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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的建设和对巡逻队的拘留表明阿克赛钦是牢牢地处在中国的控制和行政管辖之下，并在实际上处在印度的权限之外。但是印度从1954年起发行的官方地图却将公路穿越的领土画为无可怀疑的是印度的。现在，印度政策从一开始便不可抗拒地要走向的僵局来临了。要么印度政府改变其在解决边界问题上绝对的单方面态度，要么中国政府从一块对他们来说在战略上至关重要的、它认为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的领土上撤退。这样，一支不可抗拒的力量，或者总之是一项不可得到缓解的要求，遇上了一个岿然不动的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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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与间谍巡逻队被派出去调查公路的同时，外交部一反几个月前它所提倡的态度，向北京发出一个正式照会——不是关于公路本身，而是关于地图所表明的国际边界及《中国画报》上有关它的文章。照会指出，这些同印度最新出版的地图所表明的印度边界不符。（杂志上小型示意图，象中国发行的大多数地图长期所表明的那样，将中国的边界画为西起喀喇昆仑山脉东至布拉马普特拉河谷边缘；现在所有的地图依然这样。）1958年8月21日的这一照会回顾道，尼赫鲁1954年访华期间在同周恩来讨论时曾婉转提到纠正此类地图绘制方面的矛盾，并且得到保证说：“现行出版的地图是以老地图为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来得及改正这些地图”。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已存在了“许多年”，印度“相信这些改正会很快作出。”照会似乎是故意以一项令人不快的提议作为结尾：要赠送一本印度最新出版的官方地图以引导北京的制图人员。[注：在新德里和北京之间交换的照会在发出或收到的同时立即被印度政府公布，并定期收集起来以系列的《白皮书》出版。除另有说明外，照会和总理信件的引文来自这些《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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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时的历史背景的政治环境下，这项照会令人感到惊讶。它专横的语调即使是写给锡金和不丹的统治者也是不得其所的，而它的政治含意非常巨大。实际上，它要求中国通过修改其地图，首先是使麦克马洪与西藏人的秘密交易具有事后的合法性，这样就使后者根据主权的含意拥有缔约的权利；其次，承认阿克赛钦地区是印度的领土，因而中国在那里的行政管辖的发展工作就无异于是“非法的入侵”。很快得到证明：这项照会中所采取的立场决不是为在外交的讨价还价中留有充分余地而作出的公开报价：印度政府是在提出一项不可谈判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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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答复只是重复周恩来对尼赫鲁说过的话：现行出版的地图是以国民党政府授权的画法为根据的，而且单方面修改对他们边界的画法也不合适，必须等待勘察和同有关各国商量的结果。1958年12月尼赫鲁以给周恩来的一封信亲自加入了贯穿于冲突升级期间与正式外交照会交换平行进行的个人通信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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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的语调是热诚的，尽管有某些段落是棉内藏针。在谈到曾经抱怨过的地图时，他伪装惊讶，声称他“在以前的任何时候从未意识到在我们两个国家之间存在任何边界分歧”。他回顾了他们在1954年会晤时周恩来关于复制解放前旧地图所作的保证，但是说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掌权9年之后“继续发行这些不正确的地图”是“令人尴尬的”。关于麦克马洪线，尼赫鲁提醒周恩来，他们在当时中缅边界谈判取得进展的背景下于1956年讨论过这段边界问题，而周恩来向他们作过保证说，中国“建议承认与印度的这一边界”，犹如它正同缅甸所做的那样。尼赫鲁这封信的要点在于这句话：“印度的这些大片土地（在中国地图上表明是在中国境内）只能是属于印度的，这是无疑问的。而且对这些土地不存在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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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1959年1月迅速地作出回答。简而言之，他的论点是：（1）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过。就是说，中国中央政府和印度政府之间从未订立过有关中印边界的任何条约和协定。（2）“中印之间存在着分歧”，因此它们各自的地图对边界的画法不可避免地会有出入。（3）阿克赛钦是中国的领土，并且“一直处在中国的管辖之下。”（4）麦克马洪线作为国际边界线是没有合法性的，但是中国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和环境下接受它的走向，犹如它同缅甸在谈判中所正在进行的那样。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出一项可能解决办法的轮廓：中国将使麦克马洪线的走向合法化，使之作为印度东北部的边界，印度则放弃或断然修正其对阿克赛钦的要求。但是走向这一解决的道路只能是通过谈判。周恩来说，北京现在在准备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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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近来在边界一些地方发生的巡逻队摩擦事件，周恩来在信的结尾建议说，“作为一种临时性的措施。双方暂时保持边界的现状，即双方暂时保持目前各自在边界上的管辖范围，而不越过这个范围。”在中国看来这种措施是进行谈判的必不可少的起码条件，否则，公众对在有争议地区武装冲突的反应将会破坏或毒化谈判。然而，尼赫鲁认为，达成这样一种协议是对中国通过“侵略”占领印度领土的默认，甚至是宽容。从而心照不宣地使它合法化。替代的办法是保留在必要时使用武力以维护印度主张的自由。（在将近40年之后才有一届印度政府对尼赫鲁的立场进行反思，并接受中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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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尼赫鲁对周恩来建议的直截了当的拒绝会带来不受欢迎的后果。它等于是明确宣布：印度要坚持将其部队推进到它主张的所有领土；可是确切地说，这正是尼赫鲁政策的中心意图。如果公开说出，会暴露同印度爱好和平的国际形象和威信相矛盾的好战性，并激起中国立即采取防御措施。所以。在他3月间的复信中，尼赫鲁支吾其词，采用起日益成为印方外交论据特征的诡辩术。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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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意双方应该尊重在最近的那些争执发生之前所存在的情况，双方都不应该试图采取片面行动去行使自认为属于它的权利。再则，如果有任何土地为最近所取得的话，这种情况应予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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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尼赫鲁乍看起来是同意周恩来的建议，事实上是拒绝它。他的第二句话与第一句话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它期望恢复在印度看来是可以接受的原状，而不是周恩来所建议的现状。这预示着在不久之后印度会顽固地坚持，中国必须先通过从阿克赛钦撤出来以“取消其侵略”，才可能进行谈判。正如尼赫鲁在其（1959年9月26日）下一封信中所说：“除非中国军队先从他们目前在传统边界的印度一侧据有的哨所撤出，并且立刻停止进一步的威胁和恐吓，谈判是不会有成效的。”因此，[这]实际上是规定：中国将不得不改变其立场，至少是中止其要求，并从印度声称拥有主权的领土上撤出，然后才能进行谈判。尼赫鲁堵塞了一切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的可能性。自那时近40年来，没有任何一届后继的印度政府得以——或者谋求——克服这一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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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一直是印度拒绝就维持边界现状达成协议，但是这种在实际上不对争端进行谈判的拒绝是不好公开讲明的，因为印度是以一贯主张在所有国际争端中不设任何先决条件进行和平谈判而知名的。[注：边界战争后，周恩来在最后一封信中质问尼赫鲁：“在过去你总是劝说其它国家不设定任何前提条件，通过谈判和平地解决争端，为什么印度政府在对待中印边界问题上却采取了一种截然相反的态度？”《白皮书》，第四卷，第13页。] 所以，再次乞灵于诡辩术。印度的拒绝谈判的态度，实际上为用语义学上使人困惑的词句译成的外交照会所掩盖，给人以中国拒绝谈判的印象。[注：马克斯韦尔：《中国和印度：未经谈判的争端》，见《中国季刊》1970年7-9月号。] 尼赫鲁亲自参加了最为重要的外交照会、备忘录和信件的起草工作。[注：霍夫曼前引书，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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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喀山口冲突在印度引起了公众的愤怒（穆立克颇为满意） [注：穆立克将他的书《中国的背叛》献给空喀山口的印度死难者，他们的“牺牲使国家认识了共产党中国的本性。”] ，这导致周恩来敦促立即举行高峰会议。尼赫鲁拖延了好几个月，然后才同意于[1960年]4月在新德里接待周恩来，对国内则清楚说明这次会见不是进行“谈判”。而只是举行“会晤”。（他明确划了一条界线。用它来抵挡那些怀疑他打算向他自己宣布的“中国侵略”退让的批评者。）然而，周恩来乐观地来到高峰会议，因为他最近与缅甸签署了一项协定，解决了比与印度的要更为古老和远为复杂的边界问题，并使那段包括中缅边界的麦克马洪线合法化。[注：吴努从一开始即接受中缅边界没有划定，只有通过谈判才能建立国界的说法。他抵制了主张他的政府采取一种挑战和不妥协态度的普遍要求，结果缅甸在谈判中取得了一条同它一直想争取得到的非常接近的边界，并与中国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有关中缅边界问题的综错复杂情况及其解决的详细论述，见多萝西·伍德曼的《发展中的缅甸》（克雷塞特出版社，伦敦，1962），第5部分“边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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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峰会议上，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第一次明确地提了出来：“相互接受两段的现实并建立边界委员会”。[注：《印度对华战争》，第159页。] 这意味着，如果印度放弃对整个阿克赛钦的要求并通过谈判在西段划定一条双方均可接受的边界，中国准备使麦克马洪线的走向正式化。1899年英国人向中国建议的一条将公路充分地留在中国境内并将印度拥有的领土明显向前推进的走向，本来可以成为印度谈判人员的一个不错的目标。但是尼赫鲁的立场十分僵硬：不妥协，不搞维持现状协定，不谈判。只有中国在外交上的退让并答应从阿克赛钦撤出才会符合印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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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斯蒂文·霍夫曼关于印度的边界政策与前面提及的其精英的民族主义性质之间的联系，揭示出尼赫鲁及其顾问们在接待周恩来及中国代表团时的心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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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中国的希望[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是企图对印度民族的历史真实性抹黑。在印度看来，一个真正的民族是不能被要求就其历史上形成的边界进行谈判的。这种要求和请求只能来自一个[象印度以前的英国统治者那样]将印度民族看作是人为创造的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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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根据霍夫曼的分析，中国方面越是坚持要求谈判，印度人则越感到这是对他们作为一个国家身份的攻击而愈益愤愤不平，因此他们的拒绝更加坚决。霍夫曼的解释来自与那些当时作为尼赫鲁最亲密顾问们的多年的交谈，听起来很古怪，却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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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峰会议失败后外交往来依然不断，两国的官员对他们的历史和地理方面的论据提出了详细的说明。但是僵局现在走到尽头，1961年和1962年夏季印度的“前进政策”的加速推进，随之而来的对抗和后来的多次交火冲突，使战争日益临近。尼赫鲁在（另一种场合下，即印度对果阿的兼并）说他的“整个灵魂都厌恶战争的想法”的同时，却淡漠地和的确满不在乎地公开讨论同中国进行战争的前景。这种信心似乎反映了这一事实，即他最亲密的顾问们，特别是穆立克，直到最后都随时向他保证：中国绝不会对印度使用武力。而北京日益强烈的警告是喝叱和虚张声势。它似乎还表现了一位当代印度观察家所说的他的国家的“大国情结”。[注：A.D.戈尔瓦拉语，见霍夫曼前引著作，第50页。] 在尼赫鲁的想象中，中印冲突预示着世界的末日，他认为这场战争的加剧和持续会震动全世界。他将印度和中国看作是具有同样实力和决心的两个大国的前提，被印度在中国打击冲击下的立即全部垮台证明是虚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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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理上看，如果印度不考虑前进政策，那么相信中国决不会打击印度是有充分根据的。这种行动的确是北京所最为不愿采取的，当时——如同现在一样——很难看出中国希望会从与印度的对抗中得到任何可能的战略和政治上的好处。到60年代开始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开始感到严重的威胁。同苏联的友好战略同盟已经破裂；在美国影响下占据着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台湾国民党残余在加紧对大陆的武装袭击；中央情报局根据1956年开始的一项计划 [注：霍夫曼前引书，第58页。] ，继续训练、武装和将各种叛乱集团运送到西藏，以支持到那时一直流亡在印度的达赖喇嘛的事业。[注：《国际先驱论坛报》，1998年9月16日。] 中国人怀疑在印度不断进行的武装挑衅背后有同样的影响（穆立克当然与中央情报局在新德里的站长保持密切的接触） [注：J.K.加尔布里恩（当时美驻印大使）1993-1994年冬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对作者的谈话，引用经过允许。穆立克与中央情报局的联系远不止在新德里，看来他频繁地对华盛顿进行访问。] 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他们也许会问自己，还有什么可以解释印度的这一政策呢？它不会给印度带来物质上的好处，但继续下去至少必然会令人忧虑地分散中国的防御力量。于是，为清除来自印度的这一威胁的军事反应便不可避免地处在北京的考虑之中，接着开始进行预防力量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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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62年10月，前进政策在西段使局势变得极度紧张。无数小规模的印军哨所在中国人声称拥有和控制的领土上建立起来，并且全都为在兵力上总是占优势的解放军所近距离对峙。发生过多次武装冲突，中国人遭到伤亡。北京关于中国军队将被迫进行报复的抗议和警告变得愤怒和明确。当时，印度政府为中国领导人解决了问题，消除了对其意图的任何怀疑。10月6日的一封照会在北京看来是“最后断然地关闭了谈判的大门。”然后，尼赫鲁于10月12日在向新闻记者谈话时公开宣称，印度军队已接到“解放我们的领土”的命令，即要发动进攻去实现印度的主张。尼赫鲁到那时为止对分歧的处置使得发表这一声明对他来说在政治上已成为必然：既然象他所说的那样，中国是故意侵入了印度领土，那么他的政府除下令进攻外还能干些什么呢？他的恫吓在印度政治阶层中引起了沙文主义的欢欣并使将这一声明当作是最后通谍、甚至宣战的西方感到满意 [注：《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了一个标题为《尼赫鲁向中国宣战》的赞许性社论，在美国和英国，人们以兴灾乐祸的心情注视着中印冲突的发展。] ——但是在其将不得不执行这一类似巴拉克瓦拉 [投笔从戎注：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轻骑兵旅伤亡惨重的著名冲锋] 命令的所属部队战地司令官中间却引起了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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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的作为起因于在麦克马洪线上形成的一次对抗——或者说得更确切点，是在麦克马洪线中国一侧形成的对抗。麦克马洪所画出线的那张地图是基于初步的勘察，当印度行政管理人员于五十年代到达边界地区时，他们得出的结论认为，麦克马洪线的某些地段应当放在向北数英里的地方。既然中国人认真遵守麦克马洪所画的线，将它看作是事实上的边界，并称它为“实际控制线”，显然不要让任何事情去干扰在这段的形势是符合印度利益的。中国遵守麦克马洪线每过一年，都有利于加强印度的主张。然而，一当他们能够这样做时，印度人却开始在麦克马洪所画的那条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几个地段建立前哨基地，认为他们有权作出这样单方面的“纠正”。既然北京阻止这种如邓小平后所说的“对中国领土的蚕食”，结果是始于1959年8月朗久冲突的一系列长时间的武装对峙，持续直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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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印度声称拥有的在麦克马洪所画的那条线以北的唯一一块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土位于其最西端，印度在那里最高处塔格拉山脊的阵地，可以使其前沿哨所观察到中国的基地和交通状况。1962年6月印度部队为执行源自穆立克的占领该山脊的命令，在流经其脚下的山间小溪南姆卡河（Nam Chu）建立了一个哨所——山脊则超出了其部队后勤供应能力所及。9月间中国人作出了他们正在西段进行的反应，以一支较强的抑制军力与印度的新哨所对峙。印度政府接着宣布是中国人派出军队越过了麦克马洪线，而尼赫鲁则公开发誓要将他们赶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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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军即使要将轻装的步兵团队调往那个地区也得挣扎着克服种种令人烦恼的困难——所有的武器和供应都得靠人搬运越过许多陡峭的山峦，其高度对它的水土不服并且衣着单薄的部队来说是致命的；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武器和给养则通过卡车运到正靠塔格拉山脊的背后，然后用骡子驮过山脊。想靠袭击把中国人从山脊上赶走在军事上是不可能的，即使印度人想方设法集中起一个旅的步兵——的确印度方面的任何规模的集中都会被中国人轻而易举地在数量上压倒。一个其部队将不得不遵从命令发起一场毫无希望的攻击的师司令官在回忆他在广播中听到尼赫鲁声明时的反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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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声明好象是给我当头一棒。我简直难以相信任何人，更不用说一位有国际声誉的政治家，会公开发表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军事行动的声明……其军事含义和中国人可能作出的反应，至少对我们这些在前线的人是清楚的。既然尼赫鲁公开宣布了他要进行攻击的打算，那么中国人就不会等着遭受打击。[注：尼兰詹·普拉萨德少将（退休）：《塔旺的陷落》，帕利特出版社，新德里，1981，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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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印度部队开始了对山脊攻击前的策略性预备行动。这次有勇无谋的出击在印度人还未给中国人造成严重伤亡前便迅速被赶了回来。几天后另一个营挣扎着下到河沿地区去支援那里的印度人，使他们的人数达到约2500人。印度部队的部署是为了进攻，而不是进行防御。这样，北京没有理由怀疑尼赫鲁说的话是否算数，知道印度对中国阵地的进攻迫在眉睫。[注：关于印度军队如何勇敢地努力执行由政治领导通过腐败的陆军总部、西线司令部和第4军的指挥系统下达给其职责是发起进攻的师、旅司令官的不可能实现的命令的详情，见于以下两本书的令人惊叹的记述：旅长约翰·P.达尔文准将的《喜马拉雅山失策：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的启幕人》（Himalayan Blunder：The Curtain-Raiser to the Sino-Indian Border War of 1962，塔克尔公司，孟买，1969）和N·普拉萨德少将的《塔旺的陷落》。] 毫无疑问，此种进攻能够被击败，使进攻者遭受重大损失而中国遭受最低限度的伤亡。但是北京想必认识到，这样一个局部性的胜利只能使中国的问题变得更糟。印度人的失败会使他们加大报怨被作为牺牲品并指责中国人的侵略——这在西方是被人相信的——并使他们一旦变得足够强大时，要决心再次战斗。只有一次远为更大规模的惩罚性打击才能期望阻止印度继续通过武力实现其边界主张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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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黎明前，人民解放军发动了预防性的进攻。边界战争开始了 [注：北京虚假地指责印度军队那天在塔格拉山脊地区和西段发动了进攻，因而中国人进行了反击。中国军队对尼赫鲁已向全世界通告了的印度进攻先发制人，这一真相更对中国有利。] 。塔格拉山脊下的印度部队在被打垮前战斗了约30分钟，其弹药即告罄尽，中国在东段向前推进，直到占领达旺。在西段“前进政策”中建立的最前沿的印度哨所也被清除掉了。这时中国军队停止了前进，周恩来亲自向尼赫鲁发出了呼吁。他建议停火，并将人民解放军撤回到麦克马洪线后面的阵地；作为回答，要求印度终止向前推进并开展谈判“寻求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尼赫鲁立即拒绝了该建议。三周之后，中国军队在第二次进攻时只用了三天便摧毁了印度在东西两段所有争议地区的抵抗。惊慌失措中，尼赫鲁以如此歇斯底里的言词吁请美国的军事干预，以致印度大使在递交信件时因蒙受屈辱而眼泪盈眶。[注：B.K.尼赫鲁：《好人屈居第二》（Nice Guys Finish Second），维肯公司，新德里，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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