词句译成的外交照会所掩盖，给人以中国拒绝谈判的印象。[注：马克斯韦尔：《中国和印度：未经谈判的争端》，见《中国季刊》1970年7-9月号。] 尼赫鲁亲自参加了最为重要的外交照会、备忘录和信件的起草工作。[注：霍夫曼前引书，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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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喀山口冲突在印度引起了公众的愤怒（穆立克颇为满意） [注：穆立克将他的书《中国的背叛》献给空喀山口的印度死难者，他们的“牺牲使国家认识了共产党中国的本性。”] ，这导致周恩来敦促立即举行高峰会议。尼赫鲁拖延了好几个月，然后才同意于[1960年]4月在新德里接待周恩来，对国内则清楚说明这次会见不是进行“谈判”。而只是举行“会晤”。（他明确划了一条界线。用它来抵挡那些怀疑他打算向他自己宣布的“中国侵略”退让的批评者。）然而，周恩来乐观地来到高峰会议，因为他最近与缅甸签署了一项协定，解决了比与印度的要更为古老和远为复杂的边界问题，并使那段包括中缅边界的麦克马洪线合法化。[注：吴努从一开始即接受中缅边界没有划定，只有通过谈判才能建立国界的说法。他抵制了主张他的政府采取一种挑战和不妥协态度的普遍要求，结果缅甸在谈判中取得了一条同它一直想争取得到的非常接近的边界，并与中国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有关中缅边界问题的综错复杂情况及其解决的详细论述，见多萝西·伍德曼的《发展中的缅甸》（克雷塞特出版社，伦敦，1962），第5部分“边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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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峰会议上，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第一次明确地提了出来：“相互接受两段的现实并建立边界委员会”。[注：《印度对华战争》，第159页。] 这意味着，如果印度放弃对整个阿克赛钦的要求并通过谈判在西段划定一条双方均可接受的边界，中国准备使麦克马洪线的走向正式化。1899年英国人向中国建议的一条将公路充分地留在中国境内并将印度拥有的领土明显向前推进的走向，本来可以成为印度谈判人员的一个不错的目标。但是尼赫鲁的立场十分僵硬：不妥协，不搞维持现状协定，不谈判。只有中国在外交上的退让并答应从阿克赛钦撤出才会符合印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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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斯蒂文·霍夫曼关于印度的边界政策与前面提及的其精英的民族主义性质之间的联系，揭示出尼赫鲁及其顾问们在接待周恩来及中国代表团时的心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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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中国的希望[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是企图对印度民族的历史真实性抹黑。在印度看来，一个真正的民族是不能被要求就其历史上形成的边界进行谈判的。这种要求和请求只能来自一个[象印度以前的英国统治者那样]将印度民族看作是人为创造的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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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根据霍夫曼的分析，中国方面越是坚持要求谈判，印度人则越感到这是对他们作为一个国家身份的攻击而愈益愤愤不平，因此他们的拒绝更加坚决。霍夫曼的解释来自与那些当时作为尼赫鲁最亲密顾问们的多年的交谈，听起来很古怪，却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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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峰会议失败后外交往来依然不断，两国的官员对他们的历史和地理方面的论据提出了详细的说明。但是僵局现在走到尽头，1961年和1962年夏季印度的“前进政策”的加速推进，随之而来的对抗和后来的多次交火冲突，使战争日益临近。尼赫鲁在（另一种场合下，即印度对果阿的兼并）说他的“整个灵魂都厌恶战争的想法”的同时，却淡漠地和的确满不在乎地公开讨论同中国进行战争的前景。这种信心似乎反映了这一事实，即他最亲密的顾问们，特别是穆立克，直到最后都随时向他保证：中国绝不会对印度使用武力。而北京日益强烈的警告是喝叱和虚张声势。它似乎还表现了一位当代印度观察家所说的他的国家的“大国情结”。[注：A.D.戈尔瓦拉语，见霍夫曼前引著作，第50页。] 在尼赫鲁的想象中，中印冲突预示着世界的末日，他认为这场战争的加剧和持续会震动全世界。他将印度和中国看作是具有同样实力和决心的两个大国的前提，被印度在中国打击冲击下的立即全部垮台证明是虚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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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理上看，如果印度不考虑前进政策，那么相信中国决不会打击印度是有充分根据的。这种行动的确是北京所最为不愿采取的，当时——如同现在一样——很难看出中国希望会从与印度的对抗中得到任何可能的战略和政治上的好处。到60年代开始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开始感到严重的威胁。同苏联的友好战略同盟已经破裂；在美国影响下占据着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台湾国民党残余在加紧对大陆的武装袭击；中央情报局根据1956年开始的一项计划 [注：霍夫曼前引书，第58页。] ，继续训练、武装和将各种叛乱集团运送到西藏，以支持到那时一直流亡在印度的达赖喇嘛的事业。[注：《国际先驱论坛报》，1998年9月16日。] 中国人怀疑在印度不断进行的武装挑衅背后有同样的影响（穆立克当然与中央情报局在新德里的站长保持密切的接触） [注：J.K.加尔布里恩（当时美驻印大使）1993-1994年冬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对作者的谈话，引用经过允许。穆立克与中央情报局的联系远不止在新德里，看来他频繁地对华盛顿进行访问。] 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他们也许会问自己，还有什么可以解释印度的这一政策呢？它不会给印度带来物质上的好处，但继续下去至少必然会令人忧虑地分散中国的防御力量。于是，为清除来自印度的这一威胁的军事反应便不可避免地处在北京的考虑之中，接着开始进行预防力量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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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62年10月，前进政策在西段使局势变得极度紧张。无数小规模的印军哨所在中国人声称拥有和控制的领土上建立起来，并且全都为在兵力上总是占优势的解放军所近距离对峙。发生过多次武装冲突，中国人遭到伤亡。北京关于中国军队将被迫进行报复的抗议和警告变得愤怒和明确。当时，印度政府为中国领导人解决了问题，消除了对其意图的任何怀疑。10月6日的一封照会在北京看来是“最后断然地关闭了谈判的大门。”然后，尼赫鲁于10月12日在向新闻记者谈话时公开宣称，印度军队已接到“解放我们的领土”的命令，即要发动进攻去实现印度的主张。尼赫鲁到那时为止对分歧的处置使得发表这一声明对他来说在政治上已成为必然：既然象他所说的那样，中国是故意侵入了印度领土，那么他的政府除下令进攻外还能干些什么呢？他的恫吓在印度政治阶层中引起了沙文主义的欢欣并使将这一声明当作是最后通谍、甚至宣战的西方感到满意 [注：《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了一个标题为《尼赫鲁向中国宣战》的赞许性社论，在美国和英国，人们以兴灾乐祸的心情注视着中印冲突的发展。] ——但是在其将不得不执行这一类似巴拉克瓦拉 [投笔从戎注：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轻骑兵旅伤亡惨重的著名冲锋] 命令的所属部队战地司令官中间却引起了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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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的作为起因于在麦克马洪线上形成的一次对抗——或者说得更确切点，是在麦克马洪线中国一侧形成的对抗。麦克马洪所画出线的那张地图是基于初步的勘察，当印度行政管理人员于五十年代到达边界地区时，他们得出的结论认为，麦克马洪线的某些地段应当放在向北数英里的地方。既然中国人认真遵守麦克马洪所画的线，将它看作是事实上的边界，并称它为“实际控制线”，显然不要让任何事情去干扰在这段的形势是符合印度利益的。中国遵守麦克马洪线每过一年，都有利于加强印度的主张。然而，一当他们能够这样做时，印度人却开始在麦克马洪所画的那条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几个地段建立前哨基地，认为他们有权作出这样单方面的“纠正”。既然北京阻止这种如邓小平后所说的“对中国领土的蚕食”，结果是始于1959年8月朗久冲突的一系列长时间的武装对峙，持续直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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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印度声称拥有的在麦克马洪所画的那条线以北的唯一一块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土位于其最西端，印度在那里最高处塔格拉山脊的阵地，可以使其前沿哨所观察到中国的基地和交通状况。1962年6月印度部队为执行源自穆立克的占领该山脊的命令，在流经其脚下的山间小溪南姆卡河（Nam Chu）建立了一个哨所——山脊则超出了其部队后勤供应能力所及。9月间中国人作出了他们正在西段进行的反应，以一支较强的抑制军力与印度的新哨所对峙。印度政府接着宣布是中国人派出军队越过了麦克马洪线，而尼赫鲁则公开发誓要将他们赶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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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军即使要将轻装的步兵团队调往那个地区也得挣扎着克服种种令人烦恼的困难——所有的武器和供应都得靠人搬运越过许多陡峭的山峦，其高度对它的水土不服并且衣着单薄的部队来说是致命的；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武器和给养则通过卡车运到正靠塔格拉山脊的背后，然后用骡子驮过山脊。想靠袭击把中国人从山脊上赶走在军事上是不可能的，即使印度人想方设法集中起一个旅的步兵——的确印度方面的任何规模的集中都会被中国人轻而易举地在数量上压倒。一个其部队将不得不遵从命令发起一场毫无希望的攻击的师司令官在回忆他在广播中听到尼赫鲁声明时的反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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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声明好象是给我当头一棒。我简直难以相信任何人，更不用说一位有国际声誉的政治家，会公开发表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军事行动的声明……其军事含义和中国人可能作出的反应，至少对我们这些在前线的人是清楚的。既然尼赫鲁公开宣布了他要进行攻击的打算，那么中国人就不会等着遭受打击。[注：尼兰詹·普拉萨德少将（退休）：《塔旺的陷落》，帕利特出版社，新德里，1981，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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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印度部队开始了对山脊攻击前的策略性预备行动。这次有勇无谋的出击在印度人还未给中国人造成严重伤亡前便迅速被赶了回来。几天后另一个营挣扎着下到河沿地区去支援那里的印度人，使他们的人数达到约2500人。印度部队的部署是为了进攻，而不是进行防御。这样，北京没有理由怀疑尼赫鲁说的话是否算数，知道印度对中国阵地的进攻迫在眉睫。[注：关于印度军队如何勇敢地努力执行由政治领导通过腐败的陆军总部、西线司令部和第4军的指挥系统下达给其职责是发起进攻的师、旅司令官的不可能实现的命令的详情，见于以下两本书的令人惊叹的记述：旅长约翰·P.达尔文准将的《喜马拉雅山失策：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的启幕人》（Himalayan Blunder：The Curtain-Raiser to the Sino-Indian Border War of 1962，塔克尔公司，孟买，1969）和N·普拉萨德少将的《塔旺的陷落》。] 毫无疑问，此种进攻能够被击败，使进攻者遭受重大损失而中国遭受最低限度的伤亡。但是北京想必认识到，这样一个局部性的胜利只能使中国的问题变得更糟。印度人的失败会使他们加大报怨被作为牺牲品并指责中国人的侵略——这在西方是被人相信的——并使他们一旦变得足够强大时，要决心再次战斗。只有一次远为更大规模的惩罚性打击才能期望阻止印度继续通过武力实现其边界主张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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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黎明前，人民解放军发动了预防性的进攻。边界战争开始了 [注：北京虚假地指责印度军队那天在塔格拉山脊地区和西段发动了进攻，因而中国人进行了反击。中国军队对尼赫鲁已向全世界通告了的印度进攻先发制人，这一真相更对中国有利。] 。塔格拉山脊下的印度部队在被打垮前战斗了约30分钟，其弹药即告罄尽，中国在东段向前推进，直到占领达旺。在西段“前进政策”中建立的最前沿的印度哨所也被清除掉了。这时中国军队停止了前进，周恩来亲自向尼赫鲁发出了呼吁。他建议停火，并将人民解放军撤回到麦克马洪线后面的阵地；作为回答，要求印度终止向前推进并开展谈判“寻求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尼赫鲁立即拒绝了该建议。三周之后，中国军队在第二次进攻时只用了三天便摧毁了印度在东西两段所有争议地区的抵抗。惊慌失措中，尼赫鲁以如此歇斯底里的言词吁请美国的军事干预，以致印度大使在递交信件时因蒙受屈辱而眼泪盈眶。[注：B.K.尼赫鲁：《好人屈居第二》（Nice Guys Finish Second），维肯公司，新德里，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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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军在到达中国所主张的界线后停止了前进。接着中国宣布从11月22日起单方面停火。并在一个月后将其武装力量撤退到麦克马洪线后20公里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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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瓦杰帕伊向克林顿所说的“中国对印度武装侵略”的始末。上述的记事和分析表明：1962年的边界战争并不是那么回事。印度制造了边界争端，拒绝就它进行谈判，然后企图凭借武力实现其主张。武力回应是被强加到北京头上的，当它来临时，它得到恰当的估量。中国的武力反击从战略上和政治上说都是有正当理由的。印度的政策的确使北京没有其它现实的选择余地。正如一位印度评论家所说的，“[中国的]‘未经挑衅的侵略’这个警句在边界战争后广为传播纯粹是为了政治目的——它是一种为争取同情而玩弄的冷酷政治花样……”。[注：R.C.艾耶尔：《中印争端》，前线出版社，加尔各答，1970。] 但是，因为这种黑白颠倒可以抚慰印度政治阶层的深受伤害的自尊，它便被立即当作真理接受了，并且在印度一直成为一种受到珍视的谬见。瓦杰帕伊在其致克林顿总统的信中表明：印度政府依然想从昔日的虚构中谋图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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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对华战争 二、争端为何依然未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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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边界战争中的胜利是完满的，印度的失败是绝对的，但是通过其它办法作为外交的继续，中国的惩罚性远征只取得了部分的、暂时的成功。印军的溃败导致对各总部的肃整。只有一两个阿谀奉承的军人保住了他们的前途。[注：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任军事行动处主任的D.K.帕立特准将，他是在陆军官员报告（仍未公布）中被指责为印军的溃败负有责任的4个成员之一，但是他却升为少将。自然，在他自己的记述中不会提及这一共谋：《在高峻的喜马拉雅山上的战争：1962年印军在危机中》（War in High Himalayan：The Indian Army in Crisis，1962，赫尔斯特公司，伦敦，1991。）] 印军回复到由专业人员指挥，曾将它引向前进政策并导致溃败的政治干预宣告结束。边界恢复了平静，在25年中不再有印军在西段挑战性的刺探，或者越过麦克马洪线。但是政府在外交做法上没有变化。尼赫鲁的立场依旧僵硬，而现在还的确为一种想象中的伤害和背叛感，以及真正的羞辱感所加强。中国使用武力并没有决定性地和持久地完成其两项政治目标中的任何一项：使印度回到谈判桌来；并向印度人表明，在这种谈判前试图以武力将印度的领土主张强加给中国是徒劳的和在自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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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尼赫鲁打交道的亲身经历，使他感到颇受轻蔑和令人愤怒 [注：1971年作者在北京同周恩来讨论中印冲突时，他仍怀有并表达了那些感情。] 。1963年4月他认真起来，终止了总理之间的通信。他指责尼赫鲁采取了“一种表明印度根本不打算举行谈判的不诚实的做法”，并以更糟的结尾收场：“如果印度政府由于国内外的政治需要，暂时不准备进行谈判，中国政府愿意耐心等待”。36年之后，它依然在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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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态度自周恩来在1960年高峰会议上首次阐明以来从未改变。自那时以来一次最为明确的阐述是1981年邓小平在接见一批印度评论员时简洁地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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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未要求归还为旧殖民主义者非法并入印度的全部领土。中国建议双方都在实际控制边界线的基础上作出让步，中国在东段，印度在西段，以使中印边界问题在一揽子计划中予以解决。[注：卡鲁纳加尔·古普塔在《中印关系：还事实真相》中予以引用，《政治家报》，新德里，1981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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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所采取的曾使其政府无所作为的立场。使得逆转、甚至是调整，都非常困难。除了他自己和其他政治家的花言巧语外，在边界战争期间议会曾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政府——及其后继者——“收复”全部被中国占领的印度要求拥有的领土。1954年发行的官方地图是如此充满信心，以致将印度边界说成是“牢固和明确的”——而且是不可谈判的——这可以用来作为论据，说明任何与北京的妥协解决方案将会牵涉到割让印度领土。宪法没有赋予行政机构割让领土的权力。因此可以说，在一项条约能得到执行前，需要对宪法进行修订，而要做到这点，在任何可以设想的政治环境里都将是极端困难的。因此，即使某一届印度政府准备迎着政治风暴同北京展开谈判以解决边界问题，这一努力仍然会遇到尼赫鲁设置的路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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